世界各国高校招生录取方式经历了由单一渠道到多元录取的历程。受到科举制和西方考试制度的双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里，我国高校把学生高考成绩作为招生的唯一依据，这种招生方式保证了人才选拔的效率和公平，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最佳选择。但是，单一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具有制约高校办学自主权等弊端，不利于教育改革的深化；也因此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应试之风，不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于是，国家逐步实施招生制度改革试点，1984年首次实施保送生政策以促进人才的多元选拔，次年上海市开展自主招生考试改革试验，实行以高中会考制度为核心的高考改革，随后全国范围内陆续实行分省命题。尽管如此，各地的改革试点并未从根本上破解应试教育的问题，而且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而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如“权钱交易”“关系盛行”等弊病，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为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素质的要求，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加快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在招生考试中突出对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查”，加快构建有多种选择、更加科学和公正的高校招生选拔制度，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状况，探索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招生录取模式。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考察”，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内容，探索多次机会、双向选择、综合评价的考试选拔方式。从“考查”到“考察”，一字之差蕴含着高校招生方式应从单一的考试选拔到强调多种方式结合的“综合评价”。之后，初高中阶段学生率先建立并完善发展性评价体系，综合素质评价逐渐成为上一级学校的招生录取依据。经过初步试点，2014年9月，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探索建立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简称“两依据一参考”)。高考综合改革实施一轮以来，有关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招生中运用的合理性与风险性的热议尚未形成定论，在实际招生录取中高校如何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如何进行综合评价录取等问题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此，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探究“综合素质”的内涵及其评价方式，进而分析上海市高考综合改革中开展综合评价录取试点高校的具体做法，最后结合访谈资料及国际上较为成熟的高校综合评价招生经验，深入分析我国高校综合评价招生所面临的问题及改进思路。

一、综合素质评价的学理释意及政策困境

长期以来，有关综合素质评价的讨论集中于政策文本和实施情况，忽略了对其本身的关照。事实上，将综合素质评价付诸实践的起点，首先应回到学理层面。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审视政策的应然规定与实然效果，可以发现其中的困境所在。

(一) 综合素质评价的学理释意

有关人的综合素质及其评价问题，涉及到个体素质及其评价的复杂关系，需要援引多学科的理论成果以进行全面判断。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上，“素质”是人的先天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是人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某些素质上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实践和学习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杨治良，郝兴昌, 2016, 第364页)。与此不同的是，在教育学意义上，“素质”是指个体以先天禀赋为基础，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获得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结构，是制约个体活动的方向、水平、质量的内在因素(顾明远, 2013, 第1674、1675页)。对比而言，心理学和生理学强调“素质”的先天性；而教育学强调“素质”的后天性，是以先天素质为基础并与先天素质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先天与后天素质的整合体，构成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或基本表现形式。因而，当将“素质”置于“综合”的思维方式下，就要求把个体素质的各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通过“综合”的方法，整体地认识个体素质，把握内部联系，抓住本质。由此可见，综合素质并非不同种类“素质”的组装，而是发现不同素质间的内在联系后，使之融合成为学生的个性整体(李雁冰，2011)。质言之，学校教育培养和选拔人才所强调的“综合素质”，应从整体上把握学生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具有个性特点的品质。

对于学生的“素质”该如何评价，也经历了长时期的探索。20世纪中叶，标准化测验风靡美国，智力和倾向测试广泛应用于学校教育和企业管理中。虽然标准化测试在测量人的知识储备和智力水平上具有一定有效性，但难以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于是，学者对这种测验方式进行了重新思考。心理学家麦克利兰在1973年发表的文章中对广为流行的智力测试进行了冷静思考，首次提出“素质(competence)”概念，他认为：(1)学校中的分数并不能预测职业成功，(2)智力测试和倾向测试不能预测职业成功和其他重要的生活成果，(3)测试和学术成就仅因为与社会地位有潜在联系因而能预测工作绩效，(4)这类测试对少数人群不公平，(5)相比于传统测试，评估“素质”可以更好地预测重要行为表现(McClelland，1973)。由此可见，当各类标准化测试与学校教育紧密相关，但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时，智力测试、能力测试只能反映学生在学校的表现，不能反映其潜在能力。进而，麦克利兰主张，为了评估“素质”，可以使用标准样本(criterion sampling)的方式，同时强调测试应反映个体学习的变化、包含真实生活的情境等要素。此类关于个体素质的评估方式，广泛应用于人力资源甄选环节，如职业测试、组织多种形式的面试等(诺伊等, 2005, 第186-192页)。无独有偶，还有学者认为，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最有效的是采用真实性评价的方式，或为学生提供与现实情境相似的真实性任务，要求学生运用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创造性活动，展示和证明自己的知识、才能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Wiggin，1989)。

综上，本研究认为，综合素质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利用和调动心理社会资源，以满足复杂需要、解决任务的能力，蕴含着个体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以及行为表现等。个体综合素质具有整体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决定着个体的行为表现。理论上的“综合素质”表明，“综合素质评价”应当客观反映学生在处理实际问题过程中的表现，以折射其内隐的综合性要素。具体到招生录取环节，高校应结合本校的办学理念、学科定位，根据学生提交、表现或呈现出的“证据”，选择适合的学生。

(二) 综合素质评价的政策规定及其实践困难

以综合素质评价为载体，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价值导向与政策背景。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 高中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包括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社会实践，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情况，并将其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至此，开展综合素质评价成为高中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并成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一环。政策文本把学生的综合素质分为若干维度，由培养单位(即高中学校)组织收集学生成长过程中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在取得同学、教师、家长的认可后，记录在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中。教育部201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进一步明确，高中学校是综合素质评价的主体，要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集中反映综合素质的具体内容，整理、遴选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活动和典型事实材料，为每位学生建立综合素质档案。从政策文本观之，高中阶段形成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具备两种功能：一是帮助和引导高中学生的发展，二是作为高校招生环节的参考依据。与此同时，高校要制定科学规范的综合评价体系和使用办法，组织专业人员对档案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

在本次高考综合改革中，“两依据一参考”的“一参考”(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一大亮点，也是一大难点。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发展性评价和多维度评价，现有政策对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主体和实施程序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和先进性，但当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成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时，以高中学校为主体的综合素质记录与评价，却产生了逻辑悖论和实际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现有政策对综合素质的界定。将学生的综合素质分为思想品德、学业水平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弱化了综合素质的整体性与个体性。虽然政策为综合素质评价确定了“着力点”，但是“综合素质”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不可测量性，若将其细分为若干目标，则本质上是一种原子论的做法(李雁冰，2011；周先进，张睦楚，2014；刘志军，2016)。在实践过程中，高校招生办负责人也反映这种分类记录、客观呈现的方式确有不方便参考之处。如有高校招办负责人谈道，“更多地是看学生学科竞赛获奖情况、市级以上的获奖情况，其他方面较难衡量”。

第二，以高中学校为主体记录与评估学生综合素质，涉及高中学校、学生、家长、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高校究竟用不用、如何使用是各方的质疑点。访谈中，不少高中校长表示，担心高校招生中“不利用”“不参考”，“学校费了很大力气组织与记录学生活动，结果‘没有用’，或者‘不知道是否有用’”。这也是部分高中学校尤其是非重点高中学校不认真落实综合素质评价的一大原因。诚如一位校长所言：“只有高等学校真用，高中学校才会真做。”

第三，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记录在高校使用存在风险。在访谈中，部分高校招生负责人表示，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报告给学校判断真假带来较大难度，甄别困难。当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招生中居于高利害位置时，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导致评价内容失真；而当综合素质评价报告本身的可信度被质疑时，高校“不敢用，用不了”，尤其是在当前投档录取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高考分数依然在录取中具有优先性，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易“形同虚设”(罗祖兵，2011；罗祖兵，2015；秦春华, 林莉，2015；樊亚峤，2016)。以上“风险性”与既有高校招生体系的“稳定性”之间产生冲突，反而不利于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中的使用，进而不利于综合素质评价在高中学校的实施。

基于上述的困难和问题，本研究认为，综合评价招生改革应聚焦于高等学校。作为上一级学校的高等院校，直接承担着培养高中毕业生的重任，为遴选符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学科特点的学生，需要切实发挥高校的主动性，真正用好高考综合改革赋予高校的“招生自主权”，用科学的综合评价程序与方法，选拔综合素质高的、适合本校的学生。以高校为主体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一方面有利于高校真实了解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生潜能与高校培养的匹配度，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导高中学校遵循教育规律开设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从综合评价录取的一轮改革试点实践来看，一些试点高校已经探索出具有学校特色的综合评价录取方式，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初步积累了一定经验。本研究以上海市高考综合改革中试点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为例，具体阐述以高校为主体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办法，以回应高校招生录取过程中如何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如何破解既有政策规定与实施的难题。

二、凸显“校测”的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实践

上海市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中，将9所高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作为综合评价招生改革的试点校。在上海市教委的统一指导下，各高校确定本校的综合评价招生规则，自主实施本校的综合评价录取办法。依据调研和社会反响，本研究选取其中三所具有较成熟综合评价录取经验的高校，即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以及一所在综合评价招生方面与国际接轨较为密切的上海纽约大学作为分析案例。基于座谈访谈和公开的文献资料，本研究比较了四所高校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的共性与特性，并分析综合评价招生试点以来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 综合评价招生：试点高校的程序与做法

上海市高校综合评价录取试点开展两年来，各高校积极探索适合本校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基本形成稳定的招生程序。整体来看，四所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的程序为审核申请材料、确定校测名单、组织校测选拔、综合评价录取等四个环节，其中高校校测是考生与高校招生专家的互动交流环节，是考核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1. 审核申请材料

在学校的招生简章中，高校均要求参加上海综合评价招生的申请者在高考前按要求向学校提交报名材料。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明确申请者仅需完成网上报名即可，其中的申请信息包含基本信息、中学信息、成绩信息、个人陈述、综合信息等。上海纽约大学要求考生按要求提交通用申请(Common Application)后，将校园日活动申请表、高中成绩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获奖证书及其证明材料等书面申请材料寄送至学校。

在申请环节，除了需要高校向考生明确报名要求外，还需要考生充分认识高校的招生理念，以提高匹配度。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公布的《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法》中，均要求综合评价招生的录取对象应体现本校人才培养特色。复旦大学致力于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和专业素养的人才，着力选拔符合学校培养目标的拔尖人才；上海交通大学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本着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人文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注重考察学生的理想抱负与社会责任感、学习与认知能力、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同济大学以“知识、能力、人格”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为培养目标，重点考察考生的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和品德修养。上海纽约大学在招生方案中明确提出招生对象的特点，旨在招收能适应国际大都市竞争环境、向往走向世界、渴求新知识、勇于挑战新事物、学习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

学生提交申请材料后，各高校组织专家或者招生团队审核考生的报名材料，全面了解考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对学校办学理念的认同度。复旦大学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在材料审核阶段重点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志愿服务(公益劳动)情况，社会实践情况，在党团、班集体等组织里参与活动的情况，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与基础型课程成绩，拓展型、研究型课程修习情况，参与调查研究、撰写实验报告、研究性课题报告情况，发表论文、获得专利等情况，参与文艺、体育活动情况。同济大学依据研究性学习经历与专题报告等信息考察考生的独立探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通过学生学科类、科技类等市级及以上奖励、自我介绍及其附件等信息了解其专业兴趣和学科特长，通过高中前五个学期的基础型课程成绩和自主选修学习情况了解考生的学习能力，依据参加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了解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参考学生艺术活动和体育(比赛)等市级及以上奖励及个人作品等信息了解学生的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水平。上海纽约大学细化了“优秀且适合”的学生选拔标准，在学业优秀基础上重点考察学生在申请书中所表现出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创新意识、英语应用能力等，以及对上海纽约大学的教育理念、培养模式、校园文化的认同度。

从上可以看出，在审核考生申请材料环节，高校根据本校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理念，确定人才选拔标准。其中，考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纪实报告是高校审核的重要信息。通过考生提交的信息，高校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考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学习之外的能力，如独立探究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专业兴趣和学科特长等。同时，上海纽约大学通过“申请文书”了解申请者的英语写作水平、性格特质、思考能力、人生态度等情况。经过高校专家的筛选，初审通过的考生将进入下一程序。

2. 确定校测名单

提交了个人申请材料之后，学生参加高考。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三所高校结合当年的高考自控分数线，依据通过初审的考生的高考成绩和志愿填报情况，按院校专业组招生计划数的1.5倍确定入围参加校测的考生名单。上海纽约大学则根据学生递交的申请材料和通用申请，每年从申请学生中邀请约500名学生参加校园活动日活动，活动通常安排在当年春节后的二、三月份。

3. 组织校测选拔

高校校测选拔为学校和学生提供了面对面双向选择的机会，是综合评价录取的关键环节。各高校可以根据学校特色和招生经验，确定校测的具体内容和校测程序，这也是高校招生自主权的体现。从考生参与的面试或者活动看，四所高校的校测考核选拔可以分为多轮面试、单轮面试和校园日系列活动三种类型。

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均采取多轮面谈的方式。其中，复旦大学采取专家、考生五轮一对一的面试模式，考生分别与来自文、理、医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五名专家进行面谈，每位专家和学生面谈15-20分钟。在与学生面谈前，专家阅读学生提交的个人材料，以确保对学生的基本认识。2017年，复旦大学设置三个院校专业组，分别为“不限组”“物理、化学组”和“物理、化学、生物组”。“不限组”对选考科目不作要求，主要为中文、历史、新闻、社会科学等传统文科专业；“物理、化学组”包括经济、管理、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工科专业，要求考生有一门选考科目为物理或化学；“物理、化学、生物组”主要为临床医学等医学类专业，要求考生有一门选考科目为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对于专家的面试问题，学校招生办并没有做统一要求，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面试过程中专家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理念，注重学生的品德、学习习惯、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是否热心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面试结束后，专家对每位考生独立评判打分，并进行排序。调研中知悉，在综合评价录取环节，约20%的学生尽管按高考成绩不能录取，但因综合素质较高而被录取了。在综合评价录取环节中淘汰的学生，通常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较少，且缺乏内在的学习动力和明确的专业志向。

上海交通大学采取“三对一”两轮面试模式，每名考生由两组共计六位专家面试，每组20分钟左右的时间。每位专家根据同一评分规则独立打分，以综合考察学生在考试成绩以外的其他综合能力，增强学校与学生的匹配度。在面试前，学校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记录信息呈现给专家，供专家在面试中使用和参考，将其作为面试评分的重要依据。在2016年公开发布的“上海交通大学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法相关问答”信息中，学校强调“对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解读是将考生放在其所处环境与背景中进行综合的判断……希望学生应跳出分数，聚焦于做最好的自己”(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2017)。面试专家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基于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结合面试情况，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2017年，上海交大首次采取分专业组面试，根据各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科学合理安排面试专家。面试时，专家结合考生所提交材料及兴趣特长进行提问，例如：“你喜欢航空航天，如果让你设计月球车，那么它与地面车辆有什么不同之处？”“有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为什么对工科试验班感兴趣？以后的理想是什么？”“你去过最远的城市是哪里？”“伦敦”。“那么你告诉我伦敦现在是几点几分？”“你社会实践活动参加得那么多，是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的？”“你所拍的音乐短片(MV)，是什么内容？”

同济大学采用单轮面试的形式，每5位专家(2016年改革试点时是7位专家)组成一个面试小组，每位考生面试时间在20分钟左右。专家来自设计学、人文、理学、心理学、外语、工学等学科领域，全面考察考生的专业兴趣、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综合能力、身心健康。按照是否选考物理，同济大学设置“物理”和“不限”两个专业组，其中，“物理”专业组的专业类有24个，“不限”专业组的专业类有5个。两个专业组在客观评价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基础上，分别按照“综合面谈+研究潜力”“综合面谈+人文素养”两类考核方式进行考核。对于“物理组”的考生，同济大学预先准备了50个科技类的影片，涉及50种物理现象，考生在观看一部约半小时的短片后分析物理现象背后的原理。对于“不限组”的学生，重在考察其人文素养，考生观看相关电影片段后进行评析。此外，面谈内容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求证学生综合素质内容的准确性；二是考察在笔试中难以测出来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等；三是围绕着同济大学的“扎根中华大地、建设一流大学”的办学特色，考察学生对国情、国学、民族精神、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理解和掌握情况。访谈中得知，为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学校将综合素质评价分为5大项目，细化为30个指标，包括思想品德、体育、艺术、课程、创新、科研等，每个指标分为基准分和加分项。

上海纽约大学借鉴纽约大学阿布扎比校园的做法，依据办学条件设计了校园开放日活动(吴小玮，2013)。不同于传统的笔试、面试环节，上海纽约大学在校园日活动中设计了以下系列活动：自由交谈、结识朋友、欢迎晚宴、集体游戏、团队活动、模拟课堂、互动交流、嘉宾演讲、单独面谈、即兴写作、校长总结等。在校园日活动中，学生被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配备一名工作人员、两名纽约大学在读的中外学生，参与除即兴写作和单独面谈的其他校园日活动，并对学生表现进行评价。招生委员会针对各个环节设置了具体的评价方法和考察重点，并划分为“典范、有潜力、不确定、不推荐”四个等级。每个活动的设计均有各自的考察重点:团队活动考察学生的英语能力、团队合作、沟通与领导能力，冒险精神、随机应变与反应能力，分析思考能力以及创造力；模拟课堂考察学生的学习理解能力、求知欲、分析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开放性等素质。

为保证面试过程的公平公正，提高科学性，各高校采取多项措施确保面试过程的公平合理，主要涉及如下四项工作：其一，在考虑性别、专业等因素的基础上，面试专家随机分组，遴选出的专家具有深厚学科造诣并经过专门培训；其二，考生按高考平均成绩进行组间无差异的随机分组；其三，专家组与考生组现场抽签配对；其四，面试当天学校将专家与考生的各类通讯方式全部屏蔽，每个考场的考核选拔过程全程录音录像。

4. 依据综合评价结果录取学生

四所学校最终的录取都在高考结束后进行。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三所学校的最终录取根据高考成绩、校测成绩与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三者的综合总分进行排序，三者分别占比60%、30%和10%。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中，将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信息科技等10门科目的成绩进行折算，合格记为10分，不合格记为0分，占综合评价总分的10%。考生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上海纽约大学的正式录取虽然在高考结束之后，但是在校园日活动结束之后，考生即可获得“预录取、待录取、淘汰”三种类型的反馈，反馈由来自纽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团队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根据学生高中学业成绩、通用申请以及校园日活动的表现讨论决定。与其他三所高校相比，上海纽约大学对学生高考分数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获得“预录取”资格的学生，其高考成绩仅需达到一本以上即可(一二本录取批次合并的省为自主招生控制分数线，浙江为第一段分数线)；获得“待录取”资格的学生高考成绩达到一本以上后，学校还将结合高考成绩、校园日活动评价和高中学业成绩，根据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周鸿，2017)。

(二) 成效初显：4所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的反思

从上海市综合高考改革的试点看，在教育部门与高等院校、高中的共同努力下，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尽管当前还仅仅试用于小范围的“点”上招生，但已取得初步成效，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提升高校人才培养与学生发展潜能的匹配度

通过与高校招办负责人的座谈，我们发现，高校普遍认可综合评价录取方式，并希望今后能继续扩大招生名额。以“校测”为主的综合评价，既是高校了解学生综合素质的过程，也是学生了解高校专业的过程。通过双向了解，高校能够选拔出更加适合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学生也能够选出更加适合自己的专业，这就提高了高校培养与学生发展潜能的匹配度。校测面试过程，可以将高分中综合素质不高的学生进行甄别，最终遴选到综合评价结果比较好的学生。据统计，2017年，上海9所综合素质评价试点高校通过综合评价录取方式在上海地区录取考生2113人。在2016年、2017年度的综合评价录取中，按照1：1.5投档后，因校测成绩优异而被录取的考生比例分别为20%、17%。调研中，有高校招生办主任反映，校测面试30%的成绩在最后的录取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引导高中学校开展素质教育

在综合评价招生模式下，学生首先要提交申请资料，包括个人的综合素质评价报告；通过初审后，是否能够进入校测面试环节，则要看学生的高考成绩是否达到了各高校专业组的自控分数线。这就意味着，学生高考成绩达不到一定的要求，就进入不了校测面试环节，意味着学生不能通过综合评价招生环节被高校录取。高校最终的录取是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平时表现以及校测面试表现综合而定的。诚如一位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校长所言：“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下，学生没有高分进入不了高校面试的名单；但是仅有高分也会在面试时被刷下来，也不一定被录取”。上海纽约大学在2018年招生常见问题问答中也明确写到：“优秀的学业成绩是必不可少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学校还将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首先，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其次，在个性方面，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具有强烈求知欲和好奇心，勇于挑战自我，乐于尝试新事物，能够适应国际化竞争环境，并且愿意成为跨文化沟通桥梁。”(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办，2018)所以，在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下，学生的高考成绩与面试综合表现都非常重要，显然这对高中开展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调研中也得知，不少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校长已经明显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计划以此为导向改进本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3. 校测程序展现高等院校的招生能力

校测是高校综合评价录取中极具特殊性的环节。从要求考生提交材料、专家筛选、开展校测到最终录取，均可以体现一所高校的招生理念和招生能力。与国内普通高校相比，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上海纽约大学自始至终贯彻综合评价招生的理念，具有相对成熟的综合评价招生制度，有专业的评价标准、评价人员以及评价结果呈现方式。从提交报名申请开始，学校便强调自身特色，考察学生申请材料中体现出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创新意识等。上海纽约大学精心组织校园日活动，科学设计校园开放日中的系列活动，由一批专家和招生人员从不同角度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学校并不特别强调考生的高考分数，而是基于考生在校园日的表现做出是否录取的预判，即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其中的“第一关”，在初步筛选后，“预录取”学生达到高考分数要求即可录取，“待录取”学生将由招生委员会结合高考分数综合考察学生的多方面素质决定是否录取。从招生录取依据看，上海纽约大学采用的是以综合素质评价为主的“多门槛式”招生录取。

其他采取综合评价招生的普通高校，尽管在综合评价校测环节均采取面试形式，但是在具体的面试专家、学科来源和面试程序方面因校而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基本沿用学校早期采用的面试模式，分别采取多学科专家“一对一”、“三对一”的多轮面试，同济大学在面试中增加了心理学专家。因新高考学生选考科目差异，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根据是否选考物理等科目采取分类面试的方式。在录取结果确定上，三所高校将高考成绩、校测成绩、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三者折合形成的综合总分作为依据，是一种“组合式”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方式。与以往以高考分数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的招生方式相比，上海市9所综合评价录取试点高校在招生程序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展现出学校招生能力的提升，尽管困难重重，但系统的反思总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高校招生管理的科学性。

三、高校综合评价招生的问题与改进

综合评价招生改革作为探索多元招生录取模式的关键，是对“唯分数论”的破解，使高校招生从招“分”走向招“人”。浙沪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有力地推动了高校实施综合评价录取。上海市实行的九校综合评价录取试点与浙江省实施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改革，为其他地方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综合评价录取发挥了高校在招生工作中的主动性，为选拔符合高校办学理念的人才提供了有效途径，但在当前高校招生能力和既有政策框架下，以下问题值得特别重视。

(一) 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应进一步彰显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

成功的高校一般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招生理念(唐滢, 2016, 第70页)。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面临结构调整的现实任务，高校的分类发展应体现在招生理念和培养理念上。综合评价招生模式为高校招收符合办学理念的学生提供了契机，然而从上海市9所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高校公布的招生简章看，并没有充分体现高校的办学理念、招生理念和人才培养特色。对于综合评价的招生对象，各高校普遍以“综合素质优秀、品学兼优、身体健康”作为限定，部分一流大学要求报名学生“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综合素质高、全面发展”。从现有的招生简章看，高校普遍未将本校的办学理念融入到招生环节，尽管这一方式可以为更多考生提供机会，但是不利于引导考生筛选符合自身发展规划的高校或专业，也给高校的招生选拔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和压力。此外，根据2016年上海市31所高校发布的《普通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法》统计，虽然各高校均提出所招收的学生要体现学校的人才培养特色，但是在31所高校中依然有8所高校没有涉及本校具体的人才培养理念、办学理念，仅提出“遵循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基本原则，突出学校特色”等较为泛化和笼统的要求。

反观具有较为成熟的综合评价招生经验的国外高校，在呈现本校的招生要求时均体现出学校希望招收的学生特征，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招生方案中，要求招生人员始终将“学生与学校匹配”作为价值导向，其中的关键要素是，与MIT“让世界更美好”的学校使命相一致，具有合作精神、首创精神、冒险精神、实践创造精神，拥护和维持MIT社区，具有处理平衡的能力等。上海纽约大学在借鉴纽约大学的招生特色和经验基础上，在招生方案中强调选拔具备强烈求知欲和好奇心等所要招收学生的特质，并将招生理念细化于校园开放日的各类活动中。与此相较，我国不少高校依然囿于传统的招生惯性，并未真正发挥综合评价招生的优势和作用，学校办学理念与招生工作未实现有机接洽。

(二) 综合评价招生程序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有待提高

在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的时期，高校招生工作的技术性要求并不高，但是采用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的方式则要求更为科学的招生程序，包括缜密的招生原则、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严谨的评审过程及综合的数据分析能力等(常桐善，2017)。自实施全国统一高考以来，我国高校不具备完全的招生自主权，招生工作难度低、招生周期短，因此很多高校不单独设置招生办。根据各学校公布的机构设置情况，在上海市9所综合评价招生试点的高校中，单独设置招生办的学校仅4所，其余高校的招生办或设于教务处，或设于学生处。此外，高校招办的工作较为模式化，体现在制定招生政策、提出招生来源计划、宣传招生工作、组织特殊类型招生等方面。而当前的综合评价招生对高校招生办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从目前高校招办的组织运行和人员组成来看，难以直接承担复杂的综合评价招生工作。比较而言，国外实施招生的组织机构是由招生委员会和招生办公室共同组成的，前者的人员由入学事务处主任、各系教授代表及学生代表组成，具有较为成熟的招生团队(唐滢, 2016, 第91页)。

在实践中，高等学校对如何参考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报告依然存在困惑。虽然上海市31所高校均要求在招生录取中参考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纪实报告，但是从公布的使用办法以及实际实施过程看，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报告依然是在若干招生“点”上使用，尚未在“面”上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对于大多数学生依然是以高考分数作为录取依据；其二，高校难以直接使用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对于面试专家而言，报告难以帮助其有效判断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综合评价招生改革试点中，高校虽然逐渐认识到综合评价的重要意义，招生不能仅看分数，还需要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但由于改革尚在初始阶段，综合评价招生试点高校的校测以“考官阅读材料+面试”为主要模式，学生最终的录取按照“60%的高考成绩、30%的校测成绩和10%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进行折合，但是这种“组合式”招生录取方式将不同性质的数字合成总分，其效度易受质疑。为选拔与高校人才培养方向一致的学生，高校在综合评价招生中还应重视结合高校办学理念，确定人才选拔的目标和定位，根据人才需求与特点，建立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形成完善的招生决策机制(秦春华，林莉，2015)，从而提高综合评价招生程序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三) 加强综合评价招生的资源保障，扩大招生范围

从调研中看，高校普遍欢迎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的学生，部分高校在两年的试点中增加了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的指标。但是与此同时，综合评价招生的资源问题引起了高校的关注，影响综合评价招生的成效。与传统招生方式相比，综合评价招生工作的成本更高。试点高校采用综合评价招生需要单独制定招生简章、审核申请者材料并专门组织面试，需要配套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等资源保障。为开展综合评价招生面试，高校普遍建立来自各学科的专家库，并在面试前组织培训。为确保面试过程的公平公正，高校成立监察部门进行全程监督，面试现场采取录音录像等保障措施。对于一般高校而言，显然增加了大量招生成本。调研中，高校招办负责人谈到：尽管招生成本有了显著增加，但是如果这是必要且有效投资时，高校愿意投入并挖掘充分的人力物力资源。

此外，高校综合评价招生也受到时间的制约。2017年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工作需要在三天内完成，极大增加了部分高校短时间内的工作量，部分高校需要在两天内完成900余人的面试。事实上，考官对考生的充分了解是综合评价招生有效性的保障条件之一。美国等国外高校的招生周期较长，考生提供的材料可以供招生委员会充分了解。由此可见，为提高综合评价招生的质量，高校和管理部门还需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综合评价工作的充分开展。

总之，高校综合评价招生改革试点的开展，为破解“唯分数论”提供了契机，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成效。但是从实践层面看，只有少数招生意识强的一流大学，真正意识到综合评价招生的意义，并切实采取行动，科学设计综合素质评价程序，而多数高校还处于模仿、应付与迷茫阶段，“被迫”在招生中使用综合素质评价记录。当高校对于综合评价招生的积极性不足时，就会向下影响高中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的积极性和实效性。值得肯定的是，上海市高中通过开展志愿活动、社会实践和研究型课程，为发展学生综合素质提供了有力途径。在高中教育中遵循教育规律，广泛开展各类探究型拓展型活动的同时，更需要高校发挥招生主动性，对接新高考综合评价改革，以实现中高等教育的有机互动与衔接，真正实现综合评价改革的价值。从高校外部环境看，政府部门应确保高校具有招生录取的制度安排，破解高校招生录取改革的桎梏，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政府则把招生录取工作重心转移到宏观规划、协调和监督等工作之上(郑若玲，陈斌，2014)。从高校内部招生管理看，高校需要继续提升招生的能力，建立多学科背景的招生团队和适应本校办学理念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尤其要提升鉴别选拔考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