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学生是学校教育的特殊群体。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居住于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疆、山区、牧区和民族聚居地区,但也有部分居住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中部地区。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56个民族本科以上人口比例位于0.69%(德昂族)到14.27%(赫哲族)之间,平均值为4.01%。①受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制约,各民族之间存在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巨大差异。一些研究表明,教育机会不均衡的情况不仅存在于民族之间,也存在于民族内部(Swail et al., 2005;张建新等,2007;宁亚萍,2014)。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要“夯实发展基础,缩小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推进民族教育全面发展”。②为此,我国政府在高等学校招生过程中为少数民族成员, 尤其是在民族聚居地区实施了多种特殊招生政策,以保障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学习机会。但从已有文献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学机会在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分配状况及相关政策的影响作用还缺少明确的论证。
为此,本研究将采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学机会的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少数民族学生大学学习机会的分配机制。
二、文献综述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一直是教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在美国,一些研究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少数族群和非少数族群在教育成就上的差异已经在逐渐缩小,但白人和亚裔美国人这些有利群体比非裔、拉美裔和土著美国人这些不利群体获得的大学学业成就仍然更大(Kao & Thompson,2003;Swail et al., 2000)。美国的非裔、西班牙裔、亚裔、印裔等少数族群在大学入学率、获得不同学位比例、大学毕业率等方面均与白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Kim,2011)。2004年6月,英国政府发布的《为什么存在差异?进一步窥探高等教育中的少数民族和毕业生》报告显示,包括亚裔、印裔等在内的所有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于白人学生,但个别少数民族群体的参与率与少数民族总体的参与率相差较大,这种差距表现在不同的高校、地域和课程之间(Connor et al., 2004)。我国学者发现,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是汉族的58%(李春玲,2010),不同民族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总量和质量存在差异(杨倩等,2015)。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问题,研究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释。教育人类学相关理论认为,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引起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的差异:一是族群历史经验、族群生存策略和族群关系,以及族群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二是学校教育和家庭互动中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断裂以及语言沟通等问题(Spindler,1987;Ogbu,1991;Heath,1983)。
教育社会学相关理论认为,家庭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影响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大量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SES)是影响少数族群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变量(Hsieh,2002;Reardon & Robinson,2008;Bowden & Doughney,2010)。另一些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通常与族群因素、学校特征等共同发挥作用。在拉美裔族群中,中等收入家庭学生比低收入家庭学生获得本科学位的机会高出17%的可能性(Swail et al., 2005)。所有家庭经济社会背景低的学生,无论其族群背景如何,都不太可能立即进入大学学习(King,2000)。来自强势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比较多,而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一般进入普通大学、高职高专或新建院校(张建新等,2007)。不同社会阶层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在一般公办本科院校中,社会阶层差异最小(谢作栩等,2010)。
学校教育学的相关理论认为,大学前教育经历和学习能力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成就的主要因素。低经济水平对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有制约作用,导致了教育设施缺乏、教师素质低下和教育准备不足,从而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适应(何莹等,2004;罗文,2013)。高中时期的学术期望和课程挑战度与少数民族学生不同类型大学机构的学习机会有关(Arbona & Nora,2007),且学术准备和高中学习成绩可以预测少数族群大学生的学习持续性(Peltier et al., 1999;Hoffman & Lowitzki,2005;Kirby et al., 2007)。
综上所述,有关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大学学习机会获得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大学入学机会在不同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分配状况如何,包括民族群体特征在内的家庭出身背景、学校教育经历以及民族招生政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不同层级大学的入学机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三、理论框架借鉴已有理论并结合少数民族教育的现实情况,本研究构建了用以解释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学机会的分析框架(如图 1),将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学机会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家庭出身、教育经历和民族招生政策。
家庭出身是影响个体教育成就的首要因素,它不仅通过教养方式、政策享受等间接影响大学入学机会,还可能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等直接影响学生上大学的机会。英美少数族群学业成就归因理论认为,不同族群学生的学习行为会因为文化异同而出现消极或积极之分(Ogbu,1998;Erickson,1987)。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入学机会的竞争中,不仅与主体民族学生一样受到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地位、经济收入等微观出身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民族平均受教育年限、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宏观出身因素的影响。
教育经历代表了学生大学前的教育准备情况以及个人的学习能力,是影响大学入学机会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仍然以选拔性为主,教育经历在大学入学机会中的重要性就成为大学选拔是否公平的指标。在本研究中,教育经历由是否在重点班学习、高中最后学期的成绩排名、高考标准分数来测量。
民族招生政策是我国政府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地区实施的特殊招生措施的总和,包括加分/降分政策、民族院校招生、设立内地西藏和新疆班、民族预科班以及各种专项招生计划。2015年,教育部办公厅的文件中提到:“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少数民族预科、民族班计划重点投向本地区少数民族较集中的贫困地区、高原地区、边远地区、山区和农牧区。”③在民族招生政策中,民族聚居地区学生的受惠力度明显大于非民族聚居地区的学生,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提高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聚居地区和非聚居地区学生的大学学习机会差异来反映以上教育政策的总体效果。
根据分析框架及研究问题,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第一,家庭出身、教育经历和招生政策都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产生影响;第二,教育经历在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中起主导作用,且随着大学层级的提高,教育经历的影响更加显著,而家庭出身和招生政策的相对影响会降低。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1.数据来源和总样本情况
本研究使用的定量研究数据主要来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史静寰教授主持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项目2011-2016年数据。④其中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部分的数据来自学生自我汇报,学生学校、年级等特征来自合作院校的数据。CCSS项目每年在全国参与院校内部根据年级、学科和性别进行分层随机抽样。2011至2016年,该项目在全国大学生中进行了6次调查,累计参与院校超过300所,累积参与学生超过40万人次。问卷工具的信度和效度都通过社会科学统计检验(罗燕等,2009)。本研究的总样本最终来源于16所985工程大学、27所211工程大学、68所其他本科院校,涵盖了所有十三个学科门类(如表 1)。
2.案例民族选择和样本情况
在全国少数民族中选择案例民族进行分析,并以汉族为对比组。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有关数据,将民族群体平均受教育水平划分为高、中、低受教育水平组;根据第四次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国情调查数据,将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划分为汉语影响组、民族语影响组和汉语民族语均衡组;根据宗教学者对中国民族宗教状况的分析,将普遍信仰世界三大宗教的民族归入高宗教影响组,将其他民族归入弱宗教影响组。综合以上三种情况,选择表 2中的民族作为分析案例。
表 3呈现了各少数民族样本的基本情况。从朝鲜族到藏族,随着民族平均受教育水平降低,独生子女的比重越小,来自民族聚居区的比重越大。可见,高受教育水平的民族主要来自非民族聚居区, 并且大部分为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可能更好,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可能相对更多。反之,中、低受教育水平的民族主要来自民族聚居区, 大部分为多子女家庭,经济状况可能更差,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可能相对较少。
研究使用的计量方法包括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Logit回归模型和系数集束化方法。
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Stratification Mobility Rate)是研究者用以测量社会阶层入学机会不均衡程度的方法,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反映了社会阶层流动的结果(胡荣, 张义祯,2007;冯用军,2010)。其计算公式是:阶层A的辈出率=大学生中阶层A的子女所占比例/阶层A人口占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的比例。根据这一公式,某一阶层的辈出率数值越高,说明该阶层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高,反之越低。同一社会不同阶层辈出率差异越大,说明该社会高等教育机会在阶层分配上的不均衡程度越深。一些研究表明,采用高等教育阶层辈出率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不同社会各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胡荣等,2007;谢作栩等,2009;冯用军,2010;王伟宜,2013)。本研究将借鉴该方法对各民族内部由职业分化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均衡问题进行分析,其中父母职业数据来自学生自我汇报,各职业的社会人口比例数据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
采用Logit回归模型在各民族内部测量家庭背景、高中教育经历和民族招生政策对高层级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模型如方程(1)所示,n代表各民族大学生,m代表不同高校层级。Xi表示与教育经历相关的自变量,Xj表示与家庭出身相关的自变量,Xk是民族聚居区变量,Xz表示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矩阵。在不同层级大学入学机会模型中,参照类是非“985”和非“211”大学的其他本科院校学生。
$ logit\frac{{{P_m}}}{{{P_M}}} = \alpha + \sum _{i = 1}^I{\beta _{m,i,n}}{X_{m,i,n}} + \sum _{j = 1}^J{\beta _{m,j,n}}{X_{m,j,n}} + {\beta _{m,k,n}}{X_{m,k,n}} + \sum _{z = 1}^Z{\beta _{m,z,n}}{X_{m,z,n}} + \varepsilon $ | (1) |
在回归模型之后,引入系数集束化技术(Sheaf Coefficients)。系数集束化方法是一种回归结果的呈现方法。该方法可以通过一个潜变量来表示回归方程中若干自变量,并呈现这一潜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值(Heise, 1972)。通过系数集束化方法,分别呈现家庭出身潜变量、教育经历潜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从而帮助研究者分析家庭出身和教育经历在少数民族大学生高层级大学入学机会中的效应大小。
本研究的分析变量如表 4所示。
如表 5所示,在所有民族中,无论是基于父亲还是母亲职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的高等教育机会辈出率均最高,“农业生产人员”阶层的辈出率均最低,“商业服务业人员”的辈出率也比较低。说明无论在哪一个民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可能性都最大,而农业生产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可能性都比较小。
从各民族高等教育机会辈出率的标准差来看,除朝鲜族之外,所有民族标准差均高于汉族,说明大部分少数民族内部由于职业分化所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均衡程度比汉族更为严重。并且从朝鲜族到藏族,标准差的数值呈曲折上升的趋势,说明随着民族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降低,民族内部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均衡程度更加严重。
总体来看,各民族基于母亲职业的辈出率比基于父亲职业的辈出率更高。说明对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来说,母亲的社会阶层地位影响更大。
(二) 教育、出身与政策均对高层级大学入学机会有显著影响以进入普通本科院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为对比组,采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对进入“211”和“985”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进行分析,并将家庭出身和教育经历相关变量的系数进行集束,得到表 6所示结果。⑤与已经获得普通本科院校入学机会的大学生群体相比,在被遴选进入更高层级的大学时,家庭出身、教育经历的影响都十分显著。相对而言,教育经历的系数值比较高,影响效应更强。
民族聚居区(招生政策)变量在“211”和“985”模型中主要表现为显著正相关或不显著。说明从少数民族总体和个别案例民族来看,居住在民族聚居区的学生比居住在非聚居区的学生进入高层级大学的可能性更高。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教育基础较为薄弱,可以假设在没有政策扶持的情况下,聚居地区学生进入高层级大学的可能性比非聚居地区可能性更低。⑥民族聚居区变量仅在壮族“985”模型中出现负相关,而在其他民族中均为正相关或不显著,说明招生政策对聚居地区学生进入高层级大学的机会起到了“政策保护”作用。比较来看,在“211”大学模型中,民族聚居区变量在少数民族总体及回族、壮族、苗族和藏族中表现为显著正相关,而在“985”大学模型中,民族聚居区变量仅在少数民族总体和回族中为显著正相关,说明招生政策对民族聚居地区学生“211”大学入学机会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而对“985”大学入学机会的积极效应相对较小。
(三) 随着大学层级提高,教育和出身的重要性发生变化为比较不同因素在高层级大学入学机会中的重要性,我们进一步将教育、出身和政策标准系数的绝对值总和约束为1。
如图 2所示,在经过招生政策的调整之后,教育经历的效应比例远高于家庭出身。说明在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211”、“985”大学学习的竞争中,教育经历和个人学习能力的作用始终是最重要的。教育经历效应比例在0.45到0.85之间,说明在现行招生制度下,少数民族学生进入不同层级大学主要依凭的是教育经历及其内在学习能力。但家庭出身效应仍然很强,其比例在0.13到0.43之间,说明现行招生制度仍然不能避免家庭出身在个人获得更高层级大学学习机会中的重要作用。
从“211”到“985”大学,教育经历的影响效应比例更大,说明大学层级越高,教育经历在入学机会竞争中越重要,高校招生制度体现了较好的人才选拔“效率”,个人学习能力越强的学生越可能进入高层级大学学习。且随着大学层级的提高,除了藏族之外,家庭出身的影响效应相对减弱,说明越是需要个人能力参与的激烈竞争,家庭背景的控制力越小。总体来看,对于高层级大学的入学机会,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教育经历和家庭出身,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效应比例总和达到77%至100%。
六、结论本研究首先采用“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的方法测量案例民族基于父母职业阶层的大学入学机会状况。发现在所有民族中内部普遍存在职业分化导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衡。相对于汉族来说,少数民族内部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更严重,且随着民族平均受教育年限降低,职业分化导致的不均衡状态呈现扩大化趋势。为此,需要加大民族聚居地区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各民族平均受教育水平,以缓解阶层分化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
本研究进一步通过逻辑回归模型和系数集束化方法探讨家庭出身、教育经历、招生政策对少数民族学生获得高层级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得到以下基本结论。第一,在所有民族中,教育经历在高层级大学学习机会中发挥绝对主导作用,体现了当前高等学校招生过程中“绩效”主导的倾向,说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能力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获得高层级大学学习机会。但同时家庭出身背景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说明在相对公平的能力选拔之下,仍然存在由于家庭背景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公平。第二,在大部分民族中,随着学校层级的提升,教育经历的主导地位更为显著,家庭出身效应比例有所下降,说明大学层级越高,对个人能力的选拔效果越明显,这与刘精明(2014)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⑦第三,少数民族招生政策在大部分民族中有效调节了聚居地区和非聚居地区的入学机会,并对部分民族学生进入“211”大学的机会起到了“政策保护”的作用,说明当前实施的招生政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高层级大学的学习机会主要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经过教育政策的调整,是以教育经历以及内化于学生的学习能力为主要分配依据的,但民族群体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出身对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仍然显著。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Logit回归模型是在控制家庭出身之后讨论教育经历和个人学习能力的作用,并没有探讨家庭出身与教育经历之间的关系,而从以往研究来看,家庭出身与学生教育经历和个人学习能力的形成有关,因此Logit模型结果可能低估了家庭出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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