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时代开始, 人们就笃信“读书改变命运”的价值观。恢复高考后, 普通百姓更是将高考作为“鲤鱼跳龙门”的唯一机会, 认为上大学可以突破阶层固化, 实现代际间的向上流动。从理论上来说, 教育确实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进而打破职业、收入、就业和生活环境以及阶层的代际传递。然而, 近年来阶层固化成为社会热议话题, “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说法时常见诸报端, 例如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渐少、毕业生找工作靠“拼爹”等。再生产理论将教育的功能定位于对原有阶级地位和分层系统的再生产, 具有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或阶层通过教育把中下阶层人群排挤到较低等级的职业位置和社会阶层(李春玲, 2014)。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差异等外部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弱化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
那么,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 大学教育能否促进代际流动?尽管相关实证研究不少, 但多数聚焦于职业、社会地位和收入的阶层流动, 本文则聚焦于父代与子代在地区上的代际流动。按照级别高低可大致将我国的城市划分为四类: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农村, 不同级别的城市在经济水平、就业前景、教育机会、医疗保障等方面存在天壤之别。然而, 由于户籍等制度的限制, 劳动者一旦在某类城市就业, 往往很难自由流动到更高级别的城市。因此, 子代工作的城市级别能否高于父代可视为另一项反映代际流动的指标。如果人们通过上大学而实现就业所在地的城市级别高于家庭所在地(父代)的城市级别, 就可以视为通过上大学实现了地区上的代际流动。因此, 本文将从城市级别的视角来考察上大学对代际流动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代际流动指子女相较父母发生了社会地位的变化, 若不同家庭出身的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就有助于代际流动, 进而促进社会公平(郭丛斌等, 2009)。很多研究证实了教育能够促进职业、社会地位和收入等方面的代际流动。从职业的代际流动来看, 子女接受教育可以显著地促进职业的向上流动, 且随着教育层级的提高, 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越高。对于城镇家庭子女而言, 接受高等教育能使其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提高60个百分点; 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 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要比低学历者高78个百分点(周兴等, 2014)。从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来看, 子女受教育水平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要比家庭背景的影响更大, 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的直接影响为0.391, 而教育的影响为0.491(郭丛斌等, 2009)。从收入的代际流动来看, 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398和0.28(周兴等, 2014), 相较于健康自评、书籍、父亲户籍等, 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孙三百等, 2012)。
尽管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职业、社会地位和收入代际流动已基本达成共识, 但其作用大小会因教育机会分布不均等因素而弱化(余秀兰, 2014)。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分布来看, 各省高中或同等学力学生中每10万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 北京和上海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53倍和2.46倍, 分别是贵州省(全国最低)的5.95倍和4.15倍(陈越, 2017)。不同地域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差异更大, 上海、北京的考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约为河北、甘肃、河南等省考生入学机会的10倍(汪梦珊等, 2016)。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分布来看, 1999-2008年农村居民的升学机会比城镇居民低26%(吴愈晓, 2013), 1978-2005年间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刘云杉等, 2009)。
对于那些来自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弱势学生群体而言, 通过就读大学可以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限而实现地区级别上的代际流动。我国大学大多位于地级市以上的城市, 按照现行户籍制度的规定, 学生进入大学时可以将自己的户口由家庭所在地区迁往大学所在城市。若其大学毕业后能够在高于生源地级别的城市就业, 就可以视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了地区上的代际流动。原因在于:职业、社会地位、收入的实现场所都是劳动力市场, 就业地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代际流动的程度。例如,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华北的经济金融中心, 拥有52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和76家国有企业, 提供了一般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质就业机会和广阔发展前景(马莉萍等, 2015)。越是竞争程度高的大中城市, 教育所能发挥的作用越能得到体现, 越有可能实现代际流动; 而越是小城市, 工作机会的获得越依赖家庭社会关系, 阶层固化的倾向越严重。实证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越高的毕业生到更高行政级别城市就业的可能性越大, 而社会关系更加丰富的毕业生到更高级别地区就业的可能性更小(岳昌君等, 2016)。因此, 通过比较父代和子代在就业城市级别的差异可以考察上大学对代际流动的影响。
已有的一些关注高校毕业生生源地与就业地关系的研究, 多以省作为分析单位来研究省际间的横向流动。例如, 有研究发现, 七成以上毕业生选择留在大学所在地就业(马莉萍等, 2009), 大学生在哪里上大学会增加在哪里就业的可能性(马莉萍等, 2013)。经济原因、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背景都对流动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岳昌君, 2011)。且这种省际间的横向流动有助于毕业生找到专业更匹配、收入更高、满意度更高的工作机会(马莉萍, 2015; 岳昌君等, 2005; 陈洪捷等, 2013)。
然而, 很少有研究以城市作为分析单位研究大学生在地区间的纵向流动。本文将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并聚焦以下三个问题:大学教育能否有助于实现向上的地区代际流动?如果能, 其作用机制是什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教育在促进地区代际流动方面是否存在异质性?
三、数据说明和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数据根据地区、学校类型、学历层次、性别等进行抽样, 对每所抽样院校按照学科和学历层次的比例发放500到1000份问卷, 涵盖东、中、西部地区33所院校, 共有18076个样本观测值, 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本文从中选取已确定单位、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在去除缺失数据后共包含4587个样本观测值。其中, 女性占47.94%, 专科生占28.54%, 本科生占57.36%, 硕士生和博士生共占14.11%, 重点院校(985院校和211院校)毕业生占26.90%。表 1呈现了家庭所在地类型的样本分布特征, 总体来看, 家庭所在地城市级别越高, 父亲学历越高、家庭关系越广泛、家庭收入越高、父母职位越高、学历越高、在重点大学就读的比例越高, 而性别分布在各类家庭所在地基本一致。
为了描绘大学生在生源地、院校地和就业地之间的流动情况, 本文首先将学生按照生源地城市级别分为四类:省会/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农村, 分别计算每类学生向上流动、平级流动和向下流动的比例、方向和比率。在此基础上, 为了鉴别上大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还需要进一步控制能力的影响, 以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因此, 接下来本文将以学生的高考成绩作为能力的代理变量, 建立多个定序逻辑斯特回归分析上大学对地区代际流动的影响。首先, 本研究将生源地和院校地根据城市级别赋值, 省会/直辖市为4, 地级市为3, 县级市为2, 乡镇农村为1, 然后将院校地城市级别减去生源地城市级别, 得到学生从生源地到院校地的流动级别。由于我国的大学多分布于县级市及其以上级别的城市, 因此, 向下流动的最大程度是从省会城市到县级市, 即下降了2个单位; 而向上流动的最大范围是由乡镇农村到省会城市, 即上升了3个级别, 因此变量的取值范围为-2到3之间。最后, 本文将生源地到院校地的流动级别作为因变量建立定序逻辑斯特回归模型; 与之类似, 计算生源地到就业地的流动级别, 并以其为因变量建立定序逻辑斯特回归模型。
四、地区代际流动的方向和比率本研究分别以生源地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农村四种行政级别的毕业生作为分析对象, 按照其流动比率绘制就学和就业的流动路径图(如图 1到图 4所示)。图中的箭头代表流动方向, 粗细代表流动比率, 具体数值由箭头旁边的数字标注, 其中, 括号外的数字代表该类流动学生占该类生源地区学生的比例, 括号内的数字代表该类流动学生占该类院校地学生的比例。需要说明的是, 为了更加直观而清晰地展示, 这里略去了比例低于5%的流动路径。
图 1展示了生源地为省会/直辖市的毕业生的地区代际流动情况。在来自省会/直辖市的学生中, 有71%仍在省会/直辖市上大学, 毕业后有57%仍在省会/直辖市就业(71%*80%, 下文此例与此处计算方法相同, 受篇幅所限, 略去), 11%向下流动到地级市就业; 有25%向下流动到地级市上大学, 毕业后有17%向上流回到省会/直辖市就业。因此总体来看, 近八成生源地为省会/直辖市的学生毕业后仍在省会/直辖市就业。
图 2展示了生源地为地级市毕业生的流动路径。在来自地级市的学生中有67%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上大学, 毕业后有35%仍在省会/直辖市就业, 27%向下流动到地级市就业; 28%的学生仍然在地级市上大学, 毕业后9%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就业, 17%毕业后仍然在地级市就业。因此总体来看, 来自地级市的学生中有45%实现了地区向上流动, 46%继续留在地级市就业。
图 3展示了生源地为县级市毕业生的流动路径。在来自县级市的学生中, 有63%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上大学, 毕业后33%仍在省会/直辖市就业, 28%向下流动到地级市和县级市就业; 32%向上流动到地级市上大学, 毕业后9%的学生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就业, 10%的学生毕业后仍然在地级市就业。因此总体来看, 来自县级市的学生中, 有46%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就业, 四分之一向上流动到地级市就业, 四分之一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仍然在县级市就业。
图 4展示了生源地为乡镇农村学生的流动路径。在来自乡镇农村的学生中, 有61%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上大学, 毕业后36%仍在省会/直辖市就业, 向下流动的比例约为21%;33%向上流动到地级市上大学, 毕业后13%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就业, 12%的学生毕业后仍然在地级市就业。因此总体来看, 来自乡镇农村的学生中, 半数向上流动三级到省会/直辖市就业, 近四分之一向上流动两级到地级市就业, 近六分之一的毕业生向上流动一级到县级市就业, 最终回到乡镇农村就业的毕业生仅为6%。
综合以上四图可以发现:生源地类型对地区代际流动有重要作用, 生源地级别越低, 向上流动的比例越高; 同级流动随着生源地城市级别提升而上升, 从乡镇农村到省会城市的同级流动比例由6%增加至76%;向下流动随着生源地城市级别下降迅速减小。
五、不同学历毕业生的地区代际流动图 5展示了不同学历毕业生的代际流动方向和级别。其中, 纵坐标的数值“1”“2”“3”“4”分别代表“乡镇农村”“县级市”“地级市”和“省会/直辖市”。总体来看, 除家在省会/直辖市的学生外, 其他生源地的学生均通过就读大学实现了向上流动, 且生源地城市级别越低, 向上流动的级别越高。
虽然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地城市级别相比院校地城市级别略有下降, 但相比生源地城市级别仍然实现了向上的流动。不同学历毕业生的总体流动路径和基本特征类似, 即随着学历的上升, 通过上大学而向上流动的级别越高, 且毕业后向下流动的级别更低。①
六、大学教育如何促进生源地到院校地的代际流动从表 2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 高考分数越高, 学生因就学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说明越是能力强的学生越能通过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到更高级别的城市; 在控制了能力后, 重点院校毕业生(相比高职高专院校)、攻读研究生学位(相比专科和本科)更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 女性、非独生子女和少数民族的学生更有可能通过上大学而实现向上流动; 随着生源地城市级别的提升, 通过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小。
从生源地城市级别来看, 不管是来自哪个级别的生源地, 能力强(高考分数高)、研究生②、女性(除地级市外)通过上大学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上大学对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也存在差异:来自乡镇农村和县级市的学生与全样本学生的情况基本一致, 而来自地级市的学生中, 性别差异不再显著。来自地级市、省会/直辖市的学生中, 家庭人均年收入5万以上的学生更倾向于不发生向上流动, 家庭人均年收入1-5万元的学生影响不再显著。
七、就读大学如何促进生源地到就业地的代际流动表 3呈现了从生源地到就业地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 研究生、就读于一般本科和重点院校(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更可能实现从生源地到就业地的向上流动; 汉族、家庭关系广泛、父亲低学历、家在乡镇农村的学生(相比县级市、地级市、省会直辖市)更可能实现向上流动; 从个体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来看, 学生干部、党员、有英语证书的学生更可能实现向上流动。
与表 2的全样本回归结果相比, 高考分数、性别、独生子女、家庭收入的回归系数由显著变得不显著, 这些变量会影响从生源地到院校地的流动级别, 但是对进一步由院校地到就业地的影响则不显著; 一般本科学生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变得显著, 说明虽然就读一般本科无法带来从生源地到院校地的向上流动, 但仍然能够促进毕业后到就业地的向上流动; 此外, 汉族学生的回归系数由负变正, 说明尽管少数民族学生通过上大学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毕业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则低于汉族; 父亲高学历学生在上大学的就学流动中能够起到正向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些学生毕业后则更不倾向于继续向上流动到更高层级的城市就业。
从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 研究生的回归系数与全样本一致, 说明攻读研究生学位对来自各类型生源地的学生来说都有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 而普通本科(相比高职高专)学历有助于来自乡镇农村和县级市的学生实现向上流动, 但是对来自地级市和省会/直辖市的学生来说没有显著影响。
八、结论与讨论教育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讨论, 本文从地区级别的角度, 探讨大学教育如何促进代际流动。从流动比例和方向来看, 几乎所有学生都在高于或等于自己生源地城市级别的地方上大学, 且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就业的城市级别都高于或等于自己生源地的城市级别。生源地级别越高, 就业地城市级别越高。生源地城市越低, 向上流动的比例越大。这说明大学教育有助于学生实现城市级别的向上流动, 且对生源地城市级别低的学生促进作用更大。其中, 省会/直辖市城市的学生近八成还在省会/直辖市就业; 地级市学生分化较大, 三分之二的地级市学生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上大学, 毕业后近一半保持在地级市就业, 近一半在省会/直辖市就业; 县级市的学生中有九成通过就读大学实现向上流动, 毕业后也仅有四分之一回到县级市就业; 来自乡镇农村的学生均通过就读大学实现了向上流动, 毕业后仅有6%回到乡镇农村就业。
从流动级别来看, 虽然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地城市级别相比院校地城市级别略有下降, 但相比生源地城市级别仍然实现了向上的流动。生源地层次越低, 通过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的级别越高。不同学历毕业生的流动路径和基本特征类似, 尤其是本专科学生非常类似, 研究生通过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的级别最高, 而毕业后向下流动的级别最低。
从生源地到院校地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来看, 高考分数越高, 学生因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说明越是能力强的学生越能通过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到更高级别的地区; 重点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研究生更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来自不同生源地级别的学生在此方面异质性不大, 说明考高分、上好大学、攻读研究生能够有助于通过就读大学进入更高城市级别的地区。
从生源地到就业地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来看, 研究生、就读于一般本科和重点大学(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更可能实现从生源地到就业地的向上流动。结合生源地到院校地的流动来看, 进入好大学和读研究生是实现城市级别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途径。
大学教育能够促进向上流动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我国大学多分布在地级市及以上级别的城市, 而且越是层次高的大学, 其所在的地区往往级别也越高。“985”重点高校几乎全部都集中在省会/直辖市, 这就给学生的向上流动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尽管不同层次生源地的学生所能实现的流动比例和流动级别不尽相同, 但是上好大学和读研究生都能显著促进学生的向上流动。二是就读大学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有助于其在毕业后仍然能够在更高级别的地区就业。
需要指出的是, 进入到更高城市级别的地区未必一定能够带来收入或社会地位的跃升, 将城市级别的变化视为代际流动并不完美。但是, 我国最好的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医疗保障都在大城市高度聚集, 受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户籍等限制, 大学生第一份工作的地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工作地点, 因此, 城市级别上的流动可以作为反映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此外, 由于大学教育对城市级别代际流动的影响还可能受到个体地区偏好的影响, 但由于数据限制, 本文无法获得毕业生的城市偏好, 而仅从生源地、院校地、就业地三类地方的城市级别进行分析, 更深入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
陈洪捷, 马莉萍. (2013). 流动与收入:基于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实证研究. 教育学术月刊, (10), 3-8. |
陈越. (2017).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原因与对策.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1), 55-60. |
郭丛斌, 闵维方. (2009). 教育: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教育研究, (10), 5-12. |
李春玲. (2014). 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 社会学研究, (02), 65-89. |
刘云杉, 王志明, 杨晓芳. (2009). 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05), 42-59. DOI:10.3969/j.issn.1001-4519.2009.05.006 |
马莉萍, 董璐. (2015). 逃离还是北漂?——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政策与毕业生的就业选择. 教育与经济, (03), 23-30. DOI:10.3969/j.issn.1003-4870.2015.03.004 |
马莉萍, 潘昆峰. (2013). 留还是流?——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与生源地、院校地关系的实证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 (05), 118-124. |
马莉萍, 岳昌君, 闵维方. (2009). 高等院校布局与大学生区域流动. 教育发展研究, (23), 31-36. |
马莉萍. (2015). 流动与工作匹配. 复旦教育论坛, (02), 73-79. DOI:10.3969/j.issn.1672-0059.2015.02.012 |
孙三百, 黄薇, 洪俊杰. (2012).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 经济研究, (05), 147-159. DOI:10.3969/j.issn.1673-291X.2012.05.060 |
汪梦姗, 马莉萍. (2016). 重点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基于2009-2013年12所"985"高校招生数据的实证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02), 64-71. |
吴愈晓. (2013). 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 中国社会科学, (03), 4-21. |
余秀兰. (2014). 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 高等教育研究, (07), 9-15. |
岳昌君, 黄思颖, 万文慧. (2016). 高校毕业生为什么青睐在大中城市就业——基于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教育学术月刊, (07), 27-32. |
岳昌君, 周俊波. (2005). 高校毕业生为何跨省就业.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 34-41. DOI:10.3969/j.issn.1001-4519.2005.02.006 |
岳昌君. (2011). 大学生跨省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复旦教育论坛, (2), 57-62. DOI:10.3969/j.issn.1672-0059.2011.02.015 |
周兴, 张鹏. (2014).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季刊), (10), 351-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