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史学科的资深学者，张瑞璠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史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经验和教学风格。在学术上，他一贯以严谨务实著称，长期致力于教育史学科的基础研究，勇于开辟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前沿，努力引领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方向，精心创构中外教育比较史研究的学术范式，为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一、投身教育史学科的教学探索

张瑞璠(1919.3.24 —2007.9.4)，曾用名张斐若，湖北省巴东县罗溪坝人。张先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早年求学任教的经历也颇具跳跃性：“小学未读完即进初中，初中毕业后未能升高中，做了八年小学教师，然后去重庆报考复旦大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1997, 第483页)。这种“跳跃性”前进，除受制于经济因素而不得不然外，还与其个人天资及好学深思密切相关。而八年的小学教师经历(先后任教于巴东县立小学、巴东县立中心小学、巴东县立二小、巴东罗溪乡中心小学)，则为其日后从事教育学专业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1944年，他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在大学里，张先生十分注意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他选修了许多文史方面的课程，常与师友切磋学问、质疑问难，也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先后发表《朱王学说的比较》《中国哲学的方法及其境界》《天才与人力》《人类行为的动机及其利导》《美国现代教育思潮的两大主流》等论文。由于学业表现突出，他被同学们视为学习的楷模，校长也因此特许他和教师们一样可进入书库借书，并放宽借书限额。这一切，都为张先生后来的学术成长夯实了牢固基础。

1948年，张先生大学毕业后，即留复旦大学教育系任教。1951—1952年，任沪江大学教务处注册主任。1953年10月，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作为华东师大首任校长孟宪承教授的助手，他参与了孟校长主持的新中国首届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生班的培养工作，既担任研究生班的助教、班主任，又协助孟校长一起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该研究生班毕业的“五虎将”(江铭、张惠芬、孙培青、李国钧、郑登云)，成为“改革开放”后华东师大教育史学科的中坚力量。其后，华东师大教育史学科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而不断发展，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当时全国教育史专业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张先生也由最初的助教先后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作为华东师大教育史学科的资深学者和学术带头人，张先生先后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规划组成员、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副主编。曾主编、合撰有《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教育哲学史》(共4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共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教育大辞典·中国教育史卷》(共3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1992年)、《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教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实际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先生曾连续4次荣获华东师大“教书育人”优秀奖，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在荣誉面前，张先生曾有《述怀》诗一首：人民育我我育人，日月不淹四十春。鬓染疏霜心未老，胸怀四则思无垠。深铭修己贵崇德，时诵普歌使继声。珍贵师生多互勉，新程万里共长征。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张先生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理想。

数十年来，张先生先后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上过“中国教育史专题”“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中国古代教育文献资料”“先秦教育史研究”“孔子教育研究”等课程。他善于将学术研究前沿成果融入教学，颇重名物考证又不乏哲理阐述，幽默风趣，层次分明。张先生的课程凸显了教学的研究性和启发性，深受学生欢迎。本人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即有幸聆听过张先生所做的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研究的报告，并系统修读了先生开设的“中国古代教育哲学”课程，以及张先生和江铭、张惠芬老师一起开设的“中国古代教育文献研究”课程。成为张先生的第二届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后，本人又修读了张先生开设的“先秦教育史研究”等课程。张先生总是比学生们早到教室，每次开讲，先生重在开示门径，注意围绕主题，旁征博引，出入古今，信息量极大；间或也要求学生自由发言，然后他再做高屋建瓴的总结分析。一堂课下来，一定要慢慢回味，反复体察，方能感悟其中的学术真谛。结合课堂上的主题讨论或平时的学习疑惑，我们每两周都会去张先生家请教，先生有时直面问题娓娓而谈，有时会溢出话题针砭时弊，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释疑解惑，我们几位弟子每次都是虚往实归，其乐融融。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先生善于结合科研项目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学术引领和人生引导，能神奇地将日常教学本业升华为一种崇高的教学境界。编撰《教育大辞典·中国教育史卷》(共三卷，160万字)时，张瑞璠先生、张惠芬先生是其中“中国教育史卷”的主编。该辞典工程浩大，号称“大、齐、新”，从收录词条、撰写、修改、讨论、出版，长达10年之久。张先生亲自撰写了“孔子”词条，其字斟字酌、言简意赅的写作风格，被编写组公认为经典样稿。同时，张先生修订他人词条也视同己出，有些词条被改成花脸一般，先生则略带微笑曰：又一个花脸！连日地审稿改稿，让两位先生常常累得面如土色，但他们并不为苦，反以为乐。我们几位研究生在协助此项巨大工程时也颇受感染和激励。后来，张先生主编了四卷本的《中国教育哲学史》(150万字)，从立定主题，厘定原则，到多次会议研讨、分工合作，直至最终完成和出版，历时几近10年，先生可谓费尽心血。我作为副主编，也是经常请教先生，而先生一有新见解，总是第一时间对我们进行指导。

博士刚毕业的几年，我还住在现在华东师大河西食堂旁边的老教工宿舍。记得有一次，张先生在晚上10点左右还手持手电筒，从师大一村家里出发，经过丽虹桥，穿过共青路，来到我的宿舍，和我谈论他对书稿撰写的新想法。那时，张先生已经70多岁了。听完先生的谆谆教诲后，我赶紧送先生回家，一路上先生和我边走边聊。虽然已记不清先生所谈的具体细节，但先生对学问的严谨、对学生的关爱、对教育事业的执着永远镶刻在我的心灵深处。我时常在想：孟宪承校长所说的“智慧的创获”和“品性的陶熔”、“民族与社会的发展”应该是融为一体的，这一点从张先生慎思明辨、诲人不倦的学术追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先生无私纯爱的教学引导中，我慢慢体会到华东师大校训中“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力量，也认识到华东师大前身大夏大学校训“自强不息”的真意，体会到孟宪承校长所揭示的个体“智慧的创获”和“品性的陶熔”，都是要服从和服务于“民族与社会的发展”。

二、致力于教育史学科的基础研究

作为继孟宪承教授、沈灌群教授之后的教育史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张先生为该学科的学术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长期以来，张先生不仅热衷学术知识的日积月累，习惯于每天撰写读书札记与研究心得，而且特别重视编撰教育史类的专业资料书和工具书，致力于教育史学科的基础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张先生即与孟宪承合作完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其学术水平已为专家所赞誉。其后，他又参与《辞海》中国教育史辞条的撰写工作，参与中华书局新版《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分任《新唐书》、《新五代史》全部校勘记的统稿，以“论断谨慎，文字明晰”见称。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先生参与承担国家重点项目《教育大辞典》(共十二卷)的编写工作，为全书副主编，并主编其中《中国教育史卷》(共三卷)。《中国教育史卷》共收辞目9000余条(而《辞海》里的中国教育史辞条约有500条)，该书提供了本学科发生、发展最完全而齐备的科学知识。除“大”而“齐”的特点外，该卷在释文内容和体例编排上还充分体现出创新精神，这一点与张先生提出“以最精炼的文字，提供最大的信息量”的编纂原则密切相关。

以张先生自己撰写的辞条“孔子”为例，该辞条既从纵向考察了孔子一生的重要经历及其影响，又从横向叙述了孔子的基本思想并着重突出其教育理论主张，举凡“为政以德”“举贤才”“性相近，习相远”“有教无类”“六艺”“因材施教”等重要命题，皆详加辨析。纵横交错，珠联璧合，给人以评价得当、论断谨严、措辞精炼之感。应该肯定，《教育大辞典·中国教育史卷》(共3卷)的工作是一项基础性极强的大型学术研究，它的出版不仅有利于中国教育史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建设，而且确能使人以最快速度获取本学科的最大量信息，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必不可少的良师益友，是人们学习和研究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参考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张先生仍然十分关注本学科的基础研究工作，并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教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该书精心遴选自先秦至1949年的教育学术名著140部(篇)，其中，古代部分“着重反映以儒家为主线，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发展的轨迹”；近现代部分“着眼于我国近代化启动以后，站在历史前沿的教育家对现代教育与优秀传统教育相结合的探索所获得的成果”(张瑞璠、金一鸣，1996)。该书通过对中国古今教育名著进行扼要明晰的学术介绍，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教育的独特魅力，出版后深受学界欢迎，是从事中国教育学实践探索和教育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三、勇于开辟教育史学科的前沿领域

张先生对教育学术的深层问题有特殊的敏感性。他善于站在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开展专题研究，表现出敏锐且颇具创造性的思想洞察力。

早在1962年，张先生即在上海《学术月刊》第2期上发表《关于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对流行观点提出质疑。他不赞同把“教”说成是对“民”(奴隶)进行军事训练，把“诲”说成是对“人”(奴隶主)进行伦理政治教育，并通过内证外疏，阐明“教”与“诲”在孔子时代即为同义词，其学术观点在学术界卓然独立，深得赞誉。其后，张先生又一鼓作气，对孔子教育学术体系展开持续研究，先后撰成《再评孔丘的“有教无类”》(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孔子教育思想的二重性》(载《教育研究》，1979年第3期)、《辨“学而优则仕”兼及“束修”》(载《教育研究》，1985年第2期)、《全面评价孔丘的教育思想》(载《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25页)、《孔子为古代人才教育开辟道路》(载《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等论文，并在其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卷》中进行了系统的学术梳理和总结。

张先生在研究中不仅善于结合时代特征解读原始文献，巧妙借鉴历代学者的精密考证，而且十分注重与最新地下考古发现的相互映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创见。比如，张先生在阐述“六艺教育的源流”时，即是：“通过先秦六艺教育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以及六艺教育思想的主、支流的划分与探究，对六艺教育的源流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和新的探索。其中，论述礼乐教育起始于原始的祭祀活动，运用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辽西东山嘴祭坛遗址的发现，对祭祀与教民合一的明堂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张瑞璠，1991)张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卷》与当时盛行的叙述结构不同，突出了以“礼乐”为主的“六艺”教育源流和儒家“六艺”教育的主流建构，而将墨家与《吕氏春秋》的教育思想作为“六艺教育思想”的支流；进而分论法制主义的法家教育与自然主义的道家教育，并注意二者与儒家教育的比较辨析和学术定位。鉴定专家组认为该书充分展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方法，突破了现有先秦教育史的框架体系，结构新颖，考证详密，多有创见，代表了先秦教育史研究的新阶段”(张瑞璠，1991)。

张先生的先秦教育思想研究，特别是他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系列研究，体现出视角新颖、立论准确、思维开阔、考证严密、史料扎实诸特点。他不仅善于进行条分缕析的名理考证，而且能够结合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去理性地把握先秦教育发展的内在脉络。就孔子研究而言，张先生尤其注重挖掘孔子教育思想的精神意蕴，善于进行科学的名物考证和辩证的学理分析。在他看来，孔子虽然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作为一个真诚的教育家，孔子是极富于首创精神的。他一生抱着追求真理和作育人才的愿望，在自由讲学的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教育经验，乃是极其珍贵的遗产。……科学地对待这份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科学和教育事业，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张瑞璠，1985)。张先生的孔子教育思想研究树立了教育家研究的范例，既充满激情，又不失理性，是激情与理性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当时孔子教育思想研究的前沿水平，至今仍然闪耀着经典研究的学术光芒。

与孔子研究相得益彰，张先生在孟轲、荀况等教育家的研究上也成绩斐然，先后发表《孟子对孔子伦理思想和修养方法的继承和发展》(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83年第2期)、《全面评价荀况的教育思想》(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85年第1期)等论文，从而将孔子以及儒家学派研究，乃至整个先秦教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和认识水平。

四、引领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方向

张先生不只是孔子教育研究的大家，也不只是先秦教育研究的专家，他还十分关注教育史学科的整体研究，善于引领本学科研究的发展方向。

最能体现张先生学术洞察力的还不仅限于某些具体的专题研究上，更重要的是张先生能够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善于把握和引领本学科研究的发展动向，敢于突破学术禁区，发前人之所未发。1979年, 张先生在全国教育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对古代道德教育能否批判继承》的专题发言，指出古代道德教育，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批判地继承。他说：“即令是对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也不应该只是批倒了事，而要同时注意寻找他们思想理论中合理的(合乎规律)东西，这也就是要从粪堆里面去找珍珠。找珍珠才是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拒绝继承历史遗产中合理的东西，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张瑞璠，1980)这一观点率先突破了由来已久的古代道德教育研究禁区，在学术教育界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此后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思想向导。

与方法论上的思想解放相配合，张先生开始自觉探索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历史分期问题。1980年12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讨论会”，张先生在会上提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发展阶段”说，主张根据中国教育史自身发展规律，将其划分为七个阶段，即：“1.从原始自然形态的教育到学校的萌芽。2.官学制度的建立和“六艺”教育的形成。3.私人自由讲学的兴起和古代教育理论的奠定。4.儒学独尊的学制系统的建立。5.学校教育从中衰到更高阶段的复兴。6.自由讲学之风的再起和教育理论的深化。7.封建教育的没落和启蒙教育思潮的产生。”(张瑞璠, 1980)在这里，我们隐约感受到张先生对中国教育史历史分期的独立思考。就教育理论而言，张先生此时已明确把先秦当作“奠基”期，把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历史地位概括为“承汉启唐”，并把自由讲学之风再起的宋代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深化”期。其后，张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发展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其文化背景为诸子之学的形成与争鸣，其主体是以孔子及其继承者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它的历史作用是为我国封建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高峰即出现在宋明。其文化背景为儒释道思想由并行而趋向交融，其主体为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儒家新学派——理学。其历史作用是使教育哲学理论及其体系趋于深化和严密。”(张瑞璠，1993)“两高峰”说在张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哲学史》(4卷本)中得到了实际应用，成为贯穿该书的重要指导思想。

张先生认为，教育史研究要注意理论创新，不能盲目套用外国教育成法，要善于挖掘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本土教育哲学。他主张通过“古今汇合”，系统开展中国教育哲学史研究。其实，张先生的“两高峰”说绝非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以深厚的学理研究为基础的。他指导的8位博士生绝大多数都定位在此“两高峰”中选择论文题目——《先秦儒道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丁钢)、《先秦法家教育思想研究》(姚能海)、《儒墨的义利观与教育哲学思想》(陈超群)、《先秦两汉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廖其发)、《程朱学派教育思想研究》(黄书光)、《二程的义利观与教育哲学思想》(黄明喜)、《乐教源流新探》(金忠明)、《传统教育哲学的初步转换：明末清前期的启蒙教育哲学》(施扣柱)，这些论文题目固然有博士生自己的学术兴奋点，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张先生特定时期所关注的研究领域及其学术重心。

张先生深知，没有专题研究的开拓性尝试，绝不可能有系统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他很早就为本科生开设过“中国教育史专题”课程，将精深的科研创见融入教学的授课风格，一直深受学生欢迎。进入90年代以后，张先生带领弟子们在若干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探索系统的中国教育哲学史问题。张先生不仅重视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关注近代教育演变，并将业已形成的“两高峰”说，扩充为“两个高峰，一次转折”。在张先生看来，与古代的“两个高峰”不同，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出现了一次根本方向的转折，即从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的转折。这种转折当然不是对传统教育的简单否定，而是以“古今汇合”、“中西融通”为旨归，其目的是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最佳结合点，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张先生时常指出，研究历史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以古鉴今，进行创造性的“古今汇合”，使传统与现代双向互动，推陈出新，以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教育哲学体系。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先生带领华东师大中国教育史学科点部分成员会同兄弟院校的同行专家，以积年之功撰写了4卷本《中国教育哲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该书在整体结构上突出了中国本土文化底蕴，回应了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论”的教育哲学观，紧扣人性理论、义利之辩和理想人格进行系统的探索和深入的剖析，注意史论结合和古今汇合的原则，将理论锋芒指向中国教育现代化，从而凸显了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该书出版后，专家肯定其“把中国教育哲学史的整体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郭齐家，2001)；指出其“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教育哲学史，而且在国际教育哲学界也是有它应有的地位的”(张家祥，2001)。该书曾荣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对深化教育史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创构中外教育比较史研究的学术范式

张先生在长期的教学科研过程中，深感中外教育史比较会通的重要性。他精心创构了大型的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学术范式，集全国中外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史的专业人士开展联合攻关，对教育史学科建设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中国教育哲学史》旨在纵向的理论深化；那么，《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则是横向的思维拓展。出于对中国教育理论发展前景的真诚关切，张先生深感“中外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但从“史”的角度对中外教育进行系统比较尚无先例。有鉴于此，张先生不顾年迈体衰，毅然主持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外教育比较史研究”，将当时中外教育史、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全国骨干学者组成编委会，架构起研究的核心团队。

张先生深知比较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没有比较，就没有辨别，就不能区分事物的共性与特性、发展与变化、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也就不可能对任何问题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因此，比较的方法乃是认识事物的最一般的方法。”(张瑞璠，1997)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比较方法确实在诸多学科系统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出现了比较哲学、比较经济学、比较文学、比较伦理学、比较教育学等诸多分支学科，但将比较方法系统运用于教育史研究尚属罕见。有鉴于此，张先生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纵横比较，横向为主；以史为经，问题为纬；有所侧重，不求全备”为指导思想(张瑞璠，1997)，对这一“融比较教育、中外教育史、文化科技交流史于一炉”的前沿课题进行集体攻关，从而开创了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的新途径，取得了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不同于一般的教育通史，该书重在抓住大纲大本，突出问题意识，着力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中外教育发生、发展、变革、转型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古代卷重在对东方教育特点的历史考察与理论透析，近代卷侧重对教育近代化道路的多维探讨，现代卷更加关注当代世界教育潮流的最新求索与现实启迪。在方法论上，该书十分注重“可比性”的论证和“可比点”的把握，注意体现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的辩证统一，力求客观揭示东西方教育发展的独特个性。如，“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比较”“《学记》与《雄辩术原理》比较”“理学与基督新教的教育思想”“中国早期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等论题，都是通过深层次的学理比较，充分展示了东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不同风格。该书值得肯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敢于挑战成见、勇于求实创新。全书坚守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以史料为重、以事实服人，脚踏实地，让证据说话。如古代卷第一章“古代东方是世界文化教育的发源地”，即以翔实的中外历史文献和最新考古资料，指出人类最早的学校产生于东方的中国，从而打破了习以为常的“欧洲中心论”，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概言之，全书观点鲜明，视野开阔，论题新颖，论证充分，独创性强。该书出版后很快引起学术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被学者赞誉为“一部教育史比较研究的力作”(钟启泉，1999)，“一部高水平的宏篇巨著”(王炳照，1999)。

综观张先生的教学、科研成果，不难发现其学术研究的独特性、创造性和前瞻性。他赓续了孟宪承所开创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的优良传统，并在一些相关研究领域发扬光大；相信他的学术精神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既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扎实的实证史料，又必须具备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是张先生一贯奉行的学风和教风。更为重要的是，张先生总是谆谆教诲弟子们：做学问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要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学会做人，做个真善美的人乃是教育研究的根本宗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