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虽然杜威两年多远东之旅的首站选择了日本，但是日本之行并不算美妙，在日本“杜威的研究很少为人知晓，而且也很少有人赞同实用主义……杜威很清楚，在日本他并不受欢迎”(威斯布鲁克, 2010, 第256页)。截然相反的是杜威的中国之行，杜威不但在中国广受欢迎，而且他的思想实实在在地搅动了中国。搅动主要发生在教育领域，要而言之，杜威访华成就了教育思想的西学东渐的高峰，其教育思想深入中国教育改革的语境，助推中国教育走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杜威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21世纪的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教育改革依然回响着杜威的声音，因此，今日重温杜威访华及其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关系，不只具有教育学术史的意义，更具有现实教育改革的意义。

一、邀请杜威：推进新教育改革的时代诉求

1919年4月27日，杜威携夫人艾丽丝和女儿露西乘坐“熊野丸号”客船驶离了日本熊本港，应以胡适为首的他的中国学生的邀请，前往中国上海。杜威一直不算一个好的预言家，就访华这件事，途中的杜威也不会预料到此后的中国之旅会延长到两年多，不会预料到自己和中国之间互相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一) 杜威访华

其实，以杜威的世界学术领袖地位和在中国的弟子的影响力，其访华是迟早的事。陶行知在1919年3月12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就言：“我两三年后所要做的事体，倒是日本先做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 1979, 第29页)。但既然杜威已有日本之行，机会不容错过，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等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积极串联组织，终促成杜威访华之事。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被中国弟子胡适、陶行知、蒋梦麟接入沧州别墅下榻。两天后，即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做演讲。杜威的在华演讲以谈论教育做开端，5月3日和4日，杜威先后做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此后的两年多，杜威以演讲为主线，以考察为副线，在中国弟子们的一路护驾下，走遍了半个中国。杜威回国当日，胡适撰《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为其送行，文中胡适对杜威的在华活动做了一个小结：“杜威先生今天离开北京，起程归国了。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月。中国地方他到过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过第十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学术讲演会的——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胡适, 2013, 第268页)。

访华期间，杜威谈教育，谈哲学，也谈社会政治。他成了一种风尚和时髦，所到之处，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报道。他不但是教育知识界的座上宾，而且也吸引了大批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兴趣，孙中山、阎锡山、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曾接待过杜威或亲耳聆听过杜威的演讲，且都表达出对实用主义的好感和热情，甚至梁启超曾说：“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 1979, 第115页)。

(二) 杜威：中国新教育改革的导师和外来杠杆

陶行知在1919年3月12日与胡适的通信中侧重强调：“杜威先生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 1979, 第29页)。后陶行知向教育界喊话和打广告，预言杜威的到来“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有密切关系”(陶行知, 1984, 第300页)，因此大家要预做知识上的准备，购买和阅读杜威的相关教育书籍。胡适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提到之所以邀请杜威访华目的主要在于教育改革：“当去年的今日，我们心里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国讲演教育哲学；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胡适, 2015, 第11页)

胡、陶的言论表明，他们邀请杜威访华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中国人建设新教育。胡、陶都抱持着改革中国教育的雄心，他们急切想为新教育夯实思想基础和知识根基，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美国，投向了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要而言之，他们渴望让中国人聆听世界教育先导、欧美新教育的主要代言人杜威先生关于新教育的谈话。

当然，胡适等新教育改革的诉求是与已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教育改革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构成部分，也是推进新文化建设的基本进路。杜威访华的当日，胡适就当面向杜威介绍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的对照面是中国旧文化的缺陷，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主要诊断为两点：一是缺乏民主传统，二是缺乏科学传统。这种诊断为杜威访华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条件，因为民主和科学被共认为杜威实用主义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因此由杜威本人来直接解释民主和科学就是最恰当最有力不过了。

总而言之，无论是建设新教育还是推进藉由新教育建设新文化，杜威的思想力量和世界学术领袖的身份都堪为向中国人进行教育思想启蒙的最佳外教。胡适、陶行知等人都想借助杜威这杆大旗，作为外来的杠杆撬动中国的新教育改革，为新教育改革或者说为他们自身添声威、壮声势，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动机实也有因感于自己的分量不足而挟洋自重的意味。胡适就曾坦言说：“我们几个人提倡的力量太弱，一点小小的风光还不配照遍全国，这时候杜威博士来了，我们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陈文斌，2006)。

杜威在华所掀起的教育旋风席卷之处，折服中国教育知识分子之众，无以计数。一时间，中国教育学研究和传播力量空前壮大和活跃，可以说，杜威访华短时内在中国造就出一个强有力的教育思想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被称为中国的杜威教育学派。在杜威访华之前，“新教育”是一个松散的概念，“夫今之所谓新教育者亦多端也。曰练习主义之教育，曰试验主义之教育、曰实用主义之教育、曰动劳主义之教育、曰人格主义之教育、曰新理想主义之教育……”(姜琦，1919)。在杜威访华后，迅速形成的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基本主导了新教育的话语权，并主导造就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为经典的一些新教育改革和实验事件。

二、基于杜威教育哲学的中国教育改革实况

杜威结束访华的当日，胡适发文称：“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即杜威——作者注)的学说自然没有实行的机会。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的发生，杜威的教育学说有了试验的机会，那才是杜威哲学开花结子的时候呢！现在的杜威，还只是一个盛名；十年二十年后的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那种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千百倍吗？”(胡适, 2013, 第268页)。实际上，杜威对中国教育的现实影响要比胡适想象的来得更快。在此分宏观的教育改革设计和微观的学校教育改革实验两个部分，选取一些典型事件，来铺陈这一时期的中国教育变革实况，并从中透视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和浸润程度。

(一) 1922年的新学制课程改革

1922年的新学制改革及随之而起的课程标准研制是20世纪最为经典的中国教育改革事件之一。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发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法令所颁布的新学制，就是大名鼎鼎的“壬戌学制”。壬戌学制改革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当前实施的“六三三”学制的基本架构，即可溯源至此。

这次学制改革的一大特点是，“改革学制之动议，发生于教育界，不是发生于教育行政官厅；发生于全国联合之教育团体，不是发生于一地方或一机关”(庄俞，1922)。新学制虽经政府颁布，但学制的研制过程本质上是民间性的，它是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简称“教联会”)这一民间教育社团主导的。教联会即由各省的教育会联合组成的总会，成立于1915年，每年组织一次年会。教联会本质上是民间性的，但它在年会中议决的提案，可以直达教育部，所以某种意义上教联会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教育部的智囊团。

新学制研究的基本过程是：教联会在1919年第五次年会期间决定在下次年会中把改革学制作为提案重点；1920年在上海召开的教联会第六次年会上，安徽、奉天、云南、福建等省提出关于学制改革的议案，学制改革骤成热点议题；在1921年于广州召开的第七次年会上，通过了“学制系统草案”；经过一年的热烈研究和争论，1922年10月在济南召开的教联会第八次年会上通过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并呈报教育部，之后由北洋政府大总统盖印、国务总理王宠惠和教育总长汤尔和签发，正式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

新学制改革肇端于1919年在太原召开的第五次教联会年会。这次年会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教育拉开了从师法日本转向师法美国、从师法赫尔巴特教育学说转向师法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大幕。正在华访问的杜威在胡适的陪同下亲自参加了这次盛会。杜威在会议期间做的《品格之养成为教育无上之目的》和《教育上的试验态度》等演讲深刻影响了会议的话语走向，这种影响最后体现在议决通过并呈报教育部的《请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中：“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璩鑫圭，唐良炎, 1991, 第844页)最终正式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分标准、学制图和说明三个部分，其中“标准”中的“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和“注意生活教育”等条目更是深刻体现了改革理念向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转向。

学制问题紧密联系着课程问题，颁布新学制主要是制定了一个“六三三”学校系统图，而新学制建设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工程，“新学制建设中，第一个顶要紧的问题，就是要讨论各级学校的课程”(吴研因，1922)，“谈起新学制，就要联想到课程标准上去。倘使课程上做不通，那么就是证明这纵横活动的制度是不可能的。制度是目标，课程是方案；配不出方案的目标，不过梦想罢了”(俞子夷，1922)。

教联会广州年会上就讨论到研制课程标准的问题，之后在关于学制改革的大讨论中，课程改革问题得到集中关注，例如《教育杂志》于1922年发行了单行本号外《学制课程研究号》。第八届年会议决《新学制系统改革案》后，提议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由五人构成，分别是袁希涛、金曾澄、胡适、黄炎培、经亨颐。起草委员会聘请专家主笔起草各学科的课程标准，起草专家共四十人。新学制课程标准研制开启了中国科学研制课程标准的先河，之前“教育部有一种课程表和教则细则，此外没有什么课程了……地方公立学校是从来没有法定的课程做依据。那部定的东西是很笼统的几句条文”(俞子夷，1922)。1923年6月，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刊布，课程纲要门类共包括小学11门、初中11门、高中公共必修课7门、高中普通科第一组(注重文学及社会科学)3门、高中普通科第二组(注重数学及自然科学)7门。

无论是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的成员还是各学科课程纲要的起草专家，虽然他们学术背景各异，但基本上都能共同站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旗帜之下。各纲要中尤其是小学课程纲要中活跃着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杜威的言说和思想，例如《小学算术课程纲要》在方法部分规定：“1.宜注意从学生生活里使学生发生需要工具的动机……3.问题以切合学生生活的为主。成人的事务，非学生所能想象的，虽是实用，也不相宜。4.方法原理的教学，宜用归纳的建造，不宜用演绎的推广。”(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 1925, 第7-8页)

(二) 民间学校课改实验

在胡适的想象中，杜威哲学在中国开花结果体现为“试验学校”的遍地开花，并预测这种景观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出现。但实际上，杜威教育思想试验在杜威访华期间就已在个别学校出现，更多的试验则在杜威离华后接踵而至。杜威访华为美国教育理论和实践进入中国创造了思想条件，此后，“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等美国各种新诞生的教学法借势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被加以本土化实验。众所周知，“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以杜威的教育哲学为思想依据，中国人对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的兴趣，紧密联结着对杜威的兴趣，从而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实验，也被视为对杜威教育哲学的实验。兹主要通过介绍两所学校的课程改革实验以说明之。

1.钱穆在无锡后宅初级小学的“课程生活化”试验

杜威在中国各地的讲演，刺激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人士的教育学意识的觉醒和做教育改革的自觉，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的国学大师钱穆就是其中的一位。

钱穆曾做过十八年的中小学教师。1919年秋，钱穆毛遂自荐担任无锡后宅初级小学校长，此前钱穆一直在他校任教高小课程，之所以决意由高小就低转入初级小学，就是奔着实验杜威教育理念而去的。钱穆直言：“报载杜威博士来华，作教育哲学之演讲，余读其讲词，极感兴趣。但觉与古籍所载中国古人之教育思想有不同，并有大相违异处。因念当转入初级小学，与幼童接触，作一番从头开始之实验，俾可明白得古今中外对教育思想异同得失之究竟所在。”(钱穆, 2005, 第105页)

钱穆的实验基本思路是：“当使一切规章课程尽融在学生生活之中，务使课程规章生活化，而学生生活亦课程规章化，使两者融归一体，勿令学生作分别观。”(钱穆, 2005, 第107页)钱穆并没有在义理上深入论述他的实验和杜威教育思想的细致联系，但从中可以推论，钱穆明显是受了杜威“教育即生活”命题的影响，“课程生活化”是对这一命题的创造性诠释和实践。

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如体操和唱歌原被排定为课程，在课程生活化的思路下，则是把体操和唱歌视为日常生活来对待，钱穆的做法是“废去此两课，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学生必同时参加，余等三人(即学校教师——作者注)亦当参加，使成为学校一全体活动”(钱穆, 2005, 第107页)。再如课程生活化体现在作文教学上，便有作文生活化。作文生活化追求让学生作文如自其口出，作文如同说话，而口中所欲说者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体验和听闻。例如钱穆让学生排坐楼上廊下看下雨，观察和思考今日之黄梅雨和其它雨的不同。再如带学生到郊外一古墓，倚坐古墓旁的近百颗苍松下静观四周形势景色，并提醒学生注意静听风传过松针的声音与其它的风声有什么区别。钱穆还令学生讲得之传闻或经由目睹的故事，这些故事或闻自家庭、或传自街坊、或观之附近名胜古迹及桥梁建筑。钱穆让学生把这些所观、所闻、所感之生活记下，并每每让学生互相讨论各自观察和写作之特点和得失。

钱穆的学校课程改革实验效果十分积极。仅就作文生活化而言，“如是半年，四年级生毕业，最短者能作白话文两百字以上，最多者能达七八百字，皆能文从字顺，条理清晰”(钱穆, 2005, 第114页)，更为可喜的是学生作文写作态度的变化，学生把作文视为日常人生中一乐事，每每问“今日是否又要作文”(钱穆, 2005, 第114页)。

不过可惜最后钱穆却不愿再实验下去。原因是学校里的学生，除了少部分人升学外，大部分学生毕业即留家，服务于茶肆、酒馆、糖果摊或猪肉铺之中，不再升学。钱穆感叹自己热心改革，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读书和学问志趣，而所得仅如此，心中实在是不快：“果是作一番试验则可。若久淹于此，恐违余志，遂决意离去。”(钱穆, 2005, 第115页)

2.李琯卿在浙江四中附小的教学法试验

不同于钱穆是直接基于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个人理解而开展改革实验，大多数的杜威思想试验是间接地通过“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这样的平台而兴起的。就这两种教学法的引进来说，新学制课程改革的干将俞子夷和舒新城是领军人物。设计教学法正式诞生于1918年，1919年俞子夷就在南高师附小试行设计教学法，从而正式开启了中国研究和实验设计教学法的先河。到1921年，中国各地的设计教学法实验开始走向高潮，并获教联会之助力，1921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七届教联会议决通过了《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此后在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尤其体现在小学部分，对“设计”或“设计教学法”的强调在纲要中处处可见。就道尔顿制实验来说，舒新城是执先鞭者，他在理论上不遗余力推介道尔顿制，并于1922年在上海吴淞中学开始试行道尔顿制，从而开中国道尔顿制研究之先河。

众多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实验学校中，这里选取鲜为人知的浙江四中(现在宁波中学之前身)附小开展的道尔顿制试验略做介绍。四中附小的道尔顿制试验发生于1923年，当时宁波教育家李琯卿“正担任四中附小主任，以附小第二部试行设计教学法，实验道尔顿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北仑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0, 第35页)。李琯卿是国家主义派的重要一员，并是宁波新国家主义派的创建者和领袖，同时，他又是一个在当地卓有声名的教育家，热衷于教育救国。李琯卿是杜威教育思想的积极鼓吹者，曾创办小教研究会，积极宣介杜威的教育思想，并在镇海、宁波各地积极实验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试验和“道尔顿制”试验在四中附小可能是同时并举的，关于试验的状况，可供查考的资料鲜少，但之所以以四中附小的试验做代表，是因为四中附小校友、著名学者周退密在其《退密文存》一书中的回忆片段鲜活而客观地呈现了道尔顿制试验的一些具体情形和效果(周退密, 2015, 第14-15页)：

“我想谈一谈发生在附小里的一场教育大改革。但是那时候我们年级太小，只是把这一大改革当作饶有兴趣、闹着玩的事情。一天老师说，我们要实施‘道尔顿制了’，既没说出这是个什么东西，也没说出怎样配合实施的方法。说了就做，一时间，各个班级里办起了‘小邮局’、‘小银行’，引起一番乱哄哄的热闹场面。由级长向同学分发预先印制的仿真邮票，叫同学们向别的年级熟悉的同学写信，然后把信投入自制的邮箱，由专人开启递送给收信人，同时，不知是谁叫我们向‘银行’存款，由‘银行’给出存折，现在已记不得当时用的是铜元和银角子等真的货币，还是用学校预制的‘钞票’。此外，手工课上老师拿来毛竹给同学，叫同学‘发挥各自的才能’，把毛竹制成对联、笔筒和搁臂之类的文房用品。一时间在手工课上拿刀劈的劈，锯的锯，削的削，忙个不停。记得这次手工课上，老师并不参加劳作，只是从旁照料，免得学生弄伤手指，发生意外。上述的‘小邮局’、‘小银行’，以及同样的手工课经行过一次以后，学校再没做过第二次尝试，而‘道尔顿制’四字也再没有人提起它”。

周退密的回忆似乎说明了李琯卿的道尔顿制试验结果不太理想。李琯卿之子李价民(原镇海中学校长)也曾在附小就读，作为见证者，他后来评价道尔顿制时坦然说：“这个从外国传过来的教育制度，在现时的社会现时的学校很难推开。”(纪念李价民校长诞辰九十周年筹备组, 2002, 第204页)

三、杜威热的退潮与反思

杜威热在中国持续了五六年，之后开始急剧退潮。杜威热在中国的荣衰，给我们反思杜威思想本身及其在中国的误读和误用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现实基础。

(一) 杜威热的退潮

杜威热的退潮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主要由于政治追杀的原因，杜威教育学派被瓦解；二是人们对杜威教育学的信心和热情在走低。

1.杜威教育学派的瓦解

杜威热是伴随着中国的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和壮大而兴起的，同样，杜威热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也以杜威教育学派的瓦解为标志和致因。与杜威的政治性格一致，中国的杜威教育学派在政治性格上基本属于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在北洋政府时期获得了难得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从北洋政府后期到国民政府时期，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派知识分子被逐步围剿，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开始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主将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排挤或通缉，例如，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1925年被北洋政府免职，北大代校长蒋梦麟1926年因被通缉而被迫逃离；由杜威教育学派主导的教育团体被查封或停办，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6年停止召开年会，192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查封；由杜威教育学派掌控的教育报刊纷纷停办或被改造，这以1925年10月《新教育》杂志的停刊最具有标志性，《新教育》杂志创刊于1919年，蒋梦麟和陶行知先后担任主编，杜威曾担任荣誉董事，杂志的停刊意味着杜威教育学派失去了一个关键阵地；国民政府成立后，“三民主义”的教育指导方针地位被逐步确立，实用主义的合法空间更是被从根本上压缩了。总而言之，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人员四分五裂，阵地不断失守，杜威热在这样的形势下自然也就迅速退潮了。

2.对杜威教育学信心的走低

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到“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蔡元培, 2006, 第33页)，在蔡元培所构想的新教育体系中，“实利主义教育”是基本构成部分，他认为实利主义教育是实现“富国”的急迫进路，这清楚地彰显出蔡元培谈论实用主义教育的功利主义取向和教育救国的动机。胡适等邀请杜威访华是出于推进中国新教育改革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在更深层面上连接着中国知识分子建设新社会新文化的巨大热情和急迫渴望，因此，以世界教育先导身份被迎接入华的杜威，不可避免地卷入中国更为宏大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教育的新旧现实和新旧之辩中。杜威教导中国人要以普及和改革教育作为社会改造的根本路径的呼吁与当时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心愿一拍即合，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状况证明这是杜威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能承受之重，当教育救国的愿望屡遭挫败后，知识分子对实用主义的信心和热情跟着走低，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对实用主义的迷恋中走出来，转向革命派阵营。

对杜威教育学的信心造成直接打击的是学校教学法实验的失败。胡适在杜威离华时对杜威教育学说在中国命运的预测是过于乐观了，“十年二十年后的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实验学校”的壮丽景观并没有出现。实际上，学校试验不但没有促进杜威热的进一步繁荣，反而成为促使杜威热退潮的一大致因。“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等的引进与实验是在杜威热的背景下兴起的，但这些实验终归都是昙花一现，最后归于沉寂。李琯卿在浙江四中附小的试验失败了，即使少数成功的试验例如钱穆的“课程生活化”试验，在国情面前也折戟沉沙。这些失败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杜威，它进一步弱化了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信心。

(二) 对杜威热兴衰的当代反思

杜威访华已有百年，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杜威热的兴衰，一些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1.对“全盘西化”责难的反思

杜威热的衰退助长了一种看法的流行，即认为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基础、师法美国的新学制课程改革和学校教学法实验本质上不过是另一次的“全盘西化”而已，这种看法不但存在于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外部，而且后期也滋长于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内部。

实际上，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史一直伴随着“中洋之争”，每一次西方教育话语大量地进入中国语境，都大概会引发这样的争议，对基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新教育改革的“全盘西化”责难不过是“中洋之争”主线上的一次历史表现。那么，这种责难成立吗？

杜威在华期间，一直谆谆告诫中国教育改革不能盲目模仿西制，包括美制。新学制、新课程和新教学法的改革和实验者也都对被打上“抄袭”的标签格外敏感。深度参与新学制改革的孟禄在评价新学制时说，“此次改革与欧美各国正在进行之改革，极相类似……所以如是类似者，殆由各国共通之民主主义国家主义及实业主义之根本势力、相与酝酿而成此改革”(孟禄，1922)，也就是说，新学制改革是接轨世界教育改革趋势的结果，改革的形式是借鉴了美国，改革的价值取向却是世界性的。并且，观诸当时讨论学制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文章，可以发现实际上国情或本土问题也得到了较为深入和充分的关注和讨论。总体来说，此次新学制及新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的世界性、科学性、民主性和本土性都是空前的，绝非“全盘西化”一词可概括之。

但是，国情问题还是被严重低估了，实用主义话语进入中国改革语境，至少遭遇了两重障碍。其一，无论杜威还是自由派教育知识分子，都对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教育之中国前景过于乐观了，“五四运动”更是助推了这种乐观情绪，但实际上，支撑平民主义教育的政治文化空间根本不牢固，这从杜威教育学派之后遭到的政治追杀可见一斑。其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群众基础并不牢固，诚然杜威受到中国教育知识分子的热情欢迎，但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对其接受度和理解度还是有限的，这从时任浙江教育会会长的经亨颐的日记中可见一斑，杜威杭州演讲后，经亨颐在1919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到：“八时三十分，即赴教育会，与各校职对杜威[讲演]开谈话会，未有如何诚得(心)，事近敷衍。”(经亨颐, 1984, 第165页)《民国日报》也曾记载：“杜威连日所讲，皆教育上之德磨克拉西，叫学生自动自治，注重平民教育，实行社会服务。某教员听之，当谓其同伴曰：请他演讲，是请他劝学生用心读书，听我们的教训；哪晓得他总在叫学生革我们的命，真是岂有此理！遂逃席而去。”(顾红亮，2016)

实际上，无论“全盘西化”或“抄袭”的指责是否成立，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在中国本土的现代化教育思想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师法杜威和美国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史上必然会走过的一段历程，它的经典性和积极意义都是不容否定的：从学术上来说，它极大推进了中国教育学知识的生产；从思想上来说，它极大促进了中国人的教育学意识的觉醒和教育思想的转向；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它创造了一种为后人所感念和缅怀的教育改革和实验样式，并且，中国后来教育改革的本土化意识的生长和成熟，也有赖于这段改革和实验历程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

2.对杜威教育学说所受责难的反思

随着杜威热的退潮，对杜威教育学说本身的批判也甚嚣尘上，教育改革和实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负面现象，都被转用为批判杜威所谓“儿童中心论”、自动的教育观和“教育即生活”等观点。不过，依今日看来，这种指责以及新教育改革和实验过程本身彰显了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误解和误用。

以对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的指责观之。在当时，“儿童本位”被视为杜威教育学思想的一项根本原则被确立起来，从而杜威与美国本土的浪漫派进步主义的“儿童中心主义”所存在的差别被忽视了。实际上，如果前述周退密描述的浙江四中附小的道尔顿制实验状况代表了当时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实验的普遍景象，可以确定，中国的学校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实验就是杜威所批评的浪漫派进步主义实验，可以设想，如果杜威亲身看到中国学校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实验的状况，他会像指责美国激进儿童中心主义的实践一样，指出和纠正这些试验所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弊病。但在当时，随着杜威热的衰退，随着新教育改革试验纷纷遭受挫败，过于强调儿童中心、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轻视学科知识的学习等指责都被指向了杜威。

杜威热退潮之后，杜威及其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教育语境里，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命运跌宕起伏。有学者认为，“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杜威在中国才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汪楚雄, 2010, 第231页)，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199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语境里的杜威，对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轻视学科知识和忽视教师主导作用的指责依然比比皆是。

进入21世纪，不出意外，以贴近世界教育改革潮流、接轨世界教育学术前沿和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指导下的中国新课程改革，再次遭遇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中洋之争”，并且杜威在某些学者那里也再次遭遇同样的指控：强调儿童中心主义、轻视科学文化知识、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不过，至少部分是由于新基础课程改革的需要，杜威热某种程度上在教育研究领域得以再次出现，而且，澄清历史上对杜威的误解和误用成为这次杜威热的一大特点，由此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测，在未来中国教育改革语境里的杜威，会以更客观、更深刻的面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