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概念，其内涵并没有确切的界定，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 2004, 第1页)。“现代性”，一般说来是指滥觞于欧洲后封建社会时期，受18世纪启蒙主义的浸润，在20世纪成为具有历史性与世界性影响力的制度及行为模式。现代性对社会的影响反映在方方面面，包括思想层面的理性主义和计算思维，制度层面的科层管理，社会层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经济层面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化趋势等。现代性特征深层影响着现代大学制度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它形塑了制度化和标准化的学科运行模式，规定着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范式和标准，承载着教学、科研和服务等主要功能。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发生在学科组织体系身上的现代性的“双刃剑”效应逐渐凸显，学科体系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日益沉淀为一种文化，体现出一种制度性的权力：划分学术部落、评价学术水准、垄断学术资源、分化学术阶层，“学术资本主义”现象成为学科现代性的显明特征。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现代性的视域出发，对作为大学知识生产、传播和交流方式的学科制度进行审视与反思，为学科的现代性添加拮抗性元素，增强学科组织体系的合理张力，实现学科的高水平治理和持续健康发展。

一、学科的内涵及演进形态

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是知识不断分化的结果。学科的形成既与知识的分类有关，也与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促使知识分类日趋精细化，知识分化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不同的知识门类，这些门类即是本文所指的学科制度。学科是构成大学肌体的细胞与元素，无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服务均是基于学科这一重要载体，学科的发展决定了大学发展的水平与高度。

(一) 学科核心内涵的三重释读

关于学科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学者们主要是围绕学科的知识本质、组织特性以及内在属性进行阐释，即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将学科看作“学问的分支”“教学科目”“学术组织”或是“规训制度”等。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对学科的理解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知识说、组织说和规训说等理论界说。

1.知识说：学科是知识体系的划分机制

知识是人类理性认识和实践建构的结果，具有庞大的体系和规模，如何将这些理性认识进行划分和条理化，是文明进程中的永恒主题。历史上，知识类型的划分具有多种形态，思想家们从不同的理论与视角出发，勾勒了多种划分框架。如，亚里士多德将知识总体上划分为三类，“所有知识要么是实践的，要么是创制的，要么是理论的”。从实践维度看，知识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等，从理论的维度看，知识包括神学、数学和物理学，而创制的学问则有诗学与修辞学等。考尔丁认为，人们面对的是自然、人和上帝三大问题。科学处理第一个问题，文学、法律和历史处理第二个，神学处理第三个，哲学对三个问题都处理(李醒民，2012)。历时态看，学科是知识的量及其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知识管理机制，近代以来科学知识的繁荣在根本上推动着学科的形成，知识分类是学科制度的基础，也是现代学科产生的首要原因。可以说，作为分类制度的学科其本质即是专门化的知识体系，伯顿·克拉克(Burton · R· Clark)指出，“从教育学的角度，学科(subject)是一种知识的分支；从大学的角度，学科(discipline)指一种专门而高深的知识”(克拉克, 1988, 第20页)。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体系划分和学科建立需要遵循特定机理与机制，并非所有专门知识体系都能成为学科。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称一个研究范围为学科，即是说他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华勒斯坦等, 1999, 第103页)。我们认为，学科属性及其知识体系对内的普遍性和对外的特殊性是其建立的理论根基。

2.组织说：学科是学术生产的组织机制

组织学通常把学科看作一种知识生产的组织或学术机构，认为“学科是由一群学者以及学者们依赖于一定学术物质基础，围绕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是一个实在存在的具有组织形态的学术组织系统”(宣勇，2002)。克拉克也曾形象地指出，学科是一种连接各种专家学者的专门化组织方式，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等教育的“生产车间”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群研究一门门知识的专业学者，这种一门门的知识称作“学科”，而组织正是围绕这些学科确立起来的(克拉克, 1988, 第23页)。从学术范畴来看，学科就是一种被划分后的学术部落和场域，学科背景下的学术生产是专门知识体系内的生产，基于学科特定范式和理念而展开，其生产方式、生产组织以及知识产品与这一学科在本质上能够相通相融，体现的是本门学科的经验、理论和结构，简言之，学科是学术生产的控制体系，通过同一性来设置生产的边界。学科形式的知识生产方式形成后，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学科成了高等教育组织矩阵的交叉点，知识生产、传播、选择、控制都是在这些交叉点上完成的，每门学科都垄断着自己领域内的专门知识(钱志刚, 崔艳丽，2012)。

3.规训说：学科是学术训练的规训机制

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译自英文“discipline”，具有智力训练、纪律、惩罚及知识科目等内涵。具体来说，学科一方面指的是专门化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也具有对某类知识及其相关的方法、规则进行训练之意，并且侧重强力性质的规范和塑造。这与学科概念的词源相一致，古代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之义。现代学科制度是一项整合性制度，学科不仅是一项知识分类制度，同时也是知识生产制度、知识传播和交流制度，体现了人类知识专业化与制度化水平，学科规训贯穿于全过程。语义学上的学科内蕴规训意涵，这一解读也得到了福柯、华勒斯坦和曼海姆等人的支持。福柯(Michel Foucault)基于社会学视角指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种社会规范，而学科本身就是一种规训制度。因此，学科除了知识本质和组织特性外，它还是一种为知识领域确立某种规范的规训活动。华勒斯坦则认为，学科既要生产及传授最佳的知识，又需要建立一个权力结构，以期可以控制学习者及令该种知识有效地被内化(华勒斯坦等, 1999, 第79页)。曼海姆(Karl Mannheim)从知识社会学观点提出，知识是建构在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基础上的，“学科规训制度其实是社会控制和轨调(regulate)方式的一部分”(华勒斯坦等, 1999, 第5页)，通过知识传授和社会道德规范达到行为约束和思想同化的目的。知识往往和规训紧密相连，规训是生产知识的手段，而学科知识的发展则要受到规训制度的制约。就大学中的学科而言，学科规训就是通过某些内隐的手段使学习者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习得学科内的各种隐形规则和惯习。

(二) 学科的演进形态：从“自由七艺”到现代学科建制

对人类知识生产、传承与实践最优路径的探索是学科演进的根本动力。历史地看，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学科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都是一项动态过程，中西有着不同的探索路径和方式，但仔细审视我国现代学科体系，毋庸置疑继承了西方的制度建构。从希腊罗马时期的学科萌芽，经由中世纪时期学科的制度化进程，再到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学科的诞生，科学知识经过不断地分化、融合，在传承和变革中形成了当今的学科体系。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形而上学》等均对教育进行了系统的描述，这其中就包括了初步的文法、文学、音乐和算术等基本训练。西方知识分类走向成熟的标志应该从大学的兴起算起，大学的兴起促进了知识分类的细化和制度化。但从本质上说，大学知识分类遵循的依然是亚里士多德的模式，因为大学产生的理由之一即在于亚里士多德学术的复兴，及这类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学者行会。中世纪大学使古代传承下来的知识等级观念得以制度化，作为公民培养预备教育的自由科目在此时就已经被提出，自由民的科目逐渐成型，这些学科可以统称为“自由七艺”，包含了三种语言学科即文法、修辞和逻辑以及四种数学科目，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也就是“三艺”“四科”。中世纪大学发展之初，“自由七艺”奠定了西方学科演化的重要基础，在远离神学的大学，尤其是欧洲南部大学中，“自由七艺”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随着11世纪到13世纪翻译运动的开始，大量来源于希腊和阿拉伯的哲学、医学和科学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知识体系被又一次重塑，形成了以“自由七艺”为基础，医学、法学和神学共同构成的新的学科体系。

“科学革命”以来，自然科学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有别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新兴科学体系。18世纪末，知识的专业化发展要求知识的分类更加精细化，科学发展出现向深层分化的趋势，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从自然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逐渐分化成各门独立的自然学科。自18世纪后半叶开始，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强盛、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和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的确立，特别是当研讨班、实验室、课室这三种新的高等教育场所登上历史舞台时，学科制度已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鲍嵘，2002)。进入20世纪之后，学科建制的进程日益加快，许多新的知识门类在10-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产生到在大学建制的过程，统计学、政策科学、工业心理学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形(鲍嵘，2002)。知识分类的多元化和精细化使得传统的西方“自由七艺”已经不能适应近代科学知识的分类，构建一种适应新知识体系和知识增长的学问分类制度就成为内在诉求。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第三次科学革命的推动下，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知识的传播更加方便快捷，加速了“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社会的兴起见证了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和衰落”(伯克, 2016, 第299页)，大学不再是垄断知识的场所，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工业实验室和智库等日益增多。近些年来，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难题，依靠单一的学科力量已经难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现实问题的复杂多变以及研究方法的日臻成熟就促使了跨学科研究的出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各个学科不断经历调整和分化，同时，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跨界以及合作也越来越频繁，学科分化、学科互涉、以及超学科等跨学科现象变得日益普遍，逐渐形成了当今的学科组织结构。

二、学科现代性问题的现实形态

现代性发端于文艺复兴后，工业革命以来蔓延与渗透进社会各领域。现代性以理性与自由为主旨，激活了人类的潜在力量，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对理性力量的滥用与误用也给社会发展带来风险。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基石，学科建设同样被现代性所主导，作为基本图式与根据，无孔不入地渗透至学科发展的各方面，尤其是工具理性和计算思维等深层形塑着学科建设与运行系统。管窥当前学科发展样态，本文认为现代性主导下的学科发展路径在以下方面存在偏误，围绕当前一流学科建设，我们需要着力突破这些“症结”。

(一) 学科组织结构的科层化

科层制是现代性在管理制度上的重要体现，以理性和计算思维为主要特征，它将整个社会视为庞大的、非人格化的机器，建立了严密的基于理性计算的技术系统和分工清晰、层级和职责分明的技术化管理体制(崔延强，吴叶林，2015)。现代性的理性思维反映在大学组织上，就是科层制的运行安排，这种分工明确、层级分明的管理机制为大学办学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多层垂直管理制约学术自由与创新活力。科层制的鲜明等级要求所有学科成员按照自身职责行事，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以标准化、可计量的考评办法对岗位主体的绩效进行考核，一切基于事先的理性计划和统筹安排。诚然，理性主义的科层安排使得学科管理获得了“效率”，但也限制了学科知识分子的自由与个性，这种约束对于学科知识生产而言是“致命”的。众所周知，为了保证学术探究能够最终获得科学认识，我们需要提供宽松和适合自由探索的场域，最大程度消除外部环境影响，学术只服从真理的标准。科层制管理与学科创新向往自由的个性要求在目标、方式与评价等维度均存在偏误与背离。另一方面，学科组织内部的科层化易使学术权力异化，使得学术权力顶端的学者更易占有和垄断学术资源，科层化的学科运行体系是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温床，深层约束了学术生产能力。大学学科组织的特点决定了大部分学科成员集中在底层，在基层学术组织中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学科权力的集中和等级化阻滞了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事实上，在大学场域内部，不仅学科内部科层化，学科之间的地位也不均等，学科身份的区隔以及某些隐性心理契约都在实践中造成学科发展困境。

(二) 学科专业目录的行政化

学科专业目录的制定就是为了方便知识的分类与学科管理，为高校学科建设提供咨询和指导性服务，促进知识生产与学科发展。学科专业目录成为人才培养、招生、学位授予、就业、统计以及需求预测的重要依据。总体审视我国学科专业目录的实践史，其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有烙印仍然存在，也就是目录制定和执行的行政化。沈文钦等在《层级管理与横向交叉：知识发展对学科目录管理的挑战》也明确指出，学科专业目录作为对知识的管理手段，可以说是政府权力在知识领域延伸的重要表现(沈文钦，刘子瑜，2011)。行政参与学科专业目录具有必要性，然而完全由行政推动的涉及总体知识生产的目录架构却又显得不尽科学，在现实中也带来诸多窘境。知识生产逻辑与管理逻辑没有实现共生性融合是学科专业目录问题的本质体现，行政对知识生产的干预体现了人对自身理性力量的过分夸大，我们无法预计和控制知识的分化发展会具体到什么程度或达到什么水平，因此人为力量设计的目录就难以驾驭事实上的知识演化，这也正解释了产生于学科目录之外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常常面临“无家可归”的尴尬局面。实践中，目录体系的异化已然成为阻滞知识进步的力量，如行政权力参与下目录执行的强制性既是优势，也是其保持强大惯性而拒斥新学科、新学问的推手。

(三) 学科知识生产的商品化

学科知识生产是学者在学术部落内面向客观世界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创造性活动，其成果形式既可以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同时也包括原创性观点和思想的提出等。现代性的消费性与商品化特征在全方位蔓延至社会各领域的同时，也渗透进了大学的学科知识生产系统，学科知识的消费与商品化趋向日益显著，其典型的表现即是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的接受，甚至盛行。学科知识生产的商品化至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学科知识生产以市场为导向，离市场近、易实现产品与货币交换关系的学科更易得到发展，远离市场的学科知识生产在资源配置上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学科成员为了获取内外部各种形式的资源积极开展具有商品经济行为的学术生产活动，如开设科技产业园、专利申请、技术转让、以及申请科研经费和争取与工商业合作等。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学科成员热衷于把知识和技术投放于社会生产，以此获取高额的资金回报和社会资金的支持，大学知识生产的功利化、市场化趋势明显。以高深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利益相关者日益复杂多样(胡钦晓，2015)。二是在现行学科评价机制下，学科知识生产因其深刻量化特征而呈现数量繁荣、泡沫化等现实危机。一方面，学科组织内部的晋升需要学科知识生产数量，学科知识生产的逐利消解了其真理性的价值追求，履行了其工具主义下的功能，这种漠视意义与价值而强调经济效用的生产在本质上仍然是商品主义的体现。另一方面，学科知识生产在商品主义的催生下，学术论文甚至学位论文的买卖和利益交换成为近年来困扰学科发展的重要表现，对“量”的重视和“利”的追逐是现代性语境下学科知识生产商品化的内在因由。

(四) 学科人才培养的模式化

从本质上讲，基于知识的类别划分而建立的学科，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也是一种专门化、规范化的知识生产范式。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学科被赋予一项新的功能，即知识生产标准的制定，该项功能对于科学探索和知识传播的系统化、专业化和精准化起到了播种机、孵化器以及加速器等作用。在现代大学中，知识生产的流程、标准的制定，以及教材的编制、使用甚至垄断，都由学科专业来完成。学科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同时也是一种学术秩序，规定着知识生产的方向、标准、规模与质量。大学既是生产、传播、创造和保存知识的场所, 又是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的机构。大学对人才培养标准的规定主要通过学科专业来实现，学科作为大学进行人才培养的载体，规定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准入条件，包括学生的入学条件、培养方案、培养过程以及毕业要求等。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科规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华勒斯坦所言，学科不仅完全控制了学者的训练，还控制了学者结束训练以后的职业样式(华勒斯坦等, 1997, 第77页)。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学科规训既包括通过知识的“传播-习得”过程对学习者进行知识和技能的显性规训，也包括对学习者隐性层面的价值型塑和思想引导。学科对人才的内在规训主要表现为型塑学科从业者的学术理念，规范从业者的学术伦理，奠定从业者的学术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另一方面学科知识的标准化和统一性使得学生接受了统一的学术训练和技能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同一性裁剪了异质性，教育就像一场规模化、标准化的人才生产过程，把不同的学生培养成同质化的教育产品投入劳动力市场。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人才培养的标准化和同质化导致了劳动力的过剩，大学的人才输出和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五) 学科专业文凭的符号化

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学位文凭是知识分子的标签，不仅象征着其学术身份和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着其社会地位和声望。在现代性的影响下，文凭获得有时变得不再强调知识和技能的习得、以及学术的探究和真理的发现，而是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成为一种消费的对象(吴叶林, 2017, 第74页)。在符号消费的现代社会，消费是一个以某种符号系统为基础的富有意义的沟通过程，正是在该符号系统中消费行为确定其位置并获致其意义(鲍德里亚, 2015, 第271页)。知识和文凭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为知识习得者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回馈。作为职业身份的区隔符号，学科专业在劳动力市场代表了一种知识身份和职业类别，不同的学科和专业代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专业技能，学科专业不仅具有职业身份差异性，同时也具有等级性。每个人都事实上从属于某一特定层次的特定学科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毕业学位与自己所属的学科专业密切相关。

学科文凭的符号化事实上是一种悖论，羊皮纸效应下，社会既需要通过符号来甄别人才，提升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同时羊皮纸背后也会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功利主义思想的诱导下，文凭证书的制造和买卖完全成为了一种符号的生产与消费，学科文凭符号化是羊皮纸风险的一种放大和彰显。符号化消费的文凭意味着人们不去关心文凭自身的知识内涵与价值，更多关注的是文凭的等级符号、学科符号与文凭发放主体的符号等。伴随着学生与家长高等教育消费观的生成，人们倾向于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产品”“商品”，高等院校则成为“文凭工厂”。毋庸置疑，文凭符号化消费是现代性裹挟的风险，同时, 高等教育市场尤其是学历继续教育市场的混乱给文凭买卖提供了空间。

(六) 学科评价的量化和标准化

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和计算思维对学科评价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其形塑下形成了以量化和标准化为特征的学术评价机制。一方面，评价过程过分凸显表格和量化指标的重要性，导致评价的标准过于单一，评价指标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严重。理性的量化评价崇尚确定性与可计量性，但其最大的不足就在于用同一性、标准化裁剪异质性、多样性，忽略或消解了学科之间的属性与范式差异，管理专家将概念与意义绝对化进而演绎成指标体系和表格系统，并以此引导学者从事学术探究(崔延强，吴叶林，2015)。譬如，在评价过程中，把发文量、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出版专著数量、申报课题数量等科研成果作为年终评价的主要指标，造成了高校、学科专业以及教师盲目追求论文高产、重科研轻教学等现象的出现。量化评价的后果之一即是导致学者对量的迎合，正如齐美尔所认为的，我们的时代正在接近这种状态，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齐美尔, 2009, 第6页)。另一方面，评价过程中过分强调标准化，学科专业的差异性往往被忽视，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学科的学术评价中越来越强调数据和指标，忽视了不同学科研究内容与学科间研究范式差异。伽达默尔认为，用一个评判标准裁决异质性、多样性的学术成果是同一性哲学的实践体现，这种同一性其后果就是将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实体化、本体化，作为整个世界存在的根据(伽达默尔，1991)。学科评价量化与标准化体现了现代性对学科发展的深层渗透，这种渗透会导致学科发展出现多重困境，一方面带来学科学术生产的不自由，指标体系的约束将学科成员限制在特定的学术生产目标、环节和质量标准下，韦伯认为，完全理性化了的世界将成为一个组织化了的世界，一个非人格力量统治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中既然受到官僚机器的统治，受非人格化力量的支配，自然也就没什么自由可言。另一方面，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学科学术生产的意义为“量”所遮蔽，工具理性湮没了价值理性，而与此同时，对“量”的迎合更易导致知识分子陷入道德危机。

三、超越学科现代性困境的行动路径

现代性在大学的全面渗透和蔓延对学科造成了现实的发展危机，现代性的风险在学科建设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破解这些“症结”，提升学科建设和学科治理水平，为我国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新动能，本文认为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 改革学科专业设置机制，优化学科门类设置体系

学科专业的设置既要遵循学科知识自身的发展规律，又要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发展需求相适应。然而，当前学科专业的目录化管理模式严格限定了学科专业的归属和范围，为学科发展带来了种种束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调整学科专业目录，改革学科专业管理体制迫在眉睫。对此，我们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推进学科设置机制改革。一是建立市场主导、政府参与、专家论证的目录制定决策机构。我国学科专业目录的制定一直沿袭行政主导、部分专家参与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这种指令性的目录制定路径显然不能适应一流学科建设需求。理顺计划与市场的顺序，将市场的人才需求、知识需求作为目录制定的第一原则，建立一种自下而上的目录设置机制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政府主导规划知识生产领域的传统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学科知识的生产更加弥散，主体更加多元，尤其是产业机构、行业组织等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学科目录的制定要引入更多外部力量和专家力量的加入，提升目录的适应性和科学性。二是改变目录的功能属性，由事前计划转变为事后总结，学科专业目录更加强调决策咨询的价值，而不是行政对知识生产的规制能力。在这一点上，可以一定程度上借鉴某些发达国家的目录体系经验，就其本质而言，该分类系统既不是专业目录，也不是特定层次的学位学科专业目录，而是一个通用于各领域、各层次的分类方案，旨在方便对学习领域与计划项目实施准确跟踪、评价与报告(鲍嵘，2004)。换言之，学科专业目录并不是行政性规范文件，而是一种服务于大学招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咨询文件，是一种信息的综合服务，并不具有强制的计划特性。

(二) 打破学科壁垒，增强学科跨界与互涉能力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与知识社会的深入发展促使学科组织活动逐渐走向互涉与融合，学科跨界、学科交叉、多学科合作等学科发展形式已经成为当前学科发展的常态，学科交叉和融合既是学科深化发展的趋势，也是产生创造性成果的重要途径。由于知识生产外部环境的变化，当前封闭的学科模式对学科发展带来了束缚，已经不能适应学科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和学科融合，我们要遵循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利用不同学科间的共性，在学科边界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走向互涉与融合，促进学科的多元化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树立科学的学科观，形成一种跨学科和超学科观，树立学科跨界意识和学科融合意识，重视多学科合作和学科互涉，积极探索学科交叉和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在承认学科差异、尊重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合作。二是积极构建以问题研究和知识生产为导向的学科群，为交叉学科提供平台支撑，打破学科壁垒和学术壁垒。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依据知识的整体性和学科交叉、学科互涉等特点，结合高校学科特色和区域优势，优化整合不同学科间的优质资源，充分调动各学科组织的积极性，构建以问题研究和知识生产为导向的学科群、学科链，建立大学科集成平台，积极推动学科的统筹发展，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三是明确交叉学科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归属问题。对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工作制度、人员流动制度、科研活动管理、研究经费、资源共享、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制度保障，促进交叉学科研究平台的有效运行和跨学科研究的顺利开展。

(三) 完善学科治理体系，提升学科治理水平

学科治理的目标就是要最大程度形成学科建设合力，在促进学科内部真理追求、知识体系完善的同时，满足社会、国家和市场的知识需求。学科治理是大学治理的关键和核心任务，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进路，学科的治理不仅要面向自身的内部，同时也要处理好其与外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言之，一是建立扁平化的学科内部治理机制，消解过度科层化导致的学科治理风险。学科组织的特点即是大量学科成员聚集于学科一线开展学科知识生产与学术创新，一般而言，越是接近真理探索场域，越应该赋予自由权力，在学科学术权力组织的设计上，权力重心要下移，增强基层学科成员的学术话语权。加强学科带头人、学科领军人才等与其他一线学科成员关系的制度化构建，理清学科组织负责人的权力边界，实现学科内部的高效治理。二是建立学术主导、政府与市场参与的共同治理架构。知识社会中的学科发展和学科知识生产超越了传统的学科框架，学科建设的利益相关者日益复杂多元，以情境化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创新与以往实验室创新或书斋式研究存在显著差异，其特点在于学科研究不再局限于学科自身知识体系的完善和拓展或学科内部成员之间的协作，而要更加关注国家和市场创新需求，提升学科对外部诉求的回应能力。因此，在学科治理上要提升市场和政府的地位，建立协调有序的官、产、学关系。学科治理体系构建是一项复杂议题，我们在理顺内外部关系同时还要加强学科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任何治理效果的达成均是基于合理的制度安排，譬如，学科内部的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学科组织与市场关系的制度化设计等。

(四) 优化学科评价机制，建立价值多元、方法灵活的评价体系

合理、规范的学术评价对大学以及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的学术评价过分强调量化评价，评价指标和评价过程过于追求同质化和标准化，同时评价体系中也存在明显的利益机制，形成了利益驱动下的评价体系，因此，优化学术评价机制，建立多元学科评价体制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对此，我们可从三方面着手推进。一是要建立规范的学术评价体系，坚持客观公正的评价原则，进一步规范学术评价中各项程序的标准和规则，不断提升学术评价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同时，做好评价过程各环节的监督工作，积极利用第三方社会监督和评价机制，有效防范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二是建立学术同行评价体系，形成学术同行、政府和社会有机结合的评价机制，提升学科建设和学科创新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对接能力，避免大学院墙内的自娱自乐现象。一方面规范同行专家的引入机制，同行专家应该是以学术同行专家为主，而不是以行政官员为主，防止利用行政权力主导学术资源的分配和垄断，与此同时加强国际同行和市场同行等主体的引入，以“大同行”作为学科评价的重要组织载体。此外，为了保证学术同行评价的有效，可建立同行评议问责机制，进一步约束评审专家的评审行为，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平公正。三是重视不同学科间的差异化评价。由于学科在知识属性、研究范式、学科文化和成果形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崔延强，吴叶林，2015)，所以，学术评价应该根据学科特点和专业特色，采用灵活多样的学术评价方法，特别是针对跨学科专业的评价，制定多元化的考评指标，丰富学术评价的方法和途径，逐步设立弹性考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