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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杜威与中国教育改革
    张华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 (2): 18-2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2
    摘要198)   HTML235)    PDF (649KB)(816)   
    杜威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与教育的民主化进程。他直接参与了1922年新学制与新课程改革,以及新教育改革。在中国面对启蒙与救亡两大历史主题的紧要关头,杜威的选择是:以启蒙为目的,为救亡而努力,像中国人那样思考,追求东方教育民主。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大思潮的对垒中,杜威选择了"第三哲学",由此促进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发展。杜威的民主思想和教育哲学与我国百年教育改革的历史发展存在内在联系。杜威依然"活在"今日中国。创造性阐释杜威对我国在信息时代实现"东方启蒙"和"东方教育民主"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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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的多重面向:杜威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文译名的世纪流变
    冯加渔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 (2): 29-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3
    摘要137)   HTML33)    PDF (614KB)(485)   
    百年来,中国学者在译介杜威名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时,对其书名翻译多有不同,前后有近十种译名之别,致使杜威民主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多重面向。从20世纪10-20年代流行的"平民主义与教育"译介到30年代流行的"民本主义与教育"译介再到40年代起流行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译介,杜威Democracy and Education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总是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发生着某种转译嬗变,以契合时代发展需要。总的来说,该书在中国长达百年的译介传播并非只是一次比一次更逼真复现杜威文本思想的过程,而是在时空交错的历史长河中伴随转变着的社会情境一次又一次不断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在新时期,还需注重结合当前社会情境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进行转化性阐释,以适应时代变革图新需要进而揭示其当代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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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的杠杆: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中的杜威
    仲建维, 涂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 (2): 37-44.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4
    摘要189)   HTML52)    PDF (564KB)(468)   
    一百年前,胡适等想借助杜威这杆大旗,作为外来的杠杆帮助撬动中国的新教育改革。杜威访华推动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由此实用主义教育话语深入中国的教育改革语境。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民间性的教育改革活动,从而造就了一些经典的教育改革和试验事件。杜威热在华持续了五六年,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杜威式教育改革和实验屡受挫折,杜威热迅速退潮。站在杜威访华百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审视和反思,可以看出,对杜威思想的误解和误用始终存在于杜威热的兴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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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与孔子的对话:1919—2019
    伦纳德·瓦克斯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 (2): 45-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5
    摘要166)   HTML35)    PDF (566KB)(624)   
    当杜威于1919年抵达中国的时候,在他的哲学立场和儒家传统之间进行公正平等对话的时机尚未成熟。彼时,杜威声名鹊起,而儒家传统却急剧衰落。杜威受到了当时领军学者的热烈欢迎,而同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正流行。与过去不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儒家传统也再次复兴。杜威和孔子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儒家的道德自我修养理论可以补充杜威的教育方案,而杜威的积极学习策略则可以填充儒家与科学和技术教育之间的鸿沟。杜威在中国的系列演讲中就曾经涉及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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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之行对杜威多元文化观念及民主思想的影响
    杨志翔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 (2): 53-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6
    摘要179)   HTML30)    PDF (630KB)(438)   
    1919年至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大师约翰·杜威,应其中国弟子之邀,对当时正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进行了为期约两年三个月的访问。杜威访华,并非仅仅是中国学界和教育界一边倒地去主动接受西洋文明,相反这一文化盛事是在双向交流(two-way communication)的路径下完成的。关于杜威是如何影响民国教育,学界已多有论著。值得注意的是,在访华之后,杜威本人的思想观念也因其中国之行而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相较于前者,此一议题相当长的时间内乏人问津。在此文中,笔者主要依据杜威的相关著作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杜威的论述,力图解析杜威的中国之行是如何塑造(shape)他对文化多元性(cultural diversity)与民主政治的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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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在华经验考述(1919—1921):中国是如何改变杜威的?
    尚恩·罗尔斯顿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 (2): 59-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7
    摘要170)   HTML41)    PDF (446KB)(549)   
    在1920年代初期,将杜威称作国际主义者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毕竟,那时他业已到访过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和中国。在所有这些地方当中,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两年两个月——并且书写最多的也是他在中国的经历。令人遗憾的是,太多的文献都在讨论杜威如何影响中国。本文将聚焦于"中国是如何影响杜威的"这一问题。特别需要指明的是,本文解释了杜威构思经验(提供了一个他称之为"经验形而上学"的名目)的过程,以便弄清杜威是如何体会他自己的访华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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