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史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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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启蒙与社会教育——以晚清通俗画报为考察中心
    周慧梅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 40 (10): 117-12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2.10.011
    摘要41)   HTML8)    PDF (1132KB)(22)   

    如何将略识之无的民众塑造为合格国民是近代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通俗画报被视为便捷渠道之一。以启蒙为基调,兼顾娱乐与审美的通俗画报在晚清时期大量出现,为包括妇孺在内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座包罗万象的图像知识仓库,引导并改造着民众日常生活行为。通俗画报所展现的,不仅是政府与社会精英的国民想象和文化启蒙,还有画报社、画师层层密密的演绎和附会。这种通俗知识文本的广泛存在,为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积累民间舆论和实践经验,其触发的回响、带动的社会风尚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与普通大众的文化互动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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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桐城派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以“桐城三祖”为核心的考察
    田正平, 裴子卫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 40 (1): 102-1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2.01.008
    摘要194)   HTML49)    PDF (859KB)(95)   

    作为清代文化史上存续持久、人数众多且影响颇大的著名文教群体的桐城派, 因以古文名世而历来被视为文学流派;其实桐城派学者多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与主张,与教育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早期桐城派学者在清代科举、书院等文教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教育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察他们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清代教育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从源头上理清近代以来晚期桐城派在传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种种表现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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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陈伯吹的教材思想
    郭戈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 (12): 116-12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12.009
    摘要87)   HTML29)    PDF (659KB)(76)   

    陈伯吹对我国教材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有重要贡献。他在北新书局、儿童书局、国立编译馆和人教社工作时,先后编写多部教科书及其教学参考书,如《北新国语读本》(1932)、《复兴国语课本》(1934)、“国定本”《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1943)和《高级小学国语课本》(1945)、新中国第一套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初级小学课本语文》(1955)和《高级小学课本语文》(1957)等。他对小学教材和语文教材问题也深有研究,论述了教材的概念、意义、目的、类型、编撰原则、制作方法及其与儿童读物的关系等,形成了独具特色、较为系统、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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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理解《学记》:基于整体教育史观的审思
    孙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 (5): 153-16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5.014
    摘要174)   HTML115)    PDF (677KB)(369)   
    以学论教是经学时代《学记》文本注疏的总体特征,由学至本是中国古代学者对《学记》的整体理解和把握。在经学时代向学科时代的转变过程中,学者们通过中体西用范式来表达对现代学术的文化认同,《学记臆解》就是国人依托传统学术对现代教育学的自我应答。国人在翻译和介绍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类译著的过程之中,拉开了中国教育学科体系自身建设的序幕。《学记考释》就是借鉴赫尔巴特的教育范式,从《学记》之教育目的论、教育方法论和教育心理学三个部分,来解读《学记》的教育思想体系。《学记今译》和《〈学记〉译述》《〈学记〉批注》《学记评注》等著作,可以被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历史缩影。教育史学科对于人类社会化活动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关系的关注,使得我们必须围绕中国教育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基于实质概念与形式概念连接和转换的研究路径,来重新思索经学化和学科化视域下的《学记》研究范式,以期在实现教育史学和教育学史辩证统一的基础之上,达到对《学记》教育思想体系的历史的逻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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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雷岑卡元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反思
    侯怀银, 许丽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 (2): 144-15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6
    摘要153)   HTML113)    PDF (539KB)(421)   
    布雷岑卡元教育学传入中国,得益于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提升教育学学科意识和增强学科自觉的迫切需求。布雷岑卡元教育学自1993年传入我国开始,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其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特点等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布雷岑卡元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需要研究者充分理解原文本,夯实传播根基;立足中国教育学建设,达成传播旨归;合理批判与创造性探索并行,深化传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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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璠先生与教育史学科建设
    黄书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 (1): 146-151+1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1.016
    摘要140)   HTML36)    PDF (1434KB)(495)   
    在长期的专业生涯中,教育史学家张瑞璠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经验和教学风格。他以严谨务实的态度致力于教育史学科的基础研究,勇于开辟教育史学科的前沿领域,善于引领该学科的发展方向,精心创构中外教育比较史研究的学术范式,为教育史学科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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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教育思想演化的主要阶段与基本特征
    张斌贤, 陈露茜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 36 (2): 123-132+1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8.02.014
    摘要188)   HTML116)    PDF (616KB)(687)   
    基于对美国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研究简单搬用美国政治史分期这一做法的质疑以及对美国教育思想史分期依据的讨论,本文主张根据美国教育的变迁轨迹将美国教育思想演变的过程划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繁荣时期和多元化时期等四个阶段,认为美国教育思想的演变具有思想主体多元、思想内容复杂、思想论争普遍、呈现形式多样和时代特征鲜明等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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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人教育的演变:从工人阶级教育到大众成人教育
    李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 36 (1): 126-136+1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8.01.016
    摘要158)   HTML89)    PDF (1213KB)(425)   
    从20世纪初到1956年,英国成人教育领域的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各种思想观念、组织机构和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主要集中在劳动学院、工人教育协会和大学三者之间。劳动学院主导了早期的独立工人阶级教育,但它在二战后蜕变为工会领导层的培训手段;工人教育协会主导的自由成人教育受到了大学成人教育的挑战,逐渐由工人阶级教育转变为大众成人教育,并融入其潮流;大学主导的普通高等成人教育不断与工人教育协会竞争并完成体系化进程,最终开始兴盛。这三股力量之间的斗争勾勒出了20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重要线索,并对后来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工人阶级教育逐渐衰落,大众成人教育逐渐兴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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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教育“三中心”说的由来及反思
    黄梦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 35 (6): 137-142+1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6.015
    摘要197)   HTML111)    PDF (553KB)(527)   

    在我国教育理论界,教师、课堂和教材"三中心"被认为是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的主要特征。传统教育"三中心"的出现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三中心"这种说法最初起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对建国至"文革"期间十七年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其次,"文革"结束后,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大论战的背景下,反传统教育者套用"三中心"一词来概括传统教育的主要特征。"三中心"的身份从十七年教学工作的实践特征,转变成了传统教育学派的理论特征。在对传统教育客观评判的今天,尽管"三中心"这种说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传统教育的理论倾向,但为了减少传统教育思想被误读的风险,我们还是应该谨慎使用"三中心"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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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种中国教育史教材所选入古代教育人物分析——兼论古代教育家群体的形成
    杜成宪, 李得菲, 张月佳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 35 (4): 89-98+13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4.009
    摘要150)   HTML19)    PDF (779KB)(1110)   
    1979-2015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出版中国教育史教材57种,共选入古代教育人物91人,按其被选入频次可分为低频人物(60人)、中频人物(14人)、中高频人物(5人)和高频人物(12人)。所选入人物的重要性与被收入频次基本对应,频次最高的前5位是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孔子是唯一被所有教材都收入的;所选入人物及其频次表现出教材编撰者持以儒家思想为主线的教育史观,以教育贡献的标准考察和取舍人物,对人物的评价重思想贡献甚于重实践贡献;人物评价被高估和被低估的情况都存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沈灌群和孟宪承等的著述中,已初步形成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核心人物群体(约10人);1979年毛礼锐等人的著述完善了核心群体,进而提出一个基本群体(约30人);之后的教材编撰者则继续认定核心群体,并完善了基本群体。57种教材所选入人物中有1/3的人物只出现一次,可见选入人物存在随意性;核心人物群体中儒家人物占绝对多数,可见所选入人物代表的教育价值尚不够全面和多元。中国教育史教材选入教育人物应当遵循代表性、专业性和平衡性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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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波克维茨的“历史化”教育史学
    李先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 35 (4): 99-106+137+13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4.010
    摘要128)   HTML20)    PDF (501KB)(644)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波克维茨针对教育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档案迷信等倾向,从社会知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历史化"教育史学思想。历史化教育史学认为:现实与历史是不可分离的,教育者对现实的理解,不能脱离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史研究关注的是现实问题的"当下历史";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交织着知识和权力的相互影响;教育史研究者,应成为批判的行动者;历史发展是非连续性的,教育史应研究历史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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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传变体链”上思考中国教育现代化
    胡金木, 栗洪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 35 (2): 92-98+1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2.011
    摘要147)   HTML23)    PDF (628KB)(523)   
    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往往被视为现代教育的对立面。过去的教育遗产被认为是讨厌的累赘,是需要抛弃的东西,也成为启蒙者所批判的对象。其实,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是处于一种"延传变体链"之上的。教育发展的过程是教育传统不断重构的过程。教育现代化不是完全背叛传统,而是不断优化传统,是承续与革新的统一。然而,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逐渐被自卑情绪所代替,他们开始怀疑自身的教育传统。自身的教育传统从"无所不能"到"一无是处"。只有尊重自己的教育传统,才可能实现教育的启蒙。中国教育现代化既不能固守传统,亦不能抛弃传统,而要在传统与现代的"延传变体链"上重构教育传统,实现教育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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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发端:缘起、进程与意义
    李鹏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34 (3): 107-11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6.03.013
    摘要134)   HTML21)    PDF (517KB)(1157)   

    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是新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深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具有重要的意义。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使得中国的对外交往局限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对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教育交流活动而言,中国和东欧国家教育文化交流动议更早,双边教育文化交流制度和配套措施的制定也在1950年底前相继完成,这些都为东欧留学生来华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中外文化差异和对留学的理解不尽一致,这些外国留学生在最初的学习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主要体现在来华时间不统一导致教学缺乏计划性,留学生学习过程中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对中国政府安排的政治思想课程抵触情绪较大,中外双方对留学经历缺乏共识等,经过中外双方的沟通这些问题最终得以解决。通过对外国留学生的多渠道、多角度的施教,特别是通过导师一对一指导,助教一对一辅导,同学一对一帮助等方式,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攻克了语言难关,得以进入高等院校选学课程。与此同时,接受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也为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对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基础性和开创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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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传变体链”上思考中国教育现代化
    胡金木,栗洪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0, (): 131-140.  
    摘要0)      PDF (674KB)(99)   
    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往往被视为现代教育的对立面。过去的教育遗产被认为是讨厌的累赘,是亟需抛弃的东西,成为启蒙者所批判的对象。其实,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是处于一种“延传变体链”之上的。教育发展的过程是教育传统不断重构的过程。教育现代化不是完全背叛传统,而是优化传统,是承续与革新的统一。然而,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逐渐被自卑情绪所代替,开始怀疑自身的教育传统。自身的教育传统从“无所不能”到“一无是处”。只有尊重自己的教育传统,才可能实现教育的启蒙。当代中国教育现代化既不能固守传统,亦不能抛弃传统,而要在传统与现代的“延传变体链”上重构教育传统,实现教育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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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职业学校成绩展览会的历史考察(1918-1944)
    王江涛,俞启定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34 (2): 104-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6.02.014
    摘要254)   HTML23)    PDF (550KB)(1003)   
    民国期间职业教育迅速兴起,职业学校通过举办成绩展览会的方式展示学校技能教育之成果,希望以此来争取社会之扶持,改变民众之认识。自1918年创办至抗战期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不遗余力,逐步将职业学校成绩展览会之影响由地方扩展到全国。职业学校成绩展览会的历史演变过程可划分为探索、上升、平复、高潮、衰退五个时期。成绩展览活动打破了学校与社会之间固有的一种封闭状态,在舆论宣传、民众教化、谋求社会之认同方面功不可没,对促进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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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孟子人格教育思想的主体精神
    叶飞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34 (1): 98-103.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6.01.014
    摘要380)   HTML24)    PDF (1021KB)(916)   
    孟子人格教育思想中是否内含着主体精神元素,这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本文以此问题为出发点,并通过文本诠释法和历史分析法对《孟子》原典及其所蕴含的思想理念展开了学术探究。研究结果显示,在人性观上,孟子超越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模糊表述,旗帜鲜明地强调人在本性上具有“良知”和“良能”,具有成为道德主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道德内省修身理论,同时还进一步强调了人作为主体的“道德挺立”;在道德意志上,孟子超越了孔子关于道德意志探讨的零散性和非系统性,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道德意志的内涵,强调人的坚忍不拔的道德意志品质;在道德行为上,孟子并未止步于孔子所树立的谦谦君子的行为规范,而是主张培育正道而行的“大丈夫”,捍卫社会道义和正义秩序。由此观之,孟子人格教育思想中的主体精神是异常恢宏而壮阔的,非常值得我们去分析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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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九渊的“易简”教学法及其历史意义
    黄明喜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34 (1): 104-109.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6.01.015
    摘要374)   HTML108)    PDF (1154KB)(1261)   
    通过对《陆九渊集》的分析讨论,可从学理层面上厘清陆九渊“易简”教学法的理论依据。结合对发明本心、优游读书与六经注我诸命题的阐释,可揭示 “易简”教学法的涵义:强调随机启悟,教导受教者自己向内心去体认“本心”,以端正做人的动机,从而认知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有所得;要求教育者主动宣讲教化,论事析理,以情动人,鞭策鼓励受教育者明辨义利,立定志向。在读书理论上,陆九渊主张平淡简易、优游厌饫;在治学立场上陆九渊则主张学者应善于利用儒家经书里的思想智慧,以张扬自己的当下生命意义。“易简”教学法是陆九渊心学教育区别于朱熹理学教育的一大标识,对中国教育史上宋明心学教育学派的产生具有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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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尔顿制的“中国之旅”:柏克赫斯特1925年在华活动年表
    谢长法, 周颖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 38 (12): 130-13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0.12.012
    摘要191)   HTML499)    PDF (660KB)(88)   
    海伦·柏克赫斯特是20世纪美国著名教育家,她曾于1925年来到中国讲学,她的来华推动了中国教育界研究、实施道尔顿制,她与知识分子的互动更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是近代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但是由于目前国内缺乏柏克赫斯特中国之行的完整记录,柏克赫斯特的完整行程及离开中国的确切时间一直是个谜。笔者在运用美国纽约道尔顿制学校档案馆、耶鲁大学贝内克珍本馆等馆藏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相关记录材料,撰写了此份《柏克赫斯特在华活动年表》,希望能为人们研究柏克赫斯特及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依据,填补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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