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按年度、期号倒序)
        一年内发表的文章 |  两年内 |  三年内 |  全部
    Please wait a minute...
    选择: 显示/隐藏图片
    实用主义概念的多重“身份”
    顾红亮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 (6): 17-2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2
    摘要103)   HTML584)    PDF (609KB)(200)   

    自百年前杜威访华以来,“实用主义”思潮在汉语世界里声名远播。中国学者在使用“实用主义”概念时,在不同的语境里,对其有不同的用法。汉语“实用主义”概念呈现出大约六种含义。第一,指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第二,指以杜威、胡适为代表的美国哲学流派及其中国的应用。第三,指以杜威、陶行知、陈鹤琴等为代表的教育思想流派。第四,指注重工具价值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学说,它肯定物质生产的价值。第五,指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第六,指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思想。这六种含义相当于“实用主义”在汉语世界里的六个“身份”,即作为本土教育思潮的实用主义、作为实验主义哲学的实用主义、作为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实用主义、作为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利己主义的实用主义。这六个“身份”可视为对实用主义的不同的中国化解读,其背后有中国思想元素的作用。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谁以易之:论杜威培养“4C公民”的教育哲学
    彭正梅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 (6): 27-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3
    摘要94)   HTML548)    PDF (834KB)(219)   

    “与什么样人一起来变革天下”,这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教育问题。继孔子、柏拉图、卢梭、马克思之后,杜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提出了培养具有反思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交流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创造力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来建设他所倡导的伟大共同体。这种“4C公民”的论述,具有深刻的世界主义意义,也被认为是国际21世纪能力教育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杜威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把中国教育传统中的“学思”“知行”问题转化为“思考、交流和行动”“合作性问题解决”,建立一种面向每个人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哲学,从而加快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图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论杜威的儿童课程观
    张华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 (6): 43-5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4
    摘要130)   HTML294)    PDF (803KB)(180)   

    杜威的课程哲学是其全部教育哲学的核心,而杜威的儿童课程观是其全部课程哲学的基础。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学科逻辑与心理经验的关系问题。学科逻辑本身不是儿童课程,但它与儿童心理经验具有内在联系:二者属于同一个实在;都具有经验性质;倘若提供恰当环境和条件,儿童心理经验可以生长为学科逻辑。儿童心理经验与学科逻辑构成教学过程的“两极”,由前者发展到后者,是经验的持续改造。儿童课程由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构成:儿童当下经验中的学科要素;学科的“心理方面”。儿童课程的种类划分可依据“学科是从社会生活逐步分化”的原理来进行。学科逻辑“心理化”的主体是教师。教师的课程开发艺术主要包括“解释”与“引导”。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杜威的儿童课程观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新文化教育场域中的杜威访华与思想纷争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 (6): 58-7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5
    摘要111)   HTML134)    PDF (760KB)(161)   

    杜威访华前,胡适已在大学文科、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发起新文化教育运动。遭遇困境时,胡适正好有机会将杜威请来,从而可借杜威之力壮大新文化教育。杜威希望中国教育界从军阀政治现实及中国社会进步出发,自主探索新思想,发展新文化教育;胡适却选择回避政治现实,建议杜威讲述其教育及社会政治哲学中的实验主义思想。但教育界还有李大钊在传播可使中国社会获得政治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为继续引领新文化教育,胡适挑起思想纷争。杜威受场域关系限制必须宣传实验主义,他对中国政治的务实关注及对社会进步的期望随之被过滤,因而未能影响新文化教育。从新文化教育场域关系及思想纷争入手展开考察,可为教育理论界的杜威访华研究开拓历史社会学进路,揭示诸多被忽视的重要史事与问题。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一个议题:教人论证,还是教人探究?——罗素、杜威和图尔敏
    张留华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 (6): 71-81.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6
    摘要126)   HTML125)    PDF (814KB)(153)   

    二十世纪初期罗素对杜威“逻辑”的批评,在今天体现着学术界对批判性思维(以及创新思维)教育的一种分歧,即,教人论证,还是教人探究?本文从“克里福德原则”引入在早期分析哲学家中流行的一种论证观念,进而考察罗素与杜威关于“探究”观念的著名争议及其“无果而终”的尴尬结局。借助于当代教育思想家图尔敏的广义论证观念,重新审视杜威的“探究理论”,可以澄清罗素对于杜威的批评何以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而非只是文本上的)误解。本文在教育哲学上的结论并非“要么论证要么探究”,因为当我们坚持从广义上理解“论证”一词时,“教人论证”与“教人探究”实乃可以彼此沟通与转化的教育目标;但从语用修辞上看,由于“探究”一词强调参与论证之人要从生动的经验中发现问题并在开放的经验中探索问题解决之道,它有助于防止或纠正教师和学生把论证狭隘地理解为语言诡辩或文本游戏。

    图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