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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理所应当地认为，应试教育阻碍了中国学生创造力的发展，但目前没有基本的证据能证明中国学生总体创造力水平低于其他国家，因而不能简单断言应试教育制约了中国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试教育与学生创造力水平无关。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应试教育对不同类别学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对“抬升底部”卓有成效，但会比较明显地阻碍拔尖学生创造力的发展。这有直接和间接的多方面的事实证据支撑。应试教育对拔尖学生的创造力水平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并不意味着其他群体的学生不受其影响，而是说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拔尖学生受影响和制约的程度更加突出。借用“创造力成分理论”提供的分析框架，这种负面影响可能通过3个机制发生作用：即降低拔尖学生的知识掌握宽度和深度，降低冒险质疑精神以及对不确定的容忍态度，弱化学习的内在动机。虽然拔尖学生数量占比不多，但这不是小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竞争力以及教育系统完善的大问题。
高考数学是否应该引入计算器是一个学界关心和争议的话题。本研究调查了六大洲30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高考数学计算器的使用规定，从考试模式（单一、混合）、计算器的种类和计算器本身在数学试题及其解答中发挥的作用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并对有代表性的考试样卷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当前全球大多数高考数学卷允许使用计算器，且以科学计算器的单一模式为主。高考数学中引入计算器能够突破传统考试对试题内容、类型和情境的限制，为提高试题的情境性、开放性、灵活性、应用性和探究性，拓宽试题内容的范围提供新的途径，并有效提高考试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根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应充分认识到将计算器引入高考数学的正面价值和信息时代下的必然性，高考改革应积极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努力探索将计算器引入高考数学的考试模式和题目设计，开展相关研究，推进考试创新和命题改革；同时，要切实注意到计算器进入高考数学带来的公平性问题，制订和完善有关计算器进入课堂和考试的长期规划。
改革开放迄今四十余年间，普职分流政策的有效落实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国家经济建设与人力资源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未来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普职分流也面临诸多争议与挑战。深入理解当前分流矛盾与明晰未来政策走向，还需“面向历史”，而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审视不失为有效途径。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文本可以发现，我国普职分流政策变迁呈现出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特征，经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职恢复、从“追求效率”到“注重合理”的分流探索、高校扩招冲击下的分流滑坡与“以人为本”理念下的普职融合四个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治理改革与“以人为本”文化观念的转变作为“深层结构”推动政策发展，微观行动主体与政策间的互动也为其变革带来契机。理性看待普职分流政策的“路径依赖”与政策变革、充分发挥制度背景对政策的引导与推动作用、建立“分散决策”与“多元合作”机制等是突破制度梗阻、实现路径优化的有效途径。
近几十年来，随着农村地区“撤点并校”推行，我国大规模兴建寄宿学校。目前，学术界对寄宿制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缺乏对影响机制的讨论。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和2014—2015两期数据，探讨寄宿对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发现寄宿对学生心理健康具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对女生、农村学生、非留守儿童、家庭富裕的学生更大。在影响机制方面，通过对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学校管理的考察，发现寄宿通过减少亲子互动、增加校内霸凌行为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在寄宿学校内，同伴的负面情绪具有更强的传染性；在规定学习时间长和管理严格的学校中，寄宿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负面影响更大。中国寄宿学校的兴建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其发展面临诸多问题，需要从学校管理、家长参与、社会力量等层面进行完善，从而提高寄宿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推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公平与均衡化。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是一项全球教育政策，是世界各国为了应对社会变化与经济竞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所推动的教育改革，其实施成功与否关涉到国家未来的劳动力素质、经济繁荣和全球竞争力。为了找到影响改革实施的主要因素和最可能成功的模式，本研究从政治承诺和实施能力两个方面，对中国、美国和芬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进行比较，指出中国的改革具备很强的政治承诺但实施能力不强；美国的改革实施能力强但不具备很强的政治承诺；芬兰的改革同时具备很强的政治承诺和实施能力，是一种更为理想的改革模式。中国可从评价方式、教师教育与培训以及教学与学习环境创新等方面借鉴芬兰和美国的经验，来提升改革的实施能力；继续维持政治承诺并将其转变成真正的执行力，将民间力量纳入改革主体之中，推动改革的成功实施。
“做中学”背后隐藏的是今古之变的时代问题，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问题”。杜威是致力于解决社会转型问题的一个“策略行动者”。其“做中学”理论面对社会转型中的冲突，并通过解决这些冲突实现社会的进步。从社会理论视角看，它的基础是冲突论。“做中学”的社会理想是建设基于地方自治的现代民主公民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做中学”的“做”是“交流、交往、合作”和“实验”，还指“学生自治”。真正的“做中学”是在意义感通的自治共同体中通过“做”去“学”，在意趣盎然的深度民主生活中学。 因此，“做中学”不仅是一种教育理论，而且是一种以冲突论为核心的、致力于解决社会民主转型问题的社会理论。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给教育带来了积极和消极影响，教育领域不仅要被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诸种挑战，更应该主动思考如何培育学生具备适应和驾驭人工智能的素养，本文将这种素养称之为人工智能素养，即通过人工智能教育培养的领域特定性与领域一般性兼具的学生核心素养。对人工智能素养的解析可以追溯到三维目标模式下的诸类研究，但这些研究未能廓清其内涵本质和内在逻辑。鉴于人工智能素养是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素养类型，本文首先从技术本体论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本质——人的技术化，并从哲学认识论与教育心理学视角出发，把握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构成：核心素养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知识与思维”的动态转化过程；情感作为源于认知过程的情绪化体验，不仅涵养了知识建构与思维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获得道德观念的根据和渊源。由是，知识、情感与思维的相互作用关系共同构成了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底层逻辑。籍此，本文从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情感、人工智能思维三个维度出发，重点构建并详述了人工智能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引。
民办教育集团横跨教育和商业两个领域，是资本市场与教育产业结合的重要形态，对于民办教育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影响深远。民办教育集团化办学监管与运营均存在很多风险，突出表现在：民办教育集团监管责任不清、监管手段有限、执法力量薄弱，以营利为目标的违规操作空置学校法人财产权、低估社会公共资产，跨界跨地域肆意扩张、政企校利益捆绑引发系列经营风险，集团公司化穿透管理侵蚀成员学校办学自主权，上市民办教育集团通过结构性合约违规关联交易或抽逃资金，股权融资可能引发野蛮人收购、非营利性学校收益外流，违规拆借挪用成员学校经费、投资非教育产业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国际资本投资民办教育集团、创办系列国际学校等可能损害国家教育主权。亟待完善民办教育集团治理体系，防治结合严控资产管理风险，从源头规制过量违规违法关联交易，多措并举确保上市存量的平稳过渡。
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总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人是社会性存在，角色是人之社会性的体现方式。学生是政府与社会指派给适龄儿童的社会性角色，带有“厚的”规范要求。学生是制度化角色，学校时空是学生角色的边界。本有边界的学生角色如今外溢到家庭、社区、社会，未成年人即便脱离了学校时空却依然是学生。学生角色的过度外溢与固化，让未成年人不能脱离学生角色及其规范要求获得片刻的喘息机会，更失去了尝试其他社会角色的机会。尤其突出的是，未成年人在家里的显著性角色依然是学生而不是子女，传统文化寄托在子女角色上的所有伦理规范都由此失去了角色依托。对未成年人来说，最根本的负担是角色负担，学业负担只不过是由角色负担衍生出来的次生负担。
作为奠定“美国教育的基础”的四大教育哲学流派之一，巴格莱的要素主义早已为海内外教育学人熟知。然而，这个“要素主义创始人”的标签也极大地冲淡乃至遮蔽了他为改善美国教师教育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在供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之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师范学校”向“教师学院”（师范学院）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巴格莱就在有关教师培养规格的“学术性”（学科知识基础）、“专业性”（教学实践能力）抑或“社会性”（响应社会需求）论争过程中，以培养作为合取概念的“教师—学者”为目标建构了一套教师教育的知识体系。事实上，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在20世纪末前后完成师范院校升级转型的过程中，不仅曾经遭遇并一直存在着类似的困扰，而且近年来还呈现出显著的“以学科定义专业”抑或“以学科取代专业”的“去专业化”倾向。它不仅极大地“窄化”和“误导”了广大教师对自身工作的“专业”理解，而且在实践上也进一步“固化”和“加剧”了广大教师“教书匠”的职能形象。回顾巴格莱的教师教育哲学，不仅有助于澄清我们对教师专业属性问题上的诸多困惑与误区，而且能够为改进中国教师教育方案和重塑教师工作的专业内涵和职业形象提供重要理论启迪。
研究基于PISA2018中国四省市数据，采用多层logistic模型，分析了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具体化家庭文化资本以及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阅读素养的影响，探究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阅读素养影响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文化资本的增加都会对学生的阅读素养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阅读素养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城乡差异表现为：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只对城市学生的阅读素养影响显著；在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中，家庭教育资源对乡村学生的阅读素养影响显著，家庭文化资源对城市学生的阅读素养影响显著。性别差异表现为：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之家庭文化资源对女生的阅读素养影响显著，对男生的阅读素养影响不显著。
身体与空间的联结是人与世界联结与互动的基础，不同的教育空间影响并塑造着不同的人。传统教育空间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封闭、固定和静态是其主要特征，它通过辅助教育管理和营造权力关系依附于教育生产及其效率。这样的教育空间在追求标准化和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同质化、割裂和规训等问题，如围墙的过滤功能也隐藏着阻隔和圈禁；功能区的分割源自分工的需要但也有固化和割裂的危机；窗户则被定义为自外而内的单向光源传递与监视；讲台和秧田式布局有利于知识传递也内涵着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和师生各自的权利范围。其在满足既定教育需要的同时也服务并催生了那些片面或功利的教育观念。科学化的教育空间改造不仅要求以亲生物性和健康舒适来满足生理学上的需要，还应具备开放、平等和动态交互等特征以适应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满足当下教与学的需要，凸显其正向的教育学价值。
根据OECD对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划分，意志力是一种重要的任务能力。意志力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和持久性。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发现意志力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分位数回归与交互模型进一步显示，意志力对认知能力的积极效应存在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异质性：对于自身认知能力较低的学生、所在班级平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或平均学业水平越低的学生，培养意志力更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研究发现为学校加强意志力等任务型能力培养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从教育公平的视角探讨意志力培养的价值，同时也对当前的学生评价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劳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五育”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方面，与德、智、体、美诸方面构成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无论是作为一种教育活动、一项教育内容，还是作为一种道德教育，抑或作为学校一类专门的课程，劳动教育都应当是全面的、自由的、自主的、创造性的，非此不能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在异化的劳动教育过程中，人丧失了主体性，被简单当成劳动工具进行训练，劳动教育本身也往往蜕变为一种惩罚性的活动。就其本质特性而言，劳动教育还可以在学生所学书本知识与其社会实践之间建立意义的联系，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读死书”的问题，因而在克服教育异化方面也有重要的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本身的发展，因此，自由、自主、全面的劳动教育，是最终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修订标志着“公民同招”政策进入全面落地阶段，其旨在解决义务教育招生乱象问题，追求义务教育公平、均衡和普惠的基本价值。但同时也引发了各界对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教育与社会等多元价值的争议。这种社会争议体现的是招生政策背后所涉及的多元利益主体博弈。而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又会带来认识、执行、规范层面的诸多风险。从公办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政府与教育职能部门、家长与学生、教育相关产业等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分析政策实施的利益调整与影响，通过检视义务教育政策的治理逻辑，从制度发生学的视角建构起多元互利性的教育治理公共理性。以义务教育的公益性为价值基础，市场机制和政府适度干预相结合以防范“公民同招”的落地风险。进而兼得义务教育招生治理的效能最大化与政策内在价值承载最大化，探索和完善义务教育“公民同招”的治理路径。
教学可被视为是一种互动行为，而互动则蕴含了丰富的对称性原理。反思教学的对称性对于重新厘定师生角色，促进以学生为本的学习，建立平等和互惠的师生关系，及促进学生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性方面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尝试从四方面探讨教学上对称/非对称关系，包括不同学科的视角、教学设计（尤其是鹰架和最近发展区[ZPD]方面）、教学互动与沟通的取向以及不同脉络与场景等。反思教学的对称性启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避免由于价值、权利、知识、经验、资源、意识等的非对称而造成的不平等，教学应该加强沟通、关怀和互惠性的元素，注意不同教学策略（如ZPD）和情境下师生的角色和互动关系。教师应该加强教学反思，洞察教学对称与非对称的关系，通过师生双方共同的责任和努力，达致一种最佳状态，增进学习者（学生及教师）的素质。
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敏感性，内化学生的道德伦理，发展学生的健全人格。面对外部社会道德的转型变迁，高等教育能否实现其社会职能的承诺和新时代重要使命，促进学生的良性道德认知发展，成为重要的学术与实践议题。本文探索建构高校学生道德认知的观测指标体系，将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置于社会-家庭-高校的多元综合情境中，利用全国高校学生调查数据，清晰当代青年道德认知特征。基于有序逻辑斯特回归与夏普里值分解，在兼顾社会与家庭影响作用的同时，着重聚焦剖析高等教育院校影响五大教育要素，即院校组织禀赋、课程教学、课外活动、师生互动、朋辈效应在学生道德认知发展中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有利于拓展我国高等教育德育机制的理论认知，为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道德教育平台提供科学指导。
教育不平等的现实和对平等的不懈追求，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伴随着教育的发展走势越来越细微、幽深。发生学在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育不平等机制的研究框架。本研究梳理和探究当前存在的不平等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机制和形成逻辑。从实践发生，追溯不平等事实发展的逻辑理路；从认识发生，总结平等追求中的理论凝结；从政策发生，考察平等理念在现实中的推进。通过实践、认识和政策发生，得出当下教育不平等是关系与资源分配交迭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盖洛普民调显示，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中小学教育中的“远离学习”会进一步导致职场中“远离工作”的问题，这会给全球生产力带来每年高达7万亿美元的损失。朱永新教授在他的China’sNew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Action一书中，讲述了遵循他们的原则的创新学校所取得成功的各种故事。近年来在教育领域鲜为人知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朱教授的新教育实验为什么能取得成功。通过将重点放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上，应用新教育实验原则的学校既能帮助学生取得学业成就，又能使其“过上快乐、完整的教育生活”。展望未来，所有的教育变革，无论它们发生在哪里，都将面临着挑战。在新教育实验中，这些学校在迎接不可避免的挑战时采用的一种积极的潜在方法，比如对这些学校所使用的科学的心理环境测量方法的价值，本文也进行了讨论。
义务教育阶段课前服务是困扰着我国当前政府、学校与家庭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学生到校时间及课前活动作为课前服务时长及内容的参照，从系统论的视角构建家庭与学校两要素的课前服务系统模型，用以分析义务教育阶段课前服务系统的现状。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到校时间过早，早于家长上班时间；我国中小学校课前活动时间和活动内容难以起到准备作用。过早的到校时间使家庭原本的照顾功能被部分转嫁给学校，过长过杂的课前活动使学校课前活动的准备功能受到威胁，这都导致了我国目前的课前服务系统岌岌可危。我们应从时间、内容、保障及监管四个方面建立立体化的课前服务体系，从四个方面复位家庭和学校在课前服务系统中结构与功能：设立中小学生最早到校时间，进一步明确家庭应有的照顾功能；出台课前活动时长及内容的规定，恢复课前活动应有的准备功能；提供有偿课前托管服务，划分家长与学校的功能界限；完善课前服务政策规定，建立配套的课前服务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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