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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科尔曼报告》公布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对于学生学业成绩来说，学校投入与家庭投入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依然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利用我国东部和中部5省16个城市中小学校大规模测评数据，采用广义教育生产函数方法，运用两水平线性模型，分析了学校投入和家庭投入要素对教育产出（以学生学业成绩为代理变量）的影响效应。同时，采用Shapley值和Owen值分解技术，识别出对学校教育产出有较大影响的投入要素，得出以下4个方面结论：第一，除生师比之外，办学条件和教师质量等学校投入要素对教育产出结果有显著的正效应。第二，父母参与、父母教育期望等家庭投入要素对教育产出结果有显著的正效应。第三，对于小学平均学业成绩而言，来自家庭的相关投入更重要；对于初中平均学业成绩而言，则是来自学校的相关投入更为重要。第四，相比学校办学条件，教师质量对中小学校平均学业成绩变异的贡献度更大；而且，相比小学，教师质量对初中学校平均学业成绩变异的贡献度更大。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提高我国中小学教育生产效率的5点建议：一是调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优先保障初中阶段学校教育投入；二是改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以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投入义务教育事业；三是通过校外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校本教研合作等途径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策略水平，尤其要重视提高初中教师的教学策略水平；四是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有关家庭教育的制度规范，强化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督促父母积极参与子女教育生产过程；五是学校和社区应广泛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和家庭教育实践培训活动，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掌握科学的养育子女的方法，以提高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联合生产的效率。
教育行政机关是最重要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其法律地位学界研究较少。教育行政机关是在教育领域行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既包括各级政府，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通过梳理12部法律、19部行政法规、48部行政规章发现，教育行政机关具有以下职权：教育行政立法权或规定权、教育行政许可权、教育行政处罚权、教育行政处分权、教育行政给付权、教育行政指导监督权和其他权力。教育行政机关与民办学校存在许可、处罚和监督等外部关系，与公办学校以处分、预算、人事等内部关系为主。教育行政机关与教师、学生直接发生法律关系情形较少。
学校法律地位的界定是研究学校内部建构和对外关系的基础性前提。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高校的法律地位日臻明确，但中小学的法律地位仍有待探索，值得重视。中小学的法律地位可以分为民事法律地位与行政法律地位，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出发，对其界定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中小学进行多元化处理。就民事法律地位而言，我国的公立中小学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而民办中小学具有法人地位；就行政法律地位而言，中小学在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既可能是行政相对人，也可能是内部下属机构，在对教师的职务评定以及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做出开除处理时可能具有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合理确立教师的法律地位，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保障，也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立法将教师作为与其他专业人员无异的一类群体，在法律地位上没有体现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也没有呈现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性质学校教师群体的差异性，导致教师管理实践中问题和争议频发。教师职业源于现代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建立的需要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与其他类型专业人员最显著的区别即在于教师职业的公共性，而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性质学校教师群体的公共性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应以教师职业的公共性为分析基础，以公共性强度差异为划分维度，确立不同教师群体的法律身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师与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以公共性保障及其与自主性的协调为目标，确立教师的权利和义务，科学设计教师的法律地位。
学生的法律地位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我国教育法治进程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学生的权利与义务是学生法律地位的体现。基于现行教育法律关于学生权利义务的规定，可将学生的法律地位归纳概括为民法上的特殊民事主体和行政法上的特殊行政相对人。但当前学生受教育权的可诉性、程序性、公正性不足，有必要将受教育权的救济纳入行政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学生权利进行全面救济，并兼顾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依法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
尽管未成年学生监护人是教育法律关系中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与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教育基本法却并未给予其应有的关注与地位。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教育权具有权利与义务二重属性，在强调监护人教育权义务属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权利属性。相对国家教育权（主要透过学校教育来实现）而言，监护人教育权无疑居于从属性地位，但不能因此而漠视监护人的教育权。近些年来，监护人教育权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某些具体“抗争”，开始让学校教育有些无所适从。教育法规应对监护人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学校教育权的边界作进一步明晰。
批判思维可算是20世纪英美世界主流的教育目的，同时反映了西方知识论的理性传统，以及道德论上的尊重人的康德启蒙传统。大多数学者都从实用的角度，认为批判思维是因应现代社会快速变迁所需具备的基本能力。杜威、彼得斯都曾严谨地从哲学立场检视教育目的之探索意义。美国马克佩克从知识的条件证成教育蕴含批判思维，西格尔则从尊重人的原则、自足性作为成人生活预备、引领理性的传统、批判思维与民主生活等四个维度来证成批判思维作为教育理想。西格尔的论证是建立在理性、自由主义的氛围之上，这也引起了部分政治哲学家的反思，即民主社会是否可接受少数族群进行非批判思维的教育之提问。史特图与史贝克归纳了批判思维涉及民主社会的三个主题：政治体制与合法性、自由政体架构与善的概念、善的概念与其内在价值，一一加以检视，二氏认为支持性论证可以说明一、二主题，福祉论证较支持性论证更可涵盖，但仍未能完全证成将批判思维视为第三主题的内在价值。主流社会在推展批判思维之余，若少数族群没有违反重大社会共通价值且没有限制其子女参与主流社会，宜适度尊重其教育价值观。综合来说，批判思维对于非认同自由主义社群仍是可欲而非强制的教育价值。哲学论证，可以丰富教育概念的讨论，有助于体现批判思维的精神及理解其可能的限制，也具有教育实践的意义。
劳动是人类动手和动脑紧密结合的活动。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基本作用之一是保持和促进手的发展进而促进脑的发展。劳动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几乎同时发生，工具是劳动的重要因素。海德格尔展开了劳动/操劳、工具、世界之间关系的丰富内涵：个体的人唯经由打交道和上手才能领会工具，劳动中知晓何所用、何所来、不合用。不合用是修理、改造和创新工具的动机源头，也是工具维持性创新的动机源头。人唯有经由劳动才能理解指引网络，理解真实世界。劳动教育的目的因而与认识工具、认识世界联系紧密。劳动教育本质是一种劳动，是发挥出教育功能的劳动，因而具有六方面特点。在学校场域外的劳动教育在缘起、目的方面具有多样性。由于劳动本身就有去遮蔽而使真理敞开的功能，因而认识性劳动、探索性/创造性劳动与创新人才培养紧密相关，是劳动教育格外重要的方面。上手可以把个体迅速带往前沿，“上手”概念呈现出循序渐进作为教学原则的局限。世界随着工具的使用和上手状态亮相，工具是先进的，亮相的就是先进的世界，因而劳动教育课程中特别需要安排学生上手不同的、丰富的、先进的工具。新时代劳动教育何以为新，突出体现在劳动教育中可见的先进工具上。
本文运用实验研究的方法，通过利益相关者和旁观者游戏，对小学、初中和高中不同年龄阶段的667名学生的公平偏好进行实验研究，探索学生眼中的公平观，分析学生公平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小学不同年龄学生的公平偏好是发展性的，学生最初倾向于均等主义的公平观，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受到同伴关系、认知发展、社会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学生越来越倾向于接受由运气、绩效和效率导致的不平等，体现了差异化的公平观。家庭背景与学校教育在塑造儿童公平偏好过程中均起到重要的作用。家长的学历和教育水平会影响儿童的公平偏好，父母学历越高，学生越容易接受由运气导致的不平等分配。中国比较独特的班干部制度的育人价值不仅体现在班级管理与领导力提升等方面，也体现在塑造儿童不同的公平偏好上。因此教育者在不同的年级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要考虑到不同的公平策略。
课程教学是大学促进学生发展、回应国家人才培养需求最核心的教育活动。当前高等教育领域试图通过学生调查呈现学生视角下大学课程教学质量的全貌。本文梳理现有以学生调查为途径的大学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模式发现，由于调查目的、内容、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异，并非所有学生调查都符合教育的价值取向并充分反映大学课程教学质量的内涵。本文进一步借助“以学为本”大学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框架，采用“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多年数据，构建涵盖高阶认知能力、问题解决能力、读写能力、主动学习、生生互动、课堂讲授、师生互动和在线教学8个指标的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11至2018年我国本科院校课程教学质量的总体水平和变化趋势。
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职业教育实现这一目标，目前最缺的是什么？下一阶段的发展重心是什么？应该如何发展？对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告诉我们，当前阻碍职业教育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不健全，因此下一阶段职业教育的发展重心应从院校建设转向国家基本制度形成。职业教育发展对国家制度的需求包括六个层面，即协调层、结构层、需求层、内容层、实施层和评价层。协调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协调相关部门职业教育管理职能；结构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联结职业教育各组成部分使之成为体系；需求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需求信息；内容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为职业教育课程建设提供标准依据；实施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保障职业教育运行所需条件的稳定供给；评价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对技能水平做出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评价并保障其劳动就业价值。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难度大、周期长，需要科学设计和长远规划。
教育哲学家彼得斯将教育理解为价值，他提供了一个理解教育的新角度；陈桂生揭示了教育价值的演变，指出现代教育价值包含教育（狭义）价值与教养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马克思的教育思考。他的思考融入其对生产劳动、社会斗争和学校教学的评价，对这些评价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的教育思考深嵌入工人阶级解放的构思之中。论文从工人阶级解放角度考察教育价值如何嵌入三类评价，亦立足教育价值透视马克思教育思考的特点。这些分析表明，把握马克思的教育思想不能离开其对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构思；在教育（狭义）价值和教养价值上，马克思重视后者甚于前者，这种不平衡同其对道德、道德品质形成的思考有关。从社会结构来看，马克思的选择不无合理之处，如立足于个体道德人格的养成，德育的作用又不可等闲视之。
建构教材学是教材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当下诉求。考释建构教材学的基础，现代教材研究发轫于清末新学教材分科编译滥觞之际，历经萌生—勃发期（1877—1919）、多元—活跃期（1920—1948）、规整—跌宕期（1949—1978）和复苏—繁荣期（1979年至今）的积淀，支撑教材学独立的资源平台、学科要素、运行机制日趋完善。推展建构教材学的逻辑，教材学是教育学的支撑学科，其学科特性源自教材的复杂多变性与话语博弈性；教材学研究教材现象与规律，可按基础性、应用性、学科性、交叉性、比较性划分学科谱系；教材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指导教材编创、教材教学、教材评价是其核心功能。筹划教材学发展的方略，未来尤需推动教材理论的问题域转换，建构教材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开掘教材立论的学科化进路，增强教材编研的制度性保障。
探究素养发展的教学认识论，旨在澄明知识与素养的关系及其转化的认识论原理与教学机制。素养作为道德性运用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一学习结果基于知识并超越知识，诉求于学习者能够在复杂情境中开展道德性的知识迁移与运用。可见，实践性是素养的本质特征，内蕴知与行、理智与德性统一的认识论意义。这一本质特征诉求于教学认识论应处理好“学”与“用”的一体化关系。传统教学认识论虽然一贯倡导“学以致用”，但由于理性主义知识观的钳制，在处理知与行、“学”与“用”的关系问题上深陷先后论、工具论、机械论等二元论困境。二元论的症结不仅割裂了“学”与“用”内在的一体性，而且难以确保学习者所获学习结果的实践性。“用以致学”通过调整“学”与“用”的位次关系，旨在重估行动、实践的认识论意义，进而更好地促进“学以致用”。“用以致学”作为实践取向的教学认识论不仅勾勒出化知识为素养的教学机理，同时还体现了现代认识论研究实践转向的趋势、学习科学的最新进展以及中国文化内蕴的力行认识论传统等依据。
本文基于282个地级市2007—2016年“市辖区-县域内”两部门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检验了中央政府对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相关规定的政策表述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努力度的总体影响及其空间分布效应。研究发现：在“4%”表述明确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年度里，地方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和GDP的比例、教育经费增长率、生均教育经费等各项指标均有显著增长；教育支出在公共财政经费中的占比以及教育经费的环比增长方面，县域内的增长显著低于市辖区；在GDP占比和生均支出等指标上，县域内的增长显著高于市辖区。本研究对“后4%”时代教育财政投入长效机制建立、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等问题具有现实价值。
教师的教学行为对教学效果会产生直接影响，教学行为改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具有群体性特征。本研究基于经验学习圈理论，对71名教师在2年持续教学行为改进过程中的350节视频课例，采用内容分析法，探究新手教师、胜任教师和成熟教师三类群体的教学行为改进特征。研究发现：基于经验学习圈2年的持续教学行为改进过程取得了显著的改进效果，三类教师均能够较好地改进问题的开放性；讨论后汇报和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是三类教师在教学行为改进中共同的难点；经验学习中的反思性观察和抽象概括两个阶段对教师教学行为的正向改进作用比较小；三类教师群体的教学行为改进着力点明显不同，成熟教师最难改进的教学行为和最难改进的研修阶段与新手教师和胜任教师不同，新手教师与胜任教师存在不同的教学行为改进难点和相同的最难改进阶段。根据上述不同教师群体的教学行为改进特征，可以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教师教学行为的改进方法与策略，形成更加精准地教学行为改进支持服务与改进依据，丰富教学行为改进的有关研究。
传统上，受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以及联邦主义的影响，美国联邦政府较少干预高等教育事务。20世纪后半叶，在学术界和法律界之间关系发生革命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开支权、税收权、贸易权以及公民权利执行权四种与教育相关的明示或默示的联邦宪法权力形态，联邦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大学治理。至此，美国大学治理进入合规时代。联邦高等教育规制的强化在促进师生权利保障、增进公共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合规恐慌”与教师权利危机。近年来，在“螺旋式”合规文化的影响下，美国大学合规的压力来源持续增多。作为受规制最为广泛的机构类型之一，大学经常被拉入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有时不可调和的方向之中。当前，通过联邦高等教育规制的革新、大学合规职能的拓展以及大学法律顾问角色的重新定义等举措重塑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合规时代美国大学治理变革的最新动向。
学术治理能力涵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大学学术场域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参与方式、治理的运行制度设计、治理主体的权责划分以及利益分配、治理程序等多重因素。提升学术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已成为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主要包括学术治理制度的善意理解力、冲突解决力、共在执行力、责任悦纳力以及创新驱动力等要素特征。然而，实然境遇下的大学学术场域由于诸多权力的交错混杂与寻租以及外部法律制度供给缺位，造成学术治理能力出现“虚假治理”困境，阻滞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步伐。真正实现学术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具有民主契约的共生环境中秉持善治理念，塑造多中心学术治理格局，确保学术治理动态过程的手段善与结果善统一。
在义务教育阶段，由于“入学年龄截止日期”的设定，导致了在同学年入学的儿童中，不同出生日期儿童的实际入学年龄不同。本研究利用上海市中小学生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小学入学年龄对儿童学校表现的影响，探讨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对年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小学阶段的相对年龄效应显著，直到初中后这一效应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但入学年龄对夏季生儿童的学校表现影响将从小学持续到初中；相对年龄效应对男女儿童的学习成绩均具显著影响，对女童的社会交往也具有显著影响；家庭资源对相对年龄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基于2005—2018年全国时序数据和省级面板数据，以普通高中生均教育事业费为指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实证考察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投入的地区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研究发现，我国普通高中生均教育事业费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普通高中生均教育事业费空间分布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及各地区普通高中生均教育事业费的绝对差异均表现为明显扩大，呈现出两极或多极分化特征。当务之急必须落实普通高中教育生均拨款制度，建立拨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构建符合地区实际的政府分担机制，强化省级财政对普通高中教育的统筹；完善普通高中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全过程动态监管，以促进普通高中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从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看，大学制度与治理是相互作用的，制度对于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实践起着指导和约束作用，治理实践和治理体系有助于制度的完善。大学制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治理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是治理主体与制度实践互动的结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规则和习惯等。因此，制度逻辑不是说要去主观建构制度，而是说在制度认知、制度构成、制度运行与制度行为、制度评价的互动中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发展中，人的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要充分注重和发挥人的因素特别是治理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的关键在于通过融通“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使得大学制度通过体制机制建设转化为治理体系，并使得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在治理实践中，补齐制度短板，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力，从而使制度逐步成熟定型，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本文提出了“证据驱动的教育改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比较了证据驱动的教育改革在中国、美国、英国的发展状况，指出了证据驱动的改革可以帮助各国学习如何让证据在教育决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提出了促进全球证据驱动的教育改革发展的建议，可供各国学者参考。
本文在欧洲范围内考察了证据驱动的教育政策的发展与进步、以及致力于证据生产和推广的组织机构。此外，还讨论了欧洲发展以证据为依据的教育政策所面临的一些最相关的挑战。本文分析了欧盟委员会和其他相关机构的官方文件。为识别欧洲教育部门发展证据文化的主要挑战与问题，文章也研究了世界范围内与证据驱动的教育相关的文献。本文有助于理解欧洲发展证据驱动的教育政策所采取的举措和面临的挑战。
21世纪以来，追求高质量学前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国际社会均将高质量学前教育视为构筑国家财富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明确提出了“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这一发展目标。融合“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质量内涵，本文阐析了我国学前教育质量的三重价值诉求及五维核心要素，提出了政府、机构、家庭对话联动，课程和师资、制度和监测等要素系统建设的质量框架体系；从学前教育质量的可负担、公平均衡和持续活力三方面梳理了我国“有质量”学前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并从儿童发展目标重构、课程和师资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三方面为未来的实现进路提出了建议。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高度综合与交叉的新趋势对知识生产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大学传统上建立在知识分类体系基础上的学科制度在新知识生产模式下面临深刻危机，囿于学科壁垒的封闭式知识生产限制了大学的创新活力，知识生产过程中未能实现“学科逻辑”与“问题逻辑”相统一，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学科建设的有效性都受到质疑。通过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的审视，知识生产过程中对于专业化分工的需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学者个体而言“专”是“跨”的前提，因此学科本身不会从大学里消亡。但未来的学科建设应当通过系统性变革，打破既有的学科壁垒，建立贯通知识生产中“营地”与“阵地”的矩阵式运行结构，促进学科的交叉、会聚与融合，使得学科在大学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高中生由于面临升学考试的压力，身心健康和幸福体验普遍不高，这一现象受到了社会、学校和家庭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很多针对减负和激发学生兴趣的政策和措施已经开始施行，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本研究利用网络调查问卷对来自我国东部某省的14021名高中生进行调查，选用分段回归模型（PRM）探索学习动机和学习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可能存在的阈值。数据结果显示，学习动机比学习压力对于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更大；高学习动机下的高中生更能够感受到主动学习带给自己的幸福感；对于高中生的减负需要具有差异性，才能够切实提高学习压力较高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学习动机和学习压力对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非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其关系中存在阈值，因此需要重点关注学习动机、学习压力未达标的高中生的学业发展和健康成长。
通过构建家庭环境影响小学生学习表现的基本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770名参与新教育实验“家校合作共育”行动和726名未参与这一行动的小学生进行配对抽样并分析，结果发现：家庭环境通过学生学习投入、学校环境等中介变量对小学生学习表现产生显著作用，学校环境能够直接对小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习表现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家校合作共育能够显著改善小学生学习表现。新教育实验学校学生的家庭藏书量显著高于非新教育实验学校的学生，新教育实验学校学生在阅读表现和数学表现上存在显著优势。学校参与新教育实验“家校合作共育”行动的时间越长，其学生的阅读表现和数学表现明显更好。为强化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表现的积极影响，在兼顾学生性别、年龄以及学校所在地区等因素的同时，可通过打造家庭书屋、创建书香校园、推进每月一事、优化家校合作等方式强化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表现的积极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2014—2015），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位数回归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体育锻炼对青少年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1）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测得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青少年在认知能力测试上比不经常参与的青少年高出0.149个标准分，当控制前期能力后，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每上升1个单位值，能将认知能力提高0.049个标准分；（2）利用分位数回归发现参加体育锻炼对认知能力处于中位数上的青少年具有最强的促进作用，体育锻炼的异质性特征突出表现为“倒V”型曲线，而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发现经常参与体育锻炼能够缩小低–高分位点上认知能力的组内差异；（3）利用Probit模型发现学校作业并非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决定因素，看电视、玩网络游戏等课余活动的时间则对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构成了挤出关系，文化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期望与青少年的体育运动参与率呈正相关；（4）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体育锻炼影响认知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落入[0.095，0.117]的取值区间，而忽视选择性偏差将会高估体育锻炼的净效应。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校友组织由于被担心涉入“帮圈文化”而成为限制发展的对象，其功能也大都局限在个人联谊、为学校筹集办学资金层面。结合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大学校友组织的应急救援行动案例，可以从中发现，校友组织能在确定的角色下应社会需要变化适时调整自身的行动诉求，以同一校友身份为情感基点快速累积起大规模校友召集所需的信任，并在校友能人的拉动下快速响应、协同行动，从而在生产出多样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公共性的建构。而这种由“自在”走向“自为”的建构所带来的公共性增长又同时促进了其组织的成长，即在组织架构上从“校友的校友会”“大学的校友会”走向“社会的校友会”，在组织功能上从“联谊”“互谊”走向“公益”。案例表明校友组织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的潜力和优势，为此应重新审视大学校友会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不仅是高校在拓展社会影响力、传承大学文化、筹集办学资金等方面的重要组织力量，也能成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可以倚重的合作伙伴，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林工学院虽然规模小、建校晚，但成就非凡。本访谈从欧林工学院1997年建校、短短20年内取得的非凡成就开始，围绕如何选择“正确的人”、如何实现“学生、学校、家长协同共赢”、如何设想“未来的模样”等三个主题来依次展开。理查德·米勒校长在洞察深邃而又行云流水的“解码”过程中，将欧林“天时、地利、人和”“视真正的学习为激情和勤奋结合”“把团队合作作为秘密武器”“培养心脑全人”“新的教师评价体系”“学生候选人须有5种思维”“欧林无指挥管弦乐队”“MIT在欧林化课程”“登陆火星计划”“类比课程为背包”等秘笈娓娓道来，将“欧林力量”“欧林智慧”“欧林方案”“欧林战略”4幅画卷徐徐展开。
本文探讨教育评价必须面对的几大问题，包括教育目标的多重性、教育评价的完整性、教育目标的非兼容性及矛盾性，以及教育目标的个性化等。这些问题是教育评价中不可避免但又必须恰当处理的。因此，教育评价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加关注长期的教育性目标，减少对短期的教学性目标评价的依赖；更加注重个性化评价，找出个体学生的价值和发展方向。
对基础教育质量内涵的理解需从形成规定性定义或纲领性定义转向给出描述性定义，包括：（1）教育质量的内涵是多要素、多层面的，需要建立起系统的教育质量观；（2）教育质量的核心是学生的发展；（3）学生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4）学生的发展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的理论模型是对质量内涵的结构化呈现，其以CIPO（背景-输入-过程-产出）为框架，从学生发展角度对教育产出进行定义，并遴选关键影响因素，对教育质量的各层面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最后从教育因素的作用这一视角表征教育质量。我国监测评价工作还需利用教育质量标准对基础教育质量进行明确定义，完善关键影响因素监测，加强对教育质量的追踪调查和实验研究，建构教育质量指数。
基础教育质量指数的构建可以为教育质量提供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本文首先回顾了对教育指标体系和教育指数的相关探索，总结了基础教育质量指数构建的模式，为构建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指数提供参考。结合我国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目标和新时代教育评价机制改革的趋势对基础教育质量指数的构建提出的具体要求，本文提出了基础教育质量指数构建的可能途径：以CIPP框架为出发点初步构建并不断完善指标体系；基于效度证据选择投入、过程和结果指标；建立多方参与的综合评价系统；基于质量标准科学地使用和解释指数；在评价质量水平时兼顾公平。同时，为落实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指数的构建，我们认为，还需要一系列教育实证研究的支撑，未来研究应关注数据链接和填补、质量指标的本土化效度验证、不同水平指数的效度验证、“互联网+”时代的指数构建、综合指数合成方法的比较、结合质量标准的指数使用案例，以及融合质量水平与公平的指数构建等研究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经历了以督导评估为依托的萌芽期（1978—2001）、开展教育质量监测的探索和试点期（2002—2014）和监测与评价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期（2015至今）三个阶段。尽管在价值定位、监测内容、组织实施、结果应用、运行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基本经验，但同时在监测与评价体系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基于对历史演进、基本经验和现存问题的分析，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未来走向需要全面体现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宏观调控教育督导定位以发挥监测职能、从监测机构设立走向各级监测体系的内涵建设，并推动信息技术与监测评价的深度融合。
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所学专业的匹配情况是影响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基于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毕业生就业与所学专业的匹配情况，以及专业匹配对毕业生工资起薪的影响，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纠正。研究发现：有56.1%的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工作匹配，有11.7%毫不相关；OLS方法得出专业匹配情况下的工资起薪比专业不匹配高3.4%，使用PSM方法得出专业匹配的工资效应为5%，传统的OLS模型低估了专业匹配的工资效应。进一步的研究显示，相较于“211工程”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匹配对非“211工程”本科高校毕业生存在显著的收入效应；与专科和硕士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相比，专业匹配对本科学历毕业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业匹配比专业不匹配工资高7%左右；经济学类毕业生专业匹配对工资起薪具有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专业匹配比专业不匹配的起薪高15%左右。基于此，高校的专业学科结构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在专业匹配上做出更加精准的判断，以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本研究主要基于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名2016—2020年高校生源质量（新生高考成绩）排名数据，运用中断式时间序列准实验方法中的单组时间序列实验法，分析了“双一流”政策对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生源质量差异较大，但区间分布相对比较稳定；“双一流”政策对本科生源质量存在一定影响，38所985高校和67所211高校进一步巩固了生源质量的优势地位；3所进入一流大学建设名单的211高校和19所进入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非211高校，生源质量均有一定提升；原来生源质量较好但未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的高校，生源质量呈下降趋势。这是由政府资源投入的持续性、社会人才需求的导向性和大学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所决定的。
促进包括教师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是学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基于上海市442名中学教师的问卷调查，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对影响教师参与学校治理意愿的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参与治理态度和教师参与学校治理意愿显著正相关；（2）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教师参与学校治理意愿，还可以通过参与治理态度间接作用于教师参与学校治理意愿；（3）教师身份和教龄对主观规范通过参与治理态度影响教师参与治理意愿的中介效应有调节作用，非教代会代表、新手教师的效应更明显。需要加强参与理念宣传，营造良好参与氛围；注重意见反馈，提高教师参与效能感；用好激励机制，转变教师参与治理的态度；拓展参与范围，尤其注重新教师和非教代会代表在学校治理中的参与。
教师跨校交流本质上就是教师与学校的个人?组织匹配再调整。调查发现，城乡中小学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总体较好，但有待提高。基于对个人?组织匹配理论的分析，结合中小学教师个人?组织匹配现状调查，本研究认为提高城乡教师跨校交流可采取如下策略：加大农村学校支持力度，提高城区交流教师与农村学校的需求?供给匹配；推行以骨干教师、优秀校长为主，普通教师为辅的交流队伍模式；提前公开交流教师与接收学校信息，尊重双方意愿，推行双向选择；重构个人?组织价值观体系，营造民主、互助、奋进的组织氛围；依托骨干教师搭建教师成长平台，提升农村学校与教师的要求?能力匹配与需求?供给匹配，实现交流教师成长与学校发展的双赢。
2019年10月，世界银行提出“学习贫困”的概念，设定了到2030年将学习贫困率减半的目标，并给出了较为具体完整的行动方案。消除“学习贫困”项目得到了世界多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取得了较快进展。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教育脱贫也将进入以高质量、深耕式、多主体为特征的后扶贫时代。世界银行消除“学习贫困”的新理念和新做法，对继续做好我国教育扶贫工作、以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水平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发展的核心内容。以《规划纲要》及“双高计划”为依据，从办学水平的五个一级指标十六个二级指标及“双高计划”的五个核心指标出发，对西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发现：民族地区高职教育标准化建设成就突出，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在整体发展及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上已初步实现《规划纲要》政策目标；但高水平高职教育建设任务依然艰巨，还面临着区域失衡、类型属性凸显不够、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等挑战。未来发展中，需秉承以顶层设计与政策供给加固基础、以差异化战略和特色化发展凸显“民族本色”、抓住机遇并以提升“造血”能力为主实现后发赶超及以"共治、善治、法治"为原则提升治理效能等变革思路破解民族地区高水平高职教育建设中的难题。
本文以西方社会，尤其是英语社会有关教师专业的理论框架，分析中国教师专业特性的各个方面，包括专业的一般定义及教师的专业特征、专业知识、专业操守、专业成长等，认为在世界各地，教育是一个体系，但是教学却没有体系。中国的教研，是一个少有的教学体系。不止如此，教研其实也是教师专业身份的象征，而教研所包含的种种内涵和使命，也可以说相当于西方的教师专业组织的功能，不过采取了中国特色的形态。教研里的“研”，更是保持教师专业长青不断更新的关键因素，而这是其他社会少有的。因此说，教研是中国教育的宝藏，应该珍惜而且更上一层楼。
教师专业发展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随着各国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视和投入的增加，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重视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性研究。本研究聚焦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县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体系，基于北京市海淀区2016—2019年高中阶段学生及其任课教师、所在学校相匹配的数据，采用增值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教师参与区级和校本教研活动对教师的教学实践、自我效能和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1）教师参与区级教研活动的程度对学生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聚焦于学科课程内容的教研活动对学生成绩的增值作用尤其显著；（2）参与区级教研活动程度较高的教师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在其课堂教学过程中更倾向于组织探究性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以及采用更加多元的评价策略；（3）教师参与校本教研活动的程度对学生成绩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师之间的非正式交流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4）对校本教研的中介作用的分析显示，区级教研通过提升教师校本教研的参与程度，间接影响教师教学实践。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需要认清教研工作在全国各地的开展情况与存在的问题，以评价促发展。教师是教研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对教研工作过程和结果的评价应该包括教师视角。基于全国30个省（区、市）5532位教研员、47620位教师的分层抽样调查数据，本研究构建并计算了各省级行政区的教研工作质量指数和教研发展均衡指数。结果表明：第一，教研工作质量评价较高的省份来自东部和东北地区，西北、西南、华南地区省份则有较多提升空间；第二，教研发展较均衡的有东北三省、江浙沪、以及中部4省（晋、湘、皖、豫），其他省份则均在低均衡组；第三，从机构设置、队伍建设、经费保障、工作方式4方面分析影响教研工作质量与发展均衡的因素，发现教研工作的领导方式对教研工作质量与发展均衡程度皆有重要影响，即专业领导倾向越强影响越积极，省（区、市）教师与教研员人数之比、教研员从事教研工作的平均年限则对教研工作质量有显著影响。这些发现为各地改善教研工作提供了证据基础与发展思路。
教研员作为深化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区域教育质量提升和推动教研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其胜任力水平的高低能直接影响教研制度、教研理论与教研实践，并决定着我国特色教研系统建设成效。为找出教研员胜任教研岗位的职业特征和突出专业表现，研究基于数理循证思维，混合运用行为事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厘清了教研员胜任力结构，构建出包括专业知识、课程建设、教学发展、科学研究、组织领导和专业品质六个维度的教研员胜任力理论模型，之后运用此模型探究教研员胜任力发展水平及作用机制，发现我国教研员总体能有效胜任教研工作，并在专业品质、教学发展和组织领导上有突出表现，在课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上表现不稳定。为确证教研员胜任力发展的差异表现，研究在大数据理念和算法思维指导下，具体采用聚类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发现教研员之间存在明显的胜任力发展水平差异，划分出“消极谋生型”“乐教潜力型”和“积极强研型”三类教研员，此外还明确了教研员胜任力作用机制，发现教研员自我效能对胜任力有直接影响，组织氛围主要通过教研员自我效能来影响胜任力。当前为促进所开发教研员胜任力模型的创新应用，应着眼中国特色教研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落实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系统发展要求；完善教研员“选评聘”一体化的进出机制，并以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愿景助力教研员转型。
教研是中国基础教育的独特经验和优良传统，却长期被当作“舶来品”，被看作是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结果。通过梳理晚清实行新学制以来的研究史料、查阅民国时期的校史档案，可以发现：教研源于中国本土实践。其先于清末推行新学制时萌芽。在新教育思潮的影响、民国时期教育部门的政策引导以及教育先行者身体力行的推动之下，一批民国时期新学校通过实验研究以适应教学新法，逐渐探索形成了较为体系化、制度性的教研经验。中国教研不是“以俄为师”的结果，而是对中国几千年优秀“师道”文化的传承，是对教师专业发展规律的探索。
近年来随着教研机构与其他部门合并的趋势明显，教学研究职能弱化与行政性职能也越趋明显。从“教学研究”概念演变的视角来看，“教学研究”概念的泛化与教学研究职能弱化密切相关。因此，解决教学研究职能问题的前提是要厘清“教学研究”概念的本义。基于此，本文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关系：第一，在“教”与“学”关系上从“以教为主”走向 “因学而教”；第二，在“教学”与“课程”关系上从“教学”范畴走向“课程”范畴；第三，在“经验”与“理论”关系上从“就事论事”走向“理论指导”。
要更好地实现基于证据的教研转向，必须对与这种转向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考察。教研工作的专业特殊性在于“教学指导”。“教学指导”的现场性、互动性特征不仅对教研人员从事研究的主要方法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为“证据”“论证”等相关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指引，提示我们关注证据来源、证据类别、证据连续性以及论证形式、证据接受等关键问题。
教研员是我国区域教学质量保障人员，为基础教育课程实施、教学改进、教师发展做出了贡献。随着教研员的地位与作用日显，有关教研员的研究表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教研员角色、教研工作、教研员能力与发展方面经历了理念探讨与历史分析、制度关切与实证调研、国际比较与本土论证相交叉的研究过程，其中教研员角色研究起步最早，教研转型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多线并进的研究提出了三个重要且环环相扣的研究问题：教研制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教研员作为教学领导与课程领导的关系，教研员核心能力的基础所依。未来教研员的研究应以体制机制研究推动教研员职能的转变，以教学研究为基础分析教研范式的转型，以国际比较视野构建教研员专业标准。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本研究结合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采用统计和计量回归方法，对2021—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教育经费进行了预测。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研究建议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适宜目标为：2025年为60%左右；2030年为67%左右；2035年为75%左右。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结构中研究生占比的适宜目标为：2025年为16%；2030年为18%；2035年为20%。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适宜目标为：2025年为4.4%；2030年为4.5%；2035年为4.6%。
自百年前杜威访华以来，“实用主义”思潮在汉语世界里声名远播。中国学者在使用“实用主义”概念时，在不同的语境里，对其有不同的用法。汉语“实用主义”概念呈现出大约六种含义。第一，指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第二，指以杜威、胡适为代表的美国哲学流派及其中国的应用。第三，指以杜威、陶行知、陈鹤琴等为代表的教育思想流派。第四，指注重工具价值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学说，它肯定物质生产的价值。第五，指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第六，指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思想。这六种含义相当于“实用主义”在汉语世界里的六个“身份”，即作为本土教育思潮的实用主义、作为实验主义哲学的实用主义、作为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实用主义、作为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利己主义的实用主义。这六个“身份”可视为对实用主义的不同的中国化解读，其背后有中国思想元素的作用。
“与什么样人一起来变革天下”，这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教育问题。继孔子、柏拉图、卢梭、马克思之后，杜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提出了培养具有反思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交流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创造力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来建设他所倡导的伟大共同体。这种“4C公民”的论述，具有深刻的世界主义意义，也被认为是国际21世纪能力教育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杜威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把中国教育传统中的“学思”“知行”问题转化为“思考、交流和行动”“合作性问题解决”，建立一种面向每个人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哲学，从而加快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杜威的课程哲学是其全部教育哲学的核心，而杜威的儿童课程观是其全部课程哲学的基础。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学科逻辑与心理经验的关系问题。学科逻辑本身不是儿童课程，但它与儿童心理经验具有内在联系：二者属于同一个实在；都具有经验性质；倘若提供恰当环境和条件，儿童心理经验可以生长为学科逻辑。儿童心理经验与学科逻辑构成教学过程的“两极”，由前者发展到后者，是经验的持续改造。儿童课程由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构成：儿童当下经验中的学科要素；学科的“心理方面”。儿童课程的种类划分可依据“学科是从社会生活逐步分化”的原理来进行。学科逻辑“心理化”的主体是教师。教师的课程开发艺术主要包括“解释”与“引导”。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杜威的儿童课程观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
杜威访华前，胡适已在大学文科、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发起新文化教育运动。遭遇困境时，胡适正好有机会将杜威请来，从而可借杜威之力壮大新文化教育。杜威希望中国教育界从军阀政治现实及中国社会进步出发，自主探索新思想，发展新文化教育；胡适却选择回避政治现实，建议杜威讲述其教育及社会政治哲学中的实验主义思想。但教育界还有李大钊在传播可使中国社会获得政治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为继续引领新文化教育，胡适挑起思想纷争。杜威受场域关系限制必须宣传实验主义，他对中国政治的务实关注及对社会进步的期望随之被过滤，因而未能影响新文化教育。从新文化教育场域关系及思想纷争入手展开考察，可为教育理论界的杜威访华研究开拓历史社会学进路，揭示诸多被忽视的重要史事与问题。
二十世纪初期罗素对杜威“逻辑”的批评，在今天体现着学术界对批判性思维（以及创新思维）教育的一种分歧，即，教人论证，还是教人探究？本文从“克里福德原则”引入在早期分析哲学家中流行的一种论证观念，进而考察罗素与杜威关于“探究”观念的著名争议及其“无果而终”的尴尬结局。借助于当代教育思想家图尔敏的广义论证观念，重新审视杜威的“探究理论”，可以澄清罗素对于杜威的批评何以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而非只是文本上的）误解。本文在教育哲学上的结论并非“要么论证要么探究”，因为当我们坚持从广义上理解“论证”一词时，“教人论证”与“教人探究”实乃可以彼此沟通与转化的教育目标；但从语用修辞上看，由于“探究”一词强调参与论证之人要从生动的经验中发现问题并在开放的经验中探索问题解决之道，它有助于防止或纠正教师和学生把论证狭隘地理解为语言诡辩或文本游戏。
我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逻辑起点源于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及相应的中国教育法律体系，是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的自然延伸和逻辑展开，但《高等教育法》与《学位条例》并存，造成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技术分离，更在法治实践中形成了高等教育和学位管理的二元化实施体制。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实体结构、立法方式等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十四五”期间，应当从法典化、一元化、层级化、类别化等方面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
受教育权的民事救济是教育法学悬而未决的基础理论与实务问题，传统研究局限于对受教育权抽象、整体的民事性质认定，而忽视以类型化思维在具体案件中把握受教育权的权利内涵、侵权类型与侵权责任，难以为权利人提供救济。在权利性质上，受教育权在民法上主要是人格权，但同时与权利人的财产利益有紧密联系，故应包括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由此，可将侵权类型分为侵犯受教育权人格利益、侵犯受教育权财产利益以及同时侵犯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三种类型。在侵权责任上，依据归责原则的不同可分为无过错责任与过错责任。建立受教育权民事救济制度以解决相应的民事纠纷是保障受教育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应进一步明确受教育权在民法中的地位，回归权利救济的本质。
县级高中为我国占总人口近一半的县级及以下人口提供受教育机会，是他们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阶梯。高考的全国统一命题与分省自主命题，对县级高中学生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有直接影响。利用2000—2018年国内顶尖高校 A 大学的本科生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高考命题方式的两次改革研究发现，在第一次“由统入分”改革中，分省自主命题显著降低了县级高中学生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但同时也提高了入学机会分布的均衡程度；在第二次“由分入统”改革中，两种命题方式没有显著差异，现行全国卷分地区使用不同卷的形式保障了入学机会的均衡分布，实现了适应各省份教育水平差异的功能，同时贫困地区专项计划的实施提高了县级高中学生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因此，当前全国统一命题下的分地区不同卷形式与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计划的结合，可从多维度保障教育机会公平。
立足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研究对2004—2018年中国19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展开了空间计量分析，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教育财政之间策略互动关系的存在性，并考察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内在动机与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地理邻近与人口邻近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策略互动关系；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策略不仅受到地方经济特征与财政特征的显著影响，还受到制度惯性与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的共同激励；面对中央教育领域的预算调控，东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存在异质性反馈机制，其中东部地区对中央政策的反馈更灵敏。因此，中央的教育发展规划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策略互动行为，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计划反馈机制的异质性，从而均衡区域间教育资源的配置，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2020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引起人们对教育信息技术的空前关注。从历史的角度看，技术进展与学校教育教学之间的确存在互动关系，技术在推动教育教学形式和方法变革的同时，又不断地基于教育的社会需求寻获发展空间，但技术从未在根本上动摇教育教学中师生对话的关系构型。当代信息技术所具有的某些特性，赋予人们解构乃至颠覆所有传统模式的期待，然而它的效果并不如预期。至少在当前和可见的未来，信息技术革命未必能够带来一场教育学的革命。因为导致现代教育各种悖论和困境的主因是由外在社会结构决定的教育体制化逻辑，技术并不必然表现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它可能促成教育既有功能的放大与内卷化，也可能带来教育固有价值属性的衰减和异化。因此，对于技术应用于教育需要持有开放而又谨慎的乐观。
数字鸿沟最初是描述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群体信息技术渗透率的差异，近年来其判定标准逐渐从外部的网络接入演变为内在的心智投入。基于上海39所高校64949名本科生样本的研究发现，“旧数字鸿沟”接近弥合，仅户籍在农村或乡镇的学生新买电脑或开通宽带的行为显著高于城市生源。“新数字鸿沟”更为突出: 女生在线上学习时看小说或玩游戏等娱乐行为显著高于男生；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线上学习的专注力与持久度均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农村生源在全部6项指标上都面临比城市生源更严峻的挑战。通过回归模型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网络接入对本科生在线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影响甚微；但“新数字鸿沟”使用偏好与投入程度各项指标对在线学习效果的影响都显著，效应值也相对较大。
为探究教师在线教学准备对研究生线上学习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研究基于控制—价值理论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教师在线教学准备能够直接显著预测研究生线上学习效果，也能分别通过研究生的学习者控制、学业倦怠情绪的独立中介作用和学习者控制与学业倦怠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学习效果，且总间接效应略大于直接效应。在三个特定间接效应中，学习者控制的独立间接效应最大。为提高研究生线上学习效果，应加强教师线上教学培训，提高教师在线教学准备度，改善线上课程教学质量；评估研究生线上学习的自我控制度，并提供充分指导；关注研究生线上学习的学业情绪，对消极学业情绪进行及时干预。
教学交互是实现在线教与学再度整合的关键，也是影响学生在线学习投入的重要因素。作为同步课堂特殊交互方式之一的视频交互亦对教学交互和学生在线学习投入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基于30所高校15441名研究生的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与分层回归模型，围绕在线课程教学交互与学习投入的关系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在线课程生生交互、生师交互和内容交互能分别正向预测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投入、认知投入和情感投入；生生视频交互正向调节了教学交互与行为投入、认知投入以及情感投入的关系；而生师视频交互对教学交互与在线学习投入的关系无显著影响。在未来的在线教育过程中，可通过营造社会性交互环境、丰富交互内容、关注“触发性”交互事件、保障视频交互质量等方式促进学生在线课程的学习投入。
人际互动是影响在线教学成效的关键因素，SOTL-T课题组通过对8850位高校教师的问卷调查和23位教师的深度访谈，对在线教学人际互动的特征和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在互动媒介方面，文字互动占比最大，其留存性和可见性强，可以通过字斟句酌锻炼学生书面表达能力，但出现了表情包辅助和表述简短化的趋势；音视频互动对网速和深层表演有较高要求，出于后台前台化的形象整饰压力，教师打开摄像头的频率不高。（2）在互动时间方面，同步互动的时间刚性强、间隔短、边界清晰、节奏匀速且方向单一，时间利用效率相对较高；异步互动的时间刚性弱、间隔长、边界模糊、节奏可控且能撤销和剪辑，时间效率更低。（3）在互动空间方面，分割的空间限制了在线教学互动的多样性与充分性，但同时也能通过匿名保护形成人际安全距离；在有特殊空间需求的课程中，在线教学展现出了独有的优势或劣势。（4）超过半数的老师认为，在线教学人际互动的频率和效果较线下教学都有所下降，平台设计只是更多地满足了教师一方的符号输出需求。基于此，本研究对高校、教师和平台开发者提出了相应的行动建议。
本文基于从多个历史叙述文本勾勒出的洪堡创办柏林大学的基本史实，批判地分析了对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历史地位的质疑、“洪堡神话”的构造与解构等历史叙事，指出柏林大学的创建，正是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就建立一所体现德意志精神、道德、文化使命的新大学所达成的集体共识和付诸于集体行动的结果。关于洪堡创建柏林大学及其教育观念的各种历史叙事，固然都存在着从部分来构建整体的片面性，反映的却是不同时代德国知识阶层在认知论-政治论两个维度对现代大学价值所进行的建构、反思与批判。
家庭教育对于中小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采用HLM模型和路径分析模型探究中小学生家长学习参与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1）小学生学业成绩随着家长学习参与频率的增加而提高，而初中生家长学习参与频率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2）对于亲子关系较好的小学生，家长学习参与频率的增加有利于其学业成绩的提升；但对于亲子关系较差的中小学生，家长要适度控制其参与子女学习的频率，以促使子女获得良好的学业成绩。（3）学习自信心在中小学生家长学习参与和子女学业成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4）亲子关系在中小学生家长学习参与和子女学习自信心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并进而对子女的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建议中小学生家长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初中生家长适度控制对子女学习的参与频率，采用适合子女的学习参与方式，努力提升学习参与质量。此外，在参与子女学习的过程中，要注重鼓励式教育提升子女的学习自信心。
运用教育生产函数方法，在控制学生特征、教师特征和学校特征后，学生成绩的预测值与班级均值之差可视为教师教学对学生学业发展的净效应，将此残差值在班级层面加总平均即为教师教学质量的效应量。本文基于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收集的数据，利用多层线性模型预测学生成绩，结合学生成绩残差分解技术讨论语文、数学和英语三科教师教学质量的效应量差异。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第一，语文、数学和英语三个科目的教师教学质量的边际效应介于0.3?0.5个标准差间，且数学教师的教学质量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最大；第二，教师教学质量的个体间差异较大，若将教学质量处于平均水平的教师替换为最优秀的教师，全班学生的成绩可整体提升0.3个标准差；而将其替换为教学质量最差的教师后，全班成绩将集体下滑0.5-0.7个标准差。在如何科学评价教师“教得好”方面，本研究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期待乡村教师积极担当新乡贤角色。乡村教师要践行这一文化责任，除了需要有知识、有能力、有威望外，还需具备新乡贤角色担当的主观意愿。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下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担当的意愿在总体上尚属低迷状态；乡村教师的性别、年龄、来源地对其新乡贤角色担当的意愿具有显著性差异；乡村教师的职业守望、乡土情怀、公共精神与其新乡贤角色担当的意愿呈正相关。有鉴于此，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教师应守望职业信念，厚植乡土情怀，振作公共精神，增强新乡贤角色担当的意愿，积极发挥新乡贤角色的示范引领作用。
“治贫先治愚”是脱贫攻坚战的长远之计。为了促进贫困地区儿童健康发展，探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2009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青海省海东地委、行署的支持下，在乐都县开展了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包括山村幼儿园和营养包两个项目。其中山村幼儿园项目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质量的不断提升、当地政府的大力推广，2016年提升为“一村一园”计划。“一村一园”计划实施10年来，已建成了村一级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贫困地区学前教育3年毛入园率。至2019年底，乐都区学前3年毛入园率已超过98%。10年间，乐都有8705名儿童从山村幼儿园毕业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受益家庭超过5400户。山村幼儿园保障了全县近30%的贫困农村学生，总人均成本仅为县级公立园的1/6—1/8。至2019年底，“一村一园”计划已在我国11个中西部省份的33个县广泛实施，在园儿童超过80000人，累计受益人数超过210000人。“一村一园”计划的质量和效果也比较理想，受益儿童的发展水平、心理特质、智力与学习能力等方面普遍好于未上幼儿园的儿童和乡镇幼儿园儿童，有些方面接近县级公立园。无论从受益面、成本效益、教育效果、社会影响等方面看，“一村一园”计划是教育精准扶贫的优秀项目，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公共服务价值取向。
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看教育评价，教育评价是泛在的价值操作过程，也是意义建构的过程。在教育和评价之间，存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与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价之间的组合模式。正式教育的正式评价起着专业化发展的引领作用。教育评价在特定场域展开，受场域的影响。教育评价具有治理的功能，是治理的工具。从个体到组织、国家乃至国际，治理的层级不同，评价的内容也不同。善治既是对国家治理的评价，也具有教育治理的指导价值。评价具有导向性作用，评价也是治理的对象。从评价治理的角度上说，教育评价要持自反性的立场，对评价保持再评价的开放思维。一方面增强元评价意识；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对现实问题的场域特征保持警觉，警惕教育评价陷入行为主义、经济主义、地方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陷阱。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教育也面临着反思和重建的重大机遇。智慧教育是教育从传统时代走向数字时代乃至未来指数时代的必然选择。借助“走向智慧教育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暨祝智庭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契机，本文对祝智庭教授及其团队的智慧教育理论框架、实践路径及未来图景进行了梳理与解读，同时也归纳了智慧教育的发展脉络，以期对智慧教育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并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STEM教育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国策，意在通过跨学科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21世纪人才需要的综合素养。近年来，STEM教育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同时，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课程体系不成熟、教学设计不合理、与学科知识脱节等偏离STEM教育初衷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围绕STEM教育中的核心元素“工程”，以工程设计过程为出发点，结合相关案例的分析，从问题的结构与基本特征两个维度探讨了STEM课程中驱动问题的设计。在STEM课程中，以“工程”为中心的驱动问题应当是劣构的、与情境紧密相连的，并且具有领域相关性与动态性。问题的3个关键元素——初始条件、障碍、目标通过与工程设计过程的融合可转换为课程设计的关键元素。以“工程”为中心的驱动问题设计对STEM教育实践的启示包括：在课程中正确地体现跨学科性，注重对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与工程思维的培养、转变课程评价方式以及多方合力建设STEM课程生态共同体。
精准教学的教育理念已成为各国共识，智慧教育环境下海量多模态学习数据的生成也使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范式转变成为可能，但目前运用数据解决复杂教学问题的实践存在许多挑战，其突破点在于培养教师的数据智慧。本文从教师数据智慧的角度回答了三个问题：是什么、如何培养以及有哪些影响因素。首先，数据智慧是教学实践经验、数据分析技能、学习科学理论三者的有机整合，其内涵在于数据到智慧的递进转化；在明晰数据智慧的实现路径是掌握数据探究循环的基础上，回应了“培养什么”的问题，并构建了从职前准备到职后发展的培养路径，即在职前阶段弱化学科界限、革新课程体系、创设“实境”学习环境，在职后阶段创新培训模式、组建数据实践共同体，在协作探究和反思性实践中发展集体数据智慧；最后，考虑到数据智慧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多方联动的动态过程，对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剖析，为教师数据智慧的培养策略提供借鉴，并提出了善用数据智慧的观点。
如何对学习者进行精准化、个性化的诊断和评价是智慧教育时代的重要议题。目前学习诊断的主流方式依然是通过考试成绩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进行评价，容易忽略对学生认知能力的评价，不符合智慧教育既重视知识传授也重视能力培育的价值取向。本研究基于Rasch模型，以政治学科为例，组建月考试卷，并编制双向细目表为试题标记知识点属性和认知能力属性，进而探索一种基于考试成绩挖掘学生认知能力的方法。本研究收集了195名学生的作答数据，使用Rasch模型，分析成绩背后每位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并判断学生对各认知能力层次的达成情况，同时根据分析结果生成雷达图进行可视化输出，实现学生认知分析在混合式课堂中的常态化使用。本研究试图为智慧教育时代学习的精准诊断提供一种新思路。
“计算思维”是近年来基础教育中评价学生高阶思维的重要指标，它与数学思维在问题解决等多个领域具有共同的思维模式，因此在数学学科中培养计算思维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发展趋势。基于此背景，构建小学数学PBL+CT教学促进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三层理论模型：内容层以PISA情境问题设计为导向，通过问题驱动教学；教学层为数学插电非编程的计算思维模式，采取PBL融合计算思维核心要素的教学，构建问题解决的教学流程；目标层是计算思维，以分解、抽象、算法思维、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协作学习六个核心能力为培养目标。研究以小学数学课“怎样围面积最大”为例，围绕理论模型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与实施，并对其应用效果进行验证。基于课堂观察、问卷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多维度地验证理论模型促进小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小学数学PBL+CT教学能显著地促进小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尤其是在分解、算法思维、协作学习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研究结果，对数学PBL+CT教学促进小学生计算思维做进一步的总结与反思。
内卷化是学科发展中出现的一种表面“繁荣”与实质“停滞”混为一体的焦灼状态。教师教育学科正位于学科内卷化发展的临界点上，其直接表现是“虚假繁荣”“表面强势”“一味体量扩张”。学科范式突变是破解教师教育学科“发展路径依赖”的基本原理，其切入点是：选好学科生长的突点，激活学科增长的动能，治理学科发展的内外关系。当代我国教师教育学科质变正迎来新机遇，其中社会需求高涨、研究队伍膨胀、学问积累激增等最为明显。面向未来，教师教育学科走出内卷化困境的行动策略包括：学科热点驱动策略、学科基础夯实策略、学科内能释放策略与学科基质提炼策略。
教育的治理转向实现了教育改革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从“基于具体问题的项目式改革”向“基于制度建设的系统变革”的方式转变；从“教育治理现代化”向“高水平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转变。近年来，我国在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进行了诸多探索，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经验，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加强，学校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社会组织参与能力增强，但同时仍面临教育治理的观念与意识仍须加强，教育治理的权力边界模糊，学校自主办学机制有待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教育法治与教育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教育制度优势转化为教育治理效能还存在相当差距等诸多问题。高水平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以坚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中心，以激发各教育主体活力为根本，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为突破口，深化放管服结合改革，以放权赋能为重点，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加强源头治理、依法治理、协同治理、系统治理、智能治理，建构规范、协调、高效的长效治理机制，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革命性突破。
宪法受教育权利与义务的复合结构存在局限之处，权利与义务存在对应性的命题并不完全有效。教育权力的不恰当设定与行使，具有侵害受教育权利的可能性。在权力分化的背景下，可以将教育权力区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两种形态。梳理不同类型教育权力设定与行使的逻辑，有助于更系统、科学地划定不同规范体系中受教育权利的保障范围。公私领域界分的理念贯彻到教育法律关系中，意味着对于不同属性的教育权力，配置与之侵害风险相称的保障与控制机制是更为妥当的规范立场。
教育公平与提升教育质量是各国教育政策的目标，我国政府始也终将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点。本研究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追访数据，探究我国初中阶段学校教育公平与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质量维度来看，在剥离了学生背景因素、学校构成因素的影响后，各学校对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差异；从公平维度来看，各学校对不同认知能力基础、不同性别学生群体认知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从质量维度与公平维度之间的关系来看，部分学校在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发展方面具有高效能，且在缩小认知能力基础或性别等因素对于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方面也具有高效能，证明了学校教育可以兼顾公平与质量。
本报告分析了我国苏州市10岁和15岁组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数据，结果发现：10岁组学生在所有15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中的得分都略高于15岁组学生；10岁组学生中女生在合作、共情、乐群、毅力和包容度能力上得分高于男生；除包容度以外，15岁组学生中男生在其他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都要高于女生。乐观是迄今为止与生活满意度和当前心理幸福感最为密切的能力，其次是活力和信任。抗压力和乐观与学生考试焦虑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体而言，学校归属感和师生关系与所有15项社会与情感能力呈正相关。相比之下，校园欺凌与所有15项社会与情感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归属感与乐群、乐观和合作能力呈正相关。师生关系与乐观、好奇心和合作能力相关。校园欺凌与情绪调节（乐观、情绪控制和抗压力）密切相关。
任务能力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OECD的研究框架下包含自控力、责任感和毅力3项能力。基于苏州市10岁组和15岁组学生参与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本研究采用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苏州市学生的任务能力表现予以呈现。研究发现，自控力、责任感和毅力与其他能力具有显著相关，部分得分在年龄、性别、城乡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普高与职高间存在差异；任务能力受背景、学生、教师、学校和家庭层面相关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对健康、幸福感、满意度、考试焦虑、亲近家人和亲近他人等生活结果变量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发现，我们对学校教育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研究者提出一些建议。
情绪调节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OECD的研究框架下包含抗压力、乐观和情绪控制3项能力。基于苏州市10岁组和15岁组学生参与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苏州学生的情绪调节表现予以呈现，研究发现抗压力、乐观和情绪控制与其他能力具有显著相关，其得分表现在年龄、性别、城乡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普高与职高间的差异不显著；情绪调节受背景、学生、教师、学校和家庭层面相关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对健康、幸福感、满意度、考试焦虑、亲近家人和亲近他人等生活结果变量有显著影响。因此相关主体要充分重视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明确自身角色，选择正确的路径与策略促进学生情绪调节水平的提升。
协作能力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OECD的研究框架下包含共情、信任和合作3项能力。本研究基于苏州市10岁组和15岁组学生参与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苏州学生的协作能力表现予以呈现。研究发现：协作能力在年龄、性别、城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有14个变量对协作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包括家庭拥有物、家庭藏书量、安全感、朋友关系、好习惯朋友、室内活动时间、室外活动时间、师生关系、学校归属感、学校合作氛围、校外活动、理解型母亲、理解型父亲、家长高期望；另有2 个变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包括上网时间、亲子问题；协作能力对亲近家人、亲近他人、健康和主观幸福感4个生活结果变量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培养学生协作能力需要科学而精准的政策支持。
开放能力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五大维度之一，在OECD的研究框架下包含包容度、好奇心和创造性这3项能力。本报告基于苏州市10岁组和15岁组学生参与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呈现苏州学生的开放能力表现。研究发现：开放能力在年龄、性别、学校位置（城乡）和学校类别（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上存在显著差异；开放能力受背景、学生、教师、学校和家庭层面相关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开放能力对各种生活结果变量有显著影响。因此，培养学生开放能力需要科学而精准的政策支持。
交往能力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全球开展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五大能力之一，本研究以我国苏州市的测评数据为基础，从不同维度和层面来呈现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调查之交往能力维度的测评结果。研究发现交往能力与其他维度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均存在显著的中等相关关系；不同年龄、性别、学校和区域的学生交往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学生的交往能力受到个人背景及同伴关系、家庭背景、教师和学校因素的显著影响；交往能力对于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身心健康等生活结果变量也具有一定影响。研究启示是：亲密的同伴关系是提升学生交往能力的应有之义；和谐的师生关系是促进学生交往能力的重要保障；良好的学校氛围是提高学生交往能力的关键助力；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是发展学生交往能力的重要基石。
本技术报告基于中国苏州的测评数据，对OECD 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工具在中国文化下的心理测量学特征进行分析。具体计算Alpha系数和Omega系数来检验这些量表的信度；进行了一系列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这些量表的结构效度；开展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评估不同组（年龄组和性别组）的测量等值性，以及使用项目反应理论广义分步计分模型来衡量项目并为所有参与测评的学生生成社会与情感能力值。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公立学校面对的共同性问题促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公立学校重建运动，市场化、民营化是改革的重要思路。同一时期，我国也经历了一个被称为公办学校改制的变革进程，简政放权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是改革的两大重要议题。在这一变革的背后，蕴含着能否创造一种政府之外的现代学校制度的问题。公办学校改制由于利益冲突尖锐，与原先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认知相悖，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行为失范问题，导致了办学秩序的混乱和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产生。公办学校改制的结果表明，必须正确理解公办学校的国家性和民间性，准确把握教育的公益性质，妥善处理教育与市场关系，始终坚守公办学校的公共责任。
70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向我们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折射出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脉络与改革创新：在教育知识建构上，体现了从“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即由引介加工到扎根中国大地发展具有原创性的教育学；在面向教育实践上，经过了从“经验概括”到“理论生成”的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在服务国家政策上，由为国家和政府决策提供相关证据的“知证”逐步走向主动参与国家和政府的决策咨询的“咨政”，以专业研究服务国家政策；在引领学术前沿上，从“接轨国际”走向“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育学科知识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教育智慧。
“师生合作”作为大夏大学的立校精神，自创校之日起便与学校的具体办学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的变化得以不断充实，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大夏大学基于师生合作精神，以导师制为制度实践，帮助学校度过了种种考验。“师生合作”将传统书院精髓与现代大学制度结合，可以为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对当下建立和谐师生关系及书院制改革等问题都有启发意义。
光华大学诞生于1925年的五卅运动，1951年与大夏大学合组为华东师范大学。抗战前，在校长张寿镛和文学院院长钱基博的努力之下，光华大学国文系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果斐然，成为当时国学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当然，受限于主客观条件，光华大学国文系存在着无力设置研究所、学科专业化程度不足、师生学术交往圈有限等问题，进而影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回顾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与研究情况，诸如学科错位发展、注重国学教育、打破课堂内外界限，对当下大学相关系科的学科建设及书院制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师范性与学术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史上师范类大学办学以及教师教育中的重要议题。师范性与学术性的结合，根植于从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到华东师范大学血脉赓续的办学传统之中，是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初期富有成效的重要探索之一。为满足国家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华东师范大学通过在私立大学基础上合并组建以及院系调整工作，完成了作为独立高师的师范性定位，同时通过领导班子安排、思想改造、培养模式变革等措施完成了师范性的塑造。校领导的大学理念、苏联专家的指导以及高师院校师资培养任务等因素促使华东师大及时设置研究部、创办丛刊期刊以及出版社等，从而使学术性得以确立。在围绕高师办学方向问题的大讨论后，师范性与学术性并重逐渐得以确立。在此理念下，学校通过修正培养目标、探索延长学制、拓展师资培养形式、增设专门组与新专业、成立系列科研机构等措施，使教师教育水平得到提高并走向学科综合化的道路。建校初期关于师范性与学术性的历史探索，为华东师大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办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对师范大学如何应对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挑战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现象学是一种试图回到古典理性重塑人的生存意义的现代性哲学。现象学具有革命性、批判性、解放性的特点，它解放了世界、自我，重审了人对其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理解，重新底证了自由与责任。现象学的问题意识是自我的遮蔽与出场，而其历史使命则是解放自我。现象学不仅仅通过“启示”形构了“某种”教育哲学，现象学把教育视为政治、伦理活动，解放了心灵，张扬了观念的自由，把教育活动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视为真理和自由的承担者，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现象学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教化性质，现象学就是教育哲学。
伴随着学术发表竞争程度加剧，关于学术期刊在论文发表中偏爱内部人稿件的讨论逐渐增加，但是尚无实证研究探讨内部人稿件对教育研究学术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利用2001年至2019年中国大陆教育类学术研究期刊发表的923901篇论文的数据和80位访谈对象提供的文本证据，基于“成本-收益”机制框架、理性决策视角和交易成本概念三者结合的理论逻辑推导分析，就内部人特征对学术论文质量和影响力的效应提出了一项假说与四项研究假设并通过定量分析与质性分析结合的混合研究模式进行验证。研究发现：（1）内部人稿件在大部分“时段*目录*下载/引用”板块中的影响力和质量均优于外部人稿件。（2）随时间由远及近，内部人效应在不同板块有不同的变动趋势，在CSSCI来源由负转正，在CSSCI扩展与北大核心由正转负，在普通期刊呈现区间波动。（3）内部人特征对质量产生的总效用中包含了一部分影响力的中介/间接效应，该中介/间接效应随板块不同而变动，并且存在遮掩效应，应重视影响力的中介/间接效应对价值发现的作用。（4）位于中低档区间的内部人特征较位于中高档区间的内部人特征呈现更多的负效应，中高档区间的内部人特征则较中低档区间的内部人特征呈现更多的正效应。（5）外部人特征中的伪内部人特征相对内部人特征在质量和影响力维度的效应呈现下降趋势，但优于真外部人特征，并不能简单以“垄断”作负面理解。（6）学术期刊、审稿人和论文作者对内部人稿件的看法及其相应行动随着个体内在特征和所处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综合前述分析，本研究认为不能简单地认定含有内部人特征的内部人稿件显著降低了学术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内部人特征在帮助学术期刊降低与论文作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时，以内部人稿件占比在中低档增加和中高档减少作为代价，并且这种代价因板块不同而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站在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角度对学术期刊提出了强化内部流程、提升决策绩效和优化质量与影响力的建议，对论文作者提出了增强研究水平和建立专业声誉的建议。
科学捐赠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二战前，科学捐赠弥补了政府资助的缺位，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的兴起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二战后，鉴于大学科研在赢得战争中的突出贡献，科学的价值获得联邦政府的认同，以致政府资助涌现校园，并不断遮掩科学捐献的光芒。但由于联邦资助受时局影响导致科研经费时多时少，资助的确定性、稳定性不足影响了科研的发展，这时，科学捐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重要性不容忽视，其与联邦政府资助一起，共同推动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持续发展。
教育法的独立性并非由部门法特征确认；相反，教育法的独立性确证了教育法能够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存在。教育法的独立性是由教育法的类型化特征确定，该特征为狭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教育法的核心范畴。在教育法不断发展的阶段，需要以狭义教育法律关系为中心，突出节点性问题研究，以狭义教育法律关系及其体现的教育价值辐射教育法节点性问题与细节性问题，进而构造教育法体系，形成教育法的规范秩序，稳定教育法的规范范围，进而确保教育法的独立性。
21世纪以来，新教育实验坚持以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和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为价值准则，以教师成长为逻辑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等“十大行动”和相关课程为路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标，进行了二十年的田野实践探索。新教育实验提出的教师专业成长“三专模式”使数以千计的普通教师成长为卓越教师，在国内率先开展的“营造书香校园”“家校合作共育”等教育理念与行动实践，为建设书香社会、推动家校社政共育提供了强大助力。在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抗教育异化，回归教育本质以及大面积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等方面，新教育实验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展望未来，我们将通过持续完善课程体系、开展未来学习中心试点、探索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力争把新教育实验建设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使新教育共同体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
编程作为儿童面向未来、适应未来并改造未来的基本素养，不断得到各界的关注与重视，但其究竟到底有多少教育价值，众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实验及准实验研究，但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编程能否真正促进儿童的个体发展”这一问题仍处在左右摇摆的学术争议之中。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对国外28项编程影响儿童个体发展的实验与准实验研究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纳入研究的合并效应量为0.61，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编程可以积极正向地促进儿童的个体发展；（2）具体来看，编程能够显著地积极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行为发展以及情感发展；（3）与小学及学前相比，编程在中学阶段对儿童个体发展的作用效果更突出；（4）与中期和长期编程活动相比，短期编程活动对儿童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5）编程教育在小规模样本中对儿童个体发展的作用效果相较于中、大规模样本更大；（6）不同编程形式的作用效果不同，其中不插电编程对儿童个体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期望上述研究发现能为我国未来儿童编程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书面言语是最精心组织的言语形式，要求儿童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是一种复杂而又真实的思维活动。本研究以我国1800名小学生的作文为研究样本，使用人工标注、信息自动检索技术和描述统计等方法，分析了儿童的因果表达特征，并以此探究儿童因果逻辑思维的发展特点。研究发现：第一，儿童的因果复句表达虽然整体上随年级递增呈上升趋势，但各年级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第二，面对不同认知复杂度的因果表达，儿童在书面言语中倾向于说明性因果表达；第三，儿童在因果表达上存在“五年级现象”，即五年级儿童对因果逻辑表达更为敏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小学生的语言教学提出了系列可供参考的建议。
深度学习品质包含学习者个体、群体和深度学习系统三个层面，它已得到理论研究的高度认可，也由于难评测而阻碍了深入研究与课堂实践。图式和SOLO层次分类理论为深度学习评测提供了心理学基础，而思维可视化技术则提供了评测工具，在此基础上设计并开发了学习思维可视化系统，包含学习策略和认知结构两项软件与PDA产品。研究利用所开发的评测系统，在S（华东）、C（东北）、W（华中）和K（西南）四城市对4000余名小学生的数学学习进行了诊断。通过较大数据量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三点结论：一是学习策略与认知结构可作为深度学习品质的效应量；二是学习思维可视化系统对深度学习的评测具有较高有效性；三是深度学习课堂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包括在学习内容方面关注学科内容、学习策略与认知结构三者的统合，在学习方式方面关注个性化学习与合作学习的结构与运作模式，在思维品质方面关注复杂图式的构建与生成。深度学习品质评测工具的开发与应用将切实提升深度学习实施的可操作性。
现代性危机的发生事出有因，其在教育上也有各种表现，寻求破解需聚焦于主体性和主体教育的是与非、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与复归、全球化吸纳与本土化坚守、信息技术变革教育是支撑还是引领等问题展开反思。教育现代化要走出“现代性危机”，对经典现代性应持有既“兼容”又“增容”的基本态度，并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行动来加以破解，在观念层面须借助文化哲学的反思，制度层面应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同时用力，技术层面则要解决人与物之间的价值融合。怎样推进教育现代化才是可持续的？文章从“一地一案”“一校一策”和“一人一境”三个方面探讨了解决的路径，具体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区域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以学校现代化标准引领学校特色化发展，为每一位师生营造丰富多彩、温馨友好的“小生境”。
人类发展指数（HDI）框架下的教育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的三大分项指数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教育发展水平的对比研究。论文按照HDI框架下最新的教育指数的编制方法，测算了1990—2018年度的中国教育指数，并进行了相关的国际对比分析和国内各区域的对比分析。测算和分析发现：纵向来看，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成效显著；横向对比发现，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还差距较大；国内各区域的分析发现，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水平较低是中国教育水平发展不高的主要原因。论文对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化人才需求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风向标之一。中国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是否能够满足国际化人才需求？本研究以此问题为出发点，在5200家在华德企中随机抽取了218家在华德企为研究样本，对在这些企业入职1—5年的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基本情况、能力发展情况，特别是企业对他们的期望及实现情况差异进行调研。调研结果表明，中国高校毕业生普遍在学科知识或专业技能等硬实力方面受到较多肯定，但在社交能力、个人素养等软实力方面距企业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根据这一结果，结合面向30名在德企工作的中国高校毕业生的访谈，提出改革中国高校的培养方式：加快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育人水准，加快课程改革的进程，构建有利于综合素养提升的校园生活，以及提升大学生就业指导的专业水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教育法学的学科体系主要以法律概念在教育领域的适用为逻辑起点，以教育法律、教育法律现象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以教育法规范教育秩序和调整法律关系中教育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学理逻辑为分析框架，以政府主导的教育改革与法律制度的互动为关注主线，以司法纠纷中的理论难点为问题导引。在普通法系国家，教育法学的学科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作为权利的持有者如何使用法律概念和推论模式，通过法律技术来解决争议和保护权利。教育法学的定位需要优先关注功能定位，而不是学科定位。教育法学学科体系是在权利义务体系和类型结构体系基础上研究和构造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的知识和理论范式，其科学性需要深入研究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其适切性需要关注教育领域内外不断出现的相关现实问题。
饱和业已成为判断质性研究质量、说明样本量合理性的重要标准。本文系统梳理了三类饱和概念——理论饱和、主题饱和与数据饱和，指出研究者要考虑自身的整体研究设计以决定采信何种概念。此外，还介绍了三种记录和判断饱和的方法，它们分别是结构性编码本、饱和表以及概念深度量表。其中，结构性编码本较为适合采信演绎主题饱和与数据饱和概念的研究；饱和表主要有主题饱和表和编码饱和表两类，较为适合采信既定主题饱和模式、特别强调既定主题能够得到数据有效支撑的研究；概念深度量表尤为适合采信理论饱和模式的研究。本文指出，“度”的概念较好地把握了饱和的本质特征；质量（充分）而非数量（多少）是饱和的关键；饱和本身应当是具体的方法论实践，重视饱和，并对取得饱和的过程进行清晰陈述，有助于提升质性研究的规范性、透明度、质量和认可度。
本文旨在论证社会责任感是拔尖人才的核心素养。文章首先厘清了培养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进而通过对理论和模型的梳理，分析了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的深刻内涵和重要组成元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社会责任感与拔尖人才其他特质之间的供给关系。最后，论文对我国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培养过程提出了具体建议，为拔尖人才培养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
随着越来越多80后和90后“新生代海归”选择回国发展，他们的就业质量随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以203名 “新生代海归”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人口学背景、海外教育经历、国内求职活动三方面对其客观及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首先运用有序Logistic 回归模型确定“新生代海归”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发现回国时间、留学形式、留学区域、留学年限、学历、求职频率、面试次数、就业区域和单位类型影响客观层面的就业质量—即平均月薪；而独生子女、回国时间、留学形式、逆文化适应、第一份工作寻找时间、面试次数、offer次数、就业区域和单位类型等则影响主观层面的就业质量—即工作契合度、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向；同时，客观就业质量能够影响主观就业质量。根据上述发现，本研究使用ISM 模型建立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与层次结构，发现社会人口学和部分海外教育经历因素在“新生代海归”的就业质量模型中发挥深层根源性作用，海外教育结果（如学历、逆文化适应等）是处于中间的关键连接因素，国内求职活动是影响就业质量的表层直接原因。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最后提出了促进“新生代海归”高质量就业的建议。
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有前瞻性，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的指引下，有必要对2020—2035期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变动情况及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采用Leslie矩阵的队列要素法和实地访谈法，对2020—2035年期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学校数、教师数和所需经费等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随着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下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与2020年预测值相比，203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量将下降约3000万；按现行学校规模计算，2026年（峰值年份）城区需新建小学4000所，2030年（峰值年份）城区需新建初中4000所，农村地区将有大量小学校舍闲置（3.73万）；按现行师生比计算，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的需求量在下降，与2020年相比，2035年小学教师过剩约150万，初中过剩约37万。2031年，我国城区义务教育学生数将超过镇区，义务教育将总体进入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代，教育资源配置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充分考虑学生由农村向镇区和城区的转移。建议科学规划学校布局；适当提高办学标准，降低生师比，缩小班级规模，及时补充优秀教师；统筹优化学前、托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影响着研究生教育质量。我国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类型正在由单一走向多元。国内已有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对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类型的探讨多从导师与研究生的角色来构建和调查师生关系的类型。本研究旨在突破既有研究事先设定师生关系类型的角色模式，将师生关系置于基本的人际交流行为理论框架，从影响力（influence）和亲密性（proximity）两个维度来设计和调查研究生和导师双视角下师生关系的“权威-平等”和“疏离-紧密”程度，以及由此构成的不同师生关系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师生个体背景、互动情况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与不同师生关系类型的关系。通过对3903位研究生和865位导师调查发现，平等紧密型是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的主要类型，与此同时，轻度平等疏离型和高度权威疏离型也有一定的表现；研究生和导师的群体类别特征与师生关系类型弱相关，甚至不相关；一定的交流频次和时长与高度平等紧密型的师生关系关联性大；在研究生看来积极支持的环境制度条件与平等紧密型的师生关系关联性大。
创新创业型大学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大学发展范式变革而人为塑造的，其形成需要内部和外部条件。外部条件主要指社会的经济-技术范式，内部条件主要指大学的发展范式。对于创新创业型大学，外部条件起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作用要基于相应的内部条件才能实现。在此过程中既要避免大学创新创业的官僚化和过度的功利主义，也要合理延伸大学的服务边界、更新大学的治理结构和组织文化。
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目的是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需要公益要素的融入，以人人公益的公共性理念提升劳动教育思政价值，以面向真实环境和创新学习方法实现高水平劳动教育，围绕学习者公益人格培育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本研究通过对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人才培养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应将公益性要素融入劳动教育的目标、方法和途径，构建公益性劳动教育体系，使得劳动教育目标更具体、形式更多样、资源载体更充分，以提升培育的有效性。公益性劳动教育体系的构建，应充分借鉴志愿公益教育的成果，围绕公益人格培育改进传统的劳动教育模式，吸纳和转化符合劳动教育要求的师资、课程、志趣社团、实践基地等，有效依托基础课程、应用课程、前沿课程的显性课程，结合学生社团、公益服务、公益双创的实践课程，探索改进新型评价方式，完善校内外公益劳动育人联动和辐射机制。
陈伯吹对我国教材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有重要贡献。他在北新书局、儿童书局、国立编译馆和人教社工作时，先后编写多部教科书及其教学参考书，如《北新国语读本》（1932）、《复兴国语课本》（1934）、“国定本”《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1943）和《高级小学国语课本》（1945）、新中国第一套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初级小学课本语文》（1955）和《高级小学课本语文》（1957）等。他对小学教材和语文教材问题也深有研究，论述了教材的概念、意义、目的、类型、编撰原则、制作方法及其与儿童读物的关系等，形成了独具特色、较为系统、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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