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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四梁八柱”的思维方法并借鉴CIPP评价模型的结构逻辑，按照循序循证的五步研究路径对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进行现状分析、国际比较、理论构想、实证建构和政策建议。首先选取目前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前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以结构性描述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现状；进而将当今中国与国外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结构性框架和具体指标进行并置、比较以分析中国现行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结构性和内容性问题；随后构想出包括背景、投入、过程和成果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55个三级指标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结构框架和具体内容；再后基于实证研究建构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四梁八柱”和关键指标，形成包括价值质量、条件质量、过程质量、结果质量4个一级指标，涵盖价值取向、社会背景、体制机制、资源配置、保育教育、园所管理、普及普惠、安全优质8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57个三级指标的中国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基础框架和基本样态；最后提出中国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建设的5条政策建议，分别是积极构建结构框架以确保对系统性质量的统筹关注、特别重视背景因素以确保对价值性质量的优先关注、持续关注输入因素以确保对条件性质量的长期关注、着力强调过程因素以确保对过程性质量的焦点关注、理性强化输出因素以确保对结果性质量的全面关注。
从算法的角度追问教育评价改革，既是从信息技术的本质对教育评价进行批判反思，也是在厘清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把脉教育评价改革的突破方向。算法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的机遇在于：纠偏教育观念，提升评价的科学性；生产教育知识，提升评价的专业性；优化教育治理，彰显评价的客观性。然而受制于算法背后的复杂认知，教育评价也可能面临偏见强化、排名陷阱、数字鸿沟和物化困境等风险。鉴于此，为了实现“化风险为机遇”的改革追求，有必要推动教育评价算法在认知层面的方法突破、目的突破、对象突破和模式突破，即用溯因推理超越自证预言、用和平协议超越军备竞赛、用整体发展超越个体特征、用“厚”数据超越“薄”数据。
我国的大学评估在较长时期内伴有浓厚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色彩，政府资源在大学间的分配与评估结果存在紧密联系，大学更倾向于凸显自身优势而非探究自身问题。在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教育评价改革持续深化过程中，中国大学的评估体系逐渐发生变化，国际评估由此兴起并发展成为一流大学开展自我评估的重要机制。本研究通过对早期3个大学的评估案例分析，指出早期开展国际评估的大学进行评估时带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其自身蕴含的强烈变革意愿的牵引下，评估促成了大学的人事管理体制机制、校院两级管理体制、跨院系学科建设等多层次的自我变革。此后，国际评估机制在中国一流大学群体中不断扩散。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环境的变迁是国际评估机制扩散的重要基础，对先行者的学习效仿则是扩散的直接动因，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国际评估机制不断扩散且持续制度化并内嵌于大学治理体系中。
美国基础教育项目效果评估不仅实践起步早、根基相对坚实，而且目前也已发展成为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类型以及循证教育改革的证据来源，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本研究对25项高质量评估研究进行主题文本分析后发现，其实践经验主要表现为：第一，充足的评估经费是评估的首要前提。评估经费来源于以政府为首的各界支持，经费筹措是集体同心的智慧行动，经费使用贯穿评估全程。第二，专业的评估人员是评估的核心输入。评估人员来自高校等专业组织，其选择确定往往会历经多方因素的全面考量，目前存在内部、外部、内外合作等三种评估人员角色定位。第三，科学的评估开展是评估的关键过程。评估规划会确定评估类型与问题，评估设计会厘清理论基础、评估方法和效果指标，评估实施会做好样本招募、干预实施以及数据收集。第四，实用的评估成果是评估的重要输出。评估发现会被恰当分析与合理解释，评估结果会被规范撰写与多样呈现，评估产品还会被进一步大力传播与有效使用。此外，美国基础教育项目效果评估在努力提升质量的同时也开始不断迸发出新的实践趋势。
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的公平性影响着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文章基于1995—2018年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数据和在校生数据，通过计算Gini系数和Theil指数测算了中国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公平性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1995—2018年中国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公平性总体上处于“比较公平”和“相对合理”水平，且整体上更加公平了；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的省际差异大于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省际差异较大，公平程度较低；全国高中生均经费支出的公平性有降低的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教育期望是个体、父母或教师对学习者未来教育水平的预期，对学业表现与个体发展影响巨大。大量研究忽视了父母和子女之间教育期望差异的普遍存在，而相关差异极易造成个体欠佳的行为表现。本文基于2014—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倾向得分匹配（PSM）和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检验，探究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亲子教育期望偏差显著负向影响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以强烈的“望子成龙”心愿为典型表现的上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并不合理，对学业成绩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下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与学业成绩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心理压力、学业负担和负向情绪在上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和学业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与女生相比，男生的学业成绩更易受到上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的负向冲击。基于此，提出形成适度教育期望、增进亲子沟通交流等对策建议。
高校强制退学处理是高校强制性解除学生在学法律关系的行为，包括纪律惩戒性退学和学术淘汰性退学两类。强制退学处理的法律属性属于国家行政行为，在具体行政行为类型上属于对未型式化的授益行政行为之撤销或废止。鉴于强制退学处理对学生的身份权和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形成过度限制甚至剥夺，所以强制退学制度在形式合法性上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规范明确性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在实质合理性上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基于制度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的结论，应该从四个方面对该制度展开法治化匡正工作：其一，退学依据应当部分遵循相对性法律保留原则来分配权限；其二，退学事由应当分为政治标准、纪律标准和学术标准分别确定；其三，退学程序应当构建起公开程序、听证程序和期间程序制度体系；其四，权利救济应当完善和探索校内申诉、行政复议、司法诉讼和行政赔偿等体系化救济理路。
作为清代文化史上存续持久、人数众多且影响颇大的著名文教群体的桐城派, 因以古文名世而历来被视为文学流派；其实桐城派学者多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与主张，与教育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早期桐城派学者在清代科举、书院等文教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教育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察他们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清代教育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从源头上理清近代以来晚期桐城派在传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种种表现的内在逻辑。
写作是一种用文字和隐喻标记世界的方式，是一个引领学生批判地、深度地阅读和有效地、清晰地书写的过程，是一个让学生发现自己真正关心所在和写出自己所思所想的路径。写作课在美国高校通常是必修课，旨在培养学生的书面沟通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哈佛大学说理文写作课程创建于1872年，如今是本科生的唯一一门必修课。对话从南希·萨默斯完成的著作以及她对中国的关注开始，依次展开缘何倾情于写作教育、为何关注修订和反馈研究领域、如何创立哈佛本科生写作工程、因何设立研究生写作工作坊等话题。在对话过程中，萨默斯将所获成功归结为喜爱阅读、喜欢写作，指出学习写作是本科生学习科目的一种方式，认为写作是帮助学生确定人生方向的力量，强调写作是本科教育的核心、修订是写作的核心。另外，萨默斯还对学生写作者的修订策略、对学生写作者的反馈、工作坊中的写作伙伴、一万个小时定律、说与写的关系、写作时内心的恐惧、避免抄袭或剽窃等话题进行了阐述。
儿童全面发展概念的多学科内涵建构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刻内涵，尝试从多学科视角探讨儿童全面发展“五对概念十二个范畴”的内涵建构，具体包括：（1）儿童道德和公民性发展的伦理学、政治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2）儿童认知与情感发展的心理学、脑科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3）儿童社会性与个性发展的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4）儿童艺术与审美发展的艺术学、美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5）儿童健康与安全发展的人体运动学、营养学、安全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以及儿童大脑与身体发展的脑科学、生理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儿童全面发展概念的多学科内涵建构对深化儿童发展的基本理论予以探讨，为更加全面地把握育人目标提供理论借鉴，并为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提供思想基础。
劳动教育是人改造外部世界，满足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实践。“劳动崇拜论”“劳动决定论”“劳动终结论”和“劳动起源论”批判和中外教育史上有关劳动教育的论争揭示了，文化是劳动和劳动教育的本质，劳动教育研究需要文化研究。“劳动”“文化”和“教育”在词源上有共通之处。劳动教育，作为文化实践，是通过物质、能量转换改造自然的“化育”和通过信息、符号改造社会的“教化”的统一，蕴含价值-规范、行为-作用、语言-符号、知识-技术等不同的文化层级和实践综合。劳动教育有文化唯物性，也就是具有物质生产性和面向社会现实的大众文化性。劳动教育有文化启蒙价值，它是解放所有人的文化启蒙，是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文化的知识文化启蒙。总之，劳动教育的文化本质和实践充分呈现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的过程，是劳动的“教育性”与教育的“劳动性”、体力劳动教育与脑力劳动教育、化育与教化、精英与大众、理论与实践之间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辩证统一。
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是教育政策活动乃至教育系统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好的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不仅是教育政策目标实现的根本途径，也是强化教育政策操作与执行力度的重要措施，而且是“再造教育政策”或“生产新的教育政策”的基本依据。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运用特定的方式方法，对教育政策执行活动作用于政策目标领域内的社会系统要素的影响变化进行事实描述与价值审判，并反馈于政策循环的活动，具有涉及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目标模糊且广泛、过程不稳定与不确定并存、方法具有局限性、结果具有反馈性等特征。当前我国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存在着理论研究匮乏滞后、评估视域困守于实证范式、评估方法与技术单一、评估活动要素专业性有待提升、评估结果的反馈利用低效等问题。基于此，好的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需要从评估标准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指标体系兼顾要素多元与联动协调、评估方法与技术切实可行、评估结果分析说理与反馈应用并重等方面重构分析框架，从而使教育政策执行实践中的政策虚置、政策悬置、政策失灵等现象尽量少出现乃至不出现。
学校是否会形塑学生身体？为回答这一问题，基于“中小学生学习情况及学习环境调查（2020）”数据，通过“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运用潜在剖面分析、多层次次序Logistic回归，探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层面的校际差异与个体层面的时间分配模式是否对中小学生的肥胖程度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学校评级与学校性质分别会对小学生与初中生的肥胖程度造成影响；高中阶段学校因素的影响不显著。（2）肥胖程度在时间分配模式上呈现出两种不同表征并随学段发生变化。在小学与初中阶段，作业型、均衡型与游戏型3种较多静态时间分配模式的学生更容易发胖。（3）中小学生肥胖的时间分配随着校际差异存在异质性表征，初中阶段尤为明显。相较于民办初中，公办初中的学生更容易因时间分配的不均衡而“致胖”。因此，在学校及学生健康政策制定中应当充分考虑中小学生肥胖的结构性特征，通过对作业、手机（游戏）、运动以及睡眠的时间进行政策性干预，进而从影响肥胖的外部因素角度有效遏制超重、肥胖现象的发生。
自编国家认同、思政类课程感知问卷，采用整群抽样法对澳门中小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澳门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整体水平中等偏上，情感领域略高于认知和行为领域；其因子在性别、年级、父亲国籍、父母亲文化程度变量上差异显著，尤以年级差异为甚。大多数学生能较好感知“品德与公民”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但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缺乏多元性；课程感知的因子在性别、年级、母亲国籍、母亲文化程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年级差异最为显著。国家认同和“品德与公民”课程感知联系紧密，课程目标感知程度是影响国家认同的关键因素，但教师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影响甚微。建议关注国家认同年级差异，低年级夯实基础，高年级查漏补缺；家庭教育是落实国家认同教育的关键一环，开设“家长课程”注重母亲教育势在必行；“品德与公民”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之一，要完善基本学力要求文件以指导教师优化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
“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需要精准识别学生选择参与课外补习的深层原因，研究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能够为疏解家长和学生的课外补习需求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 2017）数据，采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进行了刻画，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中小学生大多数参加过课外补习，且许多学生在较低年级就参加了课外补习。（2）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学科类课外补习时间明显早于兴趣类课外补习，随着年级的升高这一差异更为凸显。（3）城乡地区和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随着学段的上升而逐渐缩小。（4）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有显著正影响，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越好的学生首次参与学科类和兴趣类课外补习时间均越早，但这种差异随着学生学段的上升而减小。“双减”政策背景下，建议政府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校内课后服务品质，更好满足家长和学生对个性化教育的需求；重点照顾弱势阶层家庭，为学习成绩较差的弱势阶层学生提供校内学业辅导帮助；引导家长理性选择课外补习，客观辩证地审视课外补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在松散耦合机制下，不同学科发展既保持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又保持与组织的互动关系。松散耦合机制保护了不同学科采用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举措应对环境和追求合法性。松散耦合型学科治理有利于应对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碎片化，顺应了大学组织特性和学科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创新。学科治理中的评价评估、资源配置等应按照不同学科规律与特点进行，体现不同学科特色，避免用统一机械的标准要求所有学科。同时，应通过共享价值和组织文化建设加强学科的耦合性，促进学科整体提升与组织目标的实现。
课题组于2021年6月—8月持续两个半月对全国34个省区市展开第二轮调研。根据回收的调查数据样本，与2020年第一轮调研比较发现：2021年近五成毕业生签约税后薪酬每月3001-5000元、就业岗位与专业总体对口率显著提高、就业满意度保持高位略有下滑、考虑离职率略有上升。2021年未就业毕业生自感疫情因素对就业影响程度显著降低、向体制内就业的期待倾向明显、公考和升学失利者复考意愿更加强烈、薪酬待遇超过工作地点成为最被看重的就业因素、期待薪酬与实际薪酬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对民营企业的就业期待位次出现明显下降。受调样本中用人单位招聘计划在压缩、裁员率在上升、薪酬水平在增加、招聘标准在提高。高校毕业生对学校就业指导工作满意度与2020年总体持平保持良好。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性别、户籍、家庭经济状况、学校类型、学校层次、学科类型、学科层次、个人学历、学业成绩、创业意愿等变量在不同类别间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与2020年不同之处是2021年农村户籍毕业生比城镇户籍毕业生就业概率更高、医学类和师范类高校应届毕业生比理工类高校毕业生就业概率更高、本科毕业生就业概率低于大专毕业生就业概率、农医学科就业概率高于人文学科就业概率。
全球教育变革的意义、动力与实践模式正在发生新的范式转变。面对全球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教育改革运动，国际知名教育变革与教师教育学者丹尼斯?舍利教授与同事提出了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创新和包容的全球教育变革的“第四条道路”。目前，“第四条道路”变革模式已经在芬兰、加拿大、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开展。针对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紧迫性，丹尼斯?舍利教授分析了他提出的以“中间引领”与“社区组织”为突破口的教育改革模式。鉴于教师教育在全球教育变革的重要性，丹尼斯?舍利提出了正念型教师的概念，探讨了教师教育中需要发展的5种类型的专业资本，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决策资本、道德资本和符号资本。同时，丹尼斯?舍利还关注教育变革背景下教师的幸福感与不同样态的教师文化。针对人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如新型冠状病毒和气候变化，丹尼斯?舍利呼吁通过跨文化对话和交流，同时加强人文课程来应对这些挑战。就上述问题，本次对话从理论进路与实践样态两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学术对话，以昭示“第四条道路”关照下的教育领导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
丰富研究主题、扩大研究范围、拓宽学科边界是近几十年教育史学科建设的主要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史学科外延增长效益的局限性日见显著。基于对现状的分析，本文主张借鉴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引入儿童年龄分期作为重构教育历史的概念工具，从年龄分期变迁与教育演进的相互关系出发考察教育的历史过程，以此更新研究的视角，深化问题意识，探索教育史学科内涵发展的路径。
教学空间虽然不是私人空间，但也有隐私诉求。确立、尊重和维护教学空间隐私权是保护师生尊严、维护教学自由、促进师生卓越成长和保障教学组织正常运行的需要。在信息技术时代，教学空间的隐私信息很容易被采集和传播，也更容易被再利用，从而造成不可预料的隐私侵权。甚至，“告知与许可”的法律方式和匿名化的技术处理都无法有效降低教学空间隐私风险。在信息技术时代，完全消除教学空间的隐私风险，几乎不太可能，但可以尽可能降低教学空间的隐私风险。为此，我们需要重塑我们的隐私伦理观，重构科技伦理，立法确立教学空间隐私权，明确学校和家长的责任，加强师生隐私保护教育。
校长课程领导力是学校课程发展、教师专业发展与学生素养提升的重要保障。基于校长课程领导力的概念解读与维度分解，研究探讨了校长课程领导力的构成要素以及作用机制。以中小学校长为调研对象，采用描述性统计、PLS-SEM分别进行现状分析与模型检验，探究校长课程意识等对课程领导效能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小学校长的课程规划与管理能力较强，课程意识与课程评估能力则较为薄弱；校长课程管理能力与课程评估能力直接影响课程领导效能，而校长的课程意识会经由六条中介作用路径正向影响课程领导效能。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了注重校长课程领导力培训的科学精准、加强对校长课程领导情智要素的实证研究、构建基于叙事的校长课程领导力提升机制的建议。
后真相舆情现象在教育领域具有明显表现。当初被定义为操弄舆论的后真相现象已逐渐转变化为“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相较客观陈述事实更能影响舆论形成的情况”。本文系统分析了后真相时代情感为先、真相滞后，态度为先、认知为后，成见为先、客观在后的特征；探讨了后真相时代的教育舆情既有人性、社会的原因，更有网络化、大数据和媒体个体化的科技发展的原因；提出了以提高决策科学性和亲和力为重点的政府治理、以提高主流媒体话语能力为重点的社会治理、以提高个人认知判断力为重点的个人治理的理念、原则和方法。
采用2385名新生代外来工的调查数据，通过相关行为倾向变量来考察童年期留守经历与个体退缩型人格的关系。结果表明，有过留守经历者更可能“怕被炒掉或被刁难而不反映劳动权益意见”，显示出比较明显的退缩型人格特征。其中以学前留守的影响最显著，而留守时间越长，影响越大。以 “愿否因自身权益受损参加维权活动”这一假想情境下的意愿变量、“是否怕被报复而不投诉权益受侵害行为”这一现实情境下的行为变量所做的参证分析及倾向值匹配前后的对照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文章重点以现实情境下的行为倾向测量验证了采用心理量表施测及定性研究所得的结论，并表明留守经历对于退缩型人格的长期性影响可以从大学生等群体推展到普通的外来工群体。所得结论亦表明，除结构逻辑和历史逻辑以外，对于新生代外来工的研究还需纳入生态逻辑，关注其童年期的发展生态系统。由于退缩会对社会融入产生消极影响，诱发“半城市化”的社会结构张力，今后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需更多关注其人格发展，尤需对那些处于学前阶段的留守儿童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干预策略。
学校不仅是教育的场所，更是文化生产和社会洞察的重要领地。本研究通过“大质小量”的混合研究范式，对1013名农村籍大学生进行五段式分层随机抽样，采用了为期两年的追踪调查记录了18名“寒门贵子”在精英校园中的适应策略及其从学生走向教师身份的转变历程。研究发现：面对精英高校内“大文化”的专断性，“学业”所蕴含的公正感与价值感不断受到冲击，“贵子”在自身生活经验与支配结构的互动中，围绕乡土“本分”的伦理可能性空间进行着更多面向的文化生产。当“贵子”成长为教师后，承担起了文化再生产的“转播屏”功能，其生存伦理亦由“道义”步入“理性”的惊险一跃，“本分”又一次通过社会继替间的教化性权力汇入学校的意识形态。
教师教育大学化已成为教师教育改革的世界趋势，大学教育之共识是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统一，但是，以往“学术性与艺术性”的分歧、当前“专业化与解制化”的争议，始终牵伴着各国大学的教师教育改革之路，也困扰着教师培养模式的选择，甚至陷入教育伦理困境：一些大学倾向以实习课程来增加职前教师的教学经验，却无法避免其教学行为失误给予中小学生的消极影响。秉承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原则，系统梳理大学介入教师教育的历史，重点考察教育研究与职前教师培养的关系演变，尤其聚焦教师教育大学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即教育理论课程与实习课程的割裂问题。作为以培养教师为主责的师范大学，借鉴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开启的“意识-经验”关系新视域，重构大学视域教师教育改革的方法论，关注教育理论与教学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探寻“理论-实验-实习”一体化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新路径。
本文利用学生成绩残差分解方法探讨了教师教学质量及其经济价值问题。笔者利用误差相关模型预测学生成绩，将学生成绩的预测值与学生所在班级成绩的均分相减得到残差值，通过对残差值在班级层面加总平均，以此作为教师教学质量的代理变量。文章基于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22个县区收集的数据，探讨了语文、数学和英语三科教师教学质量的差异及其对应的经济价值，其基本结论是：第一，教师教学质量存在较大个体差异，将中等水平的教师替换为69分位的“好教师”后，全班学生的三科成绩可以增值0.2-0.3个标准差，相当于学生一年的学习收获；若将中等水平的教师替换为前16%的“优秀教师”，全班成绩整体提高0.3-0.5个标准差。第二，教学质量高的教师能释放巨大的经济能量，若将“好教师”教的班级交给一个中等水平的教师，一个规模为49人的班级的全班学生毕业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终身收入损失的总现值约为11万-24万元；“好教师”职业生涯中为其教过的所有学生带来的收入溢价的保守估价是425万元。本研究为评价教师教学绩效及高质量教师的经济价值提供了技术分析策略和操作路径。
培养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基本路径。迎合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潮流，利用机器人技术提升学生创造力体现出更丰富的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本研究采用Meta分析法对国内外48项实验研究、6057条样本量进行编码处理，研究得出：1）教育机器人对学生创造力的整体影响效应为0.576，达到中等以上的影响水平，其中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对创新人格品质的影响程度一般；2）从学段来看，教育机器人对初中、小学的学生创造力影响效果较为明显；3）学科方面，机器人课程对学生创造力影响效果最好；4）教学主题中，原型创造对学生创造力影响程度达到中等以上水平；5）教学方式选择方面，探究式教学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6）相比普通教室，实验室环境对于学生创造力发展更为乐观。结合实地调研，提出以下实践建议：推广实施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兼顾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创新人格及思维培养；注重低学段学生创造力培养，大力提倡软件编程教学；建构适用于机器人教学的创客教育模式，完善相关学科教师的培训体系及激励机制；促进实验室硬件、软件环境设计，多方面筹措教育机器人经费投入。
高校在智能时代的背景下需要更加重视深度学习人才的培养和学生深度学习能力的训练，基于同伴对话反馈的讨论式学习是高校课堂中激发学生高阶思维、加深学习投入度的重要实现途径。研究通过自然状态下的探索性实验探究了基于小组在线讨论活动的同伴对话反馈策略对大学生深度学习的促进作用以及学生在同伴对话反馈过程中存在的表现特征与规律。研究发现：（1）基于小组在线讨论活动的同伴对话反馈策略可以显著促进学生的学习方法从浅表学习转向策略学习和深度学习，尤其对浅表学习者作用较明显，对深度学习者可能存在负面效果；（2）此类活动可以显著促进学生的认知层次从单一或低级多元结构到中高级多元结构的转变，但尚不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水平发展到更高层次的关联结构和抽象拓展结构；（3）更积极参与活动的深度学习者的认知层次并没有比浅表学习者提升更佳，尽管他们在带动浅表学习者参与和学习方法深化方面有着较为积极的作用。以上发现为高校教师更好地设计混合教学情境下的深度学习活动提供了建议。
近三十年来，因果推断方法取得长足发展，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量化方法，在教育量化研究中亦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戴维?卡德、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与吉多?W?因本斯，以表彰他们在推动因果推断方法发展与应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先讨论教育研究兼具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的双重属性，阐明获取有效的因果证据对推动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意义，再详细介绍诺奖得主在教育收益率、小班化教学效果、学校投入对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最后对当前我国教育因果推断研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
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将中小学生推到了在线学习的最前线，中小学生的在线学习表现及其适应性成为社会关切，家庭也前所未有的卷入到了在线学习过程之中。本研究以江苏省教育厅委托的大规模中小学在线教学调查为基础，对449650份有效学生问卷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聚类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在父母普遍教育卷入的背景下中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良好，学习结果接近良好，学习心理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存在一定的人口学差异；作业辅导、学习环境是影响学习结果的两个重要因素，同时正向预测学习投入；影响学习投入的因素还有亲子氛围和在线学习监管；学习心理受作业辅导、学习环境、亲子氛围和家庭教育期待的正向影响；乐学善学者、勤学出众者、成就焦虑者、中规中矩者、孤独后进者这五类典型的在线学习者特征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研究建议，后疫情时代的混合学习实施需重视家校协作、学习心理干预、在线学习互动等若干方面。
本研究以江苏省教育厅委托的大规模中小学在线教学调查为基础，以1039155名学生家长为研究对象，考察在线学习背景下家长的教育焦虑在家长投入与其感知子女学业倦怠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1）在控制家长文化程度后，家长教育焦虑正向影响家长感知子女学业倦怠的同时会“遮掩”家长投入与家长感知子女学业倦怠间的关系；（2）小学生和初中生家长群体中，家长投入对其感知子女学业倦怠的影响受到家长教育焦虑的中介效应作用；（3）高中生家长投入对其感知子女学业倦怠不产生影响，而家长焦虑在其中呈现遮掩效应；（4）家长投入的不同维度对家长感知子女学业倦怠的中介效应存在一定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线学习背景下，在小学生和初中生家长群体中，家长的高投入有益于子女学业倦怠症状的缓解；而高中生家长教育焦虑的“遮掩”效应表明了高中生家长更需要通过缓解自身的教育焦虑来帮助子女克服在线学习学业倦怠问题；不同学段学生所需要家长投入的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
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将中小学教师推到了在线教学的风头浪尖，中小学教师的在线教学表现及教学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以江苏省教育厅委托的大规模中小学在线教学调查为基础，从180965份有效教师问卷中筛选出高绩效教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及聚类分析，发现高绩效教师的特征有：在线教学经验丰富、心理状态好，能够快速适应在线教学；在线教学更为灵活，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线教学需求多元，聚焦于在线学习环境与资源；有三种典型的类型，分别为积极胜任型、适应成就型和压力成就型，特征各有不同。据此提出建议：发挥教师在线教学能力提升的瀑布效应；精准定位教师培训，实现混合教学的常态化推进；为优秀群体提供针对性支持与帮助。
科学评估疫情期间校长在线教学领导行为，对正确衡量校长在线教学适应性，并据此判断学校未来教学采用的主要模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依据时间线审查了适应过程中不同类型校长在线教学领导行为变化，以江苏省教育厅委托的大规模中小学在线教学调查为基础，对3668份中小学校长的有效问卷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辅之以17位校长的访谈资料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校长的在线教学领导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适应性呈现出应变力增长、持续性稳定或缩减趋势。研究根据差异性特征刻画了临机应变、顺时而变、应机权变和主动求变四种类型的校长，进一步提出不同类型校长的提升策略，分别为超越路径依赖促进认知进化、获取有效知识扩展机会空间、注重反思学习创造协同效应、立足行动研究建立未来视野。
在线教学在“停课不停学”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疫情后的常态教学中如何融入在线教学就成为了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区域教育管理者对在线教学的具体实施具有关键的引领作用，因此关注其支持在线教学融入常态教学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江苏省教育厅委托的大规模中小学在线教学调查为基础，基于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期望确认模型构建了影响区域教育管理者支持在常态教学中融入在线教学的意愿模型。通过对江苏省各市区教育管理者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区域教育管理者在整体上较支持在常态教学中融入在线教学；在专业差异方面，艺体类专业的区域教育管理者融入意愿最低；在区域差异方面，融入意愿较低的区域教育管理者集中在市辖区（非主城区）及疫情前区域实施在线教学频率低的地区；在影响因素方面，满意度、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都对区域教育管理者支持在常态教学中融入在线教学的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满意度影响最大。
高校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对近些年来的城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借助新建校区这一相对外生的政策冲击，基于北京市土地和住房微观交易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的方法探讨大学对于房地产价格（地价和房价）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新建校区对其周边5 km范围内的商服和住宅用地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新建校区数量越多，距离市中心越近，地价相对上涨越多；第三，公办本科新建校区能够显著提升3 km内的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民办本科与专科新建校区则不存在显著影响。新建校区的运行应该形成高等院校、地方政府、社会力量等多主体参与和互动的长效机制，将新建校区规划与地方经济增长紧密联系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校区的迁建，关注院校质量提升，推动大学新建校区与迁入地之间进行更为良性和可持续的互动。
这是来自上海西部城乡结合地区的一个数学教改实验报告。这项实验从1977年到2022年，走过了中国社会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到教育现代化的40余年历程。实验早期，构建“调查—筛选—实验—推广”的实践研究方法体系，找到了一条在常见教育条件下普遍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总结了学生在变式体验中学习、教师在教改行动中成长等“教学相长”的中国经验；实验后期，注重能力与素养目标，致力于开发“大数据执果溯因”实证方法，基于大样本测试与长周期抽样分析，通过临床观察与证据推理，找出提升学生探究与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由此取得实效并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整个报告，是老一辈师长、过渡代中坚力量和大批后辈才俊三代人“咬定青山不放松”顽强拼搏的实践结晶。实验分为三个阶段：1. 低处起步，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1977—1992年）；2. 领会优先，突破高认知瓶颈（1992—2007年）；3. 完善教研，推进探究与创造（2007—2022年）。
美国国家奥数队总教练、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罗博深在应邀到深圳科学高中讲学期间，接受了本文作者袁智斌关于数学学习经验与数学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专访。通过此次对话，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罗博深教授独到和具有启发性的数学学习经验与数学教学方法，并揭示出数学教育的关键所在，即探究阅读、计算推理、思辨交流和快乐学习。
教育法典编纂工作已被列入立法规划。编纂法典是一个领域法律制度成熟完备的标志。教育领域法律体系较为健全，条文的数量和质量都能满足要求，而且法律规范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制度成熟度较高，立法机关和主管部门也形成了工作共识，基本具备了法典编纂的现实基础。编纂教育法典无论是对于教育法学理论研究，还是对于教育法治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以法治方式深入推进教育制度的改革创新。编纂法典要面对填补法律空白、教育转型、程序不清、理论准备不足等困难，需要优先填补教育法律空白，同时通过系统化、有组织研究的路径，以系统整合教育法律规范加局部创新的实质性编纂模式加以推进。
教育立法进入法典化的新阶段，应当以受教育权为核心推进教育法典的立法建构和制度设计。受教育权是教育法典编纂的核心概念，保障受教育权是教育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体现了教育法的人本价值。教育法典的基本内容是规范和保障受教育权的实现，可以从国家保障、学校设立、学生发展、教师质量和社会支持五个主体角度构建内在逻辑和体系自洽的教育法典。为推动受教育权保护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教育法典制定还应保持适度开放性和前瞻性，既要巩固既有稳定的教育制度，又要为完善受教育权保障的新制度预留立法通道。
法典是法律技术高度发达的标志与产物，也是法律概念规范建构与精准运用的最佳典范。确立教育法典核心概念作为“提取公因式”的工具是教育法典编纂的必要前提。教育法典核心概念的选择及内涵的界定从根本上影响着法典化的路径选择与结构安排，因而应对我国教育法治实践进行系统思考与体系建构之后谨慎确定。根据对民法与行政法的核心概念“法律行为”“行政行为”的概念嬗变、价值定位与体系功能的分析，教育法典的核心概念应当实现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具有促进外在与内在体系整合的基础性品格，并彰显教育法学独特的价值追求。
教育法法典化的基本功能和基本路径，是我国基于现有教育法制体系实现教育法法典化创新中的基本问题。教育法法典化的基本功能是体系化，它具有目标与前提的二重辩证属性。体系化具有形式功能和实体功能之分。当代主要国家教育法典基本形态承载的形式功能与实体功能的权重不尽相同，导致体系化功能的实现程度在法典化汇编与法典化创新的概念谱系中有所差异。通过比较借鉴他国教育法典的基本形态，总结借鉴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创新经验，以达到对教育法法典化基本功能和基本路径认识的深化。探寻我国教育法法典化的基本路径，应以实现法典化创新中的体系化功能为目标，通过对教育法法典化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基本问题的研讨，凝练贯通教育法典逻辑体系的基本价值、立法原则与核心要素。
法典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教育法典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打造教育发展的宪章、彰显教育法典的民族风格、弘扬中国特色教育法治精神，进而形成教育法典的中国气质，必然成为法典化的理想追求。但理想与现实尚存差距，我国教育法典编纂虽有一定基础，却依然面临着教育法律体系建设尚不够成熟、教育法地位问题尚存在争议、教育法治建设实践发展尚不平衡、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教育法学元理论建设尚存不足等现实困境，挑战难度极高。面对挑战，教育法典编纂必须有机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实行“理性主义思路”，从务实导向、问题导向和培育有机生长的良性生态方面打牢思想基础，以高成熟度的学术研究为支撑、以高包容度的舆论导向为支持夯实理论基础，实施“过渡性法典化”策略，发挥立法机关和学术力量等方面的协同作用，在法典体例结构、立法技术上体现发展导向，推进教育法典编纂的实施。
教育法典编纂，是推进教育法科学化、体系化的重要抓手。在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教育法典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部门法，而是一个以特定领域法律问题为对象的领域法。基于这一定位，教育法典应按照相应的理论和逻辑，形成一个包括总则、分则在内的框架体系，总则主要包括教育目的、基本原则、教育制度、教育主体、教育管理监督、教育国际合作、教育纠纷解决等内容，分则则应按照教育的类型和顺序，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家庭教育等内容。
从我国教育法基本理念的内涵和历史演进来看，受教育权的保障与实现构成了教育法典分则的基本理念，这可以从正当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来证成。基本理念对教育法典分则编纂的统摄效力不仅体现在基本理念的价值和功能，也体现在保障受教育权是教育法典总则的核心宗旨。在方法论方面，分则编纂宜采取“横向教育法律关系+纵向教育法律体系”的“入典”标准，充分利用好“援引”这一立法技术，选择“总分结构”的体例设计，吸收“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并确立“先主体后客体”的价值位阶。在此基础上，教育法典分则部分由教育主体编、学校教育编、教育与家庭和社会编、特殊事项编等子部门法构成。其中，教育主体编包括学校法律制度、教师法律制度和学生法律制度；学校教育编包括学前教育制度、义务教育制度、高中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制度、职业教育制度、特殊教育制度、学位制度、考试制度；教育与家庭、社会编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制度、终身教育制度；特殊事项编主要规定少数民族教育制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中外合作办学制度等。
我国刑法、民法典的制定能够为教育法典的生成路径提供有益借鉴。教育法典制定应遵循宪法和党的教育方针、照应其他部门法、构建协调的体系、条文具有可操作性等指导理念，吸收、借鉴教育法律的规定，转化教育法规、规章的内容，关注校规校纪的共性问题，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等，创设填补空白的条文的。教育法典编纂的客观需求意味着汇编式的教育法典制定方式 “此路不通”。教育法典草案应经过充分竞争，吸收各种版本的长处，融合专业思维和大众智慧，努力提升教育法典的立法质量。
教育财税规范虽横亘教育法与财税法，但绝非泛指一切与教育相关的财税规范，而是专指以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保障公民受教育权为初衷的财税规范。无论是基于教育的公益性，还是着眼于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又或是鉴于教育财税规范的教育特质，教育法典都有必要对教育财税规范作出系统回应。教育法典中植入教育财税规范不仅能够提升教育财税规范的体系性，还可增进教育法与财税法衔接的有序性。在规范选取的考量基准上，教育法典中的财税规范要凸显教育主导特征，避免与财税法中的教育条款重叠，并与教育政策中财税规范相衔接。在体系构造上，教育法典中的财税规范涵盖教育财政经费支出保障规范、教育财政经费筹集规范、教育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规范以及教育税收优惠规范。在立法表达技术上，教育法典财税规范的设计既要坚持“总则+分则”式的规范布局，也要遵循教育财政与教育税收相对分离的规范配置，还要运用“确定性+委任性+准用性”的混合型规则结构。
家庭教育法律制度是教育法调整的新领域，从体系化迈向法典化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在体系定位上，家庭教育分编构为教育法典的基本制度。总则编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关系密切，体现在总则编对《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统摄效力以及《家庭教育促进法》为总则编纂提供立法资源。在法典化的路径方面：一是坚持小修小补和促进型立法的指导思想；二是采取家庭教育法律关系作为编纂的逻辑主线，家庭教育在分则部分的价值位阶，家庭教育成为教育与家庭、社会编分编的体例设计。基于以上思考，《家庭教育促进法》法典化进程中，应当对一般规定、家庭责任、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法律责任等制度进行全面调整。
法典编纂史对现代国家的法典编纂工作具有重要镜鉴，包括中国即将制定的教育法典。中国制定教育法典，应立足教育法典的传统与历史，基于本国既有的教育立法，发挥《民法典》的示范效应。通过制定法典，回应现实中的教育问题，实现教育立法系统化，加快教育法治发展，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选择适合中国的法典化路径，在形式上整合现有教育立法形成一部完整统一的立法文件，在法典结构上采取总分式，协调教育法典中的公私法律关系和公私法律规范，预留一定的立法空间以保证教育立法的发展，并借鉴域外教育法典的经验，继承中国教育立法的传统，制定一部符合教育法精神、中国教育国情和法治发展的教育法典。
教育法典的体例结构不仅事关法典外在形式，也关乎内容取舍、条文布局、内在逻辑和体系安排，要体现完备性、逻辑性、体系性等要求。目前，域外教育法典的体例结构主要有三种模式及特点：松散模式虽有助于法典容纳海量内容，但编章之间缺乏逻辑关联，难以形成内在体系；并列模式通过增加平行分类维度克服了松散模式的散乱无序，但各维度之间仍欠缺内在关联，无从判断法典内容是否达到完备要求，也无从判断法典体例是否逻辑周延；类主轴模式虽保证了核心维度内的编章具有良好逻辑关联和层次结构，但主从维度之间仍缺乏系统衔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典的逻辑性和体系性。我国教育法典应选择以教育类型作为“中心轴”的主轴模式，科学处理总则与分则、编与分编、章节与条款的逻辑关系，以教育主体统摄法典总则，以教育类型串联分则各编，以组织活动细化章节安排，以逻辑关系决定法条次序。
法典编纂需要体系化支撑，体系化以法典内在逻辑为基础。《法国民法典》以“自由的人及其财产”为逻辑，《德国民法典》以规范化的权利体系为叙事。我国的教育法典可以结合这两种逻辑，以受教育人及其教育权利的实现为中心展开编纂。《德国民法典》以其抽象、严谨的概念体系与一般原则，《瑞士民法典》以其开放性法源为杠杆，维系了法典安定性与开放性的平衡。此外，《德国民法典》与《日本民法典》利用本民族的历史资源，将民族性纳入法典的规范体系中。如上四部近代著名《民法典》能够为我国教育法典的编纂提供宝贵启示。拥有内在逻辑，彰显民族价值，兼及稳定与开放的教育法典将实现我国教育法的自我超越，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
构建完善的待遇体系对提高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促进农村师资均衡配置和激发农村教师的工作动力与发展活力至关重要。对12省39县（市、旗）的大规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教师工资收入区域间差距大，部分地区农村教师工资收入水平低；县域内教师工资收入差距小，未能充分体现学校的艰苦偏远程度；群体间工资收入水平差距显著，未能充分体现教师实际贡献。这种待遇格局与农村教师工资收入的基本构成及决定因素密切相关：“以县为主”的财政保障体制决定工资收入的整体水平，“补偿性工资”的功能设计凸显县域内农村教师的群体差异，而“二次分配”下的绩效工资体现教师的个体差异。为了充分发挥农村教师工资收入的劳动定价、差异补偿和持续激励功能，应优化农村教师工资收入结构，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健全督导机制。
随着硬件设施、公用经费保障水平的逐步提高，师资作为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经过多年探索，在农村教育整体发展规划的框架下，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政策目标指向“高质量发展”、政策理念凸显“逆向补偿”、政策举措注重“整体协同”。然而，囿于制度惯性，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易陷入“机会主义”“权力中空”和“政策空转”等多重执行陷阱，导致政策低效或失灵。进入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如何合理规避执行陷阱，充分释放政策效能，是促进农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以助力教育振兴乡村的关键。为此，应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突破政策执行的制度藩篱，促进政策体系与地方实际耦合协调：一是分层分类设计政策，提高政策的适切性和精准度；二是优化制度环境，提升政策的运转效率；三是健全评估反馈机制，促进政策有效衔接。
本研究基于12省2196名编外教师的调查数据和36名编外教师的访谈，探讨了公办中小学编外教师的职业承诺问题。研究发现，我国编外教师职业承诺处于较低水平，且低水平职业承诺行为实质上是编外教师在日常工作中适应和应对不平等与认同危机的策略。编外教师通过身份区隔下的自我归类、他人对其身份的“不承认”而产生职业认同危机，进而做出逃离、妥协以及日常抗拒等低职业承诺表现。编外教师的低职业承诺表现主要受两种机制的影响：成本收益分析和付出—回报失衡。
定向师范生是乡村教师的重要来源。近年来，随着定向师范生培养规模的扩大，师范生违约问题逐渐显现，打乱了乡村教师的补充计划，影响了政策效能。基于25个省份的乡村定向师范生政策文本和3个省（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发现，当前的政策以“前补偿+约束”的方式形成契约关系，强调师范生的责任与义务，缺乏对在读师范生以及服务期师范生持续性的激励，易引发师范生的违约行为。为了降低违约率，应基于激励相容的原则，强化“后激励+约束”设计，弥补个体预期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差距，避免政策“后激励”不足。
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在提质，提质的关键在师资。当前，我国公办园以合同制为主的教师配置方式，难以保证教师数量供给、质量达标和队伍稳定；按照师幼比或师班比单维指标核定教师数量，无法实现师资供需平衡。为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如何配置公办园教师”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美国、法国、日本等9个国家的学前教师配置经验表明，赋予学前教师公职人员身份，有利于实现教师数量科学配备、严格把控教师任职资格、统一规范教师职业行为，也有助于保障教师的福利待遇、职务晋升等基本权益；按照合同雇员制配置学前教师，能根据学龄前儿童数量变化及时清退富余教师，但其推广对合同法制建设、经济发展水平等有较高的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事业单位合同管理体系存在薄弱环节，全面推广合同雇员制的风险较高。为此，应坚持把编制作为公办园教师配置的基本方式，以幼儿园为基本核算单位，将年级分布、活动类型、教师工作时长作为基本参数，构建兼顾幼儿保教需要、教师合理工作量和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编制测算模型。同时，推动学前教师经费保障、编制管理、培养体系、综合待遇等配套改革，确保按需核定学前教师编制、按编补足补齐学前教师。
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学前教育的关键。本研究采用工作压力量表、工作冷漠感量表和离职倾向量表，抽样调查了10省22县（市）3790名农村幼儿教师，分析了工作压力与工作冷漠感对离职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压力能够显著预测教师离职倾向；工作冷漠感在工作压力和离职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编制身份能够调节工作压力对离职倾向的直接预测作用与工作冷漠感的中介作用。为降低农村幼儿教师离职倾向，需综合施策：将教师工作量控制在合理水平，提高教师综合待遇，创设友好的人文环境，保证教师编制充足供给。
“有劳动无教育”现象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认识根源是对“劳动教育”的概念内涵、逻辑定位以及“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不同，劳动教育是一个复合性的教育概念，是一般教育到真实劳动世界的中介环节。让“劳动”成为“劳动教育”，或让“劳动”具有“教育性”，就是要让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实践与德、智、体、美诸素养的培育建立自觉、自然、有机的关联。劳动教育的开展也因而应当与日常教育生活建立全面的联系。让劳动成为一种教育，或者让“劳动”具有“教育性”命题的确立，不仅对纠正“有劳动无教育”的实践偏颇，而且对全方位开展劳动教育、正确认识和有效建立劳动教育与学生日常生活的关系、防止“反劳动教育”错误思维、依据学段与类型实际开展符合教育规律的劳动教育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充分挖掘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教育价值，是劳动教育融入学校课程的重要举措。本文以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为研究对象，通过界定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内涵，确立劳动者形象塑造的七个分析维度，发现统编教材里的劳动者形象塑造在人物选取、品格塑造、教学建议上有所取舍和偏向，在整体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学科特色、男性倾向以及以图文结合的塑造方式等特征。未来，教科书要通过重构劳动者形象塑造的内涵，调整劳动者形象塑造的结构来进一步提升知识世界里的劳动教育品质。
教育不平等的现实和对平等的不懈追求，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伴随着教育的发展走势越来越细微、幽深。发生学在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育不平等机制的研究框架。本研究梳理和探究当前存在的不平等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机制和形成逻辑。从实践发生，追溯不平等事实发展的逻辑理路；从认识发生，总结平等追求中的理论凝结；从政策发生，考察平等理念在现实中的推进。通过实践、认识和政策发生，得出当下教育不平等是关系与资源分配交迭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资本是个体和组织竞争发展的凭借。高校资本的类型多种多样，其中文化资本是高校竞争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应对生存危机的丰富库存。基于文化资本研究的学术史梳理，结合高校组织文化特点，可以得出，高校文化资本是在特定时空场域内，由以知识品性为核心的精神性情来统摄，通过机体性情、客观物品以及正式制度来表现，经过更为长期的积累交换（或转换）而形成持久的、需要特别加以区别对待，并能够为高校发展带来价值增殖的资源总和。高校文化资本分为精神文化资本、机体文化资本、客体文化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本。四种文化资本之间是否存在断裂，是衡量高校文化资本多寡的重要标准，而知识品性则是衡量高校文化资本多寡的核心尺度。高校文化资本具有价值增殖性、历史时空性、动态可塑性、集体传承性和内在依附性。
教学可被视为是一种互动行为，而互动则蕴含了丰富的对称性原理。反思教学的对称性对于重新厘定师生角色，促进以学生为本的学习，建立平等和互惠的师生关系，及促进学生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性方面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尝试从四方面探讨教学上对称/非对称关系，包括不同学科的视角、教学设计（尤其是鹰架和最近发展区[ZPD]方面）、教学互动与沟通的取向以及不同脉络与场景等。反思教学的对称性启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避免由于价值、权利、知识、经验、资源、意识等的非对称而造成的不平等，教学应该加强沟通、关怀和互惠性的元素，注意不同教学策略（如ZPD）和情境下师生的角色和互动关系。教师应该加强教学反思，洞察教学对称与非对称的关系，通过师生双方共同的责任和努力，达致一种最佳状态，增进学习者（学生及教师）的素质。
义务教育阶段课前服务是困扰着我国当前政府、学校与家庭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学生到校时间及课前活动作为课前服务时长及内容的参照，从系统论的视角构建家庭与学校两要素的课前服务系统模型，用以分析义务教育阶段课前服务系统的现状。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到校时间过早，早于家长上班时间；我国中小学校课前活动时间和活动内容难以起到准备作用。过早的到校时间使家庭原本的照顾功能被部分转嫁给学校，过长过杂的课前活动使学校课前活动的准备功能受到威胁，这都导致了我国目前的课前服务系统岌岌可危。我们应从时间、内容、保障及监管四个方面建立立体化的课前服务体系，从四个方面复位家庭和学校在课前服务系统中结构与功能：设立中小学生最早到校时间，进一步明确家庭应有的照顾功能；出台课前活动时长及内容的规定，恢复课前活动应有的准备功能；提供有偿课前托管服务，划分家长与学校的功能界限；完善课前服务政策规定，建立配套的课前服务监管机制。
作为奠定“美国教育的基础”的四大教育哲学流派之一，巴格莱的要素主义早已为海内外教育学人熟知。然而，这个“要素主义创始人”的标签也极大地冲淡乃至遮蔽了他为改善美国教师教育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在供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之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师范学校”向“教师学院”（师范学院）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巴格莱就在有关教师培养规格的“学术性”（学科知识基础）、“专业性”（教学实践能力）抑或“社会性”（响应社会需求）论争过程中，以培养作为合取概念的“教师—学者”为目标建构了一套教师教育的知识体系。事实上，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在20世纪末前后完成师范院校升级转型的过程中，不仅曾经遭遇并一直存在着类似的困扰，而且近年来还呈现出显著的“以学科定义专业”抑或“以学科取代专业”的“去专业化”倾向。它不仅极大地“窄化”和“误导”了广大教师对自身工作的“专业”理解，而且在实践上也进一步“固化”和“加剧”了广大教师“教书匠”的职能形象。回顾巴格莱的教师教育哲学，不仅有助于澄清我们对教师专业属性问题上的诸多困惑与误区，而且能够为改进中国教师教育方案和重塑教师工作的专业内涵和职业形象提供重要理论启迪。
农村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协同的融通性教育类型，教育“自系统”必须跨界农村社会“他系统”，融合而成“超系统”，才能真正形成职业教育与农村社会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与现代化发展样态。农村职业教育“超系统”的发展应遵从“自系统”与“他系统”的共生逻辑与系统性思维范式（价值性思维、结构性思维与关系性思维），在跨界协同与融合治理中相依相存，走向共生发展，这正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理路与价值要义。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逻辑与结构是，以系统共生为发展前提，以系统性思维为方法论范式，以共生理论的结构要素为分析框架，以“超系统”境域为站位立场，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和共生界面构成的一种共生逻辑体系。基于共生逻辑体系，农村职业教育共生系统包括起点逻辑、价值逻辑与行动逻辑三种结构形态：起点逻辑聚焦于“理性”与“精神”，价值逻辑体现在“效益最大化原则”，行动逻辑体现为“融合共治”。
职业教育在社会流动中具有两类互斥的功能：“安全网”与“分流器”。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综合代际和代内两个视角，选取经济收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职业流动率等指标，分析接受职业教育对社会地位及社会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职业教育群体能够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并且显著优于其父代。与初中教育群体相比，职业教育群体具有社会地位的比较优势，表明职业教育能为个体提供坚实的“安全网”保障，促进一定程度的向上社会流动。但与高等教育比较，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教育都处于相对劣势，“分流器”效应显著。此外，职业教育对于西部地区和农村家庭的社会流动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职业教育是一种促进社会流动的有效机制，未来需进一步发挥其“安全网“功能，抑制“分流器”效应。
“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师的薪酬均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21世纪以来，以“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方式完成的经费划拨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其中基本支出形式构成了教师薪酬的基本激励部分，项目“发包”层层渗透的形式构成了教师薪酬的项目激励部分。本文选取2014—2018年36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财政支出数据为基础，结合高校滞后1—3年SSCI科研发表情况构成的面板数据，重点关注两种激励措施分别对教师SSCI科研产出数量和产出质量带来的短期与中长期影响及两者的协同或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短期来看，增加基本激励对教师的科研产出数量和产出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分解后基本激励具有积极显著的直接效应，且与项目激励相配合后具有相对微弱的调节效应；而增加项目激励对教师科研产出数量产生的积极效更多地依赖与基本激励相配合的调节效应，且对科研产出质量具有负向挤出效应，不存在调节效应。（2）从中长期来看，增加基本激励对教师科研产出具有的积极效应难以维持，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增加项目激励对教师科研产出的作用也较为微弱，且对其科研产出质量存在负向挤出效应。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我国“十四五”时期发展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围绕这一目标，开展省际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形成高质量发展路径是应有之义。结合当前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新理念，测度体系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理论框架，将高等教育视为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组织和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要素禀赋，构建出包括要素、能力和功能3个维度的测度量表。量表涵盖高等教育数量规模、质量水平、经费投入、师资投入、基础设施、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入学机会、研发条件、人力资本、创新成就等11个方面，并匹配有我国省级数据支撑的43项指标。基于2019年的截面数据和教育水平测度中较常用的4种方法—因子分析、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优劣解距离法和灰色关联法，得出31个省市区高等教育在要素、能力和功能的分项得分及相应排名；依照聚类分析和综合水平排名，31个省市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依次被划分为卓越型、中等型和起步型3大梯队，为地区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依据。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质疑李艺教授等学者发表的文章观点，并商榷教育目标分类学的真谛。首先，引用“教育学-逻辑学-心理学”组织原则，强调布卢姆认知分类领域1956版的软肋恰是“心理学原则在教育学问题上不够张扬”所导致的。1956版缺失的原则应是“生理学原则”，由于深潜缜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说必须遵循生理的-逻辑的-心理的规律。其次，分析面向学科的全人教育目标描述模型“不伦不类”的缘故。最后，质疑《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批判》的观点，并呼吁严谨的治学态度。
随着近现代大学的深度变革，通识教育也处于不断探索状态，因此对其不仅需要有观念先行的指导，而且需要进行常态性的评估与调整。2015年兴起的中国当代通识教育迄今已出现了有待反思的问题。中国当代通识教育具有移植性，因而有必要追溯自身背景，以自觉时代必然性与社会需要并获得确切定位。中国通识教育具有三重背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对创新人才的急迫需求，知识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对知识生产及教育方式的变革，以及对现代化的人文反思。目前主要的问题及要求是：需要在与诸种相沿成习模式的区别中，明确通识教育特有的教育目标；需要收敛与恰当定位推崇性的经典阅读模式及其文化守成理念；需要区别学术教育与通识教育，以调整脱离本科课时条件与教学目标泛化的巨量学术型核心课程群。更为长远的目标是，需要建设中国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常态性“评估-调整”机制。
工程教育认证是世界上工程教育质量保障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作为一项准则参照的同行评价制度，工程教育认证体系中始终隐含着包括政府、大学、工业界等在内的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多重张力关系。而平衡协调这些关系的过程，也是基于共同体准则的工程教育治理过程。本文从理论起源、方法转向、准则参照、制度演化四个方面回顾了工程教育认证的百年发展历程，并结合国际工程联盟（IEA）《毕业要求与职业胜任力（GAPC）》国际基准框架的修订工作，对工程教育认证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本文从中美研究型大学官方主页整理其工学系自我介绍文本并建立语料库，然后采用批判话语分析方法研究两国工学系的热词、词丛等话语方式。研究表明，两国工程教育的话语方式因为职称与学术头衔制度、学位制度、奖励制度等制度原因而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工程、研究、工程师等核心概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工程师”一词在两国工程教育界都并不是热词。
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方向是近20年高等教育领域改革探索的难题之一。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钱班”）是我国“珠峰计划”的基础学科拔尖计划改革试点样本之一。论文基于“钱班”试点以来大量的官方文件、会议记录等静态数据，以及两年多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动态数据，综合运用档案研究、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了多重分析。研究发现：相比于传统本科教育组织方式，“钱班”历时10余年的试点实践，探索了“课程精深学习+进阶性科研训练”双轴驱动培养模式，并从“知识和经验的整合、时间与空间的拓展、师生互动方式和学生自我建构”四个维度比较系统地对理工类本科拔尖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和运行机理作了重新界说。“钱班”模式为推动新时期高质量、内涵式本科教育发展与改革工作提供了不同视角的参照框架。
从教育人口学视角看，高质量在校模式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下，高质量在校模式应具有“五高”特征：学龄高充分、群体高公平、区域高均衡、各级高效率和总体高预期。1990—2020年4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在校模式演进呈如下特征与不足：（1）基础教育年龄段已基本实现“学龄高充分”，不充分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年龄段；（2）以性别差异为代表的群体间差异已逐级趋于公平，未来男性低于女性的趋势值得关注；（3）在校模式区域不均衡的格局没有改变，高中及以上教育年龄段城乡差距较大；（4）目前各级教育在校模式已进入向“高效率”转变的发展阶段，但超龄人口在校情况仍较为突出；（5）预期受教育年数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近一个教育级别之差，制约我国“总体高预期”的主要节点在于高中在校率的巩固和研究生入学率的提升。研究认为，目前迫切需要以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为目标，补齐基础教育在校模式短板，重点推进高等教育发展，促进我国在校模式向第二、三级高质量递进升级。
研究基于PISA2018中国四省市数据，采用多层logistic模型，分析了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具体化家庭文化资本以及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阅读素养的影响，探究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阅读素养影响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文化资本的增加都会对学生的阅读素养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阅读素养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城乡差异表现为：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只对城市学生的阅读素养影响显著；在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中，家庭教育资源对乡村学生的阅读素养影响显著，家庭文化资源对城市学生的阅读素养影响显著。性别差异表现为：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之家庭文化资源对女生的阅读素养影响显著，对男生的阅读素养影响不显著。
近几十年来，随着农村地区“撤点并校”推行，我国大规模兴建寄宿学校。目前，学术界对寄宿制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缺乏对影响机制的讨论。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和2014—2015两期数据，探讨寄宿对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发现寄宿对学生心理健康具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对女生、农村学生、非留守儿童、家庭富裕的学生更大。在影响机制方面，通过对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学校管理的考察，发现寄宿通过减少亲子互动、增加校内霸凌行为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在寄宿学校内，同伴的负面情绪具有更强的传染性；在规定学习时间长和管理严格的学校中，寄宿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负面影响更大。中国寄宿学校的兴建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其发展面临诸多问题，需要从学校管理、家长参与、社会力量等层面进行完善，从而提高寄宿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推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公平与均衡化。
根据OECD对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划分，意志力是一种重要的任务能力。意志力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和持久性。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发现意志力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分位数回归与交互模型进一步显示，意志力对认知能力的积极效应存在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异质性：对于自身认知能力较低的学生、所在班级平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或平均学业水平越低的学生，培养意志力更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研究发现为学校加强意志力等任务型能力培养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从教育公平的视角探讨意志力培养的价值，同时也对当前的学生评价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研究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与家庭教育期望呈显著正相关，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能够提升家庭参与高等教育的意愿。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家庭收入、转变生育观念和教育理念两个渠道影响家庭教育期望；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交通基础设施较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信息流动缓慢地区、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中，交通基础设施与家庭教育期望的正相关性尤为显著；而在城市地区、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信息流动较快地区、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中二者关系并不显著。这些研究结论为国家和政府更好地推动欠发达地区教育帮扶、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修订标志着“公民同招”政策进入全面落地阶段，其旨在解决义务教育招生乱象问题，追求义务教育公平、均衡和普惠的基本价值。但同时也引发了各界对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教育与社会等多元价值的争议。这种社会争议体现的是招生政策背后所涉及的多元利益主体博弈。而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又会带来认识、执行、规范层面的诸多风险。从公办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政府与教育职能部门、家长与学生、教育相关产业等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分析政策实施的利益调整与影响，通过检视义务教育政策的治理逻辑，从制度发生学的视角建构起多元互利性的教育治理公共理性。以义务教育的公益性为价值基础，市场机制和政府适度干预相结合以防范“公民同招”的落地风险。进而兼得义务教育招生治理的效能最大化与政策内在价值承载最大化，探索和完善义务教育“公民同招”的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教育系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通过“人工智能促进未来教育发展”这一社科重大项目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在凸显创新人才发展的挑战，支撑大规模教育的个性化实现，重塑知识观与教学创新，赋能未来教师发展，推动教育生态的系统变革等方面是关键着力点。同时，技术赋能教育、技术创新教育、技术重塑教育是人工智能促进未来教育发展“三部曲”的进阶样态。要探究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发展的内核机理，必须以复杂系统视角来揭示技术、教育、社会三者之间互动的规律，以学习科学视角探索人工智能对教育发展的本质影响，以“历史?文化”视角预测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把握智能驱动下的创新人才发展战略，聚焦人工智能驱动下教育创新的关键要素，重塑人工智能助推的未来教育生态蓝图，助力打造我国“高质量且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教育新生态。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需求发生了变化。首先，人们工作生活的空间扩展到以人机协作与融合、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互补为特征的信息物理社会系统中，这要求人们需具有人工智能时代特征的新型基本素养；其次，科技发展迅速，各国竞争加剧，由人工智能深度广泛渗透到各个行业而形成的智能产业生态蓬勃发展，具备跨界跨领域多学科融合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炙手可热；再者，迅速普及的人工智能技术因伦理治理、安全可信等方面的问题给人们带来诸多困惑和焦虑，社会人文科学发展尤为重要。总之，人工智能新时代人才需求对现有教育系统带来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师资力量、评价体系等诸多挑战，实施教育变革势在必行，科技与教育双向赋能是推动教育变革的必由之路。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近十年计算机计算性能的大幅度提高和各种大规模语料库的构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在多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尤其是教育领域。本文通过对近几年国内外著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科学家公开的访谈、演讲、会议报告以及发布的论文等数据进行整理与归纳，梳理了自然语言处理关键技术的发展趋势，探讨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赋能教育智能发展的现状，旨在窥探未来智能教育的发展方向。
学习情感是影响学习绩效、学习感知及高阶思维能力的重要因素。现有学习情感计算研究主要基于重量级生理反馈技术的小样本分析，缺少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环境下的实践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线课程环境下，学习情感计算的数据来源较为有限，多为单一的面部表情数据；另一方面，学习者在线学习场景下常处于监督不足的状态，学习者身体姿态的随意性较大，因此极有可能影响到面部特征的提取。然而，本研究认为在线学习者的姿态也具有情感特征，同样是情感信息的关键来源。因此，尝试将学习者的姿态数据融合到面部表情数据中，构建多源数据融合的深度学习情感计算模型，弥补学习者姿态变化带来的面部识别缺陷，同时进行多源情感数据的协同分析，实现数据的交叉印证和相互补偿。研究得出：通过训练构建的包含7878张在线学习者面部表情和姿态图像的数据集，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和决策融合的方法将学习者面部姿态数据融入表情数据中，学习情感识别准确率较单一的面部表情识别提高了3%，是在线学习情感计算的有效方法。本研究在理论上为多源数据融合在学习者情感计算的有效性提供模型基础，在实践上，为在线教育环境下的学习情感计算提供了有效的技术路径。
学习技术的发展会对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学校的呈现状态、运行机制、文化氛围产生影响。那么，在人工智能作为当前社会发展主要驱动力的情况下，未来学校将呈现何种特点？当下我们该如何建设未来学校？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本研究运用未来研究法的基本思想，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驱动下面向未来学校的智能教育治理场景数据，从核心要素、关键角色的职能和学习空间的场域等方面剖析了未来学校的特点，并据此提出了未来学校的建设路径：第一，在创新理念引领的前提下，关注不同教育场景中的现实问题；第二，以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运用持续改进的思路优化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技术方案；第三，在跨学科与机构合作的探究实践中，寻找可持续发展机制助力未来学校的建设。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教育创新的内生力量，它在为教育赋能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因此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进程中，科学治理尤为关键，而厘清其逻辑机理则是有效治理的坚实基础。为寻求前瞻有效的治理逻辑，必须充分考量多元情境下的创新治理行动。本文运用国际观察与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全球12份人工智能治理的战略行动，拓展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思路，并以新西兰人工智能协同监管实践项目为例，厘清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实践流程及教育启发。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教育治理的逻辑机理表现为：开放包容的系统情境是前提条件，支持联盟的协同教化是中坚力量，科学完善的监管机制是动力保障。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我国人工智能教育治理的实践进路：打造开放包容的治理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治理的系统性；形塑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提升人工智能教育治理的有效性；应用动态预测的治理方法，保障人工智能教育治理的前瞻性。
理解被广泛认为是教育的重要价值追求，“为理解而教，为理解而学”已然成为学界共识。知识理解是概念转变的基础，知识应用与创新的前提，是学习者高阶思维发展的关键，是深度学习的旨向。人工智能为学习者提供更多样的知识呈现方式与形态，提供更精准的学习分析，创设智能化的真实学习情境，为学习者的概念转变与知识理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以概念转变为切入点，以上海方略教育研发的智能全息盒子为主要的智能仿真学习环境，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旨在探究智能仿真学习环境对学习者概念转变的影响，由此窥察人工智能促进知识理解的诸多可能。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所建构的智能仿真学习环境，对于学习者概念转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类自制造石器开始就致力于运用工具解放自己。人工智能作为人造技术工具，已经进入社会多个领域，参与人类知识生产活动，正逐渐分担着人类的体力乃至脑力劳动，并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特征。人类与人工智能势必会进行一番“博弈”，以维护自身主体性。研究从知识生产主体的改变、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知识呈现形态的改变三个方面分析了人工智能参与知识生产活动的现状，并基于此辨析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特征差异。研究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博弈会在高度分工的趋势下走向人与机器的“握手言和”，化“零和”为“双赢”，通过外部的人机协作以及内部的人机融合智能两种路径迈向新的发展阶段。最后，人工智能再造知识生产流程，改变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引起了教育的思考，研究总结了三点启示以讨论未来教育的着力点。
中文智能作文评价系统的发展有望变革传统写作教学的实践和研究，其融入日常写作教学的方式及融入后的教学效果是语文老师和写作教学研究者们高度关注的议题。本研究以B校参加写作拓展课的28名中学生为样本，采取单组前后测的方法开展为期十周的准实验研究，从多个维度验证融入智能作文反馈的议论文写作教学效果。学生接受议论文写作指导后参加三次写作活动，每次需要首先将完成的初稿进行智能批改，之后根据智能反馈内容修改作文。研究重点分析学生写作修改特点和作文质量提升状况，同时探究学生写作动机与写作修改信念的发展情况，并调查学生对智能作文反馈的体验和感受。研究发现：第一，学生最常用的修改方式是增加和替换，其次是删除和调序；低阶修改占比高于高阶修改；学生非常注重自主修改，其修改成功率低于回应反馈的修改成功率；第二，学生作文成绩提升显著，文章长度大幅增加，学生在论据、阐释和结论等文体要素的使用上取得显著进步；第三，学生写作动机在毅力和激情维度提升显著，写作修改信念在低阶和高阶维度都显著提高；第四，大部分学生认为智能作文反馈能促进写作实践，反馈质量是影响学生使用体验的关键因素。由此可知，智能作文反馈能有效支持学生写作修改过程，提升作文修改质量。持续探索智能作文反馈与教师反馈、同伴反馈、课程结构的多元整合路径将有益于人机协同写作教学实践的推广。
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与学习应用成为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的热点。以主体赋能和教育赋能为价值归宿的智能教学与学习，其预期效应要在实践中从主体视角探寻。在智能技术的学习应用中可以从学生视角考查并分析智能学习体验，以改进智能技术的功能设计、调整其应用方式并优化其应用过程。在智能学习情境中比较主体的多感官体验，基于多维的数据统计分析学习主体对智能学习条件、过程与结果的感受，可以洞察智能学习的主体赋能启示。研究发现：智能学习情境的差异使主体多感官体验不同；动感和触感体验的显著影响启示了智能学习体验立体化、实体化的倾向和需求；而智能技术应用是学习结果体验的主要影响要素，是智能学习多感官体验的主要来源，可引起课程学习中的连锁交互反应并增强主体体验。研究认为，智能学习体验设计需要在明确的智能应用效用理性框架内要求“思考在场”以保证其有效性，进而在智能参与的交互交流中促成主体赋能。研究对智能教学环境建设、智能教学的设计与实施及智能学习的分析与推荐等有指导价值，对切实促进智能技术教育应用及智能教育发展有积极意义。
作为引发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人工智能（简称AI）技术对人类社会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与重塑，并导致产业与人力资本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教育系统作为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本输出的主要阵地，面对AI技术的融入与人才需求的提升，亟需转变其原有的发展目标与结构形态，以更好应对AI技术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本研究以复杂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构建AI教育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模式，并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出发，剖析不同层面中教育系统所包含的不同主体以及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同时，通过解构系统协同演化模式，建立AI教育变革驱动下的协同演化动力机理，提出“激励机制–保障机制–运行机制” 三位一体的整体战略，整合教育生态系统中不同主体的智慧与力量，共同促进教育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以此促成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
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在“世界”中，在个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双重时间视野中，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不可或缺，其功能定位与本质的3个关键词是适应、重混与涌现。新时代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快速应对市场、产业结构变化对人才和人力资源的需求，为个体/此在新的学习动机提供学习机会以增强其适应能力；为“冷门”专业补充生源；基于重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增强涌现概率，提升国家创新发展动能。同时，第二学士学位教育还为当下高校仍显滞后的教学改革提供修补。重混的多种分类为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课程建构、招生资格和教学提出了框架性指南。在双重时间视野中，个体/此在认识自己、定位自己、筹划自己，领会世界与大地，在世界世界化中不可预计、不可计划地涌现出新的学习动机。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与其他学习机会一起共同促进着多样性、丰富性、创新的涌现和庇藏。
反思是推动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本研究对301名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历时一年的三次追踪调查并进行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描述了教师课堂行为的变化趋势以及反思对教师课堂行为变化趋势的影响，探讨了不同教学理念教师进行反思的课堂行为效果。结果发现：教师课堂行为会随着反思的开展得到显著改善，并且这一影响是持续性的；反思对不同教学理念教师的持续性影响存在差异，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师更容易通过反思获得课堂行为的积极效应。鉴于反思对教师课堂行为持续性的积极作用，未来应引导教师形成学生中心的教学理念并鼓励教师通过反思获得课堂行为的改善。
近20年来，受情境与社会文化观的影响，教师学习研究强调教师所处的文化与情境的影响，教师学习发生于复杂的共同体或系统之中。由于中国学生在多个国际项目中的优异表现，我国多级多类的教师学习系统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被称为中国版本的专业学习共同体。有鉴于此，三项关于中国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实证研究，试图回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在中国文化与社会情境中如何建设高效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中国式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是否以及如何有益于教师发展？中国教师学习研究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借鉴？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集体性、协作式的教师专业学习由于所处的不同的历史、制度和文化情境而表现出独特性，有别于英美等西方学者讨论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与“他者”的不断对照和借鉴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本土教师学习的问题，进而不断改进实践。同时，中国特色的教师学习方式也能够回应国际教师学习研究的共通问题，从而为国际教师研究作出贡献。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形成了竞争型地方政府，而各地方政府“因竞争而增长”的博弈过程又加剧了高等教育地方化趋势，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高速扩张。本文结合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基于财政分权视角，探讨了“竞争型政府”竞争程度对地方高等教育规模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没有对地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产生直接影响，而“竞争型政府”竞争程度可以显著提高地方高等教育规模水平，并在财政分权对地方高等教育规模水平的负面影响中产生调节作用；滞后一期的系数估计值有较大的下降，表明地方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即时性竞争政策的结果，且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具有异质性。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的高等教育治理要求战略型中央政府调整竞争“尺子”（指挥棒），正确引导地方政府展开竞争，避免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中的竞争观念带进普及化阶段。
大学教师的教学学术能力是指为了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学科素养发展，教师能运用恰当方法对教与学问题进行研究，将研究结果作用于教学活动，同时公开分享供同行评价和建构的一种实践性知能结构体。教学学术能力不仅包括专门的学术知识和学术能力，还涵盖由“学科内容—教学法”融通转化的学科教学能力，其核心是课程开发和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学术能力凸显出鲜明的实践性、融合性和发展性特征。教学学术能力与学科学术能力、教育研究能力、学术性教学能力既相互联系又互有区别。大学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的提升路径包括：一是构建结构模型——教学学术能力发展的连续统；二是注重反思性实践——教学学术能力发展的源头活水；三是推进行动研究——教学学术能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受到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挑战，也面临改善人力资源配置和增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遇。加强并改善公共教育供给是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内在要求。中国公共教育供给的症结既在于数量不足，也在于空间布局欠优，不适应人口迁移带来的教育需求变动，必须基于对中国空间经济演化的认识加以调整。一方面，由于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亟待扩容，特别是要增加高中阶段教育的供给；另一方面，在人口流出地，随着人口逐步向市辖区收缩，教育供给需要通过集中来提质。在制度层面，顶层设计应着力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并调整上下级财政安排，调动多方面积极因素，切实加强和改善公共教育供给。
反映社会结构脆弱性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灾祸，可以被理解为引发个体或群体所处生活领域与社会基础破坏性动摇的、在事件发生之前不可想象的社会现象，而灾害与灾祸记忆就是人们对该过去发生现象的回忆与再认。对人而言，灾害与灾祸记忆是给予人以身份的存在之根，是具有警示作用的后事之师，是带来生成契机的意外之局，是光大求真之心的斗争之所。但是对个体的生成至关重要的该记忆却被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排斥不确定性的现代教育整体性地遗忘了。对灾害与灾祸记忆的传承逐渐被形式化的灾害纪念与知识化的防灾教育所取代。事实上，重视传承灾害与灾祸记忆的防灾教育不仅是帮助个体成为幸存者的自助教育，也是促使个体成为志愿者的共助教育。在情感共鸣与真挚对话的作用下，曾经共同回忆和再认某一灾害或灾祸的人们建构起彼此间的联结，共同面对未来可能再临的全新破局。借传承记忆之便，行共感对话之举，达他者共舞之功，成破局重生之事，此为新防灾教育之旨。
盖洛普民调显示，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中小学教育中的“远离学习”会进一步导致职场中“远离工作”的问题，这会给全球生产力带来每年高达7万亿美元的损失。朱永新教授在他的China’sNew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Action一书中，讲述了遵循他们的原则的创新学校所取得成功的各种故事。近年来在教育领域鲜为人知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朱教授的新教育实验为什么能取得成功。通过将重点放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上，应用新教育实验原则的学校既能帮助学生取得学业成就，又能使其“过上快乐、完整的教育生活”。展望未来，所有的教育变革，无论它们发生在哪里，都将面临着挑战。在新教育实验中，这些学校在迎接不可避免的挑战时采用的一种积极的潜在方法，比如对这些学校所使用的科学的心理环境测量方法的价值，本文也进行了讨论。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引发了学习活动的深刻变革。与这场变革中日新月异的实践样态相比，关于信息化学习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作为技术现象学的集大成者，美国哲学家唐?伊德在有机整合现象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开启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为深入揭示信息化学习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以伊德理论为指导，通过对鲜活实践的考察发现：信息化学习包含了“具身”“诠释”和“背景”等多重复杂的人机关系，用“唯一本质”的思维方式是不能予以诠释的。对未来研究而言，需要突破实体还原论与二元对立论的思维局限、超越工程范式与人文范式的割裂对峙、重视理论的实践关怀与实践的理论提升并不断推动复杂性理论视野下学习研究的深化。
民办教育集团横跨教育和商业两个领域，是资本市场与教育产业结合的重要形态，对于民办教育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影响深远。民办教育集团化办学监管与运营均存在很多风险，突出表现在：民办教育集团监管责任不清、监管手段有限、执法力量薄弱，以营利为目标的违规操作空置学校法人财产权、低估社会公共资产，跨界跨地域肆意扩张、政企校利益捆绑引发系列经营风险，集团公司化穿透管理侵蚀成员学校办学自主权，上市民办教育集团通过结构性合约违规关联交易或抽逃资金，股权融资可能引发野蛮人收购、非营利性学校收益外流，违规拆借挪用成员学校经费、投资非教育产业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国际资本投资民办教育集团、创办系列国际学校等可能损害国家教育主权。亟待完善民办教育集团治理体系，防治结合严控资产管理风险，从源头规制过量违规违法关联交易，多措并举确保上市存量的平稳过渡。
如何将略识之无的民众塑造为合格国民是近代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通俗画报被视为便捷渠道之一。以启蒙为基调，兼顾娱乐与审美的通俗画报在晚清时期大量出现，为包括妇孺在内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座包罗万象的图像知识仓库，引导并改造着民众日常生活行为。通俗画报所展现的，不仅是政府与社会精英的国民想象和文化启蒙，还有画报社、画师层层密密的演绎和附会。这种通俗知识文本的广泛存在，为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积累民间舆论和实践经验，其触发的回响、带动的社会风尚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与普通大众的文化互动的真实写照。
教育心理学是教育学的重要科学基础。在世界范围内，教育心理学在一代代教育学、心理学者的持续努力下，不断推陈出新，与教育学的发展相互促进。进入21世纪，我国教育心理学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于2017年在教育学部成立教育心理学系，聚焦广义教育领域中儿童的学习与发展，致力于教育心理学的本土理论创新与现实问题解决。教育心理学有哪些应为和能为，学科应该如何更好的发展？为了反思过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本期专刊期冀与社会各界共同探讨和反思教育心理学的定位和发展，更好地服务教育改革和发展大局。
教育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已经有百余年历史，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教育心理学还很年轻。从内部看，它依然缺乏属于自己的核心关切、概念体系和方法论；从外部看，它面临学科不断分化带来的新挑战。在21世纪的语境下，很难再把教育心理学看成是传统心理学的衍生学科，而无视它作为“设计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特质。对教育心理学的重新定位，需要确立它自身的核心关切，以有别于其他心理学科，尤其需要对教育心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重新审视。传统的用于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科学的机械还原逻辑必须让位于基于人的可塑性、开放性、选择性和成长性的生成（emergence）逻辑，同时要吸纳“设计科学”对人类学习和发展可能性的探索和优化努力，而心理行为证据则提供这种实践的可行性和约束条件。
创造性包含着创造性潜能、创造性成就、创造性才能等侧面以及微创造、小创造、职业创造和大创造四种水平；学校教育中的创造性培养，应该以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潜能为主要目标，应该同时关注学生的创造性认知、元认知、个性、动机和领域内知识的发展。创造性活动遵循从一般到具体、从低阶到高阶的发展顺序，自主性、生成性是创造性活动的本质特征。学校教育应该把发展创造性视为每个学生的成长目标，把创造性活动纳入日常教学，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以生成活动作为创造性发展的载体，遵循从一般领域向具体领域推进的原则。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需要营造支持性的氛围，充分利用生成活动，示范和褒奖创造性，加强创造性元认知训练，设置创造性评价标准，为学生的创造性提供反馈。
素养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指人类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能力，旨在维持和促进个体与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主体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等内在特征。素养理论需要采取一种整合的、生态化的视角，从个体和环境互惠共生、彼此调节的双向动态关系中阐明素养的本质及其发生和发展机制。素养发展贯穿个体生命始终，整合了生理—物理、社会—文化、心理—行为等诸多层次的要素及其关系，是一个持续有机的生成和建构过程。其中，集体实践、个体主体性和社会互动构成了人类素养发展的三维辩证系统，作为广义工具的文化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按照这一理论视角，既有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路径可以概括为“需求—功能”“文化—心理结构”和“全息—层次”三种模式。“需求—功能”模式关注素养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使能性质，“文化—心理结构”模式关注历史积淀的素养内涵共性，“全息—层次”模式关注特定实践活动（或领域）承载和培养素养的蕴含性。三种模式彼此补充，有助于更加全面系统理解人类素养的内涵、结构和发展。
高阶思维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和剖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高阶思维是个体适应环境、寻找认知平衡的关键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个体并非被动地接收外界的信息，而是主动的、积极的知识建构者。在具体的认知情境中，高阶思维表现为个体通过识别已有知识和外部信息之间的联系，将背景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解决复杂环境中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高阶思维并非单一的思维过程，而是多种认知成分协同作用的复杂思维过程。高阶思维的概念框架需要包含“对问题情境的分析”“新旧知识的关系建立”“不同维度信息的综合”“创新性知识的产生”，以及“对思维过程的监督、管理和调节”五个方面的认知成分，并且能够阐释五个认知成分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协调发展的过程。这一概念框架为解读高阶思维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深入研究高阶思维的发展规律和培养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研究对860名中学生进行为期一年共三次的追踪研究，旨在考察学生的智商和情商对其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交叉滞后模型分析表明: （1）学生先前的智力水平（即智商）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三科学业成绩，也即智力水平高的学生，其三科学业成绩也越高；（2）学生的人格特质（即情商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开放性人格也显著正向预测其学科成绩; （3）从长远来看，学生的智力与开放性人格存在交互作用，二者可以相互弥补彼此的不足，从而影响学生以后的学习成绩。可见，智商和情商对学生的学习都十分重要，教育在重视学生潜力开发和智力发展的同时，也应注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高中教育作为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桥梁，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起到关键的枢纽作用。学生在高中阶段能否形成良好的学习动机会对其今后的学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通过交叉滞后分析，考察了694名高中生从高二到高三的一年间学业自我概念、学习兴趣价值和努力成本认知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数学学科，学业自我概念和努力成本认知存在负向的相互预测关系；高二下学期的努力成本认知也显著负向预测高三上学期的学习兴趣价值。在英语学科，各动机变量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独立性，仅高二上学期的学业自我概念显著负向预测高二下学期的努力成本认知。在两门学科中，学业自我概念都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努力成本认知都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成绩。潜变量调节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学学科中学业自我概念和努力成本认知对学业成绩的预测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这些结果表明，学习动机是影响高中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同时，高中生的学习动机发展模态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动态变化，并且存在明显的学科化差异。
为厘清数字工具支持的教学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影响，对137项实验与准实验进行了元分析。结果显示，与传统教学相比，数字工具支持的教学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g=0.482）和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g=0.479）；另外，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与个人主义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采用数字工具教学对学习动机和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作用更显著；数字工具教学对学习动机和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不受学段的影响；数字工具教学对男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显著高于女生。在知识特征上，相比数字教程和模拟应用程序，智能辅导系统和超媒体更利于提高学业成绩；相比其他学科，数字工具教学对语言学习动机的影响更大，对数学和科学成绩的影响更显著；在研究属性上，受过培训的教师实施数字工具教学为学习动机带来的影响好于未受过培训的教师；数字工具教学干预时间适中才能发挥其对学业成绩的最好效应；数字工具教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随干预强度的增强而增强；数字工具教学对学习动机的预测作用会随年份变迁而愈加凸显。
针对当前教育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动态性特征，本文提出使用贝叶斯网络方法分析教育实证研究数据。在研究范式上，贝叶斯网络结合了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根据教育研究理论与专家经验确定先验模型，通过后续采集的数据迭代模型，不断更新能够支持或反对理论模型的数据证据。在数据分析方法上，贝叶斯网络将变量或变量关系的不确定性纳入模型，以概率的方式给出精确的推断结论和预测信息。在模型应用上，贝叶斯网络能够在真实教学情境中实时评估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培养、素养发展等，为教学与学习过程的动态评估提供方法和技术上的支持。
围绕“教育心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话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的学者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艾瑞克·安德曼教授回顾了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趋势，讨论了教育心理学与脑科学、学习科学及教育领域中其他学科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教育心理学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教育心理学如何帮助儿童和青少年更好地学习与发展，如何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双向共生，以及如何回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最后，安德曼教授提出了对中国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建议和期望，指出了跨领域、跨学科合作在中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的重要性。
Focusing on the topic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schola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Eric Anderman of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reviewed the current trend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brain sciences, learning scienc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we further reflected 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n the new era,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discussed how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uld promot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how theory and practice could support each other, and how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future development in society. Finally, Professor Anderman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 and provided his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n China.
本文从倡导新兴交叉学科教育改进科学的角度出发，哲学地反思人类历史在实现教育使命过程中的三大认识路径，从词源学及中西文化政治传统两个角度，厘清“改革”的误用与误区，以及“改进”与其他近义术语的异同及其在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中的种种体现。在此反思基础上，作者提出新改进主义概念，定义教育改进科学，系统阐释该学科的哲学前提、学科要素和理论架构，总结和肯定可生长性、可发展性和可改进性是教育事业的三大基本属性，并建构主要由学科知识和专业知识构成的学科知识体系。本文也强调教育改进科学的学科导向、系统思维及循证研究，以及围绕提升组织改进能力为目的的专业改进共同体建设。作者进而提出，教育改进科学是班级、学校和教育机构迈向改进型组织的艺术，其诞生的本身是对教育改进事业专业地位和学科领域的尊重和承认。最后，作者呼吁对教育改进科学的重视与研究，尤其是具有本土特色、全球视野的学科创建和开拓，催生新的教育学科生长点，进一步提升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学科化和科学化。
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总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人是社会性存在，角色是人之社会性的体现方式。学生是政府与社会指派给适龄儿童的社会性角色，带有“厚的”规范要求。学生是制度化角色，学校时空是学生角色的边界。本有边界的学生角色如今外溢到家庭、社区、社会，未成年人即便脱离了学校时空却依然是学生。学生角色的过度外溢与固化，让未成年人不能脱离学生角色及其规范要求获得片刻的喘息机会，更失去了尝试其他社会角色的机会。尤其突出的是，未成年人在家里的显著性角色依然是学生而不是子女，传统文化寄托在子女角色上的所有伦理规范都由此失去了角色依托。对未成年人来说，最根本的负担是角色负担，学业负担只不过是由角色负担衍生出来的次生负担。
身体与空间的联结是人与世界联结与互动的基础，不同的教育空间影响并塑造着不同的人。传统教育空间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封闭、固定和静态是其主要特征，它通过辅助教育管理和营造权力关系依附于教育生产及其效率。这样的教育空间在追求标准化和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同质化、割裂和规训等问题，如围墙的过滤功能也隐藏着阻隔和圈禁；功能区的分割源自分工的需要但也有固化和割裂的危机；窗户则被定义为自外而内的单向光源传递与监视；讲台和秧田式布局有利于知识传递也内涵着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和师生各自的权利范围。其在满足既定教育需要的同时也服务并催生了那些片面或功利的教育观念。科学化的教育空间改造不仅要求以亲生物性和健康舒适来满足生理学上的需要，还应具备开放、平等和动态交互等特征以适应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满足当下教与学的需要，凸显其正向的教育学价值。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是一项全球教育政策，是世界各国为了应对社会变化与经济竞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所推动的教育改革，其实施成功与否关涉到国家未来的劳动力素质、经济繁荣和全球竞争力。为了找到影响改革实施的主要因素和最可能成功的模式，本研究从政治承诺和实施能力两个方面，对中国、美国和芬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进行比较，指出中国的改革具备很强的政治承诺但实施能力不强；美国的改革实施能力强但不具备很强的政治承诺；芬兰的改革同时具备很强的政治承诺和实施能力，是一种更为理想的改革模式。中国可从评价方式、教师教育与培训以及教学与学习环境创新等方面借鉴芬兰和美国的经验，来提升改革的实施能力；继续维持政治承诺并将其转变成真正的执行力，将民间力量纳入改革主体之中，推动改革的成功实施。
乡村教育学学科建设是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支撑体系、丰富新时代乡村教育学内涵、推动乡村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完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必然要求。建设乡村教育学学科亟需解决乡村教育学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学科定位及性质、“三大体系”构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乡村振兴背景下建设乡村教育学需要明确乡村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理念，厘清乡村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根本思路，处理好乡村教育学学科建设中的乡村教育学研究与乡村教育研究、乡村教育学与乡村教育实践、乡村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乡村教育学研究中的中西关系，健全乡村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外部保障。
我国乡村教育有其独特的价值归属、精神内涵、话语体系和实践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教育建设，需保存乡村教育独特的文化内涵。然而，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存在文化失根之困，主要表现在本土文化的价值涤荡、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分裂、发展机制的习惯性依附三个方面。因此，需要探索乡村教育的文化回归之路，为乡村少年提供与其文化模式相适应的教育——“文化回应性教育”。通过这一教育理念，观照乡村文化的独特内涵，强调在育人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建设、评价模式等方面回归“乡土性”。就应然层面而言，基于文化回应性教育理念的乡村教育建设价值在于重建乡村教育文化身份自信、统整弥合乡村教育文化土壤、多元涵养乡村教育文化胸襟。就实然层面而言，乡村教育建设的文化回应之道包括在教育目的上呼应地域文化性格、在教学内容上关照城乡文化涵化、在教学方式上善假乡村场域特色，以及建立适应性评价制度、教师强化自身的文化理解型反思意识。
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颁布《强势开端Ⅳ：学前教育质量监测》，明确提出将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作为学前教育质量监测系统的一部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缺乏科学、有效的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因此，研制科学的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积极开展幼儿园教师质量的动态、持续监测，为教育督导和教育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由于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理论在分析教师专业发展时有其独特的视野，特别注重教师的人文精神、自主精神、科学精神的培育，因此，本研究以文化存在论教育学为主要理论框架，将教师视为“完整的”教育者，构建了以生存之基、专业之智、文化之品、自主之性和信仰之情这5个维度为核心的《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量表》。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上海市的7个区每区随机抽取10-12所幼儿园，共计81所幼儿园的1768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1）经典测量理论的极端组检验法、题总相关法、内部一致性系数检测法、共同性与因素负荷量检测法的结果均表明该量表具有优秀的鉴别度和信度。（2）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质量由生存之基、专业之智、文化之品、自由之性、信仰之情等5个一级维度构成。二级维度则由身心健康、人际和谐、师德修养、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文化自觉意识、文化养成能力、文化比较视野、教学自主权、专业成长权、参与决策权、教育信念、专业认同和职业使命等14项构成。（3）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该量表的拟合指数优良，残差RMSEA的值为0.057，远小于0.5；X2/df为3.83，小于5；CFI、IFI、TLI的值均在0.9以上，GFI、NFI、RFI的值均在0.85以上。
“幼儿学习研究与支持”是幼儿园教师应具备的核心能力，研制幼儿园教师“幼儿学习研究与支持”能力测评工具有助于科学诊断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基于COMET工作分析法和行为整合分类学等理论，建构了由能力维度、指标和四级水平组成的能力测评工具，测量学属性检验结果表明，测评工具的难度、区分度以及等级划分较为合理，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理论模型与观测数据拟合情况较好，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可见测评工具质量较高、性能良好，可以作为教师自我评价的工具，对幼儿园教师、幼儿园管理者、教师教育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化教育思想为教育理论的观点来源于冯契先生“两化”思想的启发。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具有内在联系，教育理论是系统化的教育思想。《学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学者理解和接受西方教育理论的“中转站”，是因为《学记》本身具有能被转化的理论潜质。化《学记》为师范教育必要之书乃至教育（学）专著的过程，就是《学记》教育思想被纳入教育学的版图中被教育学化的过程。对化《学记》教育思想为教育理论的反思，是一种基于构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双重学术自觉。它既要求教育史学者真诚地检讨用教育学框架来研究《学记》教育思想的“中话西说”，又要求教育史学者形成引领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自我意识。化《学记》教育思想的学术工作，就是要实现古代教育文本与当代语境的对接，沟通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与现代教育传统，为中国教育学探寻一条基于传统命脉的学术道路。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学校教育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变革引发了“教育危机”。文章借鉴教育生态系统理论和经合组织提出的教学核心概念，系统分析了国外和国内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协同创新的案例，并就如何建立具有活力、生命力和可持续性的教育生态系统提出了建议。研究发现：第一，教育系统中存在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的相互作用，这决定了学校与社会并不是对立的，而需要彼此协同；第二，世界各国的学校与社会中其他教育者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机制，以求为学习者拓展学习空间、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第三，应建立“人力资本收益平衡式”，教育的受益者及其雇主有责任更多地参与学校教育，以冲抵其所占用的公共教育资源，并实现教育投入的“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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