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一名起于宋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论语》、《孟子》, 旧各为帙, 《大学》、《中庸》, 旧《礼记》之二篇, 其编为《四书》, 自宋淳熙始。”①“自宋淳熙始”指的是朱熹于淳熙九年(1182), 把“四书”并为一集刻于婺州, 这也是“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②至此, “四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在后世的经学教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关于“四书”的排列次序, 通行本《四书章句集注》是按照《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次序排列的。这种排序既符合文献著录体式的需要, 同时又体现出学习“四书”的次序。当然, “四书”的学习次序并不止这一种。历史上出现过几种不同的“四书”学习次序, 这既与历代学人对“四书”难易程度的理解不同相关, 也与诸如教育制度的影响、教育观念的转变等因素有关。在这些影响因素中, 《孟子》一书自身的特点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 探讨《孟子》在“四书”中学习次序的变化及其原因, 并进而考察中国教育历史进程中“四书”学习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就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价值。
一、朱子之学:《孟子》位列第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由朱熹定下的学习“四书”的次序。其实, 朱熹在早年并未对“四书”的次序予以重视, 提法也是十分随意的, 到其晚年才逐渐形成对“四书”先后次序的明确认识。③而《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序也并未在朱熹于绍熙元年首次刊行的“四书”以及淳熙九年首次刻印的《四书集注》中得到体现。④但朱熹对“四书”的学习次序的规定却是非常明确的。朱熹强调:“某要人先读《大学》, 以定其规模; 次读《论语》, 以立其根本; 次读《孟子》, 以观其发越; 次读《中庸》, 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⑤朱熹的这种规定, 是按照四种书的性质进行排列的。他把《大学》看作纲领, 认为其是“初学入德之门”, 理应列于首位; 把《中庸》看作精髓, 列于最后; 中间则以《论语》、《孟子》相互印证。朱熹的这种学习次序, 包含了两层涵义。一是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朱熹按照阅读的难易程度说明这种排序的合理性, “《大学》一篇, 有等级次第, 总作一处易晓, 宜先看。《论语》却实, 但言语散见, 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 看三书后, 方宜读之”。⑥二是按照道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结构来安排, ⑦即“盖不先乎《大学》, 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 不参之《论》、《孟》, 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归趣”。⑧认为“四书”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因内在的关系而形成统一的整体, 其先后顺序不可倒置, 这也是朱熹“四书”学习次序的特色。
《孟子》在朱熹的“四书”学习次序中排在第三, 位于《论语》之后。朱熹认为《孟子》的篇幅较长, 论辩的特性明显, “《孟子》每章或千百言, 反复论辩, 虽若不可涯者, 然其条理疏通, 语意明洁, 徐读而以意随之, 出入往来以十百数, 则其不可涯者将可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间矣”。⑨对《孟子》的学习, 需要通过内心的体验才能达到文意的疏通, 需要学习者探索力讨、反己自求, 所以要先立好《论语》的“根本”之后, 再来学习《孟子》。与《孟子》相比, 《中庸》就更显深奥, “初学者未当理会”, ⑩因此放在最后。可见, 朱熹规定的《四书》学习次序, 既包含他对《四书》内容的理解, 同时也是他以身立教的体现。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学习次序在朱熹弟子中得到了传承, 比如黄士毅、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对“四书”的编排就采用了该次序。不止如此, 在朱熹之学受到官方重视之后, 各地州县官学及书院也纷纷效法朱熹的治学理念。比如《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记载学生的日常学习安排, 其中早上的安排是“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 先《大学》, 次《论语》, 次《孟子》, 次《中庸》”, ⑪表明该学习次序在当时已经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后世学者程端礼则进一步践行了朱熹的“四书”学习次序, 他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明确规定了“四书”在各个阶段的学习次序(见表 1)。这一规定, 与朱熹的学习次序大体相同, 但在年龄阶段划分上却有所不同。实际上, 朱熹在此之前就已经提出了对“小学”、“大学”阶段学习内容的限定, 他说:“《近思录》好看。四子, 六经之阶梯; 《近思录》, 四子之阶梯。”⑫在朱熹看来, 学习者应先读《近思录》, 再读“四书”, 最后读“六经”, 这里实际暗含着对学习阶段的划分。朱熹认为“四书”不是第一阶段学习的内容, 而应该是在具有一定基础之后再来学习的。程端礼则进一步明确了朱熹的说法, 主张不同的年龄阶段所学的“四书”内容不同, 比如在“小学”阶段, 所学内容为“四书”原文, “大学”阶段, 所学内容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可见, 程端礼的做法, 更加符合不同教育阶段对学习内容的要求。《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在元代时曾被颁于郡邑校舍, 作为学习的标准模式, 这也使得朱熹的“四书”学习次序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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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程端礼的“四书”学习次序 |
“四书”在元皇庆、延祐年间正式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 这也作为一种定制延续至明清。在元代,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方的指定教材, 加之元代学人以承袭理学的居多, 因此, 在“四书”的学习次序上并没有太多变化。到了明代, 《四书集注大全》的出现, 进一步奠定了“四书”的官方地位, 它对“四书”次序的排列, 也影响了明清士人的“四书”学习次序。
《四书集注大全》的编排次序为《大学章句序》、《四书集注大全凡例》、《大学章句大全》、《读大学法》、《大学或问》、《中庸章句序》、《读中庸法》、《中庸章句大全》、《中庸或问》、《读论语孟子法》、《论语集注序说》、《论语集注大全》、《孟子集注序说》、《孟子集注大全》。从全书编排的次序可以归纳出其对“四书”的排列次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排列方式主要是因袭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四书集注大全凡例》载:“凡《集成》、《辑释》所取诸儒之说, 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 其背戾者不取。”⑬现今所见《四书辑释》的编排方式即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辑释》的原名为《重编发明》, 是在陈栎《四书发明》的基础上增订而来的, ⑭《四书发明》也是按此次序来编订的。陈栎与倪士毅为师生关系, 陈栎又以发扬朱子之学为己任, 对朱熹的学习次序理应是认可的, 但《四书辑释》与《四书发明》都没有按照朱熹的学习次序来编排, 其原因不得而知。不过, 与朱熹的“四书”学习次序相比, 该次序中《论语》、《孟子》的位置都有下降, 《中庸》的位置有所提升, 《孟子》则排在了第四位。至于其原因, 《四书辑释》及《四书集注大全》也都未曾提及, 不过从《四书章句集注》的版本流传情况来看, 到了元代, 《四书章句集注》的编排次序与现今通行本的次序相同, 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⑮从这一点来看, 《四书发明》、《四书辑释》以及《四书集注大全》都受到了一定影响, 因而采用该次序进行编排。
不过,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排列次序, 却在有意无意当中成为了明代士人“四书”学习次序的主要标准, 这又与明代以来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明代的科举考试, 基本上沿袭唐宋旧制, 但是在取士方法上有所改变, 即“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⑯考试第一场为“四书义”, 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出题。各级教育也按照该考试程式来进行“四书”的学习。所以, “四书”的学习次序也就成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这在明代地方史料当中有所记载。比如《泰泉乡礼》中记载了地方教育的基本情况:“施教以六行、六事、六艺而日敬敷之, 一曰早学, 二曰午学, 三曰晚学。……或用《孝经》、《三字经》, 不许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神童酒诗》、《吏家文移》等书。以次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然后治经。” ⑰可见《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学习次序在地方教育中已经比较流行。
普通学子们也按照这一次序来安排自己的学习日程。比如, 顾宪成对其幼年的读书历程作了详细的记载:“六岁, 始就塾; 七岁, 受《大学》《中庸》; 八岁, 师省斋俞先生, 受《论语》; 九岁, 受《孟子》及《虞书》; 十岁, 受《夏书》《商书》《周书》。”⑱该则材料显示出顾宪成在入塾之后, 是按照《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完成了对“四书”的学习, 并且是在“小学”阶段完成学习的。顾宪成作为当时重要的学界领袖, 其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必然会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 因此, 顾氏的学习日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学子们的学习情况。与《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相比, 顾宪成的读书学习顺序, 并不完全是从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角度考量, 而更多是从科举考试的要求出发。
当然, 除了受科举制约的“四书”学习次序外, 明末高僧藕益智旭还给出了另外一种次序:“首《论语》, 次《中庸》, 次《大学》, 后《孟子》。” ⑲这种次序与《四书章句集注》和《四书集注大全》都不同, 他认为:“《论语》为孔氏书, 故居首。《中庸》、《大学》皆子思所作, 故居次。……孟子学于子思, 故居后。”虽然藕益智旭也把《孟子》排在第四位, 不过他是按照各书的成书时间以及师承关系来排序的, 这种次序有助于学习者了解“四书”之间的先后关系,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四书”学习次序。
三、变革之举:《孟子》次序的起伏清代的学校教育, 延续明代制度, 以“四书”、“五经”等为主要学习内容。清代科举, 也承袭明制, 用八股文, 以“四书”、“五经”为命题依据。因此, 对“四书”的学习方式也基本上延续了明代的做法。到了清后期, 随着西方教育思潮的涌入, 对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的“近代化”的思考则成为“四书”学习次序再次变化的重要原因。
沈恩孚在其日记中写道:“今人狃于科举之学, 志在速化, 四子书外, 以五经限生, 《学》、《庸》而后《论》、《孟》, 舍《尔雅》而治《诗》、《书》, 习《戴记》而遗《仪礼》、《周官》, 尊《左氏》而废《公》、《榖》, 不达圣人之所雅言, 而轻于学, 易经术之荒也。”⑳沈恩孚表达了对科举之弊的批判, 以及对从明代所延续下来的考试、读书的次序的不认同。他认为, 先学《大学》、《中庸》, 而后再学《论语》、《孟子》, 是对学术的轻视, 对圣人的不敬, 而且这种次序也不符合基本的学习规律与认识规律。所以, 沈恩孚提出了一种新的学习次序:“《论语》文简而明, 《初学记》‘易解’, 尝谓童子入塾, 略辨字义, 即当令诵《论语》, 次《孝经》, 次《孟子》, 次《尔雅》, 次《诗》, 次《书》, 次《三礼》, 次《春秋三传》, 次《易》。”
这里《论语》因“文简而明”、“童子易解”被列为首要学习书目, 之后是《孝经》, 再之后是《孟子》。《孝经》在隋唐时期和《论语》一并成为科举考试中的“兼经”科目, 之后因“四书”占统治地位, 《孝经》的影响渐渐变弱。这里再次将《论语》、《孝经》并提, 是恢复了《论语》、《孝经》作为基础教材的地位。该次序中并未提及《大学》、《中庸》, 而是将其回归到“三礼”中的《礼记》。可见, 到了清末, “四书”的权威地位开始发生了动摇, “四书”体系的分化也开始出现, 尤其是将“四书”按照难易程度划分到不同年龄阶段来学习的做法, 在清末颁布的一系列学堂章程中均有体现。
比如, 1902年颁布的《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 “读经科”第一年学习《孝经》、《论语》; 第二年学习《孟子》; 第三年学习《大学》、《中庸》。
这一章程给出了蒙学阶段“四书”的学习次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孟子》排在了第二位, 安排在第二学年进行学习。1904年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 “读经讲经科”第一年:《论语》、《孝经》; 第二年:《论语》、《大学》、《中庸》; 第三年:《孟子》; 第四年:《孟子》、《礼记》节本; 第五年:《礼记》节本。 
这一章程又给出了另一种“四书”的学习次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与前一章程不同, 《孟子》又调回第四位。其原因是, 章程中提到的“读经讲经科”的要求:“授读经文, 字数宜少, 使儿童易记。讲解经文宜从浅显, 使儿童易解, 令圣贤正理深入其心, 以端儿童知识初开之本。”
就字数而言, 《论语》、《大学》、《中庸》, 更有利儿童记忆与背诵, 也便于讲解, 从这一角度来看, 《孟子》列为第四, 是相对合理的。而1909年的《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中又对《孟子》作了专门的解释:“读经一科, 原授《孝经》、《论语》、《学》、《庸》、《孟子》及《礼记》节本, 但有讲解诵习, 不令学生默写背诵, ……因《学》、《庸》理解高深、《孟子》篇幅太长, 恐其记忆较难。现拟专授《孝经》、《论语》及《礼记》节本三经, 缓授《学》、《庸》、《孟子》, 将来并入高等小学堂。”
所以, 《孟子》是因为“篇幅太长”、“恐难记忆”而被安排在第四位的, 并且与《大学》、《中庸》一样, 在高等小学堂教授, 《论语》则继续在初等小学堂教授。
从三份章程的安排来看, 《孟子》的次序有所起伏, 从第二位, 到第四位, 再到跨年级安排, 起伏的关键是《孟子》的内容是否适合早期学习。“壬寅学制”将“四书”放在蒙学教育阶段, 《论语》与《孟子》位列前两位, 是从知识的难易程度出发的。“癸卯学制”则将“四书”放在“小学堂”中, 《孟子》列为第四, 亦是从难易程度考虑的, 不过比“壬寅学制”要更加细致、贴切。《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中, 知识内容的分级、分段传授对“四书”教育发生了作用, 《孟子》则被安排到较高年级进行教授, 可以说这是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对中国传统教育影响的结果。不过, 传统“四书”的学习顺序在各地方私塾中还有保留。赵世昌的《私塾琐记》曾记载民国时期私塾教育的基本情况, 其中提到“四书”的学习顺序为:“先念《大学》、接着念《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
这也反映出民间对传统教育方式的继承与延续
总之, 从历史发展来看, 《孟子》对“四书”学习次序的变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孟子》在宋代完成“超子入经”, 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程朱对《孟子》的推崇, 又使其进入“四书”体系, 成为经学教育中的必读教材, 因此《孟子》在“四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孟子》在“四书”中的学习次序, 主要与不同时期人们对《孟子》一书难易程度的不同理解有关, 同时人为因素也会起到一定作用。不过, 不同时期学习次序也并不是唯一的, 多种学习次序的并存也是教育发展的一大特色。到了现代, “四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而被人们重视, 如何学习“四书”、在初等教育阶段进行“四书”的教授是否合适等亦成为时下热门的话题。通过考察《孟子》在“四书”中学习次序的变化可以看出, 《孟子》中既有适合低年级儿童学习的知识, 又有适合高年级学生或成人学习的内容, 在不同的学习阶段选择的教材也可不尽相同,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就有对于“小学”阶段使用《孟子》原文、“大学”阶段使用《孟子集注》的规定。这些对于现今提倡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同样具有启示作用。而且, 从知识的接受来讲, 对于初学者, 《大学》、《中庸》可能有些过于空洞, 先读《论语》、《孟子》, 从中获得一些具体和感性的认识, 再来读《大学》、《中庸》, 或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这与现在人们普遍认同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次序相一致, 也不失为一种相对合理的学习“四书”的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