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约翰·杜威应邀来中国访问讲学，而后在中国掀起了实用主义思想文化传播热潮。在此期间，杜威的名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简称Democracy and Education)也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教育界备受瞩目的皇皇巨著(涂诗万, 2016, 第2-3页)。及至今日，关于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的中译引介文献不胜枚举，其传播范围遍及人文社科众多领域。饶有意味的是，百年来，中国学者在译介Democracy and Education时，对其书名翻译多有不同，前后有近十种译名之别，致使杜威民主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多重面向。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文译名为何如此纷繁？“当一个词语、一个范畴或者一种话语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旅行’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刘禾, 2002, 第27页)对此审辩考察，不仅可以勾勒杜威名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在华译介传播的过程轨迹，还可以澄明杜威教育思想在华传播接受的内在机理。

一、百年来“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文译名概览 (一) “Democracy and Education”在杜威访华前的中译概况

1916年3月，位于美国纽约的麦克米兰公司出版了杜威的著作Democracy and Education。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及哲学思想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得到最充分的阐述，所以该书一经问世就被争相传诵，并于同年的5月、9月、12月接连三次再版，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时隔不久，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笔名为“天民”的学者敏锐地关注到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的出版动向，并以《台威氏之教育哲学》为题在1917年4月出版的《教育杂志》第九卷第四号上刊文介绍全书思想概要，由此拉开了该书在中国译介传播的序幕。在该文中，作者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翻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当时，受教于杜威的中国留学生陶行知、胡适尚未归国，中国的近邻日本也尚无人译介此书；在此情形下，“天民”能够率先译介，殊为难能可贵，足可谓开创学术先河。尽管《教育杂志》影响显赫，杜威在中国学界声誉日隆——如蔡元培自1912年以来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宣扬杜威的思想，但此次译介并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随后的两年间，无论是英语语词“Democracy and Education”还是其对应的中译语词，在国内各类公开文献中都难觅踪迹。

概而言之，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在华译介始盛于1919年，究其缘由，是受杜威来华访问讲学的影响。1919年2月，杜威受邀在日本游历讲学。陶知行(后称陶行知)、胡适、陶履恭(陶孟和)、郭秉文、蒋梦麟等人得知此事后，盛邀杜威顺道来华访问。不久，杜威即回函胡适表示接受邀请，待结束日本之行后前往中国访问。经过胡适等人及多家报刊的传播，杜威即将来华访问的消息成为学界盛闻。为便于国内学界加深对杜威的理解，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率先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六号上发文《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在该文中，“Democracy and Education”被翻译为“平民主义的教育”。同年4月创刊发行的《教育潮》杂志在第一卷第一期刊发的杂纂《记杜威博士》中，则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翻译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而同月出版的由蒋梦麟任主编的《新教育》杂志在第一卷第三期专刊“杜威号”的开篇杂纂短文《杜威先生略传》中则将其翻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当期杂志收录的胡适论文《杜威的教育哲学》也将其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

(二) “Democracy and Education”在杜威访华期间及至1927年的中译概况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稍作休整后于5月3日在江苏省教育会开始了来华首场讲演，蒋梦麟在现场口译时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翻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杜威在华访问历时两年三个月又三天，于1921年8月2日离开中国，在此期间足迹遍布上海、江苏、北京、天津、浙江等十余省市(直辖市)，围绕教育、政治、社会、科学、哲学等议题做了两百多次讲演，对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邀请及陪同杜威访华讲学的主要参与者陶行知、蒋梦麟、胡适等人率先都将“Democracy”译为“平民主义”，“平民主义”一词顿时广为传播，以至于当时学界人士在提及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时普遍都将书名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常道直编译出版的《平民主义与教育》。常道直于1920年至1922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期间恰逢杜威在北京高师开课授业讲解教育哲学，选用参考读物即是Democracy and Education原著。常道直在听课时勤做笔记，依托杜威讲课内容，将其翻译整理成文，陆续发表在《平民教育》杂志上，后又将其整理成册，于1922年9月定名为《平民主义与教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是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最早的中文编译本，风靡一时，影响广泛(杜威, 2016, “前言”第2-3页)。

在杜威访华期间，“Democracy and Education”除了“平民主义与教育”的主流通用翻译外，还有部分学者采用小众译法，将其别作它译。例如，1919年7月，笔名为“真常”的译者节录Democracy and Education原著第七章进行翻译，译文《教育上之民主主义》刊发于《昆明教育月刊》杂志，其文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1919年8月，夏丏尊在转译日本学者帆足理一郎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文稿时，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1920年1月，邹恩润(邹韬奋)在翻译Democracy and Education时将书名译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在杜威离华归国之后，“平民主义与教育”的主流通用翻译继续沿袭直至1927年，此后国内学界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主流通用翻译发生了变化。

(三) “Democracy and Education”在1928—1940年间的中译概况

1928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邹恩润译述、陶行知校订的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文全译本，定名为《民本主义与教育》。邹恩润基于杜威原著的译本较之于常道直1922年基于杜威讲学的译本内容更加系统全面，“除了几处不十分重要的部分，大都把杜威的思想，很忠实的、很正确的表达出来了。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成功”(吴俊升，1932)。1929年10月，该译著被列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在商务印书馆再版发行，而后又于1933年7月名列“大学丛书”在商务印书馆三版发行。受此影响，国内学界在引述杜威著作Democracy and Education或讨论相关问题时，多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例如，1932年11月，朱兆萃在世界书局出版的著作《教育学》中提及杜威著作Democracy and Education时，将其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又如1933年9月，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对研究部学生演讲介绍杜威教育哲学思想时，也采用“民本主义与教育”的译法。

必须注意的是，随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主导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1927年“宁汉合流”南京国民政府确立中央治权促使政局趋于统一，当时社会的焦点即转向防范南京国民政府重蹈北洋政府覆辙而再行独裁专制。在此时代背景下，“Democracy”除了被翻译为政治意味浓厚、寓意“以民为本”的语词“民本”或“民本主义”外，也时有被翻译为寓意“人民自治”的语词“民治”或“民治主义”。例如，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邹恩润译著《民本主义与教育》末页书籍宣传广告栏就同时推介了《中国民治主义》(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和《中国教育民治之趋势》(Tendencies Towards a Democratic System of Education in China)两本书的名录，同时出现了“民治主义”和“民治”的译法。所以，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治与教育”或“民治主义与教育”的表述也见诸于当时各类文献。如1930年，吴俊升在论文《重新估定新教育的理论和实施的价值》中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治主义与教育”；1935年，朱经农、潘梓年在合译《明日之学校》时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治与教育”。

“民本主义与教育”的主流通用译法延续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直至1939年民主宪政运动的爆发，“民主”及“民主主义”随之成为热点议题，国内学界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主流通用翻译再次发生变化。

(四) “Democracy and Education”在1940年后的中译概况

1939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共产党联合中间党派进步人士发动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提案敦促国民党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宪政。伴随着民主宪政运动在全国的迅猛发展，政治界、文化界及教育界人士纷纷各抒己见，探讨中国民主发展前途。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一个月后，演讲稿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在《解放》杂志上。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主张。新民主主义论不仅对根据地各界人士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外，1941年3月，以“实践民主精神”为纲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先后数次发动成员积极参与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讨论，并于1943年9月掀起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可以说，新旧民主主义论成为20世纪40年代的主要社会思潮(姜平, 1998, 第236-254页)。

由于这一时期民主宪政运动及新旧民主主义旗帜鲜明，“Democracy”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译为“民主”或“民主主义”，“Democracy and Education”随之被译为“民主与教育”或“民主主义与教育”，并日趋统一为“民主主义与教育”。例如，王学孟在1942年12月发表的论文《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毛礼锐在1943年5月出版的著作《民生教育哲学大纲》中也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曹孚在1944年8月发表的论文《教育与民主》中亦采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说法。

1949年之后，大陆及台湾地区学者如曹孚(1951)、吴俊升(1953)、王承绪(1981)、张法琨(1984)、单中惠(1987)、滕大春(1988)等人在论及杜威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时也多采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译名。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大陆最权威的译本(王承绪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译本、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及2014年5月出版发行和2018年3月出版发行的两个新近全译本都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如孟宪承(1948)、胡适(1952)、蒋梦麟(1959)、林玉体(1996)、薛绚(2006)、吾金(2012)、单文经(2016)等在不同场合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主与教育”。

二、“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文译名差异检视

总的来说，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文译名之所以差异明显，是源于“Democracy”一词的对应中文翻译在不同时空别有不同，大致可归为三类：其一，根据英文发音，将“Democracy”音译为“德莫(谟)克拉西”；其二，将“Democracy”翻译为“民本”“平民”“民主”“民治”等两字复合词；其三，将“Democracy”翻译为“XX主义”，如“民本主义”“平民主义”“民主主义”“民治主义”等四字复合词(如表 1)。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学界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书名中译迄今尚未完全统一，甚至有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其翻译也各不相同。例如，舒新城先后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和“民治与教育”；与杜威多有学术交往的吴俊升则先后将其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民治主义与教育”“民主主义与教育”。

有部分学者在译介Democracy and Education原著时明确提及了自身的选词缘由，如林宝山明确指出：“为使本译作与商务版(邹译本《民本主义与教育》)之中译有别，新中文译本遂取名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更接近原著之精神。”(杜威, 1989, 第3页)林玉体在翻译时则指出：“本书以《民主与教育》来译Democracy and Education，因为Democracy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态度，不必然是个-ism(主义)。”(杜威, 1996, 第2页)除此之外，多数译介者并未明确解释为何如此翻译的个中缘由。百年来，在众多译介者当中，邹恩润的翻译最具代表性，历经三变又涵括三法：邹恩润在1920年刊发的Democracy and Education原著节选译文中，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在1921年，则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治与教育”；待1928年正式推出第一个全译本时，又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翻译的不同，绝不仅仅是译者的语义理解和话语风格差异所致，更源于社会思潮的背景影响，体现着时代思想的发展变迁。

(一) “德莫(谟)克拉西”的表意含混

如所周知，“德莫(谟)克拉西”是“Democracy”的音译，“中国以前翻译佛经有五不翻的规矩，其中有一种叫做多涵不翻……所以把Democracy译做德莫克拉西”(仲九，1919)。若从形式上看，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德莫(谟)克拉西与教育”，不过是依据“多涵不翻”原则将两种语词一一对应的按部就班直译；但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审度，不难发现“德莫(谟)克拉西与教育”如此翻译蕴藏着的深层意味。

1919年1月，《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为回驳守旧势力的非难，发表了雄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直言不讳遭受非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拥护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并旗帜鲜明地表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 2011, 第8页)。由此，“德莫(谟)克拉西”一词迅速在知识界传播，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批判旧礼法、旧伦理、旧文化、旧政治的思想利器。杜威来华访问不过四天，恰逢五四运动爆发，“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正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在此情形下，杜威在著作及讲学中旗帜鲜明宣扬的“Democracy”“Democracy and Education”随之也相应多次被学界中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支持者译为“德莫(谟)克拉西”“德莫(谟)克拉西与教育”。显而易见，译者看到了杜威思想学说与当时中国社会改造需求的契合之处，并对杜威思想学说寄予厚望，希冀他能成为涤除根深蒂固旧文化、引领中国社会革故鼎新的“德先生”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蔡元培等人在杜威来华时隔不久后特意举办的庆祝杜威60岁生日宴会上不吝公开表示对他的各种赞美之词，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强化了杜威及其教育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郑金洲，瞿葆奎, 2005, 第23页)。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德莫(谟)克拉西与教育”的翻译寓意着对“德先生”的高度期许，但其并没有清晰勾勒出“德先生”的直观形象，以至于受众因译者的“多涵不翻”而导致对杜威的“Democracy”思想理解含混不清并争论不休。对此，如同林科棠在转译日本学者永野芳夫著作《杜威教育学说之研究》中所言：“然说德谟克拉西之人，各有种种解说：或名为民本主义，或名为民主主义，或名为某某主义。此虽非全然误解，但仅大德谟克拉西中之一小部分而已。杜威根据其哲学以说教育，故其教育说当然有关于德谟克拉西。不过，氏之所谓德谟克拉西，与世上所呼之德谟克拉西，有多少异趣；因之氏虽结合德谟克拉西与教育，但非如世人之轻卒考虑之意味。”(永野芳夫, 1935, 第7-8页)可以说，正是由于“多涵不翻”直接音译的“德莫(谟)克拉西”的表意含混，导致其在五四运动时期喷薄而出之后就迅速谢幕退场，被确有所指的译词所取代。

(二) “主义”与“非主义”的译法纠缠

“Democracy”的第二种两字复合词的译法与第三种四字复合词的译法常在同一时期相对出现，如“平民与教育”和“平民主义与教育”，“民治与教育”和“民治主义与教育”，“民主与教育”和“民主主义与教育”，进而导致“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译出现“主义”与“非主义”译法的纠缠。若从形式上看，“Democracy”中译对应语词有无“主义”后缀，不过是译者基于各自对“Democracy”一词语义理解所作的自主表达偏好；但若结合当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主义”与“非主义”的翻译无不渗透着译者本人鲜明的社会改革观。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评论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后引起知识界蓝公武、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积极回应，从而掀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是针对随着“主义时代”的到来滥用“主义”的现象有感而发，认为“在这个时代，许多原本在英文原文中不带ism的词，常以‘主义’译之”(王汎森, 2018, 第147页)。因此，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译为“XX主义与教育”正是“主义时代”的惯常做法，以致于林科棠在译介杜威教育思想时还将杜威所批判的“准备说”和“展开说”分别译为“准备主义”和“开发主义”(永野芳夫, 1935, 第32-38页)。之所以盛行“主义化”的翻译方式，是因为时人特别推崇“主义”一词乃至形成了“主义信仰”，将“主义”视为一套可以从根本上彻底革除思想疴弊、救治社会危机、实现国家复兴的系统行动方案。“与有主义的西方对抗，则中国也必须要有主义，最理想的状况是所持的主义要与当时西方最当令的主义相当……要改造社会必须确定鲜明的主义。”(王汎森, 2018, 第152-190页)在此情形下，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进行中译时，若坚持采用“XX主义与教育”的译法，则预示了所秉持的整体性改革立场，通过将杜威思想从学理层面的阐释上升到“主义”层面的宣扬，希望用其作为改造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支配“主义”和指导律令；若坚持采用“XX与教育”的译法，则大致表明了个人的渐进式改革态度，主要是从学理视角来阐释杜威的思想，将其视为救治时弊可供参考的框架工具而非不可或缺的灵丹妙药。

“Democracy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不可能就其内涵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不同的分析者从中解读出各自喜好的价值观。”(Tan, 2004, p.10)正是由于译者的价值倾向和偏好意图，从而导致“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中译名目繁多，这就可能与杜威的本义不相契合。例如，倘若将“Democracy”翻译为“平民主义”，“Democracy and Education”随之转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这突显了平等化的意味，契合了当时中国亟待为平民扫盲脱愚、普及大众教育的发展实情，并借此为教育的平民化乃至平民教育运动的勃兴提供学理支持。然而，这种翻译较之于杜威本义可谓是内涵缩减。“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平民主义’教育这个译名已经蕴涵着缩减的倾向：被化约为教育的平民化，更直接地说，指普及教育。”(顾红亮, 2015, 第298页)又如，倘若将“Democracy”翻译为“民本主义”，“Democracy and Education”随之转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这突显了民为贵的价值取向，顺应了当时社会启民智、兴民权、重民生的发展趋势，因其接续中国传统“以民为本”“民为邦本”的思想而更易为普罗大众所理解。然而，这种翻译较之于杜威本义可谓是大相径庭。陈独秀在“东西文化论战”期间就曾撰文对托古改制式的“民本主义”的说法给予了批驳：“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也。”(陈独秀, 2011, 第125页)再者，倘若将“Democracy”翻译为“民治”或“民治主义”，“Democracy and Education”随之转译为“民治与教育”或“民治主义与教育”，这突显了政治化理解视角，看到了民主政治之于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这种翻译同样是对杜威本义的窄化。正如杜威所说：“民主政治热心教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还有一种更为深刻的解释：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杜威, 2001, 第97页)

三、从“Democracy and Education”到“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时代图新 (一) 杜威著述中“Democracy”的内涵阐释

“Democracy是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最常使用的口号。然而，他们从未充分讨论并彻底理解这个词语。”(Chow, 1960, p.228)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对“Democracy”一词的翻译分歧，才导致了杜威名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文译名的纷繁多样。为促使翻译精到，则需对本体理解深刻，因此，实有必要返回本源，解析杜威著述中的“Democracy”究竟为何意。

事实上，杜威1915年出版的著作《明日之学校》最后章节即是直接以“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为题，但真正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议题展开充分讨论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1916年名为“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著作的出版。尽管在杜威Democracy and Education原著书名中，“Democracy”与“Education”并立，且“Democracy”语序先于“Education”，但“Democracy”一词及其变体“Democratic”“Democratically”在该书正文中并不多见。在杜威Democracy and Education原著中，“Democracy”共出现12次、“Democratic”共出现38次，“Democratically”只出现1次；这远少于“Education”及其变体“Educational”“Educationally”在原著中出现的总次数626次，其中“Education”共出现455次、“Educational”共出现161次、“Educationally”共出现10次。虽论及次数较少，但“Democracy”无疑是核心关键词。查阅Democracy and Education原著文本，“Democracy”一词及其变体除序言之外始见于第七章“教育中的民主概念(The Democratic Conception in Education)”，这一章也是全书中唯一直接以“Democracy”(实则以变体形式Democratic)为主题的篇章。要而言之，杜威在该章阐述了其本人的“民主理想(The Democratic Ideal)”，指出“Democracy”涵盖政府组织、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三种形式(杜威, 2001, 第97页)。此外，杜威在其他章节也间接谈到了“Democracy”，但其内涵并不确定，“有时‘Democracy’是在狭义的政治意义上使用，有时用来意指广义的‘经验的开放性(openess to experience)’，有时还用作教育本身的同义词”(Dewey, 1985, introduction, p.5)。在访华讲演期间，杜威更加明确地指出“Democracy”包含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经济的四个层面，它不仅是观念也是实践。显然，杜威的“Democracy”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概念，意指一套内涵丰富、维度多元的“个人生活—社会交往—国家治理—世界共处”复合思想及行动体系。无论是早年将“Democracy”奉为“理想(Ideal)”，还是暮年将“Democracy”奉为“信仰(Faith)”，杜威终其一生都在持守“Democracy”的信条，对他而言，“Democracy”不是单纯的学术议题而是坚定的“主义”。

据考证，英文语词“Democracy”最初传入中国之时即被翻译为“民主”(刘禾, 2002, 第375页)。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Democracy”逐渐被翻译为“民本”“民治”“德莫(谟)克拉西”等。当今时代，“民主”较之于“民本”“民治”等词语内涵更为丰富，在“民主”理念广为人知并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将杜威著述中的“Democracy”译为“民主主义”，将“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可谓更契合杜威的思想原旨。正如张东荪所言：“民主主义同时是个政治制度，同时是个社会组织，同时是个教育精神，同时是个生活态度，同时是个思维方法，同时是个前途的理想，同时是个切身的习惯。”(张东荪, 2010, 第236页)这恰恰是杜威著述中“Democracy”的精髓所在。

(二) “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时代图新

总的来说，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长达百年的译介传播并非只是一次比一次更逼真复现杜威文本思想的过程，而是在时空交错的历史长河中伴随转变着的社会情境一次又一次不断被重新阐释和改造的过程。从20世纪10-20年代流行的译介“平民主义与教育”到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译介“民本主义与教育”再到20世纪40年代起流行的译介“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Democracy and Education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总是发生着某种转译嬗变，以此延展出新的生长点，以契合时代发展需要。尽管当前对杜威Democracy and Education字斟句酌的译介越来越精到，对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思想原旨的解读也越来越精深，但这并不意味着渐落帷幕——杜威在一个世纪前出版的著作并未被时间淘汰，提出的问题也尚未被圆满解决。

1936年11月，就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20年后，杜威不无感概地说：“我不知道对于当下整个人类生活的诸种具体关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及家庭的关系而言，民主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如此供认不讳，是因为我猜想也没有其他人知道民主主义的具体内涵。”(Dewey, 1991, p.190)这并非杜威自谦。悉尼·胡克在20世纪80年代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撰写导言时，也认为，如果杜威是在后续其他时期写这本书，那么他的论述观点和篇幅就会发生改变(Dewey, 1985, introduction, p.7)。究其原因，在于时代发生了巨变。杜威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因时代巨变而带来的观念图新，如他所说：“民主主义的观念本身，民主主义的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同时，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造和改组，以适应由于人们所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的发展所引起的种种新变化”(赵祥麟, 2013, 第295-296页)。事实上，不仅仅是民主主义的观念，教育的观念乃至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观念在新时期也都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阐释和改造。

尽管《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于20世纪初，但迄今依然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其核心思想即便在当代也一样具有生命力(Ryan, 1995, p.357)。对当代中国而言，或许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译介文本的字面问题因措辞日趋统一而不再如过往般纷繁，然而，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变性如何在限定的译介文本表达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社会情境对其转化性阐释和改造以适应时代变革图新需要进而揭示其当代意涵，则是亟待解决的更深层、更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