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之行与文化多元性

在杜威访问中国之前，他的文化观和国际主义观点深受其美式民主思维的影响。在1914年一战爆发后，杜威积极支持美国派兵介入一战，他认为美国参加欧战，将会大大促进民主理念在欧洲乃至国际社会的传播和影响(Dewey, 1917)。同时，他也笃信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作战，无疑将加速世界主义(Internationalism)在全球范围的传播(Dewey, 1917)。杜威的这一看法，与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民主主义理想非常契合，即是战争将成为实现民主政治和建立世界政府的一种必须之手段。正如有学者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杜威对战争的态度是，战争本身是邪恶的，但是如果战争不得不被使用以弘扬推进民主制度在美国本土之外，同时又可深化理想主义于美国本土之内，那么杜威则选择支持他曾为之担忧的战争。”(Martin, 2002, p.265)值得一提的是，杜威虽然希望有美国加入的欧战能有效遏制传统的欧洲主权理论的扩张，为日后建立世界主义政府开辟新的路径，但当时的他所秉持的仍然是以美国为本位的历史与文化之视角，他所崇尚的所谓世界政府自然也被抹上了浓浓的美利坚色彩。当论及杜威支持美国参战的缘由时，美国学者Alan Cywar提出了极有见地的看法：

杜威视美国已为当时的世界提供了最具价值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在同一层次上，爱国主义使他得以深刻体认存在于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极其亲密牢固的意识形态纽带，在更深的层次上，他则预见美国将在战后秩序的重建中扮演极其特殊的角色。(Cywar, 1969, pp.578-594)

当杜威沉浸在美国式的理想主义时，有意思的是，中国之行却给了这个美国学者一个绝佳的机会，从一个非西方，更确切地说，非美国的立场与视角，去观察和思考国际社会和人类的文明。杜威来华之际，适逢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他以极大的热情密切地关注着学潮的势态。在中国停留了短短数周后，这位美国哲学大师便敏锐地意识到此一古老的民族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和剧变的时刻。中国瞬息万变的局势，常令杜威有目不暇接之感，他在一封家信中兴奋地写道：

学生们游行了。就目前来说，他们赢了。只要谈到中国，我就拒绝预测后天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想着我来中国还不足六个星期呢，你就会承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正的生活。在美国国内，人们觉得中国很稳定，一成不变，但是这里确实发生了改变。这里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万花筒。(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 2016, 第221-222页)

通过对五四运动的近距离观察，他发现远东之危机“比我们美国本土的人所认为的更严峻”(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 2016, 第164页)。他在一封寄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更是称中国当为一个学习国际政治的绝佳之地(Wang, 2007)。由此可见，杜威对五四学生运动的思考，超越了学生运动这一事件本身，而朝着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层面延伸。如果从宏观的角度去审视，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也是一场触及到思想和传统的文化运动。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后，一直在努力寻求由前现代王朝国家向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在此旧制度业已崩溃，新秩序尚未形成之际，各种思潮在五四后的十年内澎湃汹涌，缠斗互补，开启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其生动活泼，多元激荡的局面。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思想深深植根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文化传统，初履中土的美国学者而言，都是百年难遇的。

置身于复杂多变，新旧交替的中国文化与政治时局，杜威逐渐学会了以比较的眼光来审视中美两国的文明。抵华不久，当触及到美国民主传统这一议题之时，杜威强调“谈到美国的民主发展，我评论说，美国人不需要依赖政府做什么，而是自己直接去做……中国人在社会上是非常民主的人，但是他们高度集中的政府败坏了这一切”(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 2016, 第223页)。同时，他也发现相较于各行其是的美国人，中国人就如蜜蜂群体一样，是高度社会化的民族，集体主义和人群依赖在民族生活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 2016, 第223页)。随着旅华时间日久，杜威深刻地察觉到了中国人所秉持的与西方人所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在1920年，他在《中国政治中的新酵母》(The New Leaven in Chinese Politics)一文指出：

对于那些学习政治与社会发展史的学生而言，中国呈现了一派最激动人心且富有智慧的局面……我们已经视一个能贯彻正义和保护个人权利的政府机构存在于世人之间，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依赖于常规有序的法律和审判程序来调解争端，我们已视此为生活所呼吸之空气一样稀松平常。而在中国，即便没有这样的支持和保障，生活依旧运行。寻常中国百姓生活的平和与秩序仍然得以维持不坠。如果你读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你将会发现中国人可谓世界上‘最守法之人’。被此事实所触动，(在中国的)的某位旅行者常常会拘泥于此一现象。他拙于发现这类(中国式的)守法行为，实则自始至终地显示了(中国老百姓)对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与法律相关联的每件事情的鄙视，他也不会察觉到即便是没有法庭、没有司法和审判制度与法律官员，中国人也一样照旧生活。(Dewey, 1920, p.41)

有鉴于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大领悟，杜威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对国际主义的倡导不应该只立足于美国视角，而是需要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包容之上的。在1921年，杜威在其另一篇文章《如中国人那样思考(As the Chinese Think)》表达了以下的观点：

如果我们更深刻地去思考，我们意识到许多冲突和抵牾都根源于一个事实，即是不同的人们都拥有各自不同的习惯(habit)，而从这些习惯中，又生出了根深蒂固的哲学。他们不能彼此理解，他们互相误解对方……那些易激起国际社会纷扰的氛围是因为由来已久的误解而造成的，而这些误解其实皆可溯源于不同的生活哲学。如果我们要采取步骤去抑制这样的氛围，去改善剑拔弩张的国际关系，我们必须开始尝试着去努力理解彼此的生活哲学。(Dewey, 1921, p.218)

顺着此一思路，杜威在同一篇文章中更深入地论述道：

当前人们普遍相信太平洋将会是下一场人类灾难发生的场所，更有一种致命的信仰是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冲突是上天注定的，这样的信仰表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上的缺陷，即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成功地理解彼此，一些能促进彼此共同目的合作的方式将被发现。如果我们忽视因误解而可能加剧紧张气氛的因素，任何想要缓解经济争端的策略都会被证明非常肤浅，以至于迟早得失败。(Dewey, 1921, p .218)

综上可见，杜威在其访华后，尝试着将对文化多元性的理解同与国际主义的观点联系了起来。两年的访问也使杜威对中国产生了极深的友好情谊。回到美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杜威一直在为中国的命运鼓与呼。为了使美国社会更多地理解中国，也为了唤醒美国公众对中国主权独立的尊重，他连续发表了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如《美国和远东(American and the Far East)》《中国为一国或一市场乎(Is China a Nation or a Market)》《吾人应以国家之礼待中国(We Should Deal With China as Nation to Nation)》等等。在1927年，他撰文反对美国政客克罗泽尔提出的对中国内政进行的“善意”的干涉，以帮助中国摆脱困境的企图。在该文中，杜威基于其从中国五四运动中所获取的宝贵历史经验，强烈批评了美国政客对中国国情的隔膜与漠视。他说：

即使他(克罗泽尔)关于中国的观点曾经大体是正确的，他也遗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他没有估计到近几年民族情感的不寻常发展之下，中国人对善意干涉可能接受的程度……八年前，中国抵制日本人的运动才开始的时候，我刚好在那里。这场运动是由学生发起的。亲日的政府并没有支持运动，反而试图通过武力镇压运动。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内阁被推翻了。普遍认为，这一抵制运动对日本利益的损害如此之大，从而使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杜威, 2015a, 第151页)

接下来，他更直言不讳地指出：

克罗泽将军想把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团结起来，将帮助另一个国家(一个像中国那样有着如此不同习惯和传统的国家)作为其惟一目的，这一理想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只是一个梦……中国需要我们的帮助。但中国需要耐心的，富于同情的和教育性的努力，以及缓慢的思想交换和交流过程，而不是通过武力加于其上的外国统治。(杜威, 2015a, 第151页)

其实杜威的这种以文化和教育渐进的方式来改良中国社会的主张，在民国时期的二十、三十年代正被中国的教育家们(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郭秉文、梁漱溟等)在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乃至乡村教育的各个领域大力推广和实践。而在对杜威学说的理解和运用上，文化多元主义其实也被这些中国学人所秉持和贯彻。比如说，梁漱溟，这位新儒学的创始人，在其于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别具一格地将儒家传统里的“礼乐”精神和杜威的“教育即生长”等思想糅合起来，为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古老的儒家文明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Yang, 2016)。

稍后几年，当日本于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公然侵占东北后，杜威撰文严厉抨击日军的侵略行径，并揭示出日本历史中长久的锁国和排外文化传统，兼之以当今日本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塑造了日本国民狭隘的国际视野，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军国主义的盲从和支持(杜威, 2015b, 第168-169页)。很明显，和一战时期的杜威相比，此时的他已经相信和谐公正的国际社会的构建，需以对文化多元性的理解和尊重为前提，而固步自封的文化中心主义，则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危害。两年访华的经历不仅使得杜威对中国及远东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开启了杜威漫长的环游世界之旅。在1924年至1934年间，杜威接连访问了土耳其、墨西哥、俄国、南非等国家，并发表了与所访国家的文化与教育相关的大量文字。诚然，以中国之行为起点，杜威的思想得以走出美国，与世界其他的文明交流互动。

二、中国之行与民主思想

当中国之行促使杜威拓宽其文化视野时，他对民主的理解也随之有了极大的发展。1916年，当杜威出版其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时，曾精辟地在书中阐述了有关“民主”的定义：“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Dewey, 1916, p .93)。准确地说，杜威这本书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工业文明和都市化的产物。因此，在写《民主主义与教育》之际，杜威理所当然地以美国文化的角度去观照和诠释民主。有学者指出，在1916年时，杜威的民主观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当时对文化生活所持的单一性的观点。也就是说，当时的杜威是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的(Ravitch, 2001, p .21)。相比之下，在出版于1927年之著作《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中，杜威则对民主有了不一样的解读。他总结道：

对于一个地方性社区而言，若有循序渐进的发展与交通流动，是否还有可能保持其稳定和谐？那些跨越地域联结，难以计数的，浩瀚的，和精妙复杂的思潮是如此的起落回环，以至于它们将倾泻出宏大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将成为潜在的载体，进入到人烟稠密且彼此紧密接触的微型社区里……据说为着世界和平计，我们须能理解外邦之人。我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的邻居到底了解多少？也有人言，若一个人不爱他目所能及之人，他也不会爱他从未见过之上帝。若无紧密之社区经验所带来的对邻人的洞察力与理解力，居住偏僻的人们自当更鲜有被实实在在关注的机会。一个非芸芸众生之人，可能会被激发起钦佩、模仿、盲从、狂热的党派之争、英雄崇拜等情绪，但若无爱心和理解，他的影响力也仅能止步于咫尺之地。民主须从当地起步，而民主的家庭也当为睦邻友好的社区所在之地。(Dewey, 1927, p .368)

显然，杜威的民主论述在此时此刻已经糅合了基于文化与族群相互交融渗透的博爱思想。也就是说，杜威已经相信民主社会的形成应当建立在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联合之上，民主和文化的多元性是相辅相成的。以此为视角，杜威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了更深的思索，他的视野也由此延伸到了种族歧视等重大议题上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时，杜威挺身而出，为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辩护(杜威, 2015c, 第185-90页)。他强调只有当有色人种被公平公正地对待时，美国才真正结束了奴役民众的时代(杜威, 2015c, 第185-190页)。

相较于《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1939年所发表的《自由与文化(Freedom and Culture)》进一步拓宽了民主的外延。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联合和交流方式，更是由研究和表达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听取和包容、文化多元主义、公民合作的意识等几股合力交汇促成的。正如他在该书中所总结道：

一种美国的民主制度，只有它在自己的行为中，证明了多元的、部门和实验的方法对于保障和维护人性力量仍在增长的效能，以及证明了这些方法服务于合作的且是自愿合作的自由的效能，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杜威, 2015d, 第165页)

1941年，美国即将被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杜威在一篇名为《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忠诚(The Basic Values and Loyalties of Democracy)》的文章中，批评美国的民主：

黑人奴隶制所带来的反民主的遗产，使我们习惯于狭隘地对待有色人种，这与我们宣称的民主信仰不符。宗教教义被用来鼓动反犹太主义。仍然由许多人，太多的人，毫无顾忌地种植和表达偏见，仿佛这是他们的权利；却意识不到这种狭隘的态度污染了民主所拥有的基本仁爱之心，离开它，民主只是一个空洞的说法。(杜威, 2015e, 第201页)

他在该文中提醒美国公众, 爱国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对民主可能造成的伤害：

民族主义，在我国表现为“美国第一”，这是导致集权主义的有利因素之一。有人只是说了说要消除民族主义，就已经引发一些被误导的人开始同情纳粹。博爱是愿意一起工作，它是合作的本质。它从来没有广泛实现过，这是造成当今世界局势的重要原因。(杜威, 2015e, 第201页)

这些论述清晰地显示杜威的民主思想已经彻底摆脱了美国中心主义的观点的束缚，朝着更为广阔的天地演进着。值得中国人铭记的是，1942年，当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杜威公开地站在了中华民族一边，呼吁中美携手同心，打败日本法西斯，为世界和平作贡献。在《致中国人民(Message to Chinese People)》一文中，杜威写道：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中国和美国，都是热爱和平，对其他国家没有图谋的国家……美国会赢得整个战争，美国和中国会战胜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太阳将在明天升起一样毫无疑问……我们在战争中和你们，和你们周围国家的人民一起，我们将坚持到底，直到全部胜利属于我们。(杜威, 2015f, 第299页)

此外，他还对中华民族于战后的复兴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在这个新世界中，你们确保了东亚精神领袖的地位，你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当前的应用斗争足以赋予你们这一地位……即将到来的胜利将恢复中国悠久恰当的领袖地位，这有助于人类精神的发展。(杜威, 2015f, 第299页)

为了鼓舞中国军民战胜日本的信心，杜威的这份致中国人民书被制成了成千上万份传单，由美国空军抛洒到了中华大地上(Martin, 2002, p.265)。此时此刻，在这位美国教育家的心中，中国和美国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1946年，也即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年头，在教育家蒋梦麟先生的倡导下，中国教育界拟邀请已经87岁高龄的杜威再度访华。不幸的是，他恰巧身染疾病，其健康情况不允许他远涉重洋，其二度访华之事只能搁浅(Martin, 2002, p.327)。这对杜威和中国而言，都是至为遗憾之事。此后终其一生，他再未踏上中国半步。

三、总结

总的来说，杜威于五四时期访华，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杜威，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和教育经验。对于中国一方而言，杜威的到来无疑加深了中国学者对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兴趣，为民国年间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剂强有力的美国处方。同时，中国之行也令杜威获益良多。通过对相关文章和论述的梳理和分析，笔者发现杜威的中国之行对其无论是在文化观念上还是民主思想的层面，均有深刻影响。如果说一战时期之杜威，尚习惯于从美国优先的视角去看待国际世界，在两年多的中国之行后，杜威则逐步从以美国本位构建的国际观中解脱了出来，积极倡导以文化多元性为基础的国际主义理想。相应地，文化多元主义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杜威对民主社会的理解。从中国返回美国之后，民主在杜威的眼里，并不仅仅是美国社会中民众之间生活的联合与资源的共享，更意味着对不同文化背景之群体的理解和包容。更是有学者指出，中国之行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也有了相当的刺激，导致杜威于晚年之际重新思考了其教育哲学中的“习惯(habit)”和“风俗(custom)”这两个重要概念(Edel, Flower, 1981, pp.xxii-xxiii)。

1949年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杜威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中国大陆学术界和教育界口诛笔伐的对象。在排山倒海的声讨和批判的浪潮中，杜威不再是那个曾为中国命运鼓与呼的美国朋友，相反却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曹孚, 1955, 第292-332页)。改革开放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氛围中，杜威的哲学又得以在中国“重光”。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正关注着杜威，研究着他的思想和学说，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也成了中国高校教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籍。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思考杜威访华所蕴含之深刻的历史与哲学的意涵。2019年美国的杜威研究会甚至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举办了以“杜威和中国”为专题的年度研讨会。由此，杜威访华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教育、文化史的一部分，亦为杜威本人及其美国教育史之不可或缺的一页。杜威与中国的这段共享历史(a shared history)，为我们昭示了一个浅显易懂却又隽永深刻的道理：任何一种思想，唯有与其他文明交流和对话，才能历久弥新，也唯有交流与对话，方能持续加深我们对文化多元性的理解和尊重，而这一切对良好国际秩序的建构都是大有裨益的。2019年为杜威访华与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交四十年。谨以此文，献给这一意义非凡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