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儿指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出生体重多低于2500g，头围多小于33cm(Engle, 2006)。

样本选取按照以下标准：(1)选取样本镇，收集三地市贫困县所有乡镇名单。为保证选取样本能够代表农村地区婴幼儿发展现状，项目组制定两条标准：排除城关镇(城关镇多为县政府所在地，经济较为发达)；排除总人口不足800人的乡镇(出生人口较少，难以达到有效样本量)；(2)抽取样本村。在每个样本镇随机抽取一个样本村，样本村所有6-24个月月龄的婴幼儿为样本对象。

在2017年摸底时，共摸底孩子1375名。但是在实际调查时，由于部分家长带孩子流动至省会城市或外省，还有部分孩子外出到本县其他地方与调查队伍时间错开，还有部分家长拒绝参加，或参加中途由于各种原因退出，所以未能得到调查。因此最后得到的样本与摸底数据减少376名。

考虑到贝利调查的成本，我们只对部分样本做了贝利测试。但是在做该测试过程中，由于个别未被抽样的孩子家长强烈要求对自己的孩子实施贝利测试，所以我们也为其进行了测试，因此最后得到的调查样本比抽样样本多出8份。

基于已有研究发现，在健康人群中，认知量表的均值和标准差为105和9.6(Lowe et al., 2012；Serenius et al., 2013)。由于中国没有Bayley Ⅲ的常模，因此本研究采用该均值和标准差作为判断儿童存在早期发展滞后或是迟缓风险的标准。

我们在贝利认知总分与户口类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时发现，父母一方为农业户口一方为非农户口的婴幼儿，其认知总分与父母双方都是非农户口的婴幼儿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与父母双方都是农业户口的婴幼儿认知总分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因此将该类样本纳入农业户口样本。

我们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使用非参数标准化的方法对贝利认知粗分进行了标准化。

存在该年龄组的主要原因是在做贝利测试时，如果孩子出现早产(胎龄 < 37周)，我们会根据其胎龄进行月龄的调整。具体调整方法为：婴幼儿实际月龄=(调查日期-婴幼儿出生日期)-(40周-婴幼儿胎龄)。

一、研究背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2017年5月16日在北京举办了“发展儿童认知资本，促进社会繁荣进步”高级研讨会(下称“研讨会”)。在会上，与会代表提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全球经济时代的到来，认知资本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当前正是投资中国未来劳动力及其认知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近几十年来，来自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发育心理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儿童早年的经历会影响大脑发育进而影响生命后续阶段的认知和社会情感等能力发展。这些能力对儿童未来的学业表现、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以及成年后的收入水平都有着重要作用。而在生命最初的三年里，控制感官、动作发展、控制力、情感、思想和创造力的大脑分区经历着尤为快速的变化过程，对各种各样的刺激也尤为敏感(董奇, 2017)。在这一时期加强对大脑发育的研究不仅对儿童个人能力的形成乃至一生的发展，还是对国家未来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但是根据《柳叶刀》关于发展中国家儿童早期发展的系列报告，约有2亿的5岁以下儿童能力发展滞后，未能发挥他们的潜能，其中中国有1500万，位居第三(Grantham-McGregor et al., 2007)。最新研究结果则显示，在中低收入国家，约有2.49亿5岁以下儿童面临着发展不良的风险，其中1743万(约占8%)在中国，位居全球第二(Lu et al., 2016)。而在影响儿童认知发育的众多因素中，家庭环境因素与基因遗传因素被认为对儿童发育极其重要，但影响程度从儿童期到成人期有所不同，有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因素在婴儿期的影响力较遗传因素重要(Neiss & Rowe, 2000)。儿童生活在家庭、同辈群体和社区等多重环境中，而其婴幼儿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因此，除了家庭的经济资源外，婴幼儿与照养人之间的抚育关系以及能够促进认知能力的家庭环境，对于儿童的认知发展来说非常重要(Conger et al., 2010)。例如，有研究发现，照养人的育儿知识对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发展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陈慧林等，2003；王沛荣，2016)，养育知识水平低则常常与虐待儿童的行为或不恰当的管教方式有关，最终不利于孩子的发展(Dukewich et al., 1996; Morawska et al., 2009; Thomas & Zimmer-Gembeck, 2011)。还有研究发现，照养人的养育行为越消极暴力，孩子的认知发展水平越差；而在较为积极温和的教育方式下，孩子的认知发展水平则会越好(于雷, 2015)。

当前，我国儿童事业发展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问题。根据《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有4000万儿童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党的十九大把“精准扶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扶贫先扶智”，关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对促进中国区域公平发展、提升中国未来人力资本素质、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都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关注和研究，还可以为我们完善、优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婴幼儿照护和早期教育服务政策、促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基于此，本文使用来自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调查数据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 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研究现状

1.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定义

根据Goswami(1998)对认知能力的定义，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可以理解为儿童早期从环境中获取信息的一系列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学习、记忆、推理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有学者还指出，认知能力的不同是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率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Hanushek & Woessmann, 2008)。邬健冰(2011)也指出，认知技能反映了人们使用和开发技术、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可见，儿童早期认知发展是儿童早期通过学习、感知、记忆、交流、推理、创新等方式获得认知技能和能力的过程。通过该过程获得的认知能力对个人一生的发展乃至对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

2.中国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现状

关于中国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情况，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如：夏秀兰等人(2009)对山西省农村地区503名1-36月龄婴幼儿进行智力测验发现，样本婴幼儿的智能发育水平普遍较低；Wei等人(2015)对山西和贵州两省山区农村2837名1-35月龄婴幼儿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贫困地区，有39.7%的0-3岁儿童发展滞后，其中，“问题解决”能区的患病率为18.4%；Luo等人(2017a)对中国西部贫困地区1800多名6-11个月龄儿童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儿童存在认知滞后风险(MDI < 80)的比例从6-11个月龄时的14%快速上升至24-29月龄时的49%。这些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部分农村贫困地区儿童认知发展的情况，但是这对于了解和判断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状况还远远不够。

事实上，从2013年开始，由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FSI)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共同组成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简称REAP)团队在中国做了大量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结果发现(表 1)，在云南和河北地区6-18月龄的婴幼儿中，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达到48.7%(Luo et al., 2017b)；在中部平原地区6-30月龄的婴幼儿中，发现了一致的认知滞后风险比例，为48%；在城市移民社区6-30月龄的婴幼儿中，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较低，为42%；但是在西部山区6-30月龄的婴幼儿中，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高达54%；在一些农村安置社区的婴幼儿，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则高达51%(Wang et al., 2018)。而在中国城市和一些富裕农村，这一比例只有15%左右(周群峰，2017)。

学者们对中国城市地区儿童的早期认知发展情况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地区的儿童早期认知发展情况要明显好于农村地区。如池霞等人(2010)根据Bayley第一版的测试结果发现，南京市322例婴幼儿的智力指数平均得分为114.34分，高于标准分(100分)；徐珊珊等人(2011)根据Bayley第三版的测试结果发现，上海市457例婴幼儿认知总分为104.62分，显著高于美国常模参考值(100分)。

相比于城市儿童，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村儿童通常可能面临着多重劣势，从而可能造成其早期认知发展与城市孩子存在一定差异。关于这种城乡差异的原因，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分析。例如，李洁等人(2014)对118名2-30个月的婴幼儿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村婴幼儿的认知发育要显著差于城市婴幼儿，而造成这种城乡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城乡儿童入学准备状况比较研究”课题组(2008)也指出，农村儿童在入学准备水平上落后于城市儿童，原因之一即农村家长在早期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知识技能及投入程度上远落后于城市家长。

(二) 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诸多研究对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如，卞晓燕等人(2007)对4-36个月婴幼儿的研究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婴幼儿认知发育有着重要作用；Ayoub等人(2009)的研究也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水平以下的婴幼儿认知能力得分更低；李洁等人(2014)对118名2-30个月的婴幼儿进行研究后发现，母亲受教育水平与婴幼儿认知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而父亲受教育程度则与儿童的认知发育无显著相关。还有研究指出，胎龄是反映婴儿脑发育成熟度的重要指标，早产儿^①出生时的胎龄较小，其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因而早产更可能引起认知障碍，影响儿童的学业及社会适应能力(Anderson & Doyle, 2008;赵静, 2012)。还有研究强调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如卞晓燕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在一定范围内，婴幼儿的认知发育随着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中等收入家庭婴幼儿的认知发育显著好于低收入及高收入家庭。

在中国，0-3岁婴幼儿的日常照料、早期教育主要依靠家庭成员来实现，无法由他人或是社会机构代替。因此，婴幼儿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水平及养育行为对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影响尤为重要。已有大量研究显示，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水平对于儿童早期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根据养育知识对养育行为的传导机制假说，母亲掌握的关于儿童发展的养育知识会影响到母亲对待儿童的行为和互动方式(Miller, 1986; Huang et al., 2005)，从而影响到孩子的发展状况。Parks & Smeriglion (1986)的研究发现，养育知识水平高的母亲会创造更安全的家庭环境并且在婴幼儿认知发展的每个阶段提供恰当的帮助；Smith(2002)也发现养育知识丰富的母亲会更主动地为婴幼儿提供温暖、安全、舒适的环境；Fry(2011)的研究还发现养育知识水平高的父母相较于养育知识水平低的父母更倾向于与婴幼儿互动；Al-Hassan & Landsford(2011)的研究也发现养育知识水平高的父母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与儿童玩或者读书，并且在帮助儿童学习纪律时更耐心。国内一些研究也发现，监护人的育儿知识对于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发展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陈慧林等，2003；王沛荣，2016)。综上可以发现，照养人较高的养育知识水平会更加有利于孩子的发展，而养育知识水平低常常与虐待儿童的行为或者不恰当的管教方式有关，最终不利于孩子的发展(Dukewich et al., 1996; Morawska et al., 2009; Thomas & Zimmer-Gembeck, 2011)。

关于婴幼儿照养人养育行为对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影响的重要性，已有研究指出，照养人良好的养育行为能够刺激和促进儿童认知和语言的发展，激发和维持儿童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对儿童早期读写能力、学业表现和未来一生的幸福都有着重要影响(Darling & Steinberg, 1993; Mulvaney, 2006; Keels, 2010; Page et al., 2010)。研究发现，家长的养育行为越消极暴力，孩子的认知发展水平越差；反之，在家长较为积极温和的教育方式下，孩子的认知发展水平则会越好(于雷，2015)。还有研究者探索了具体的养育行为(如给孩子读书、讲故事、玩游戏等)对儿童早期发展能力的影响，但是研究结果不尽相同。Evens et al.(2000)的研究发现，家长参与儿童早期的活动，如给孩子唱儿歌、阅读、与孩子一起玩游戏，对孩子早期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学业表现都有着重要的预测作用。但是于雷(2015)的研究则发现，看护人陪孩子读书对其认知发展作用较小。

(三) 小结

综上，已有研究虽然对中国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但是目前国内仍然缺少对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也缺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情况的城乡对比。因此，本研究通过使用来自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调查数据对儿童早期发展，主要是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现状、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具体的研究。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有两个，数据集一来源于REAP团队与中国S省S市、A市、H市联合开展的“养育未来：通过科学喂养和教育抚育干预促进贫困农村儿童健康成长”试点研究项目的基线数据(2015年11月-2017年2月)，调查对象为6-24个月的婴幼儿。数据集二来源于2018年6-7月由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养育未来行动研究中心与NS县政府联合开展的“养育未来：全县模式”项目的基线数据，此次调查对象为6-36个月的婴幼儿。数据集一涉及到的项目经过了斯坦福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协议号35921)；数据集二涉及到的项目经过了斯坦福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协议号46564)和四川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K2018074)的审查。在进行两次数据调查前，均得到了被访者的知情同意。

据报道，我国约有4000万儿童生活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约有1000万儿童处于绝对贫困中(王晶晶，2016)。而中国有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都集中在西部地区，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涉及西部的有12个。数据集一选取了西部具有代表性的省份S省作为样本省。S省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经济发展原因，SN地区是S省最为贫困的地区，由此SN地区的S市、A市、H市三个城市被选作数据集一中的样本点^②。

此次调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项目组于2015年11月在S市的SN县和DF县随机抽取12个乡镇，然后在这12个乡镇中每个乡镇随机抽取一个村。第一阶段最终抽取了12个村220个6-24个月的婴幼儿。第二阶段，按照上面的抽样方法，项目组于2016年4月在S市的SZ区、LN县、ZS县、SY县、ZA县随机抽取了518个6-24个月的婴幼儿。第三阶段，按照同样的抽样方法，项目组于2016年9月在A市随机抽取了519个6-24个月的婴幼儿。第四阶段，按照同样的抽样方法，项目组于2017年2月在H市随机抽取了601个6-24个月的婴幼儿。此次基线调查数据共调查了22个县115个镇115个村1858个样本婴幼儿及其家庭。

数据集二来源于S省NS县。NS县地处秦岭中段南麓，总面积3678平方公里，人口7.4万，地广人稀，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复杂。全县分为高山、中山和低山河谷3种地貌类型，下辖11个镇，县政府驻城关镇；动植物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状况较差，为国定贫困县，2016年全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358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70元。

此次调查覆盖NS县符合条件的全部婴幼儿，最后得到调查样本999份^③；在999份样本中，根据居住区域分别在县城城区、县城农村、其他乡镇农村随机抽取100、50、100名婴幼儿进行贝利测试，最后得到调查样本258份^④。

(二) 变量

1.婴幼儿认知发展水平

本研究使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第三版来测量婴幼儿的发展情况。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Bayley Scal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 BSID)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Nancy Bayley经过多年努力研制出来的一套评定婴幼儿行为发展的工具，1969年由美国心理协会发布。该量表由于其评估全面精确、评分便捷和较高的信度效度等优势，成为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婴幼儿发展量表之一，也是目前最好的心理发展量表，不仅适合在临床上应用，也适合在科研中使用(Cohen & Swerdlik, 2005)。中国医科大学易受蓉教授于1993年对BSID进行了修订和标准化，形成了中国城市修订版的BSID(易受蓉等，1993)。徐曼等人(2009)也在陕西省关中农村地区应用并制定出陕西关中农村BSID的常模。2006年美国在Bayley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在剔除、增加和更新了部分条目后形成了Bayley第三版，该量表对儿童进行认知、语言、运动、社会情感、社会适应性行为等五个领域进行评估。目前该版已成为更常用的评估婴幼儿发展水平的工具量表。

2.养育知识

本研究使用婴幼儿发展知识问卷KIDI-P(Knowledge of Infant Development Inventory-P)测量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水平。该问卷是在KIDI(Knowledge of Infant Development Inventory)问卷基础上筛选出的缩略版本。KIDI由美国学者David MacPhee于1981年编制。KIDI及KIDI-P已被广泛应用于养育知识与婴幼儿发展问题的研究中(Huang et al., 2005; Zolotor et al., 2008; Al-Maadadi & Ikhlef, 2015)。KIDI-P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含39个条目，用来评估照养人对婴幼儿行为的理解，描述了典型婴幼儿可能的表现以及一些会影响婴幼儿发展的行为，由照养人判断是否同意或是不确定。如：“跟宝宝说出他(她)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帮助他(她)的智力发育”，由照养人根据这个描述回答是否同意或是不确定。第二部分包含19个条目，由照养人判断婴幼儿在某个发展阶段是否能够完成某些事情，如果不是，是更大还是更小的时候能做到。如：“3岁的宝宝能够区分左右手”，由照养人判断是更小的孩子能够做到，还是3岁的时候可以做到，还是更大的时候才可以做到。该问卷有标准答案，答对得1分，答错或者不确定均不得分。KIDI-P是一个分数，计算标准为累计正确得分除以照养人实际完成的题目数。考虑到S省S市、A市、H市的调查地点为偏远贫困农村地区，照养人的理解能力较差，所以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只是用了KIDI-P的第一部分；但在NS全县的调查时，则使用了两部分。

3.养育行为

在家庭养育环境调查(Family Care Indicators, FCI)中有六个问题：“您过去三天有没有和宝宝一起读书或者看绘本书”“您过去三天有没有给宝宝讲故事”“您过去三天有没有给宝宝唱儿歌”“您过去三天有没有带宝宝在户外玩游戏”“您过去三天有没有跟宝宝用玩具玩游戏”“您过去三天有没有花时间和宝宝一起给东西命名、数数或画画”。根据这六个问题的回答，并参考UNICEF的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对早期学习活动的结果报告分类(Gottlieb et al., 2009)，当以上六类活动发生4类及以上时，将该变量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

本研究中变量的定义和测度详见表 2。

(三) 方法

本文首先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然后使用最小二乘法对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 Y_{i}=\beta_{0}+\beta_{1} X_{1}+\cdots \cdots+\beta_{i} X_{i}+\varepsilon_{i} $

其中，Y_i指儿童早期认知发展水平(标准化贝利认知粗分^⑦)，X_i为影响因素变量，包括主要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水平、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婴幼儿年龄、性别、是否早产、兄弟姐妹数量、是否母亲照养、母亲教育水平、户口类型或是否为低保户。ε_i为误差项。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 样本基本信息

由表 3可知，在两个数据集中，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水平都不高，仅略高于0.5分(满分为1分)；数据集二中照养人养育知识水平的城乡差异在统计上也不显著，这说明目前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无论城乡，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总体上都呈现较低的水平。

在养育行为上，两个数据集中，照养人在“过去三天和宝宝一起读书或看绘本书、给宝宝讲故事、给宝宝唱儿歌、带宝宝在户外玩游戏、跟宝宝用玩具玩游戏”这六类有助于儿童早期发展的亲子互动活动中，发生过4类及以上的比例都较低，分别为31.70%和36.29%。在数据集二中，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样本中4类及以上亲子互动活动的比例显著高于农村样本。由该数据可知，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总体情况较差，亲子互动较少；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地区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明显好于农村地区。

此外，两个数据集中样本婴幼儿性别、早产、兄弟姐妹情况、母亲照养情况的分布都较为一致。但是在数据集一中，样本婴幼儿平均年龄为14个月，而数据集二中样本婴幼儿平均月龄稍大，约为20个月。而且，母亲受教育水平也有着明显差异。数据集一中样本婴幼儿母亲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仅为20.62%，而数据集二中样本婴幼儿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总体比例较高，达到51.61%，但是该比例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城市样本婴幼儿母亲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农村样本，高中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85.11%和43.78%。

(二) 样本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现状

由表 4可知，无论是在数据集一中的1833份样本，还是在数据集二中的248份城乡样本，总体上都呈现出样本地区婴幼儿存在认知发展滞后风险的问题。在数据集一的1833份样本中，认知总分平均为95.87分，低于健康人群均值105分；存在认知滞后(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风险的比例高达54.01%，远远高于健康人群15%的比例；存在认知迟缓(低于均值两个标准差)风险的比例高达24.6%。

在数据集二的248份城乡样本中，认知总分平均为101.75分，也是低于健康人群的均值105分，但是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城市样本认知总分均值为108.51分，高于均值，而农村样本认知总分均值较低，为100.17分；总样本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也高达40.32%，但是却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其中，农村样本婴幼儿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达到43.78%，而城市样本婴幼儿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相对较低，为25.53%，但也都远远高于健康人群的比例；数据集二中样本婴幼儿存在认知迟缓风险的比例较低，为10.48%，其中，城市样本明显更低，仅为2.13%，而农村样本稍高，为12.44%。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了解到，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目前总体上呈现出婴幼儿存在认知发展滞后风险的问题，但是却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婴幼儿的总体认知发展水平要好于农村婴幼儿。

表 5为分样本的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现状。通过分年龄组的分析可以发现，两个数据集中的样本儿童早期认知发展情况都呈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具体来说，除去6个月以下的样本，数据集一中的样本婴幼儿月龄越大，认知发展情况越差；数据集二中的样本婴幼儿认知发展随着月龄呈现不规律的分布，这可能是由于数据集一中样本量偏小造成的。通过分组分析还发现，两个数据集中的样本儿童早期认知发展总分的性别差异、照养人差异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而在兄弟姐妹数量和母亲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在两个样本中有所不同，这也可能是由数据集二的样本量偏小产生的，因此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分析主要以数据集一中样本的结论为主要参考。由表 5可知，婴幼儿早产与婴幼儿存在认知迟缓风险的比例显著相关，但是与婴幼儿认知总分及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的相关性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婴幼儿有兄弟姐妹与其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显著相关，但是与婴幼儿认知总分及存在认知迟缓风险的比例的相关性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母亲教育水平与婴幼儿认知发展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表现为母亲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时，婴幼儿认知总分较高且婴幼儿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较低。

(三) 婴幼儿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现状的了解，本文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以阐明该地区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状况的潜在影响因素。表 6和7分别是根据两个数据集得出的分析结果，结果一致发现，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照养人养育知识、养育行为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 6是根据数据集一而得的分析结果。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照养人养育知识水平与婴幼儿认知发展呈显著正相关，表现为养育知识水平越高，婴幼儿认知发展情况越好；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照养人养育行为与婴幼儿认知发展呈显著正相关，表现为养育行为越积极，或者说照养人与婴幼儿亲子互动越多，婴幼儿认知发展情况越好；模型(3)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同样养育行为的照养人，其养育知识水平越高，婴幼儿认知发展情况越好。由此可见, 即使照养人与孩子之间的亲子互动“数量”是一样的，但是由于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水平不同，导致其亲子互动的“质量”会产生差异，从而对孩子的认知发展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模型(3)的结果还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同等养育知识水平的照养人，其养育行为越积极，与婴幼儿互动次数越多，婴幼儿认知发展情况越好。该结果说明了照养人与婴幼儿亲子互动的“数量”的重要性，即亲子互动次数越多，婴幼儿认知发展情况越好。

表 7是根据数据集二而得的分析结果。模型(1)(3)(5)的结果与数据集一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都表现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同样养育行为的照养人，其养育知识水平越高，婴幼儿认知发展情况越好；同等养育知识水平的照养人，其养育行为越积极，亲子活动次数越多，婴幼儿认知发展情况越好。模型(2)(4)(6)则为加入了户口类型之后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非农户口的婴幼儿认知发展水平要显著好于农业户口的婴幼儿；同样养育行为的照养人，其养育知识水平与婴幼儿认知发展仍然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同等养育知识水平的照养人，其养育行为与婴幼儿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加入了户口类型后不再显著。因此，下文通过加入养育知识、养育行为与户口类型之间的交互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见表 8)。

表 8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无论城乡，照养人养育知识水平都与婴幼儿认知发展显著正相关。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城市户口照养人“过去三天6类亲子互动活动中发生3类以下”的养育行为和农业户口照养人“过去三天6类亲子互动活动中发生4类及以上”的养育行为都与农村户口照养人“过去三天6类亲子互动活动中发生3类以下”的养育行为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都不显著。但是城市户口照养人“过去三天6类亲子互动活动中发生4类及以上”的养育行为则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前文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城市地区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城市户口人群能比农业户口人群提供更高质量的亲子互动。因此，模型(2)的结果再次说明，就养育行为而言，不仅亲子互动的“数量”对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很重要，亲子互动的“质量”也同样非常重要。即使亲子互动的“数量”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质量”没有保障，仍然难以真正有效促进儿童早期认知的发展。

五、结论和启示

本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存在滞后风险的问题。具体结论如下：(1)在SN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婴幼儿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高达54.01%，在NS县的城乡调查数据显示婴幼儿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高达40.32%，但是却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婴幼儿的总体认知发展水平(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为25.53%)要好于农村婴幼儿(存在认知滞后风险的比例为43.78%)；(2)通过分年龄组的分析发现，在6-29月龄的婴幼儿中，婴幼儿月龄越大，认知发展情况越差；(3)婴幼儿早产、有兄弟姐妹都与较差的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结果相关，母亲高中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则与较好的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结果相关, 但是婴幼儿认知总分的性别差异、照养人差异则在统计上不显著。

在众多影响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因素识别中，OLS的回归结果一致地发现，养育知识、养育行为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研究发现如下：(1)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同样养育行为的照养人，其养育知识水平越高，婴幼儿认知发展情况越好；(2)同等养育知识水平的照养人，其养育行为越积极，与婴幼儿互动次数越多，婴幼儿认知发展情况越好。该结果表明了照养人与婴幼儿亲子互动的“数量”的重要性，即亲子互动次数越多，婴幼儿认知发展情况越好；同时还说明了即使照养人与孩子之间的亲子互动“数量”是一样的，但是由于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水平不同, 其亲子互动的“质量”也会产生差异，从而对孩子的认知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发现，通过户口类型表现出来的照养人在养育行为“数量”和“质量”上的城乡差异对解释儿童早期认知发展水平的城乡差异有着重要意义。具体研究发现如下：(1)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非农户口的婴幼儿认知发展水平要显著好于农业户口；(2)无论城乡，照养人较高的养育知识水平都与较好的婴幼儿认知发展水平显著相关；(3)照养人养育行为在城乡间的“数量”和“质量”差异使得模型在加入户口类型后，养育行为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不再显著。具体表现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城市户口照养人“在过去三天与孩子发生3类以下亲子互动活动”和农业户口照养人“在过去三天与孩子发生4类及以上亲子互动活动”都与农村户口照养人“在过去三天与孩子发生3类以下亲子互动活动”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都不显著。但是城市户口照养人“在过去三天与孩子发生4类及以上亲子互动活动”则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结果再次说明，就养育行为而言，即使亲子互动的“数量”得到满足，但是如果没有“质量”，仍然难以真正促进儿童早期认知的发展。

总的来说，本文调查数据显示，在西部贫困地区，照养人养育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总体情况较差，亲子互动较少；照养人的养育行为还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地区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在“数量”上要明显好于农村地区；城市地区母亲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养育行为的“质量”可能会好于农村地区。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就养育行为而言，不仅亲子互动的“数量”对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亲子互动的“质量”对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也非常重要。农村贫困地区照养人在养育知识和养育行为上的普遍不足与该地区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存在滞后风险的问题密切相关。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来讲，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照料的社会服务发展滞后，尚未形成系统、有效的儿童照料政策和完善的托育服务，支持性制度缺位和社会服务供给短缺情况突出(吴帆，王琳，2017)。换言之，在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养育行为“数量”上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儿童照料政策体系建构引起了人们的空前关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将“幼有所育”增列为民生福祉的主要内容；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2018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儿童托育中育儿过程加强监管”，要“重视对幼儿教师的关心和培养”；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增加对学前教育、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职业教育等的投入”列为重点工作任务之一。国家在这些大政方针上的变化无不体现了对儿童早期发展及儿童照料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决心。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中国，部分家庭在孩子的养育上还停留在监护照管为主的状态，在儿童早期发展的教育上尚未有所进展。此外，由于家庭主要照养人的受教育水平、职业与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参与程度存在差异，0-3岁儿童在早期发展方面所接受到的支持是不均衡的(孙艳艳，2015)，城乡婴幼儿在早期教育的资源环境和社区支持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洪秀敏，罗丽，2012)。而规范的早期教育可以降低照养人文化程度低、家庭收入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Geoffroy et al., 2012)。发达国家在儿童早期发展上的研究较早，已有许多经典项目，如美国的初学者计划(Abecedarian Project)、开端计划(Head Start)、早期开端计划(Early Head Start)，法国的国家幼儿园项目(Ecole Maternelle)，英国的保障开端项目(Sure Start)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0-3岁儿童的早期认知发展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在0-3岁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公共政策和服务体系上不断进行强化和完善，以有效支持中国儿童的早期发展。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家庭成员才是儿童最主要的照料者，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支持并不能完全替代家庭的功能。因此，政府在提供儿童早期发展支持的过程中，还应该强化家庭成员在养育孩子的意识、知识和行为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切实改善贫困农村地区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现状。在具体实施方面，政府首先应将婴幼儿照护和早期教育服务明确定位为“准公共服务产品”，由政府提供政策保障和财政投入，做好顶层设计，负责落地规划、指导和监督，同时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其中。第二，加强对家庭的直接支持，完善现有家庭政策。如，对于城市地区的家庭，在保障育龄妇女带薪产假的基础上可增加父亲产假、实施弹性工作制等措施；对于农村地区的家庭，可根据需要设计补贴方案，直接为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给予不同程度的现金补贴或是资金支持等，以保障婴幼儿3岁之前的父母陪伴问题。最后，充分保障儿童早期发展公共服务提供的数量和质量。在国际上，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如分月龄实施干预)，高质量的方案执行(包含工作人员培训、督导和持续的支持等)，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与接受服务的家庭建立的良好关系，以家庭为主、社区为基础及家庭与社区共同参与等要素，常常成为儿童早期项目有效实施的关键(Verch, 2017)。中国政府在推动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落地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发展实际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有效的儿童早期发展公共服务。

(致谢 本研究感谢以下项目和机构的支持：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新一代三一青年学者项目”；澳门同济慈善会；浙江省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The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 (3ie), UBS Optimus Foundation；广州好百年助学慈善基金会；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