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个体生命的最初三年，大脑快速发育，这个阶段的语言能力发展是儿童早期发展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儿童早期语言发展滞后，可能会带来长远的消极影响。研究表明，儿童早期的语言和认知发展对未来的学业表现、教育水平、工作表现、生理与心理健康及非认知能力等，具有重要的作用(Heckman, 2008; Horwitz et al., 2003; McCarthy, 1933; Nelson, Nygren, Walker, & Panoscha, 2006; Whitehurst & Fischel, 1994)。
儿童早期阶段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一项独立的能力，它与早期社交情绪发展、认知发展及儿童发展的其他方面都有关联。邹冰(2012)发现，语言发展有障碍的儿童更容易伴有情绪和行为问题，表现为冲动性、注意缺陷、多动、攻击和自我伤害行为、不良饮食、不良情绪等。此外婴幼儿的语言发展与认知能力中对物体的概念、对客体关系、对数字的理解及执行能力等具有相关关系(Waxman & Markow, 1995; Carlson, Davis, & Leach, 2005; Müller, Jacques, Brocki, & Zelazo, 2009)。存在表达性语言障碍的儿童，其精细动作、适应能力、语言和社交行为四个能区，也均存在一定比例的落后(李国凯，2017)。
然而，有关研究发现，婴幼儿早期语言发展状况并不乐观。一项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存在语言发展滞后风险的1-3岁的婴幼儿的比例约为15%(Buschmann et al., 2008)。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指出，儿童早期存在语言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高达60% (Luo et al., 2017; Reilly et al., 2007)。《柳叶刀》杂志在2011年刊登的儿童早期发展系列论文中提到，早在2007年发展中国家有超过2亿的0-5岁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未被完全激发潜能，在认知、语言能力方面存在问题(Grantham-McGregor et al., 2007)，由于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个群体的儿童数量在持续增加(Walker et al., 2011)。
家庭环境在儿童早期阶段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儿童语言发展更是息息相关。以往的研究发现，生活在社会经济状况更好尤其是父母教育水平更高的家庭的儿童，相比生活在状况较差家庭的儿童，词汇量增长更快(Bornstein & Haynes, 1998)，会使用更加复杂的语法和大量的词汇与父母交谈，并具有更好的讲故事的能力(Fekonja-Peklaj，2010)。这也是因为教育水平更高的父母会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更多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能够潜移默化地促进儿童的语言发展(Hart & Risley, 1992; Hoff, 2003; Rowe, Raudenbush, & Goldin-Meadow, 2012; Silvén, Ahtola, & Niemi, 2003)。相反，如果缺少亲子互动和良好的养育行为，将会给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Luo et al, 2017; Mustard, 2007)。
相较于国外研究而言，我国目前对于儿童早期语言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地区或特殊群体(李国凯，2017)，缺少对农村地区儿童语言能力发展情况的描述，也缺少对儿童语言发展水平与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在测量工具方面，目前的研究在评估语言发展水平方面缺乏专门且精确的测量工具。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分析我国农村地区儿童早期语言发展水平及其风险因素和影响因素。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本文将展开以下研究：(1)描述我国贫困地区儿童早期语言发展水平；(2)分析影响贫困地区儿童早期语言水平的因素；(3)分析儿童早期语言水平测量工具的准确性。
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有两个。一是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FSI)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共同组成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 简称REAP)在秦巴山区开展的“养育未来：通过科学喂养和教育抚育干预促进农村贫困儿童健康成长”试点研究项目的基线数据(下文简称秦巴地区数据)，调查对象为6-24个月的婴幼儿。
样本选取按照以下标准：(1)选取样本镇，收集秦巴山区三地市贫困县所有乡镇名单。为保证选取样本能够代表农村地区婴幼儿发展现状，项目组排除城关镇(城关镇多为县政府所在地，经济较为发达)及乡镇总人口不足800人(出生人口较少，难以达到有效样本量)的镇。(2)抽取样本村。在每个样本镇随机抽取一个样本村，将该样本村所有常住6-24个月龄的婴幼儿纳入样本。此次抽样数据共调查了100个村1220个样本婴幼儿及其家庭。本数据涉及的项目经过了斯坦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协议号35921)。
第二个数据来源于2018年6-7月由REAP团队与N县政府开展的“养育未来：全县模式”项目的基线数据，此次调查对象为6-36个月的婴幼儿。N县地处秦岭中段南麓，总面积3678平方公里，人口7.4万，地广人稀；该县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复杂，全县分为高山、中山和低山河谷3种地貌类型；下辖11个镇。N县政府驻城关镇，动植物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状况较差，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6年全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358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70元。本数据涉及的项目经过了斯坦福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协议号46564)和四川大学医学和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编号K2018074)。
此次调查覆盖N县符合条件的全部婴幼儿，最后得到调查样本999个；在999个样本中，根据居住区域随机抽样得到254个样本婴幼儿进行了《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第3版)》(Bayley-Ⅲ)测试(下文简称“贝利3”测试)。
(二) 研究工具1.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第3版
本研究主要使用贝利3测试的语言量表部分作为衡量儿童早期语言发展的测量工具。
《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Bayley Scal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 BSID)是由美国心理学家Nancy Bayley开发的一套评定婴幼儿行为发展的工具，于1969年发表了第一版(Bayley, 1969)，1993年和2006年进行了两次修订，分别发表了第2版和第3版(Bayley-Ⅱ，Bayley-Ⅲ)。该量表由于其评估全面精确、评分便捷和较高的信度效度等优势，成为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婴幼儿发展量表之一，也是目前最好的心理发展量表，不仅适合在临床上应用，也适合在干预项目的评估当中使用。贝利3量表可以对儿童进行认知、语言、运动、社会情感、社会适应性行为五个领域进行评估(Bayley，2006)。
2.样本特征信息问卷
本研究参考美国疾控中心使用的问卷，结合我国国情、贫困地区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目标设计了样本儿童及其家庭特征信息问卷。该问卷收集的信息包括样本婴幼儿性别、出生日期、是否为独生子女、婴幼儿父母亲年龄、户口类型、教育程度、该家庭是否享受我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谁在家庭中承担样本婴幼儿的主要监护人的职责(一般是奶奶或者妈妈)等。
3.婴幼儿发展知识量表
本研究使用婴幼儿发展知识量表KIDI-P(Knowledge of Infant Development Inventory-P)测量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水平。
该量表是在KIDI(Knowledge of Infant Development Inventory)基础上筛选出的缩略版本。KIDI由美国学者David MacPhee于1981年编制，KIDI及KIDI-Preschool被广泛运用于养育知识与婴幼儿发展问题研究上(Huang et al., 2005; Zolotor et al., 2008; Al-Maadadi & Ikhlef, 2015)。KIDI-P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含39个条目，用来评估照养人对婴幼儿行为的理解。该部分条目描述了典型婴幼儿可能的表现以及一些会影响婴幼儿发展的行为，由照养人判断是否同意或是不确定，如“跟宝宝说出他(她)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帮助他(她)的智力发育”，然后由照养人回答是否同意或是不确定。第二部分包含19个条目，由照养人判断婴幼儿在某个发展阶段是否能够完成某些事情，如果不是，是更大还是更小的时候能做到，如“3岁的宝宝能够区分左右手”，然后由照养人判断是更小的孩子能够做到，还是3岁的时候可以做到，还是更大的时候才可以做到。该量表有标准答案，答对得1分，答错或者不确定均不得分。
KIDI-P的计算标准为累计正确得分除以照养人实际完成的题目数。考虑到秦巴山区三地市的调查地点为偏远农村贫困地区，照养人的理解能力较差，所以在秦巴山区调查中，我们只是用了KIDI-P的第一部分；在N县的调查中，则使用了两部分。
4.家庭养育环境量表
本研究使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大样本调查家庭环境所开发的量表——家庭养育环境调查(Family Care Indicators, 简称“FCI”)中的六个问题来衡量照养人养育行为，即“您过去三天有没有和宝宝一起读书或者看绘本书”“您过去三天有没有给宝宝讲故事”“您过去三天有没有给宝宝唱儿歌”“您过去三天有没有带宝宝在户外玩游戏”“您过去三天有没有跟宝宝用玩具玩游戏”“您过去三天有没有花时间和宝宝一起给东西命名、数数或画画”。照养人可回答“是”或“否”。
5.其他语言量表
尽管贝利3测试被认为是更为标准的衡量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量表，但是测试的成本较高。为了在干预和评估项目中节省成本，本研究将用贝利3测试语言部分对比《汉语言沟通量表(短表)》和《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3版)》沟通部分量表的准确性。
(1) 汉语言沟通量表
《汉语言沟通量表(短表)》(Putonghua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Short Form，简称“PCDI-SF”)是一本采用父母报告的形式，测量8-30个月说普通话的儿童早期语言发展的评估量表。在这份量表中，父母按要求对不同类型的词汇进行判断。汉语言沟通量表有2个分量表，分别适用于发育正常的8~16个月婴儿(PCDI-SF：词汇和手势)，以及16~30个月的幼儿(PCDI-SF：词汇和句子)(Tardif，2008)。另外我们使用了原版的MacArthur-Bates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Short Form中适用于30-36个月幼儿的分量表。目前该量表还没有进行汉化，我们根据我国婴幼儿的语言习惯进行了翻译。
“词汇和手势”包含了106项问题，内容有“婴幼儿初期对语言的反应”“动作及手势”和“词汇”。在婴儿“词汇和手势”短表中，家长要报告儿童能“理解”表里哪些项目，“会说”哪些项目。
“词汇和句子”包含113项问题，内容有“词汇”和“句子”，家长则只需要回答儿童“会说”哪些项目。
“词汇和语言使用”包含了106项问题，内容有“词汇”“句子”和“语言使用”，家长需要回答儿童“会说”哪些项目。
最后我们将计算孩子会说的词汇数量作为PCDI得分。
(2) 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3版
《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3版)》(简称“ASQ-3”)是儿童发育筛查量表，由卞晓燕教授翻译汉化为中国版本并制定中国城市常模(Bian et al., 2017)，但是没有在农村地区广泛地使用。ASQ-3将3~66个月儿童划分为1 m~、3 m~、5 m~、7 m~、9 m~、11 m~、13 m~、15 m~、17 m~、19 m~、21 m~、23 m~、25 m16 d~、28 m16 d~、31 m16 d~、34 m16 d~、39 m~、45 m~、51 m~和57~ 66 m共20个月龄组，与之相应有2 m、4 m、6 m、8 m、10 m、12 m、14 m、16 m、18 m、20 m、22 m、24 m、27 m、30 m、33 m、36 m、42 m、48 m、54 m和60 m。ASQ-3共20份问卷(简称ASQ-3月龄组)，每份问卷均分为沟通能区、粗大动作能区、精细动作能区、解决问题能区和个人—社会能区5个能区，各能区都有6个题目，分别赋值10、5或0分, 每个能区的6个题目的得分之和为能区得分。在本研究中我们只使用了沟通能区部分(Communication)的题目。
(三) 数据收集本研究的主试为具有施测经验的学前教育学和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随机分组完成信息收集，其中贝利测试主试和问卷主试由不同的研究生负责。主试被随机安排入户，需要完成家长问卷、KIDI-P、FCI、PCDI-SF、ASQ-3。在正式调研前，项目组对主试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标准化培训，包括2天的预调研，实地学习如何标准使用贝利测试进行测量，以及如何按照统一标准使用量表和问卷进行无引导的访谈，访谈结束后由项目组统一回收问卷，并进行检查。每个贝利测试耗时为1小时-2.5小时不等，时长取决于被试者年龄大小和发展水平。语言部分测试时长为20分钟-1.5小时不等。每份需要家长回答的问卷可在40分钟内完成，完成的速度取决于被试者的理解水平。ASQ-3可在10-15分钟完成。在被试者不理解问题或者因为题目不符合其现实情况时，主试者尽可能帮助被试者理解问卷的问题，但不能过度解释。出现未答题目等于或者少于2题，可以根据ASQ-3量表的使用指南的计算方法进行处理(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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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和测量 |
采用Stata15.1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样本婴幼儿及其家庭特征样本婴幼儿性别、早产、兄弟姐妹情况、母亲照养情况的分布在两个数据中基本一致。由表 2可知，在秦巴地区数据中，婴幼儿平均年龄为14个月，在N县数据中样本婴幼儿平均月龄约为20个月, 且秦巴地区数据的母亲年龄及受教育水平显著低于N县样本中婴幼儿的母亲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在秦巴地区数据中，母亲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18.2%，而N县样本婴幼儿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总体比例较高，为52.0%。但是该比例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城市样本婴幼儿母亲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农村样本，高中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85.4%和44.2%，且N县城市地区的父亲教育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从经济条件上看，秦巴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N县家庭的水平，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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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由表 3可知，总体上儿童早期存在语言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为57.0%，严重滞后的比例为26.5%。在秦巴地区样本中，语言总分平均分仅为91.684，远低于健康人群均值109分；语言滞后(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比例为61.7%，远高于健康人群15%的比例；语言发展迟缓(低于均值两个标准差)的比例高达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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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本儿童语言发展水平 |
在N县样本中，语言总分平均分为103.343，低于健康人群的均值109分，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城市样本语言总分均值为114.542，高于健康人群均值，而农村样本语言总分均值较低，为100.733；N县样本语言滞后的比例为34.3%，但是却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其中，农村样本婴幼儿认知滞后比例达到43.78%，城市样本婴幼儿存在语言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较低，为20.8%，但仍高于健康人群的比例；N县样本语言发展迟缓的比例为12.2%，其中，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没有显著差异。
根据以上数据可知，目前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存在婴幼儿语言发展滞后风险的问题，而且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婴幼儿的总体语言发展水平要优于农村婴幼儿。
(三) 样本婴幼儿照养人的养育知识及养育行为本文使用婴幼儿发展知识量表(KIDI-P)衡量婴幼儿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水平。从由表 4可见，总体样本平均答出率为53.9%，而秦巴地区样本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答出率(54.2%)显著高于N县婴幼儿照养人的答出率(52.2%)。但在N县中城市与农村照养人的答出率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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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样本儿童照养人养育知识及养育行为 |
总体而言，贫困地区婴幼儿主要照养人与婴幼儿互动较少，养育行为较差，仅有26.7%的主要照养人在调查时的过去三天给婴幼儿读绘本书；23.4%的主要照养人过去三天给婴幼儿讲过故事；49.6%的主要照养人过去三天给婴幼儿唱过儿歌；74.8%的主要照养人过去三天带婴幼儿在户外活动；70.7%的主要照养人过去三天和婴幼儿用玩具一起做游戏；42.8%的主要照养人过去三天和婴幼儿一起命名、数数或画画。从讲故事、唱儿歌、读书、户外活动及做游戏的比例上看，N县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优于秦巴地区样本婴幼儿主要照养人。在N县样本中，城市的婴幼儿主要照养人在读书、讲故事、唱儿歌、户外活动及用玩具做游戏方面比农村地区的照养人做得更好。
(四) 样本儿童早期语言发展水平的风险因素及影响因素分析由表 5(3)可知：第一，女孩在儿童早期的语言发展水平显著高于男孩，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Morisset et al., 1995; Etchell et al., 2018);第二，早产儿的语言发展得分显著低于足月婴幼儿1.607分；第三，家庭财产综合得分较高家庭中的婴幼儿语言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家庭财产综合得分低的婴幼儿2.681分; 第四，从户口类型上看，非农业户口家庭中的婴幼儿语言发展得分高于农业户口家庭中的婴幼儿10.633分。此外，当未控制照养人养育知识及照养人养育行为时，婴幼儿母亲教育水平与婴幼儿语言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在控制了照养人养育知识及照养人养育行为后，相关性不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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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儿童早期语言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表 5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照养人养育知识水平越高，婴幼儿语言发展情况越好；在养育行为方面，影响儿童早期语言发展的主要养育行为是读绘本书及讲故事。过去三天给婴幼儿读绘本书和讲故事的家庭中的孩子语言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没有读绘本书和讲故事的家庭中的婴幼儿。
(五) 儿童早期语言发展测量工具的准确性分析贝利3婴幼儿发展量表(Bayley-Ⅲ)是目前国际通用量表中最准确的量表之一。贝利3测试需要主试使用一套玩具与婴幼儿进行时长为1小时至2.5小时不等的一系列任务游戏，其中语言部分的时长约为20分钟至1.5小时不等，主试要根据孩子的反应或完成情况进行评分。尽管贝利3测试结果更加准确全面，但成本较高。本文为了研究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儿童早期的语言发展，在数据收集时同时使用了《汉语言沟通量表(短表)》、《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3版)》沟通部分的量表对家长进行访问，根据家长给出的答案来评估婴幼儿的语言发展。
如表 6所示，ASQ-3沟通量表和汉语言沟通量表与贝利3均有显著的和较强的相关性。汉语言沟通量表与贝利3语言量表相关性为0.423(p < 0.001), ASQ-3沟通量表与贝利3语言量表的相关性为0.393(p < 0.001)，汉语言沟通量表与ASQ-3沟通量表的相关性最强, 为0.511(p < 0.001)。汉语言沟通量表在小月龄段与贝利3测试的相关性较弱(0.287)，但随着月龄增加，相关性增强。ASQ-3沟通量表与贝利3语言量表的相关性随月龄的增大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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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贝利3语言量表，汉语言沟通量表，ASQ-3沟通量表的相关性分析 |
以上研究数据表明, 我国西部贫困地区6-36个月样本婴幼儿普遍存在早期语言发展滞后风险问题，57%的样本婴幼儿存在语言发展滞后风险。对比N县的农村和城市数据可知，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N县的农村地区婴幼儿存在语言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更高(37.4%)，与城市婴幼儿存在语言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20.8%)有显著差距。
本文数据显示，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照养人的养育知识水平较低，养育知识的答出率仅为53.9%，其养育行为情况总体较差，尤其是在讲故事、读绘本、唱儿歌等活动方面比例较低，城乡之间在养育行为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
从回归结果来看，女孩的语言发展水平显著高于男孩，早产儿的语言发展水平低于足月婴幼儿。大量临床资料表明，早产会导致大脑功能受损，这是影响婴幼儿发展的生理原因。早产有可能导致婴幼儿在运动、感觉、语言等方面的缺陷。另外，城乡婴幼儿的家庭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经济情况较差，这是限制婴幼儿早期语言发展的风险因素。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第一照养人养育知识与婴幼儿语言发展显著相关。照养人养育知识水平越高，婴幼儿语言发展越好。读故事和读绘本是与语言发展相关的主要养育行为。会给孩子讲故事和一起读绘本的家庭，其孩子的语言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家中没有讲故事和读绘本行为的孩子。本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养育知识水平和养育行为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的显著关系性消失了。尽管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低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婴幼儿的语言发展，但是只要照养人和婴幼儿进行类似读绘本、讲故事的亲子互动，将有利于促进婴幼儿语言发展。也就是说，尽管贫困地区照养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但是通过对家庭养育知识和行为的干预，教会家长如何与孩子进行科学有效的互动，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婴幼儿的语言发展。
此外，本研究数据显示，《汉语言沟通量表(短表)》及《年龄及发育进程问卷(第3版)》沟通量表与贝利3测试语言量表均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汉语言沟通量表(短表)》在小月龄段与贝利3测试的相关性较弱，但随着月龄增加，相关性增强。在儿童早期发展的干预和评估项目中，使用适合的、准确性高、成本低的量表进行评估和反馈等，有助于提高项目效果、提高成本效益及准确评估项目。
(致谢 本研究感谢以下项目和机构的支持：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新一代三一青年学者项目”；澳门同济慈善会；浙江省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The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 (3ie), UBS Optimus Foundation；广州好百年助学慈善基金会；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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