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态度是个体对特定的社会客体以一定的方式做出反应时所持有的稳定的、评价性的内部心理倾向。心理学有关态度的研究，长期以来试图寻找态度与个体行为的对应关系。然而研究所得的结果却不容乐观。尽管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态度与个体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①，但更多的研究却发现，态度和可观察的行为之间只存在比较弱的相关。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在于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很多的因素都可以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我们对于态度本身的结构尚缺乏清晰的认识。

传统的研究将态度看作是一种对社会客体（包括人、事件和观点）或支持、或反对的单一心理倾向。研究者们相信，既然是心理倾向，也就是一种心理的准备状态，那么它必然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某种影响。传统上对于态度的认识主要包括态度的三元论、一元论以及整合观。这三种观点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差异，但都假定社会行为处在意识的控制之下，而态度也只是以意识方式进行操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Greenwald和Banaji在分析了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内隐社会认知(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②。该领域的研究清晰地表明，态度既有意识的一面也有无意识的一面，即提出了所谓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的区分。

内隐态度概念的提出，使人们更为深刻地了解到了态度这一心理结构的复杂性。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内隐态度与传统我们所讲的外显态度是怎样的关系？态度结构的这种新的划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态度对行为预测低的现状？还是使结果变得更为复杂？

从1995年Greenwald和Banaji发表第一篇有关内隐社会认知的文章至今已经经过了十余年的时间，在这十余年当中，有关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笔者以implicit attitude为关键词在EBSCOhost、Wiley InterScience、ScienceDirect、中国期刊网等专业数据库搜索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得到300余篇相关研究论文。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梳理和归纳，试图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关系，二是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对行为的预测情况。

二、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关系

作为对传统态度理论的发展，内隐态度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全面的了解态度这一心理结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那么它与传统的、依赖于个体主观报告的态度（即外显态度）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又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目前所获得的研究资料来看，研究者主要是通过考察间接测量所获得的内隐态度与直接测量所获得的外显态度之间的相关程度，来推断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的研究表明，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据此，有研究者提出，二者本身就属于同一心理结构，即提出了内隐-外显态度同一论。也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很低。据此，有研究者提出，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不同心理结构，即提出了内隐-外显态度分离论。

(一) 内隐-外显态度同一论

有研究表明，通过间接测量方法所得到的内隐态度和通过直接测量所获得的外显态度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如Rudman, Ashmore和Gary则认为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之间的相关在0.36~0.42之间^③；Banse等人研究了对同性恋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高达0.62^④；Cunningham等人考察了对种族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为0.35^⑤。

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之间的较高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启示我们，二者可能是属于同一心理结构。很多研究者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所测量的是同一心理结构。其中，内隐态度所测量的是“真实的”态度，而外显态度则是内隐态度受到社会动机等因素干扰之后的歪曲性的表达。

Fazio是内隐-外显态度同一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内隐态度才是个体的真实态度（True attitudes），而内隐测量技术是了解被试真实态度的“直通车”（Bona Fide Pipeline）^⑥。在同一论看来，个体的外显态度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反映其真实的态度。可以影响个体外显态度的因素包括：个体的自我服务动机、个体的目标或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服从等。以种族偏见为例，由于种族偏见违背社会公平的准则，因此公开表达自己的种族偏见，尤其是表达自己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往往会给个体带来各种消极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外显的态度测量时，个体往往会有意识地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按照社会期许的方式进行作答。而在对内隐态度进行测量时，由于其间接性的特点，个体无法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反应，因此其真实态度得以显现。

(二) 内隐-外显态度分离论

另外一种内隐-外显关系的理论认为，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是两种不同的内在心理结构，具有不同的心理加工机制。很多研究同样也发现，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之间的相关并不是很高，这为内隐-外显态度的分离论提供了佐证。如Banaji和Hadin的研究发现，对性别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之间的相关仅为-0.05^⑦。Dasgupta等人则分别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AT）和语义区分量表等工具考察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研究的结果表明二者的相关处于0.12到0.19之间^⑧；Dovidio等人报告的结果为，二者相关r=-0.09^⑨；Kawakami等人研究的结果报告二者之间的相关介于-0.14到0.29之间^⑩。当然，也有的研究者虽然发现二者之间关系紧密，但仍将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归为不同的心理结构。如Cunningham等人虽然发现种族内隐-外显态度之间相关达到0.35，但却认为，二者之间虽然关系紧密，但仍属于不同的心理结构^⑤。

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区分更多是涉及二者背后的加工机制差异。Banaji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她认为，外显态度反映了个体的意识性思维，它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反映着个体的自我认同、欲望以及个人的愿景和社会准则。而内隐态度则可以规避意识的作用，虽然很多时候人们无法觉察，但却是存在的，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予以测查。

Wilson和Lindsey等人提出的双重态度模型理论（Dual Attitudes Model，DAM）则进一步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分离关系。该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五个方面：（1）对同一客体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可以共存于记忆之中；（2）内隐态度可以被自动激活，而外显态度则需要较多的心理能量和动机从记忆中去检索。当人们检索到外显态度，并且它的强度能够超越和压制内隐态度时，人们会报告外显态度；当人们没有能力和动机去检索外显态度时，他们将只报告内隐态度；（3）即便外显态度已经从记忆中提取出来，内隐态度还是会影响人们那些无意识的行为反应和那些人们不主动努力加以控制的行为反应；（4）外显态度相对容易改变，而内隐态度的改变则比较困难。态度改变技术通常改变的只是人的外显态度，而非内隐态度；（5）双重态度并不引起主观的冲突状态，在面临一种冲突的情境时，持双重态度的人通常报告的是一种更易获取的态度。

三、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行为预测性

心理学家长久以来试图寻找一种态度与行为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然而研究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对态度本身的认识和划分存在问题。内隐态度的提出使人们认识到，态度的结构非常复杂，它除了包括外显的、有意识的态度之外，还包括那些自动操作的，不需要意识努力的心理成分。只有综合考虑这两种心理成分，才能够更好的揭示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研究者们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了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对诸多方面行为的影响。总结下来，研究者们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基础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基础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试图探寻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对个体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刻板印象及偏见行为的研究，另一方面则关注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作用的神经机制。

在刻板印象及偏见行为研究领域，研究发现，内隐态度的行为预测力要高于外显态度。如Ashbum-Nardo等人考察了黑人/白人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在智力型任务中选择黑人或白人做搭档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与可观察行为之间的相关分别为0.25和0.15 ^⑪；Hugenberg和Bodenhausen考察了黑人/白人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对黑人面孔敌意性知觉之间的关系，内隐和外显态度与敌意性知觉的相关分别为0.47和-0.09^⑫；Lemm考察了对男同性恋的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同男同性恋者交往行为之间的关系，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与交往行为之间相关分别为0.38和0.16^⑬；Neumann等人考察了个体对艾滋病患者的内隐和外显态度与其对艾滋病患者躲避行为之间的关系，两种态度与躲避行为的相关分别为0.16和0.24^⑭；

而有关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神经机制研究目前开展的还不是很多。Cunningham等人考察了黑人/白人内隐态度与个体神经反应之间的关系，在这项研究中没有涉及外显态度，研究的结果发现，内隐态度与神经反应的相关高达0.79^⑮；Phelps等人则考察了黑人/白人内隐、外显态度与杏仁核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结果发现，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与杏仁核活动之间的相关分别为0.55和0.05^⑯。

(二)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发展心理学重在揭示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发展的特点，然而从目前来看，考察不同年龄阶段内隐态度发展特点的研究目前来看开展得很少。其中Nosek，Banaji和Greenwald基于网络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对年龄IAT进行分析时发现，被试表现出对青年人的积极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而随着被试年龄的增长，其内隐态度没有发生变化，而被试的外显态度则表现出内群体的偏好，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被试对青年人评价的积极程度下降^⑰。而Hummert等人的研究却提供了相反的证据，他们选取三个不同年龄组的被试，考察其年龄内隐态度的发展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主效应极其显著，随着年龄的增长，被试表现出更强烈的对年轻人的内隐偏好^⑱。Baron和Banaji则考察了种族内隐态度的发展特点。研究选取了三个年龄阶段的被试，分别为6岁组、10岁组和成人组。研究结果表明，6岁组儿童已经具有了亲白人/反黑人的内隐种族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内隐偏见仍然存在，而外显的偏见则逐渐降低，直至完全消失^⑲。

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关注内隐和外显态度对个体学业成绩方面行为的影响。如Nosek等人考察了对于数学/艺术的内隐和外显态度与个体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内隐态度与学习成绩的相关为0.38，而外显态度与学习成绩的相关则为0.49^⑳。外显态度对个体学业成绩的预测力高于内隐态度的预测力。而国内李梦丽、白学军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学优生的数学内隐态度比学困生的数学内隐态度更为积极^㉑。

(三) 应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应用心理学对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行为预测性最为关注，不同的应用心理学分支学科几乎都开展过相关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集中在消费心理学、政治心理学以及临床心理学的研究上。

在消费心理学研究领域，预测个体的消费行为是研究者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许多研究表明，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均可以影响个体的消费行为。如在品牌选择行为方面，Brunel等人考察了个体对IBM和苹果电脑的内隐和外显态度与其品牌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内隐态度与品牌选择行为的相关为0.54，而外显态度与品牌选择行为的之间的相关为0.64^㉒。而在食物消费选择方面，Florack考察了对水果/巧克力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对水果/巧克力关注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内隐态度的相关为0.46，外显态度的相关同样是0.46^㉓；Gosejohann等人考察了对糖果条的内隐、外显态度与糖果条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内隐态度的相关为0.45，而外显态度的相关则为0.73^㉔；Karpinski和Hilton考察了糖果/苹果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选择糖果/苹果行为之间的关系，内隐态度的相关为-0.05，而外显态度的相关则为0.40^㉕。此外，Maison等人还考察了个体对果汁/苏打水、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食物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也有所差异，其中，前者内隐态度的相关为0.27，外显态度的相关为0.46。而后者内隐态度的相关为0.45，外显态度的相关为0.80^㉖。

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则期望通过对个体内隐和外显态度的测查，预测个体的政治选择行为。如Karpinski考察了共和党/民主党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内隐态度的相关为0.39，外显态度的相关为0.77^㉗；McGraw和Mulligan考察了共和党/民主党、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政治判断之间的关系，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相关分别为0.36和0.45^㉘；Nosek和Hansen考察了对布什/戈尔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对布什/戈尔投票行为的关系，二者与投票行为的相关均为0.47^㉙。

在临床心理学领域，Banse考察了对同伴的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内隐态度与心理健康的相关为0.31，而外显态度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则为0.45；Egloff和Schmukle考察了焦虑特质的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非言语焦虑行为之间的关系，所得结果表明，内隐态度与非言语焦虑行为的相关为0.13，而外显态度与非言语焦虑行为的相关则为0.09^㉚。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行为之外，研究者还考察了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对吸烟、饮酒、避孕套的使用等行为方面。其中，Perugini考察了对吸烟/运动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吸烟行为之间的关系，两种态度与吸烟行为的相关分别为0.48和0.64^㉛；Wiers等人考察了饮酒内隐、外显态度与个体饮酒行为之间的关系，二者与饮酒行为的相关分别为0.34和0.29^㉜。

四、小结与启示 (一) 关于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行为预测性

态度与行为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一直以来是心理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内隐态度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态度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虽然相关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综合已有的研究，关于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行为预测性，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均可以影响个体的行为

这些行为涉及判断、选择、生理反应等各个方面。Poehlman等人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61项相关研究作了分析，结论认为内隐态度与行为的相关为r=0.27，而外显测量同样可以很好地预测行为，其相关为r=0.35^㊱。

2. 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在不同的行为方面，其预测力有所差异

其中，在刻板印象和偏见相关的领域，内隐态度的预测力高于外显态度（内隐态度的平均相关为r=0.25，而外显态度的平均相关为r=0.13）；在品牌相关选择行为以及政治偏好行为方面，外显态度的预测力高于内隐态度（品牌选择方面，内隐态度平均相关为r=0.40，而外显态度的平均相关为r=0.71；在政治偏好方面，内隐外显之比为0.41比0.67）。

3. 在社会敏感的行为方面，内隐态度的预测力要强于外显态度的预测力

Crosby等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Nosek和Banaji认为这可能反映了被试在外显测量过程中进行印象管理的倾向，而在内隐测量时，这种印象管理的倾向变得难以实现。当然这也不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如被试的群体特点等。须指出的是，对于社会敏感性较低的行为，外显态度的预测力要强于内隐态度的预测力。

4. 在意识难以控制的行为方面，内隐态度的预测力要强于外显态度的预测力

研究发现，外显态度对意识可以控制的行为具有较好的预测力，而对于自发的或自动的行为方面，外显测量的预测力大大下降。如，外显态度可以很好地预测投票等意识控制行为，但对于交往中眼神交流以及演讲中的焦虑反应等，外显态度的预测力则大大下降。而内隐态度则可以很好地预测自动化行为。这一结果似乎很好地验证了内隐-外显态度的双历程假设。该假设认为，外显态度更多是影响意识可以控制的行为，而内隐态度则更多地影响自动化的反应。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发现，内隐态度对意识控制的行为同样有很好的预测力。总而言之，内隐态度似乎既可以影响自动化的反应同时也可以影响主动的或有意识的行为，而外显态度则更多地作用于意识可以控制的行为。

5. 当内隐和外显态度相关较高的时候，态度对行为的预测力大大增加

很多社会认知的研究者假设，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差异会导致一种内部的冲突感觉，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反应。实验的证据支持了这一理论假设。研究发现，当内隐和外显的态度相关较低的时候，无论是内隐态度还是外显态度，其对行为的预测力都会大大削弱。当二者相关较低的时候，内隐态度的预测力会降低，因为个体会有意识地抑制自动化的反应。而外显态度的预测力同样也会降低，因为自动化的过程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二) 关于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之间的关系

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之间究竟存在怎样一种关系？对于这一问题，同一论和分离论各执一词，尚无定论。两种理论的支持者也都提供了实验证据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目前来看，一个最大的局限在于，实验证据大多是基于相关研究的结果。而相关研究的结果则表明，有些时候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④，而有些时候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则几乎没有关系^㉗。

分离论假定二者是独立的概念结构，这一理论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解释有些研究中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之间存在的显著相关。从理论上讲，独立的概念结构之间仍然可能出现显著的相关。这种显著的相关可能来自于系统的误差，也有可能存在第三方变量的影响。若是前一种可能，那么二者之间的相关应该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研究所得出的平均相关应该接近于零，而不应该表现出系统性的差异。实证研究的结果似乎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如Hofmann等人基于126项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平均相关为0.24^㉞。而另外一种可能则在于，存在第三方的共变变量从而导致二者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然而目前来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对于强化二者关系的共变变量的揭示均非常有限。

同一论则主张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从本质上讲属于同一心理结构。而之所以实证研究得出二者低相关或无相关的原因，则是因为诸多调节变量的影响。其中，可能影响二者相关的因素包括社会期许^㉟，内省水平^②，概念一致性^㉞等等。已有的研究支持了上述假设。如元分析结果表明，在相对中性的领域，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相关较高，而在社会敏感性较高的领域，二者的相关则较低^㉞；个体的内省水平和反映控制程度可以显著的影响二者之间的相关^㊱；最后，提高自我报告的自发性以及提高两种不同测验之间概念的对应程度，可以提高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㉞。

相比较而言，同一论面临的挑战较之分离论少些。研究者从同一论角度提出的调节二者关系的变量得到了较多实证研究的支持。然而这也使得我们在考察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关系时，不得不结合具体的领域进行分析和探讨，因为在不同的领域，影响二者关系的调节变量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这一意义上讲，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精细的刻画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及过程，在此基础上，才有助于我们确切的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内隐态度的提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态度这一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理论问题和研究挑战。已有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多种行为考察了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关系，以及二者对个体行为的预测情况。我们虽然很难从已有的研究结果中确切的回答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他们是怎样结合来影响个体行为的。但却可以肯定地是，这样的一种划分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二者的关系以及对行为的预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态度对象的性质。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拓宽态度对象的领域，同时借助多层次多水平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以期更好的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