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清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大师，于经史、训诂、文辞无不博求慎取。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又师事曾国藩，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称“曾门四弟子”，后入李鸿章幕，擢深州知府，设书院，聚1州3县高材生亲自教授，使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于畿辅。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倡博知世变，易其守旧，举中外学术于一冶，以陶铸有用之才，使莲池成为晚清北方之重要学府。

保定莲池书院创设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废止于1903年清末励行“新政”改革的时期，存续时间长达170年之久。保定莲池书院位于直隶省省会，是地方最高级别的书院，可视为直隶地区书院的中心或代表，而且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战略优势而成为翘楚诸省书院的前驱。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上的一位知名人物，吴汝纶的生命世界与书院维系在一起。莲池书院是他抒发个人抱负的场所，也是他的教育思想日渐成熟的地方。本文以吴汝纶与保定莲池书院兴衰沉浮的视阈为中心，探讨其教育思想及其不懈改革的实践活动，以反映清末教育新旧抗争与传统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艰难转型的一个侧影。

一、批判科举考试制度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中国北洋水师失利告终，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发展新学，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危害性。吴汝纶同样是汇入了时代的潮流中，与激进改革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改科举、办学堂、引进西学、培养人才等问题上保持一致，彼此呼应，超越当时大多数的清代官办书院院长的认识水平，因此可以说是走在了历史变革的前列。“径废时文，五百年旧习一旦廓清，为之一快”^①，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要求废科举制度，“科举不改，士皆专心八股，无暇他学，最足败坏人才”^②。“科举得人与否全在考官”，而“考官皆时文出身，不能辩策论高下”，故“策论不足取材于时文等耳”。怎样培养人才？他说：“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用外国考校之法，较有实际。但非得人办理，亦终归虚文。”^③

吴汝纶在莲池书院执教期间，致力于书院的近代化变革，这就使得吴汝纶的思想认识走向了教育实践，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统一了起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他意识到科举制度与广开西学之间的矛盾，科举不改，西学难兴，“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士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④

维新派本来主张废除科举，但虑及政治影响，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措施于科举制度并未废除，只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十五日，吴汝纶在给李鸿章之子李季皋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感想：“端午诏书，竟废去时文不用，可谓大快。某窃有过虑，以为舍时文而用策论，策论之不足得人，仍恐不如时文，以其茫无畔岸，人竞抄袭，而考官皆时文出身，不能辩策论高下。宋世本号策论为时文，策论弊极，乃改用经义。今复策论不过一二年，其弊已不可究诘矣……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庶不致鱼龙混杂”^⑤。维新派出于种种政治顾虑，不敢径直废除科举，而吴汝纶却表现出果断刚毅的决断力，认为维新派的科举改革措施弊端太多，不如“直应废去科举”。这种对于科举制度加以彻底批判的精神，具有强力的战斗性，符合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合理走向。

二、重视西学的价值

吴汝纶先后任职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幕府，由于曾、李二人拥有决策权利，吴汝纶得以参与奏疏的撰写。书生周旋于官场，数月后就不免产生了书生的感慨，但是他获得了与“洋务”和“洋人”接触的机会，逐渐对“夷狄之学”产生了兴趣。以声光化电为代表的“西学”，虽被时人称为“奇技淫巧”，而在他看来却有若甘露。19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加紧了侵略行为，吴汝纶对西学的功能及地位的认识进一步加强，成为在当时提倡西学、废除科举的主要代表，堪称旧式书院院长中少见的激进教育家。

吴汝纶对当时顽固守旧势力反对学习西学的言论进行了有力驳斥：“天算格致等学，本非邪道，何谓不悖？西学乃是西人所独擅，中国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士，何谓礼失求野？……此等皆中儒谬论，以此偏见讲求西学，是所谓适燕而南辕者也”^⑥。他认为导致中国贫弱、社会危机、灾难连连的重要原因在于学术文化空疏无实，脱离实际，补救之方应该学习西学，崇尚实用。“国势孱弱，非尽当国者之过，乃吾辈学校中不能培壅真才，所学不能应时用，以此致贫致弱。虽江河日下，亦缘学问不讲，无能知其非者。变易风气，诚非居下者所能为役，若各尽其势所能，则惟相勉为有用之学，庶其近之。其西国格致之术，实能弥补造化”^⑦。从国家大计出发，他呼吁“救亡之法，必以士大夫讲求西学为第一要义。使我国人人有学，出而应世，足以振危势而伐敌谋，决不似今日之束手瞠目，坐为奴虏，万一不能仕宦，而挾吾学术，亦足以致殷富，自全于败乱之时。救种之道，莫善于此”。^⑧把学西学与育人才联系起来，构成了新式教育的核心，是对传统教育改造转型的积极构思，既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情怀，更是符合教育改革的世界性国际潮流。这作为桐城派大师的吴汝纶尤其难能可贵。

吴汝纶力图将新学引入莲池书院，充实书院的教学内容。“时文既废，科举用策论，亦恐不能久。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⑨。导致中国贫弱、社会危机、灾难连连的重要原因在于学术文化空疏无实，脱离实际，补救之方应该学习西学，崇尚实用。时局多变，后生为学，若不问津西国，终难成有用之才”^⑩。与桐城派宗师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他讲求时务以图自强，广开民智以求国兴。保定莲池书院的讲学虽不离“中体西用”主旨，但勤勤导诱后生，偏重于欧美新学，指导学生阅读西学书籍^⑪。“洋务，国之大事也，诸生不可不讲，今所出之书，有《泰西新史揽要》，西人李提摩太所编，而华人为之润色者，其中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为强之事迹，最为有益中国，又有《自西徂东》一书，所分子目甚多，每篇皆历道中国盛衰，而结以外国制度，亦甚可观。……其外则同文馆及上海方言馆所译诸书，皆可考览，而尤以阅《万国公报》为总持要领，近来京城官书局有报，而上海又有《时务报》，皆可购而阅之” ^⑫。

在中国近代史上，学堂、报刊、留学、翻译出版这四个方面是构成西学东渐文化潮流的主要渠道，而从社会影响及观念转变，尤以翻译为重。

吴汝纶深谙此理，“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⑬。多翻译一些外国书籍，作为学堂用书，“易使讲贯成才，备缓急之用”^⑭。翻译西书在洋务运动时已经开始，政府且以译书成绩定奖励标准，惟译书范围有限，所译者多为西方专门之学，至于有关西方富强政治之书则不得一二。吴汝纶对此很不满意，主张有关西方政治、立制、兴化、富国、公法、律令各书“嗣后应多译，俾有志西学者得资考览”^⑮。这表明吴汝纶的思想较洋务派前进了一步。同时，吴汝纶认为从日文中翻译西书乃为捷径，因日本维新后，锐意西学，西学精要之书，日本已翻译；东文易于西学，假使中文通畅，诸生学习东文，数月之间即能通译日本已译之西书，会收到多快好省之效^⑯。但是，假借日本所译之书，仍为他途，并非直接，辗转之间会出现诸种漏洞，因此，就应直接阅读西书，“西学捷径，但读已译之书，其弊则苦于不能深入。其导源之法，则必从西文入手，能通西文，然后能尽读西书，能尽读西书，然后能识西国深处”^⑰。

为了促进莲池书院教育内容及办学模式的近代转型，使书院培养人才的素质发生现代性因素的转向，并能促进西学传播以转移传统价值观念及社会习尚，吴汝纶率先在莲池书院内附设学堂这种新的教育组织。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创立西文学堂，并作了整体规划及设计，从学堂经费、课程设计、教师聘任至学生学习及学成去向均作认真考虑，严格要求及采取相应措施。戊戌年（1898年）三月，光绪诏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吴汝纶积极响应，恰好“乡里父老与当国诸公，遥相应和，似是应运而生”^⑱。这里是指设于1899年的东文学堂。对此，他自己作了记述：“近劝此间诸生，自备束脩，附从在保定一英士学英文、英语。苦劝数月，得廿人”^⑲，学徒每人月奉二金，“约以五年为限，五年之后，或出游外国，再学专门；或自出应务，以博升斗之人，均听其便。”^㉑西文学堂聘请英国人士贝格耨教授英文，规定五年之内，不许告退，“或望有学成数人，亦渐于学校中开此风气”^⑲。东文学堂聘请日本人中岛裁之、美国人贝格耨为教习，选拔书院高材生分往两班，学习日文、英文及欧美历史、政治宪法等。^㉒他还写信到冀州，劝冀属后生来莲池书院接受西学，学习救国之法。信中写到：“救之之法，必以士大夫讲求西学为第一要义，使我国人人有学，出而应世，足以振危势而伐敌谋，决不似今日束手瞠目，作为奴隶，万一不能仕宦，而挟吾学术亦足立致殷富，自全于败乱之时。救种之道，莫善于此。”^㉓对于此举，曾感言：“保定一城，由下走开成东、西文两学堂，并不甚多费，颇以此自喜”^㉔。他开办两学堂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更好地接受和领悟“西学”，“故西学捷径，但读已译之书，其弊则苦不能深入，其导源之法，则必从西文入手，能通西文然后尽读西书，然后能识西国深处”^㉕。这样，吴汝纶在书院这种旧式教育机构的躯壳中注入了更多新式教育的内容，推动了书院的近代化进程。

三、创建新式学堂

吴汝纶虽主桐城家法，但思想敏锐，崇尚西学。他主持莲池书院时，思之如此，行之亦然，“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或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用？’其勤勤诱后生，常以是为说”^㉖。“西学至难，若但购已译之书阅之，则书院中高材生已优为矣，然无大益，其专门之学，宜弃百事为之，乃可望成，且非有师授不能冥悟”^㉗。传统旧式教育主要包括官学、私学、书院及科举考试这几个方面，在中国古代曾发挥育人、资政及维系道德精神的有效功能，但在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却无法应对西方的挑衅与深重的社会危机，也难以在旧有的教育体制下有效地承载西学教育及价值理念的塑造，取而代之的必然是近代西方的学校制度，即清末的学堂办学方式。

吴汝纶非常重视学堂的作用，多次论述学堂的重要性。在《答方伦叔》中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谓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但学校又难认真耳”^㉘。在《与萧敬甫》中，他指出“朝廷已废时文，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学校不兴，人才不出，即国家有殄瘁之忧”^㉙。当时的“士大夫闻见壅塞，徒务软熟进取，不知中外大势，而环海诸国，已骎骎内响，若决潮水，不可遏止” ^㉚，吴汝纶殚心竭虑，认为“欲救世变，必先讲求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淬厉发扬，以备缓急一旦之用” ^㉛。西学的导入及现实作用的发挥核心的问题是通过兴办学堂，培养西学专业人才，从而影响社会，并转变保守因袭、封闭的社会观念。他曾经在日记中对西方学堂进行了赞美：“欧洲前一千年间，各国京城创立大学堂，最著名者三：一为意大利布洛拿，一为英伦恶士佛，一为法国巴黎斯。而布洛拿学堂为法律科所祖，及学堂人才渐众，政府依其所定条例，著为国律。意王傅烈剔首颁执照与诸生以示奖励，各国从而效之，而学堂作育人才之大权，由此重矣”。^㉜

近代社会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深重，传统社会结构解体，近代新型社会经济产生，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沦丧，书院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命运的选择。书院制度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日益突出，书院改制为学堂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吴汝纶肯定了学堂的意义，支持书院改学堂政策的实施。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批判当时书院管理者的守望，迟疑不决或首尾两端，“尚沾沾守旧，不能作新人才……今天下已汲汲谋新，岂可默守故见”^㉝。当得知故乡安徽白鹤峰书院即将遵旨改为学堂，他建议地方绅士要聘请日本教习，并且“拟此学堂以农、商二业为主，学之三年，必有成材可观。高可以为国效用，下亦可以为乡里致富阜财。……吾国所苦在民愚而穷，先学农、商，足使愚者智、穷者富，此实救时之良策”^㉞。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无论是未雨绸缪，还是清末新学堂局部兴办后所暴露的弊端，吴汝纶对新教育的忧患及思考解决的探索始终进行，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课程问题。他对学堂的课程设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答廉惠卿》中指出：“学堂开办，康公首唱大议，不为无功，惟其师弟于世事少阅历，皆以一人室中私见，遂可推行天下，是其失也。其谈中学尤疏谬，其欲将经、史、子、集荟聚一书，以授西学学徒，亦步趋日本故步……然未筹西学新徒应读何书，若令遍读四部，决为精力所不及。鄙意西学诸生，但读论语、孟子及曾文正杂钞中左传诸篇，益之以梅伯言古文词略，便已足用……至于振兴国势，则全在得人，不在议法”^㉟。希望兴学者正确理解变法的意义，处理好新旧知识的比例关系，注重学堂内容与学生实际的联系，将教育变革与人才培养真正结合起来。第二，办学困难。在维新运动以后，针对人们办学热情的高涨，他认为“科场不用制艺，书院改为学堂，圣主一意兴作，自是盛事。惟议事者，未尽中肯綮，学堂无经费，无西学之师，徒待译书，无从入门，势必有名无实”^㊱。庚子之乱之际，吴汝纶“自六月初出保定，转徙数州县，辄无宁日”^㊲。值此颠沛流离之际，又认为“两宫不回銮，并非意不求和，徒以京城失守，惊魂未定，和不开议，不敢以身试险。……来示以教育英俊、宏济时艰为勖，具承厚期。但恐来年财用匮竭，并无教育英俊之地。窃谓中华黄炎旧种，不可不保，保种之难，过于保国。盖非广立学堂，遍开学会，使西学大行，不能保此黄种。其最难者二端：一则财力不给，一则师资无人”^㊳。也就是说，学堂是国家振兴的法宝，而经济的支撑力量、师资是否有质量保障是其首要问题。这种思索可谓一语中的，发人深省，这是一种理性与智者的清醒，应该是维系新式学堂的有序、稳健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之，在戊戌维新及清末“新政”时期，身为书院院长的吴汝纶在中国的第一次兴学热潮中走在前列，他关于创立学堂意义的论述及培养近代新型人才的渴求都那么明晰而深邃。

吴汝纶对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社会灾难的深重，感同深受，苦心孤诣地不断寻求对策，以摆脱艰时困境，最终将目标集中、聚焦在改造教育内容、引进西学与创办新式学堂的策略举措上，应该说是深刻而富有远见的。“揆度大势，各国连横并进，或无割裂中士之心，惟中国自立之权从此恐遂尽矢。国既不振，即难保民，民欲仍留种类，非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不可; 若依前愚陋则，黄炎苗裔从此断矣。此开辟以来未有之变也”^㊴，其力倡学堂的愿望溢于言表。诗以言情达意，作为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汝纶常吟：“只今学术当全变，安得东西并一堂”^㊵。“何当泛扫浮云尽，天汉东西一色明”^㊶。从文字表述上看，“中”与“西”平分秋色，二者各领半壁江山，但无论是从他主理莲池书院的主张及实践分析，还是从生命黄昏暮年东游日本考察所著《东游丛录》中设想的学校教育制度来说，都是追寻德、智、体、美并重的培养目标，其中的课程设置也是侧重或偏向于西学。

从中国近代学制演变史来看，清末“新学制”是新教育运动的核心，也标志着传统封建教育在形式上的瓦解，近代新教育制度化的建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清末“新学制”真正得以切实颁行的是《癸卯学制》。1905年学部建立后的补充规程均在此基础上修订的，而我们去对照《癸卯学制》与吴汝纶《东游丛录》的内容，有许多相近、雷同之处，这恰能反映出吴汝纶从莲池书院到赴日考察教育活动历程中所苦心孤诣构建的学制设想对清末教育的深刻影响。

四、加强莲池书院的教育管理

教育管理是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得以利用，有效地挖掘。科学的教育管理有利于教育发展的平衡与协调，而无序的管理却能增加教育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从而降低教育活动的效率。吴汝纶入主莲池书院的教育实践充分地反映了他的管理理念，也促成他的教育思想日渐成熟。

(一) 书院经费管理

教育经费是书院办学的物质前提，也是制衡书院命运的生命线，正因为如此，经费问题一直成为吴汝纶对教育能否有效进行存有的忧虑。他在深州、冀州时期，就曾多次为教育经费的筹备而奔波。当他入主莲池书院之初更深悟此点，指明：“凡书院振兴，舍宽筹经费，盖无他法”^㊷。他也冷静地看到兴西学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如果要造就人才，“势必使各行省、府，县县各有学，学校林立，乃望有真才出于其间”^㊸。而且“欲立西学，此时殊难得师。且苦经费无出，若不能别筹经费，但就现有之款，则不能有益于西学，转大有损于中学”^㊹。而当书院遭受1900—1901年“庚子事变”的浩劫之后，吴汝纶睹物伤情，发出“书院已无居止之地，来年练饷局之千金，恐亦无从给发，书院会须旷废”^㊺的感叹，亦是出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

吴汝纶一直关注书院的教育经费问题，并采取了许多措施。由于书院的耗资巨大，必须要加强书院的资金管理，使之产生良好效果。他希望管理者具有金融财会技能，具有责任心并有序进行，同时应多人协调，相互监督，以增加经费管理的民主化及透明度。“所举之人，尤宜人人练习，甚或有事未明，必当访问熟手，若人不得力，亦可更贤员替换，但一人久管，则他人亦且退缩不前，此一人即或一尘不染，仍难免旁人谤议”^㊻

为了使书院增加经费，使诸生能够安心学业，勤勉精进，博览群书，他尽力通过各种渠道来筹措经费。吴汝纶在上任两个多月后的五月十三日给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说：“经费过少，不足以养育成就之。为举业者讲求未精，科第减色。缘官课取舍不同，而斋课每次奖银共止八两，有又不足示鼓励。凡书院振兴，舍宽筹经费，盖无他法。若令斋课今古二途，每岁共增千金。在通省公款所省有限，而诸生受益无穷。若徒守旧来规模，难望成效。”^㊼由此，吴汝纶又为莲池书院筹得了每年增拨1000两白银的经费。另据《清会典》卷十九中记载：“直隶莲池书院经费动用营田水利银。”^㊽吴汝纶在庚子年（1900年）十月二十五日的《答宋弼臣》中指出：“鸟焚其巢，窗格板片为之一空，书院已无居止之地，来年练饷局之千金恐亦无从给发，书院会须旷废”^㊾由这两条资料可以看到。莲池书院动用的地方公款有营田水利银和练兵的军需费用。如1889年他通过李鸿章之子李季皋向李鸿章进言道：“窃见淮军公所岁修之费每年入数甚多，出数甚少，赢余之数易为经手所乾没……鄙意拟请命于师相，就存款之息中每岁提四百金以为学堂经费，教皖人子弟，令习东文”^㊿。后来他在《电答荣相》中对于书院的经费和学堂办学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莲池经费过绌，延聘西教习，非重金不能得，合省学堂额数不能过少，开办若从简略，将来必归敷衍，今欲上副朝旨，下育真才，则添筹经费一层，尚须仰烦擘画，容遵示与当轴熟筹” ，他建议“西学筹费，亩捐最为上策，其次，则取之僧道庵田，然不如亩捐之可以通行无滞矣” 。这样可以用民之钱而培养其子弟，才能达到兴西学的目的。另外，他积极奔走于筹款之途，如他在《与刘博泉侍郎》中，“拟请执事与同乡诸公，熟筹妥商，贻书当轴，再申前议，添筹经费，开倡西学，为之于举世不为之时，其获益必无限量” 。筹措教育经费、有效管理、盘点经费、发展西学教育，成为清末教育改革转折期吴汝纶忧心如焚，不懈努力的办学难题，由此可窥探一代教育家的孜孜以求与执着奉献的诉求及情怀。

(二) 师资管理

中国近代是一个教育救国时期，兴办新式学堂成为了一种社会思潮，书院与学堂处于此消彼长的局面。在主讲莲池书院期间，吴汝纶创办莲池讲学院、东西文学堂。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他又赞成书院改革方案，并积极提出兴办学堂的措施。但在改革书院及兴学过程中面临着困难，其中经费与师资两方面便是根本性的问题。吴汝纶认为，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教师培养以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及效率，将会有助于教育改革，解决书院和学堂办学的经费缺乏，因为只有涌现大批经世济变的学堂师资力量，方能实现振兴一国教育的理想。

师资的困境是当时推进西学教育的瓶颈与障碍，由于聘用西人教习“非岁俸七千余金不可”，而且人们对教士存在着戒备心理。吴汝纶一如张之洞、康有为及梁启超等社会贤达、教育家，把关注视野锁定日本。“此法不行，则只有聘日本人讲求东文之一法。东文若通，即能渐通西学，以西学要书，日本皆已翻译，其专门艺术，日本人皆已究通故也。请东人即学东文，不可学西文于东人，恐其源远未分，渐失故步。欲请东人，计每岁亦不过五六百金，即可访得。缘日本俭朴，又居处饮食，与吾略同，不须自远购运，所以岁俸能廉，此亦至便之一法也” 。取经东文，以研习西学，不仅费省经济，而且便利有效。“得一日本人从学东文，数月可通，通而令阅东人所译之西书，即与学西文者无异” 。聘请日本人为东文教习，“以半日为限，余半日各生仍自归本家讲习中学，此乃中、东兼习之法。东文苟通，即西书皆有倭文译本，吾可遍览广学，又可赴日本研习专门之学” 。清末民初“新教育运动”中，翻译与教育这两项事业均有新的趋向，即转向日本，称为“译东书”或留日教育。吴汝纶的上述见解正是时代的反映，而从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师范教育及新型师资的造就来看，聘洋师与派留学都是毕要的，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近代新式学堂的兴办以及兴学热潮的进一步掀起对师资需求甚为亟迫，也提出了新的质量要求。聘用洋人作为教师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且滋生许多新问题，根本要图还在于自己设法开办师范学堂以培养所需的师资。吴汝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建议设立师范学堂。“今学校初立，所谓大、中、小学三等，皆未能如法，莫若先立师范学堂，取成学之士，延外国教习，教之以粗浅图算格致普通之学，盖不过期年旬月，可望速成，成以散之县乡，俾以次为中学、小学之师，庶冀推行渐广，不以求师为难” 。可谓一语中的，切中清末兴学的关键。只有培养师资，才能使西学教育通过新式学堂得以推行，近代教育体制将真正发挥出切实的人才培养、西学导入及实验研究的实效，由此可见这位近代教育改革家的远见卓识。

经过吴汝纶的苦心经营，莲池书院发展到了书院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成为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日以高文典策，磨砺多士，一时材俊之士，奋起朋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继不绝”。吴汝纶担任莲池主讲，大行教化，成才尤多，则使“风气渐开，此诚转弱为强之关键”。各地生徒皆慕名其来莲池书院学习，结果“士多以英伟识时务著声，后来兴事创业者，咸出其门” 各级官僚也常来书院讨论对时局的看法，“至于西国名士、日本儒者，每过保定，必谒吴先生，进有所叩，退无不欣然推服，以为东方一人也”。吴汝纶本人也因此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教育家。

结语：卸任莲池书院院长及其教育活动的新走向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在中国的权益与势力，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威胁。空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为了保护并进一步扩大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了凶恶的侵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由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组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11月英、法、德、意四国军队攻陷保定，1901年夏方退走。据《清苑县志》记载：“（联军）驻军保定十馀月之久，莲池台榭，举成灰烬矣” 。古莲花池的“亭台林馆，皆已夷为平地，不留寸木片瓦，触目感伤” ，书院肄业学生四处流亡。

吴汝纶颠沛流离至河北深州，受到深州士绅的再三挽留，直到1901年1月底才回到保定，眼见师生“流亡未复”，“书院已无居止之地，来年练饷局之千金，恐亦无从给发，书院会须旷废”。时值李鸿章病逝，急需专人搜集、整理他的遗稿。由于有知遇之恩，吴汝纶觉得为李鸿章树碑立传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任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虽亲自登门加以挽留，但深感“十余年来，实为时文所苦，近益颓废，无此精神，书院一席，万难胜任” 。吴汝纶终究带着遗憾离开了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莲池书院。

1901年，吴汝纶辞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同时受到管学大臣张百熙的邀请，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此时，他已由地方书院教育的改革设计，转向国家教育政策的思考，尤其注重学制规章的谋划与确立，实现教育体制近代化的转移。“诏中言采取西国学堂条规，此最扼要。中国人好自是，不肯取资西国，多以己意别立新章。西人尝论其失有云：‘章程不善，总办虽得人，不能善也，总办不得人，章程虽善，亦无益’，此二语最中肯綮。” 他极为赞赏日本建立学制的努力，“日本初开学堂，遣使赴欧美，遍访学堂章程，归而折中之，仍复屡兴屡废，屡成屡改，然后能为合法” 。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开始尝试学科分类、分段教学，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他深深地体会到章程的规范与调控作用，因此在张百熙的热诚邀请时，“因张尚书知待良厚，不敢漠然相与” ，但是，“国家宗旨不定，学制不划一，欲立学育才，此必不可侥幸于万一之事也” 。

1902年6月至10月吴汝纶以清廷五品大员的身份对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发展教育的具体方法措施的考察，作《东游丛录》，为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材料，是近代中国实际颁行的第一个法定学制“癸卯学制”的制定可资借鉴的蓝本。比照《东游丛录》与1904年由张之洞、荣庆等人所定的《学务纲要》，大多条款有相应与相似的说法，足见“癸卯学制”的灵魂《学务纲要》受吴汝纶《东游丛录》的影响程度之深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9月15日，吴汝纶离开日本东京回国，21日抵上海。10月7日到安徽省城安庆，即着手筹办桐城学堂。当时皖中风气未开，为建学堂，他亲撰《创立学堂说帖》《学堂招考说帖》《开办学堂呈稿》《开办学堂章程》，四处奔走，八方交涉，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十二日，吴汝纶不幸病逝。此后，桐城学堂终于借省城安庆旧武备学堂开学。“此为皖省中等学校之最早成立者。新教育之推行与皖州县，此为嚆矢” 。如今，桐城学堂已成为国内颇负盛名的桐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