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生与发展，是在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逐步展开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军舰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开始了深刻的、艰难的、然而却是不可阻挡的变革过程。“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社会妇女观，开始受到质疑与挑战，兴办女学与女子接受学校教育逐渐成为应对危局、强国保种之重要举措。

受封建社会女性观的束缚，清末女子学堂在创办过程中困难重重，所遇到的阻力远大于男学堂。特别是由于“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的习俗影响，女学堂教师要求由女性担任，这无疑加大了兴办女学的困难。研究清末女子学堂教师的来源、构成及培养方式，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客观认识与全面理解。

一、“女师难求”：清末女学的困境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新式教育走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于女子教育，虽承认“蒙养院及家庭教育，尤为豫教之厚”，但却坚持“所谓教者，教以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也。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女学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将女子教育纳入家庭教育之中。^①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在这一章程中并未得到承认。

然而，国人受教会女学的刺激与维新思潮的激荡，“私人设立的女学堂，到如雨后春笋，所在多有。”^②自经元善于1898年5月在上海创办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学——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塾)至1907年《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颁布，全国共有女子学堂428所、女学堂教员1501人、女生15496人^③。这期间，虽然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在学制上未取得合法地位，政府也未对女学堂教师有所规章，但民间兴办的女学堂迫于世俗偏见并为减少女学堂的阻力，基本上形成了共同规则，即女学堂教师应由女子充任，地方官更是明确了这一要求。

江苏学务处针对常州粹化女学堂延聘男教师一事，所作的批文颇具代表性：又查庄先识不担义务擅设女学案内，奉前抚宪札处追缴学费，内开如有开设女校，谬以男教习杂厕其间者，务即严行谕禁，毋任蠹害风俗，以挽颓波云云，即经本处转饬常州府县遵照在案。^④又据“苏学务处对于清华女校之批示”：上年常州府设立粹化女学，因有男教习杂厕其间，经奉陆前抚宪札处宪府督县严行谕禁，即经该府县督同全行更换女教员报处在案。该清华女校即应查照办理，仰即遵照。仍将遵办情形具报。嗣后遇设女学，并即一体遵办无违。^⑤可见其时对女学堂教师的身份限定严格，聘任男教员被认为是“蠹害风俗”。

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标志两性双轨的女子教育制度正式确立。女学章程为慎防流弊起见，更是明确规定女学堂须用女教员：初等、高等小学堂堂长、教员，均须以女子年岁较长、素有学识、在学堂确有经验者充之；女子师范学堂，应置各种教习管理员(监督、教习、副教习、监学、附属小学堂堂长、蒙养院院长)，均以品端学优，于教育确有经验之妇人充之；女子师范学堂教习，许聘用外国女教习充之，惟须选聘在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品学优良者。^⑥

在女学章程的制度框架下，各省学务处在审查女学堂申报立案资格时，均将学堂是否聘请女教习作为重要立案依据。如浙江省提学使支恒荣对各地申请女学立案的批文，即说明女学堂须用女教师的制度要求。

“本司支批命妇杜傅氏创办毓秀女学请立案禀”：现据省视学查明，该命妇所设毓秀女学，教习均系女生，学规亦尚整饬，筹款创办热心可嘉，应准查照立案，并发戳记一颗给领，仰即妥慎从事，听候随时派员考察。^⑦

“本司支批海宁州职妇蒋杨氏呈设女学请立案禀”：禀悉该氏母子，以女学未兴，殷殷注念，爰劝集经费，创办硖石振坤初级女学校，志行自属可嘉。惟女学始基，规则必须严密，方免流弊，究竟该校所订章程是否完善，教习办事人员是否悉系女生，未据呈明。仰海宁州，迅即查核具报，再予查夺立案。^⑧

晚清兴办新学过程中，各类学堂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是合格教师的获得。中国女学与男学相比起步甚晚，女教习无疑极为缺乏或符合程度者稀少，在“毋任蠹害风俗”与女学章程制度约束的双重压力下，女学堂须“均以品端学优，于教育确有经验之妇人充之”的要求，无疑使女学堂获得合格教师成为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女师难求”实际上已成为制约晚清女子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

面对女师难求的困局，各地女学实践者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通过多种渠道解决女学堂教师问题。

二、权变之道：早期女学堂教师来源

1907年《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行以前，女子师范教育仅为创始阶段；章程颁布后，女子师范教育亦尚处于初创时期，女子师范毕业生稀少。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女学堂教师除了少量来自于教会女校毕业生、少数接受新学的女性外，主要来源于以下渠道：1.由男教师兼任；2.接受传统教育的大家闺秀、命妇、职妇等；3.聘请外籍女士。

1. 女学堂中的男教师

针对女学必须用女师的制度要求，时人颇有持批评意见者，“吾国女学，素不发达。间有读书识字者，亦恒趋于吟风咏絮之流，求其能略通经史大义，已属凤毛麟角，各种科学更无论，尚暇问其于学校确有经验乎？”因此，“若必欲限用女子，江海开通之地，能否必得，固不敢知；僻远各省，则男教师尚处缺乏，又奚论女教师耶？……及此不变，女学前途，尚有可振兴之望？流弊不可不妨，因噎至于废食？”为解决女学堂教师问题，建议“宜施采择”之方法：(一)管理各员均以女子充之。(二)女教员缺乏，各省得兼用男教员。(三)堂内别置男教员休憩室，务与女管理、女教员各室，界划分明。(四)凡所用之男教员，必须年岁较长，而又品行素端者。^⑨学部也曾无奈地提出变通方略，“又定章各科教习皆以妇人充当，亟应广为延访。但国文一科，尤为主要。现当创办之初，如国文程度较高之女教习，一时实难其人，应由该堂精选年在五十以上、品学俱优之男教习，暂资教授……。”^⑩

面对合格女教师的极度缺乏，是拘守成法、因噎废食，还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采取适宜变通之法？揆诸史实，我们发现各地女子学堂大多从创办初期起就采取了务实变通、不拘泥于定章的策略，聘请男教师任教，有些举措则表现出明显的创造性。下面以浙江几所女学堂教职员的聘任为例，略作说明。

1904年创立的台州黄岩女学校，系黄岩公学教员王幼玉与三位学生组织而成，女(校)教员亦由四君走教。^⑪

松阳县公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松邑劝学所调查，该校教授，除体操一科由领班女生教授外，其余皆由男教员按时走课。然管理均系尊属，尚不致贻流弊。^⑫平阳县公立宕洋女子两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温处省视学调查，此堂设立于俞姓住宅，管理系女生尊属，各科教员均按时走课。^⑬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女子小学堂，尤其是乡村与偏僻地区女子小学堂，教师的来源主要是男学堂教员兼任(以“走教”的方式)，管理员则多为女学生家属(女性)。这一聘任女学堂教职员的方法，甚为巧妙，既可以解决由于女教员稀缺而带来的教员聘任难题，又可以在学校管理上不致“贻流弊”而给反对女学堂者以“口实”，使女学堂能在传统女性观念浓厚的晚清社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充分体现了女学实践者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女生尊属参与学堂管理，其意义十分重大，既能发挥女性在女子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又能使社会更加了解女学堂内情，并产生广泛的示范、宣传效果。

下表为1910年杭州女子师范学堂教员概况，表中显示该校教员男性占半数。在已知的八位男教员中，具有师范学历背景的仅为二人，余皆为具有科举功名者，表现为典型的教育转型时期“旧人”办“新学”的特点，这实际上也表明具有师范学历的男教师同样极度缺乏。该校八位女教师中，除邵绿一人毕业于日本女子美术学校，其余均为本校刚毕业的师范生(其中一人为保姆科毕业)，这也说明女教师的稀缺。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女界凌夷，人才消乏，教育初兴，不得不借才于男子”的女学实际状况。

2. 接受传统教育的大家闺秀、命妇、职妇等

清末兴学先驱、浙江温州士绅孙诒让，面对开办女学而女教员难觅的困局，积极呼吁“普及教育，兼重女学。……今各省女学校虽多开办，而女教员甚少，办理未能完备，以致观望尚多，似宜酌设女博士、学士等学位。凡女子有文学，与高等小学、中学毕业生程度相当，或国文、算学、西文有专长足任女教员者，准各处劝学所查明，详提学司，派视学员就近考察，酌给学位。”^⑮积极提倡招贤纳才，广开女教员之门。考察晚清女子学堂，我们会发现接受传统教育的大家闺秀、命妇、职妇是女学堂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各省第一所女学堂一览表”所统计的20所女学堂，由女性参与创办的有8所。^⑯而这些参与创办女学堂的女性，大都为士绅、官宦之妻女，她们同时也是这些女学堂的管理者与教师。以下略举几则史料，说明早期女学堂教师由接受传统教育的大家闺秀、命妇、职妇担任的情况。

广东女学堂：汪举人妻刘佩珍为女学堂教习，而曹姓之妻附和之。^⑰

山东郯城县刘君葆贞所立女学堂，已有规模，以其女为校长。^⑱

广西梧州容县陆君宠廷，捐资倡设女学校，黄君用甫为之拟定章程，电招桂林时敏学堂总理沈雁谈之夫人及其女为教习。^⑲

无锡竞志女学校，由侯君葆三发起，于正月开校。教习五人，均知名女士(创办侯君之夫人及……)。^⑳

杭州女学校，经高白淑夫人首先提倡巨款，缙绅之族，亦有应者，然经费终嫌不敷。顷闻浙抚聂缉榘夫人，慨捐创办费五百圆，以资提倡。聂夫人为曾文正之女，著有聂氏重编家政学，平日最热心女学者也。^㉑

京师三城女学传习所：所有中城女监督就是上学期教习济书青女士充任。女士本是名门贵媛，教授管理都极胜任，可称女中丈夫。^㉒

清末早期女学的创办者中，士绅、官宦之妻女占很大比例。她们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一定经济实力与参与社会活动的精力，得风气之先，积极参与女学的兴办，承担了初期女学的教师与经营者角色。这表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受传统因素影响深刻以及对传统资源的合理运用，也说明传统社会精英在新式教育初创时期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

3. 聘请外籍女士

解决晚清女学教师缺乏的另一渠道，即是聘请外籍女士，尤其是新式学科(外语、自然、理科、体操、工艺等)的教学更加倚赖于外籍教师。关于聘请外籍女士任教的原因，陈撷芬所言颇能说明问题之关键，“先前为是女教习难得学问好的，所以请的得是男教习，近日已经托人在日本请定了女教习，听说就要到上海了。”^㉓可见，国内既难有学问好的女教师，而请男教师又很无奈，于是就只好聘请外国学问好的女教师了。下面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例举部分女学堂中的外籍女教师。

清末女学堂中的外籍女教师当不在少数，当然她们大多任教于通都大邑或开埠口岸地区。既然“此时中国既鲜女师，而欧美风尚又不免与中国捍格，欲求师逸功倍，其惟求之同种同文之日本乎？”因而日本女教习成为外籍教师的主要来源。

对聘请外籍女教师任教，也有一定的限制与要求，“惟须选聘在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品学优良者；且须明定应与中国女教习研究教法，其研究时限由该学堂自行酌定。”^㉔可见，聘请外籍女士尤注意其“师范”作用。

基于对“欲兴女学，先求师范”的认识，而欲造就中国女子师范“似可由驻日公使，咨商该国文部、暨宫内省臣，荐举学行兼优，闻望夙著之女博士，随带女学高等师范毕业生，每人来华创设女师范学堂，招徕良家妇女之曾读四书五经者，厚以廪饩，以冀造就有成，分布各地，此为开宗明义第一事也。”^㉕因而女子师范学堂尤注意聘请外籍女士任教，这无疑是解决“女师不足，女子师范不举”困局的应变策略之一途。

三、日本女学校：清末女子师范的摇篮

清末解决女学堂教师短缺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派遣女子留学日本修习师范。日本女学校参与了中国女子师范生的培养，特别是由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主持的实践女学校成为清末中国女子师范的一所摇篮。

早在中国女子留学日本初期、国内女学堂尚处初创阶段，政府有识之士就已注意到从留日女生中选拔女学堂教师，“外部于派赴日本总监督汪君伯唐时，嘱令留心考察留学女学生，若有成效者，速行咨部，以备京城将来设女学堂教习之选。”^㉖汪大燮监督考察的结果是“考察留学女学生，在下田歌子学校中，凡十数人，于专门学科俱见成效，志趣高尚者，亦不乏人。”因此他建议“可否将来拔其优者，咨送回华，充女学堂教习之选云。”^㉗

实际上，早期留日女生回国后成为兴办女学的重要力量。如直隶全省女学堂监督廖女士，曾留学东瀛，“自任事以来，热心壹志，思将有所振兴而扩大之。不避劳苦，事无巨细，恒以一人之力担负而不辞。”^㉘

中国女子留学日本的女学校，有帝国妇人协会、女子美术学校、共立女子学校、实践女学校、女子实修学校、东亚女校、成女学校等。^㉙留日女生归国后大多从事女子教育事业。

关于成女学校中国女子师范教育的缘起，《中国新女界杂志》记载：“日本的成女学校，素来没有中国女学生在内。自从西历去年冬天(1906年)，有一位湖南女留学生，姓张名汉英字慧芬，才学是狠高的，他费了许多心血，运动款项，在成女学校内，特开了一个女子速成师范班，请田君子勤当翻译。学生一共有十余人。自西历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开课。”该班于1907年12月卒业。留日女学生会曾号召国内女同胞速到日本成女学校参加速成师范班学习，并介绍了该校课程、学习与生活情况。^㉚

被誉为中国近代女子师范摇篮、由下田歌子女士创办的日本实践女学校，在培养中国女子师范生并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

下田歌子，日本女教育家，少通汉文，年长游学西洋各国。归国后，竭力提倡女学，1899年于东京创设实践女学校。下田歌子关心中国女子教育，曾在日本华族女学校对中国留学生演说女学与国家振兴的关系，认为中国之衰弱在于“专门讲求船坚炮利的末务，不但女学未兴，男学也丝毫没有进步，以致今日国势衰弱，人材稀少，惯受西人欺侮。”作为旁观者，对此她感到“又气又叹”，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后振兴教育，尤其是致力于女子教育。对于中国留学实践女学校的女生，竭力提供帮助，“幸自去年(1901年)到今，前后来游学的，竟有十多人。他们居住入学，我无不相帮尽力，好使人人安心向学。他们也狠有志向，狠肯用功，真可敬可喜。”^㉛

实践女学校于1905年7月18日创设中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凡中国女子留学该科者，每年只须学费二百十五日元，一年毕业。起居饮食，悉照华风，各科教授，必求适合我国女子之程度，由日本教师讲演，而请我国通人口译。^㉜是年湖南省选派女生20名赴该校习师范工艺速成科，“请实践女学堂督办下田歌子女史以为教督，共受熏陶。从速毕业，期以一年。”^㉝

除为中国女生开办一年期速成师范班外，实践女学校还为中国女生开办了三年期师范班。1905年奉天省特派熊希龄去日本考察教育时，与实践女学校长下田歌子约定，自1905年起奉天省每年派女生15名至该校习师范，“现在女留学界中，最近的事，就是奉天官派女留学生，于月前到了，一齐入实践女学校新开的三年师范班，并且还有两位在实践肄业日久的，补了官费。……这是留日女学界，空前的创举，真可以算得中国女学界中，大大的一个纪念了。”^㉞

负笈东瀛的中国女子，努力肄学，她们的志望“在将来归中国后，以身任教育之事。”这些女子教育的先驱，回国后承担了启蒙中国女性、创办女子学堂的重任，成为清末女学校中的第一良教师。

四、务本之道：清末女子师范学堂的创立

尽管各地女学校在聘请教师方面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然而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师难求的矛盾日显突出，女学校渴求获得女师范生任教。我们可以从《女子世界》登载的“欢迎师范”消息中窥见一斑。1904年6月12日，嘉定南翔女界公请上海务本女校师范科毕业生黄守渊、黄守蕖二女士莅翔演说，其欢迎歌歌云：“好女子，好女子，国民第一良教师，师范科，两年多，自由花两朵；嘉定离翔二十四里，从今女学开风气，学问高，声名噪，模样做我曹。”记者对此欢迎会发出感慨，“吾国女子师范之毕业，自务本女校始。然环顾内地，在在需才，男子代任，诽言四起者藉藉矣。安得各地教育家，遍开师范学校以陶铸之。”^㉟因此，创建我国女子师范教育成为女学发展的务本之道。

《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以前，随着女学的兴办，女学先驱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女学师资问题将是影响女学堂发展的重要因素，便于创设不久的女子学堂内附设师范科以培养女学堂师资。

创立于1902年的上海务本女塾，1903年即设师范科，分甲乙两级，并于1904年附设幼稚园，为师范生实习之地，是为国人自办女子师范教育之始。该校第一批师范生11人于1904年夏毕业，成为中国第一批女子师范毕业生。^㊱至1911年，务本女塾共培养师范毕业生193名。^㊲

继务本女塾开设师范科培养女学堂教师，各地女学堂附设师范科或创办女子师范学堂者所在多有。如1904年湖南长沙景珠女学校附设有女子速成师范科。^㊳1905年创办的无锡竞志女学，除高小科、初小科外，设有师范科。^㊴1906年春开校的南通公立女学校，于年底即改为南通女子师范学校。^㊵1906年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办，“以养成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女教员，期于女学普及为宗旨”，并为速造师范起见，先设简易科、选科。^㊶该校第一批女师范生78人，于1908年1月毕业。

据《女子世界》1904年6月“江苏最近各女学校生徒募集之调查一斑”报道的20所女校中，附设师范或师范女学校的有7所。

1904年春创办的公立杭州女学校，在其创办章程中即拟定“本校俟经费宽足后，再拟于寻常高等科外，别设师范科”^㊷。1906年秋季，学校获得官厅提藩署陋规一部分为补助，岁约得三千元，开始添设保姆传习所(后改为保姆科)。^㊸保姆传习所，即是现代意义上的幼教师资培养机构。1907年正月，该校改组为师范，名曰“杭州女子师范学堂”，标志着浙江以“师范”二字命名的女子师范教育正式确立。

清末女学较早即注意到女子教育与女子自立之关系，十分重视手工、裁缝、工艺等实用性与职业性课程内容的传授。为应对女学校对这类教师的需求，在女子师范教育的创始阶段就创办有女工师范培养机构。如1904年上海首创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旨在“用速成教授法，教授各种女工，养成女子自立之资格，兼备女学堂教师之选”^㊹；1906年四川泸州创设女工师范讲习所^㊺等。

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行，清末女子师范教育发展加快。该章程规定：女子师范学堂，须限定每州县必设一所。惟此时初办，可暂于省城及府城由官筹设一所，余俟随时酌量地方情形逐渐添设。并且该章程规定民间亦可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在此形势下，各地公、私立女子师范学堂陆续开办。

1908年私立杭州惠兴女学堂设立初级师范班，1910年首届师范班四名学生毕业，经提学使派员考试“所有各科试卷，均尚清通，而美术、手工、女红绣品尤为擅长”而合格，“该校所编之教育学讲义，皆纯正妥协”。^㊻1910年正月，绍兴明道女学堂申请省学务处，请求改办师范，“女子教育，最关紧要。各属学堂林立，而女校未甚发达，良由师资缺乏之故。该绅等拟将明道女学改办师范，自属正办，应准立案。”^㊼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二十三日，湖北女子师范学堂行开学典礼，“女生均别具冠服，跻跻一堂，颇极一时之盛。”^㊽1909年四川淑行女子中学堂，遵章改为省城女子师范学堂。^㊾1911年初湖南全省女子师范学堂兴工修建。^㊿等等。

虽然《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后，女子师范教育发展加快，但终其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数量有限。如作为浙省清末女子师范学堂主要代表的杭州女子师范学堂，至1911年9月杭州光复，师范毕业生数量仅为21人，如果推及到全省，人数也不会超过数十人。这区区数十人的女子师范毕业生，面对全省几十所女学堂与日益发展的女子教育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不敷应用。因此，晚清女子师范教育远落后于女子教育的实践需要。但作为教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女子师范教育，这株幼苗毕竟已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潮中生根、开化、结果，为民国时期的女子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在追求近代化的浪潮下，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构成中国一半人口的妇女摆脱传统的束缚，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动力。中国女子教育早期现代化，面临着三对矛盾：其一，因袭传统的女性观和两性双轨学制对女子教育的束缚与女子教育实践之间的矛盾；其二，教育资源的匮乏与女子教育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其三，本土教育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矛盾。以上三对矛盾在清末女学堂教师的任用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综观清末女学堂教师的来源与培养，女学实践者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解决与调适以上三对矛盾：第一，采用部分聘用男教师与学生家属管理相结合的变通方式，克服习俗与制度对女学堂教师聘任的束缚，这是解决女学堂教师困境的一种制度创新。第二，传统教育资源的合理使用，具体表现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女性成为女学教师的中坚力量。第三，域外女子教育资源的利用，主要体现为外籍女教师的聘用与通过留学的方式培养女教师。第四，体制的创造，即本国创立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女子师范生。

正是通过变通、开放、传统资源的合理使用以及体制的创造，晚清女子学堂在困境中走出了一条曲折的现代化之路，演奏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交响曲中的独特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