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20年来, 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受到西方心理学界的极大关切。情绪智力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Thorndike所提出的社会智力(social intelligence), 较近的根源是Gardner的多元智力(multiple intelligence), 特别是Gardner所提出的内省(intrapersonal)和人际间(interpersonal)智力概念^①。1990年, Salovey和Mayer第一次对情绪智力的定义和结构模型进行正式探讨。此后10年间, 不同的研究者分别提出了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和混合型模型。混合模型主要是指在所编制的情绪智力量表中既含有测量能力的一些题目, 也包含一些测量特质的题目。对个体差异变量所使用的测量方法不同, 例如是使用像测量人格的自我报告法, 还是使用像测量智力的最大成绩法, 会对这一变量的操作化有直接的影响。基于此, Petrides和Furnham把情绪智力区分为特质性情绪智力(又称特质情绪自我效能, trait emotional self-efficacy)和能力情绪智力(abil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又称认知情绪能力, cognitive emotional ability)两种类型^②。特质性情绪智力指个体知觉、加工、利用内省的和人际间的, 与情绪相关信息的差异。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相信他们对自己的情绪有很好的把握, 并能按照促进幸福的方向来调整情绪。特质性情绪智力所使用的测量方法主要是自我报告法, 测量的是典型表现。而能力情绪智力所使用的应是最大成绩方法, 测量的是最大成绩, 测验的项目包括正确或不正确的回答。特质性情绪智力和能力情绪智力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测量变量结构所使用方法上的不同, 而不是这一变量所包含的成分上。

二、特质性情绪智力的结构

总的来看, 目前国外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 特质性情绪智力处于人格等级结构中更低的水平, 由自我知觉的、与情绪相关的能力和倾向组成, 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进行评估^③。分别以英国、西班牙、新西兰、德国和法国的被试为样本进行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是一个独特的、多维度结构, 处于人格等级的较低水平。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一部分因素独立于已有的人格结构类型, 如大五和大三理论, 而另一部分因素处于已存在的大五和大三的维度之中。特质性情绪智力的因素与大五和大三人格因素是斜交, 而不是正交关系^④⑤。在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上, 特质性情绪智力能够解释大三或大五所不能解释的一部分变异^⑥。

然而, 特质性情绪智力具体包含几个维度, 还存在争议。Salovey等人通过因素分析认为, 特质性情绪智力包括3个维度:情绪的注意(attention to emotion)、情绪清晰(emotional clarity)、情绪修复(emotion repair)^⑦。但有研究者认为, Salovey等使用的量表所涉及的内容不能涵盖特质性情绪智力所包含的全部核心成分, 忽略了特质性情绪智力结构中的一些核心方面。Bar-On(1997)通过自己编制的Bar-On情绪商数量表(Bar-On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简称EQ-i)进行研究表明, 存在5个高阶因子, 分别为内省的、人际间的、适应、压力管理和一般情绪^⑧。但有研究者认为, 没有证据证明有高阶因素存在, 对Bar-On情绪商数量表的项目进行分析, 结果更倾向只有一个单一因子^⑨。另有研究者认为, Bar-On情绪商数量表的内容忽略了一些反映特质性情绪智力的成分, 如情绪知觉、情绪表达和情绪调整等^⑩, 从而不能全面地反映特质情绪智力的结构。

最有代表性的, 是Petrides和Furnham提出的特质性情绪智力因素结构^⑪。Petrides和Furnham认为特质性情绪智力包含15个方面的内容。这15个方面的内容形成4个因子和一个整体特质性情绪智力。15个方面分别是:适应性、自信、情绪表达、情绪管理(他人的)、情绪知觉(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调整、冲动(低)、关系、自尊、自我动机、社会意识、压力管理、特质性同理心、特质性幸福和特质性乐观主义。4个因子分别是情绪性(emotionality)、社交性(sociability)、幸福感(well-being)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其中自我动机和适应性不属任何一个因子, 而直接属于整体特质性情绪智力。

三、特质性情绪智力的生理、认知机制 (一) 生理机制

目前, 有关特质性情绪智力的大脑机制的研究文献还非常少。Kemp等采用脑电图(EEG)的方法研究表明, 左额叶皮层的激活水平与情绪智力相关, 情绪智力分数越高, 左额叶皮层的激活水平也更高^⑫。然而, Santesso等人以儿童为样本对Kemp的结果进行检验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与脑电图不对称性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⑬。Mikolajczak等采用记录脑电图的方式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在平均分以上的被试与平均分以下的被试在左额叶不对称性上有显著性差异。特质性情绪智力高于平均分的被试, 他们的左额叶不对称性更高。特质性情绪智力分数越高, 左额叶皮层激活的程度也更大。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特质性情绪智力个体的社交性因子差异上^⑭。另有研究探讨了特质性情绪智力与皮质醇的分泌(cortisol secretion)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以大学生为被试, 采用在公共场所演讲和完成认知任务来诱导压力, 并测量被试唾液分泌中的皮质醇。结果表明, 无论是压力情境下的基线水平, 还是在皮质醇分泌的最高峰,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个体的皮质醇分泌均显著低于低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而且, 在控制社会称许性、叙情障碍和人格的五因素模型各维度对皮质醇分泌的影响后, 特质性情绪智力对皮质醇的分泌仍有显著的预测作用^⑮。

(二) 认知机制

Austin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与个体的反应时之间呈现一个倒“u”字型的关系^⑯。在特质性情绪智力上得分过高或过低个体的反应均要比得分处于中间的个体的反应要快。不同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对压力情境的评估和应对策略也不同。在面对压力的情境时,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倾向于把压力情境评估为是一种挑战, 而低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更倾向于把这种情境评估为一种威胁^⑰。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 他们更倾向于采用适应的应对风格, 如对压力进行重新评估, 采用问题中心的应对方法等, 而低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不适应的应对风格, 如回避、沉思和自我责备等^{⑱ ⑲ ⑳}。不同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在压力情境中记忆和注意加工过程也不同。Mikolajczak等采用实验法对压力情境下, 不同特质性情绪智力个体的记忆和注意加工过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仅在特质性情绪智力的自我控制维度上, 不同自我控制的个体在记忆和注意加工过程上有显著性差异^㉑。Mikolajczak等采用创设困难情境进行记忆加工过程的研究表明,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表现出情绪一致性的加工模式, 而低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表现出情绪不一致的加工模式。在中性情境中, 高自我控制的个体更多的是回忆起积极的情感, 而低自我控制的个体更多的是回忆起消极的事件。在压力的情境下, 高自我控制的个体回忆的完全是负面的事件, 表现出情绪一致性加工, 而低自我控制的个体回忆的完全是中性的事件。同时, Mikolajczak等还采用点探测的范式进行研究表明, 在早期的注意加工过程中, 自我控制具有调节的作用, 自我控制不仅影响使用策略和意识的加工过程, 还影响无意识的加工过程。在中性情境下, 高自我控制的个体注意力集中于中性的材料, 而低自我控制的个体注意力集中于情绪性的材料。在诱导负性情绪的情境中, 高自我控制的个体把注意力集中于情绪性(不论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的材料上, 而低自我控制的个体注意力不集中于情绪性的材料上^㉒。

四、特质性情绪智力与健康、问题行为 (一) 特质性情绪智力与健康

有研究者探讨了人格特质的五因素模型与特质性情绪智力、工作控制点(Work Locus of Control)和一般健康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特质性情绪智力与工作控制点、一般健康均具有显著的相关,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表现为内控和更健康。同时, 特质性情绪智力在人格特质的五因素与一般健康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工作控制点在特质性情绪智力和一般健康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㉓。以大五人格、特质性情绪智力、幽默风格和一般健康问卷进行的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在大五人格的四个维度(外向性、开放性、随和性和尽责性)与一般健康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在神经质和一般健康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幽默风格在特质性情绪智力与一般健康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㉔。

Furnham和Petrides以大学生为被试, 采用单维度的牛津幸福感问卷(The 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进行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对幸福感(happiness)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特质性情绪智力对整个幸福感变异的解释超过50% B25。在控制了特质性情绪智力对幸福感的影响后, 大五人格的5个因素对幸福感均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另以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或朋友为被试进行的研究发现, 特质性情绪智力在大五人格因素与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㉖。以希腊的塞浦路斯人为被试, 采用Morris的多维度幸福感问卷(Morris Multiple Happiness Inventory, 简称MMHI)进行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果, 特质性情绪智力对Morris问卷中合作和竞争幸福感(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happiness)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㉗。Mikolajczak等通过研究表明, 无论是在压力的情境下, 还是处于生气、悲伤、恐惧、嫉妒和害羞的情况下,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均会促使个体选择适应的应对策略, 降低各种负面情绪, 这种适应应对策略的使用可以促使个体保持高兴的心情^㉘。除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特质性情绪智力与幸福的关系外, 更多的是探讨特质性情绪智力与不幸福的关系。有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与整体心理障碍、脆弱性、妄想和精神病症状、焦虑、抑郁、恐怖、强迫和敌意^㉙, 功能失调的态度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㉚。采用实验诱导的压力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在压力与情绪变坏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在压力的情境下, 情绪变坏的程度更小^㉛。当然,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也存在潜在的不适应性特点。在呈现灾乱性的视频短片这一情境压力诱导下, 高特质情绪的个体表现出对情绪负荷的刺激更敏感, 表现出情绪恶化的程度更大^㉜。另有研究表明, 整体特质性情绪智力与整体边缘性人格障碍、情感不稳定性和自我同一性混乱均呈显著负相关^㉝。采用精神病态检查表修订版(the Psychopathy Checklist-Revised, 简称PCL-R)进行研究表明, PCL-R因素1与特质性情绪智力中的情绪注意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即在精神病态的人际情感维度上得高分的个体表现出不能更好地注意他们的情绪表现; PCL-R因素2与特质性情绪智力中的情绪修复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即在精神病态的冲动、反社会维度上得分高的个体表现出不能很好地调整和修复自己的情绪^㉞。然而, 另有纵向研究表明, 虽然特质性情绪智力在预测精神病态上具有很好的同时效度, 但以6-7个月的时间为间隔时, 特质性情绪智力对被试6-7个月后精神病态的预测效度很低^㉟。

另有研究者还探讨了特质性情绪智力与躯体症状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对躯体症状有显著的预测作用^{㊱ ㊲}, 在女性被试中, 特质性情绪智力在抑郁和躯体症状之间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但在男性被试中, 特质性情绪智力的调节效应不显著^㊳。在面对情绪劳动的过程中,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护士表现出更低的倦怠感和躯体症状, 护士所使用的情绪劳动策略在这种效应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㊴。

(二) 特质性情绪智力与问题行为

以同伴提名和教师提名的方式进行研究表明,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中学生所获得的提名更多的是合作、具有领导力, 更少获得破坏性、攻击性和依赖性的提名。对教师的提名进行因素分析也表明,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中学生在亲社会因素上的得分高, 在反社会性因素上的得分非常低^㊵。特质性情绪智力与社会能力和合作的提名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对于女性被试,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与领导力的提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㊶。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更多收到和蔼、合作、具有领导力和社会能力的提名, 更少被提名为调皮的^㊷。

Austin等探讨了特质性情绪智力与个体每星期饮酒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㊸。Petrides等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与中学生未经允许的不上学(unauthorized absences)和被开除(exclusions)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㊹。Siu以香港的青少年为被试进行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对抑郁、压力、攻击、焦虑和行为不良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㊺。特质性情绪智力水平越低的个体越表现出外显行为不良和攻击性。另以英国高中生为被试进行的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与自伤(self-harm)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 所选择的不适应应对策略(主要是以情绪为中心的策略, 而不是回避的策略)在特质性情绪智力与个体的自伤行为之间起着显著中介的作用^㊻。

五、结语

自2000年Petrides等人提出特质性情绪智力这一概念后的近10年里, 西方心理学界围绕特质性情绪智力的概念、结构、测量, 以及特质性情绪智力对个体生活结果的预测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 虽然特质性情绪智力处于人格特质结构中的较低层次, 但在某些方面, 特质性情绪智力对生活结果的解释力要比人格的大五或大三理论优越。例如理解他人情绪倾向上的差异可以由个体的特质性情绪智力直接进行解释,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加工面部表现的速度要比低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更快, 高特质性情绪智力的个体理解情绪的强度阈限更低。对于这一现象, 假如采用大五人格的因素进行预测, 就会复杂很多, 如要把低外向性、高神经质、低开放性和低随和性4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进行很好的解释。而且, 这种把人格特质的4个维度上的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解释的后果是使得事情不能很好的被理解^㊼。另外, 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 特质性情绪智力在抵御个体所面临的各种压力, 保护个体的身心健康和良好行为方面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西方心理学界近10年来对特质性情绪智力的研究, 对揭示特质性情绪智力这一心理变量的内涵, 以及这一变量对个体生活结果的预测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 在未来的研究中, 以下方面还有待深入。首先, 特质性情绪智力的结构还存在争论之处。虽然Petrides等人选取不同的样本和效标, 检验了特质性情绪智力的效标效度, 以及控制了大五或大三人格维度影响之后的增加效度, 但仍有一些批评者认为特质性情绪智力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特质性情绪智力的结构处于大五或大三人格结构之中。有研究者以10-11岁的青少年为被试, 采用Petrides等人编制的特质性情绪智力青少年简易版和测量精神病态的Beck青年问卷进行研究发现, 在删除了两问卷相重叠的项目之后, 两者的结构仍没有区别^㊽。另外, 在探讨特质性情绪智力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 由于特质性情绪智力量表本身就包含幸福感维度, 那么特质性情绪智力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两个心理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关系, 还是由于存在相互重叠的项目内容而产生的关系, 还需进一步探讨。第二, 从被试的选取上来看, 大多采用非临床样本, 采用临床样本的很少。已有的文献大多采用学生, 特别是大学生, 甚至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为被试来进行研究, 这种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如何, 是否可以推广到普通人群中去还需进一步检验。第三,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已有的研究文献大多采用横向研究, 通过问卷进行自我报告法测量。这种方法所得的结果不能很好地解释结果变异是由原因变异引起的还是由共同方法变异或社会称许性引起的, 也不能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中, 除采用自我报告的评估方法外, 还应采用其他的, 如以行为反应为指标的方法来研究。更应采用纵向的、实验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特质性情绪智力的发展变化和因果关系。另外, 已有研究大多是探讨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但特质性情绪智力与另一心理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受到一个, 或多个变量的中介或调节作用, 未来研究应更多的考虑哪些变量在中间起着中介或调节效应。第四, 虽然目前已有探讨特质性情绪智力的生理和认知机制文献, 但相比探讨特质性情绪智力与生活结果关系的文献, 这类文献显得非常少, 未来的研究应更多的探讨特质性情绪智力的生理和认知机制, 不同特质性情绪智力个体的神经内分泌上的差异。第五, 已有的研究中, 从特质性情绪智力与环境变量的相互作用角度来进行探讨的还很少, 特质性情绪智力与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还有待深入研究。第六, 已有的研究表明, 特质性情绪智力对抵御压力, 保护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 这一结果启示我们应当适当地提高个体的特质性情绪智力。那么, 在教育和临床领域中, 如何制定有效的培训与干预计划, 来提高个体的特质性情绪智力, 还需进一步探讨。最后, 称名问题。既然特质性情绪智力是一种人格特质, 那么这种称名就有可能使人产生误解, 以为是一种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