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期刊作为构建现代教育领域“公共话语”的重要平台, 对教育学术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今天, 大凡经常翻阅美国教育期刊的读者, 都会深深感受到中美两国的教育期刊存在很大差别。这主要表现在美国教育期刊每期刊载的论文数量很少, 而每篇论文的篇幅却很长, 20页以上是很常见的, 且出版周期较长, 大部分都是季刊; 就其论文内容而言, 则非常注重研究方法, 专业性很强, 一个人如果不是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 不要说无法写出那样的论文, 就连阅读都会有很大的困难。而当人们借助互联网上的英文过刊数据库(JSTOR)^①去浏览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教育期刊时, 却会发现那时的美国教育期刊与现在美国的同类刊物有很大的不同, 这说明美国教育期刊的发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本文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揭示这个演变过程及其学术意义。另一方面, 众所周知, 民国时期我国教育研究的主体之一是留美归国学生, 他们构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期刊的主要投稿者群体之一, 那么当时作为学术交流公共论坛的我国教育期刊与同时期的美国同类刊物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另一个重点。鉴于民国教育期刊发展的鼎盛时期是抗日战争爆发前数年, 所以本文的内容将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

一、20世纪20-30年代中美教育期刊概论与比较

20世纪30年代美国有哪些著名的教育期刊呢？曾有美国学者对1936-1939年间的教育期刊论文被引用次数进行统计, 由此确定当时哪些刊物在美国教育学术界享有盛誉。表 1即为这次调查中被引用次数综合排名前10位的教育期刊。

以上排名第2位的《小学杂志》和第4位的《学校评论》都是面向教育实践层面的, 前者由刊名即可知是小学教育方面的刊物, 后者是专门探讨中学教育的刊物, 其副刊名便是“中等教育杂志”。排在第5位的《学校与社会》则是一份周刊, 每期约刊登两篇、篇幅约为5页的论文, 其余皆为教育新闻报道。至于排在第1位的《教育研究杂志》, 发表于1920年创刊号上的“宣言”便声明:“本刊将重视的是实际而非思辨, 是应用而非理论。虽说理论性、专业性的文章有时不可避免, 但这类文章如果有明显实用价值的话我们将更欢迎。至于为研究而研究的事业, 我们还是留给别人去做。”^③可见, 面向实践、学术性色彩不浓的教育期刊在当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 历史悠久的《学校评论》创刊于1893年, 由芝加哥大学教育系主办, 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讨论中等教育最为重要的刊物。担任过该刊编辑且为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史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邓克尔(Harold B.Dunkel)曾撰文回顾《学校评论》的发展历史, 他认为该刊早期发表的文章都是关于课程内容、教学、学校管理的经验之谈及建议, 来自教师的文章谈的是“我们是怎样做的”, 而教授们则提供“教育者该如何做”之类的“处方”。^④芝加哥大学另一名教育学教授韦克斯勒(Harold S.Wechsler)对《学校评论》曾作过更为专门和深入的考察。他指出, 30年代《学校评论》所关注的是与学校教育直接相关的问题, 所发表的文章多半是描述性和经验性的, 纯理论性的文章则不受该刊编辑和读者欢迎; 至于专业性的研究报告, 则由该刊编辑部编辑的《教育论文增刊》(Supplementary Educational Monograph)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发行, 而不是刊发于《学校评论》。^⑤换言之, 30年代这份由芝加哥大学教育系出版的刊物虽被引用次数较多, 但其学术性并不强。曾致力于研究美国教育学科历史演变的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鲍威尔(Anthur G.Powell)认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很大成就的教育研究并不多见, 少数这样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教育心理学和教育测量, ^⑥换言之在这两个领域之外的教育学术研究的进展并不大。可以说, 这也是那些极少刊发心理学类论文的教育期刊专业性、学术性不强的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 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教育期刊, 即使是那些著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除了与心理学联系比较密切的领域(教育心理学和教育测量是心理学家或受过专门的心理学训练的人才能从事的研究领域), 其他领域的论文普遍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当然, 这一方面可归因于当时美国的教育学界整体研究水平不高,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的教育研究者群体不够庞大, 刊物的作者和读者大部分都是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当时刊发的大多数论文并不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 但这并不妨碍有才华的学者通过这些刊物来传播其教育观点和主张。例如, 推动美国课程研究科学化、学术化的重要因素, 除了标志性专著的出版外, 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教授博比特(Frankling Bobbitt)通过《学校评论》、《小学杂志》这类面向教学实践的刊物, 发表诸如《当前高中的实际目标》(1921)、《课程编制的大趋势》(1921)、《课程编制的新技术》(1924)等多篇浅显易懂的文章进行鼓吹而造成的影响, 也同样不可轻视。^⑦

至于中国方面, 20世纪30年代最著名的教育期刊莫过于历史较为悠久的《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 尽管其主办者分别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个商业性出版机构, 但由于这两家出版社均以编撰教科书为其主要业务, 而且其历任主持人如张元济、陆费逵、舒新城、王云五等皆为教育家, 所以教育始终是其关注的中心课题。两份刊物刊发的文章虽主要来自大学里的研究者, 可面向的读者群却是中小学教师, 特别是小学教师。为此, 《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较少刊发篇幅长的文章, 每篇文章一般限于6千字。《教育杂志》的主编还曾表示, 即使文章要谈论的是高深问题, 也希望作者能顾及广大身为小学教师的读者, 尽量使用浅显的文字来表述。^⑧当然, 学者们关心的学术问题也是这些刊物所关注的, 因而它们又不时刊登一些讨论学术性课题的文章。例如, 关于如何建立本土教育哲学这一课题, 《教育杂志》在1936年至193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大约刊载了将近10篇与此相关的论文, 如邱椿的《关于讲授教育哲学的几个问题之讨论》、姜琦的《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的商榷》、许崇清的《教育学与教育哲学的一个新倾向》等。^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教育期刊, 它们大多由研究实力雄厚的大学教育研究机构主办, 较重要的有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研究》、南京中央大学《教育丛刊》、北平师范大学《师大月刊》等。《教育研究》创刊于1928年, 该刊所依托的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招收教育学研究生的教育研究机构, 创办人是留美归国博士庄泽宣教授。研究工作是该所的中心任务, 因而该所曾制定多项长期的研究计划, 由该所的教授和研究生协同完成。研究成果除了出版专著外, 其余论文、研究报告等主要发表于《教育研究》。刊发在该刊上的文章, 除了中山大学本校的师生而外, 其他大学学者的文章也占有一定比例, 这在当时其他大学主办的教育期刊上是罕见的。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该刊经常刊登的是实证性的研究报告, 所以文章篇幅一般也较长, 篇均字数约在1万5千字左右。《教育丛刊》所依托的是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强大的师资力量。该刊于1930年创办, 初名《教育季刊》, 1933年后改为半年刊, 遂更名为《教育丛刊》。该刊一般只刊登本校教师的文章, 故罕见他校学者的稿件。由于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进入30年代后师资力量以教育心理学为最强, 所以该刊虽为综合性的教育期刊, 但所刊发的文章其内容则稍侧重于教育心理学和教育测量这两个领域。《师大月刊》创刊于1932年, 是北平师范大学主办的综合性期刊。该刊每四期中有两期分别出版“教育学院专号”和“附校专号”, 专门刊载教育类论文。“教育学院专号”由该校教育学院教授李建勋任主编, 作者主要是本校教育学院的师生和附属学校的教师。

一般来说, 一份期刊的学术水平主要取决于学界学者的整体研究水平, 倘若学者群体研究水平不高, 期刊的学术水平自然也会受到限制。民国时期的教育学者虽然大多具有留学背景, 但出于多方面的原因, 对其研究水平却不能过于高估。长期主持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的李建勋于20世纪40年代曾极力主张, 政府应优待大学中潜心于研究工作的教师, 减少这类教师的任课钟点, 因为据他的观察“大学之教员虽多, 而能作创造性之研究者有限”。^⑩如前所述, 美国同时期教育研究最有成就的是与心理学相关的领域, 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教育学界也有所反映。例如, 廖世承^⑪、艾伟等受过心理学训练的学者所写的论文, 即使是与心理学不相关的部分, 也明显表现出对研究方法的重视, 学术色彩较浓。但从总体上看, 民国教育学者中能写作学术性强的科学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并不多见, 大部分的文章均为非实证性的评论文字, 或者是中小学教师提供的经验叙述。

引人注目的是, 民国教育期刊所发表的大量文章虽不是建立在长期研究基础之上精心写出的科学论文或研究报告, 然而当时的中国教育学者普遍热心从事教育实践活动, 有相当多学者具有教育行政机关任职和担任中小学校长的经历, 所以他们往往既有理论素养, 又有实践经验, 这使其所写的文章能切中时弊, 所提出的建议大多受到中小学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例如, 曾任上海中学校长的郑通和所发表的系列文章就曾为学界所推崇。郑通和, 号西谷, 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归国后先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 1927年起出掌上海中学, 达十多年之久, 在他的带领下上海中学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早在抗战爆发前的30年代, 郑通和就“如何做中学校长”这一专题写了几篇文章并作过几次报告。^⑫带领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班学生参观上海中学并聆听过郑氏报告的北师大教授方永蒸, 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写道:“郑校长经验丰富, 我曾请他根据经验讲讲怎样做一个好校长, 内容非常充实, 学生听得入神。” ^⑬事隔几十年后, 已成为著名教育学家的方永蒸仍念念不忘郑氏当年所作的报告, 可见该报告之精彩。其他如俞子夷、廖世承、叶圣陶等人都是这类教育家的典型代表。

若就当时中美教育期刊的比较而言, 在形式上并无太大区别, 在内容上中国对美国可谓亦步亦趋, 美国出现一种新的研究门类后不久, 中国期刊上就会有相关介绍、甚至模仿该种研究方法所写的研究论文, 因而民国教育期刊能较及时地反映当时美国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当然, 较之美国, 除了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等少数研究领域而外, 中国教育学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历史事实。但是不能否认, 就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起步较迟、发展缓慢的国家而言, 能很好地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因为历史经验表明, 译介和掌握外国先进的科学成果和研究方法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容易, 模仿和学习不仅是一个不应回避的过程, 而且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耐心进行的过程。

二、20世纪50-70年代美国教育期刊的改革与发展

1949年建国后, 原来盛行于中国的西方教育学不久即遭批判, 乃至基本废止。由于中国与西方学术界几乎断绝关系, 加之“左”的意识形态造成教育研究的泛政治化倾向, 到了“文革”期间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一时期出版的教育期刊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烙印。^⑭

在中国教育学发展挫折不断的30年间(1949-1978), 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的教育学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而这一发展主要源自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教育学的介入。在美国, 许多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管理学、历史学学科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开始受聘于各大学教育学科; 加之, 美国联邦政府逐步意识到教育在国际竞争与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中起着关键作用, 从而增加了对教育研究的拨款, 这又进一步吸引了其他学科的学者投身于教育学术研究。来自其他学科学者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学科原有的学术状况及氛围^⑮, 并促使美国教育期刊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 由教育学专业学会主办的新刊物不断出现, 这些刊物通常以鼓励基础性研究为其办刊宗旨。例如, 1949年美国教育史协会出版了《教育史杂志》(History of Education Journal), 1957年美国比较教育协会出版了《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美国最大的教育研究组织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 只主办一份专门刊发综述类论文的刊物《教育研究评论》(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32), 而在60年代之后则先后创办了《美国教育研究杂志》(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964)、《教育学人》(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72)、新的《教育研究评论》(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1973)、《教育统计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76)、《教育评估和政策分析》(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79)等多份学术性期刊, 它们后来在其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均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

另一方面, 一些老刊物为了跟上新的形势也进行了改革。创刊于1927年的《教育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于1963年更名为《教育社会学》(Sociology of Education), 上述《教育史杂志》在1961年改名为《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这些刊名的更改其背后都有深层的原因, 即主要起因于相关学科的介入, 年轻一代学者已不满足于原有的研究模式, 遂通过改名表示与过去决裂。^⑯随着论文专业性的增强, 刊物的编辑人员渐感无力审查稿件的质量, 于是聘请学界同行审稿渐渐成为普遍的趋势。据1975年公布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 44份与教育相关的抽样刊物中1962年有52%的刊物聘请外部专家审稿, 而到了1971年该项比例已升至89%;同一调查还指出, 以研究性论文为主的刊物数量也在增加, 1962年只有5份, 1971年则达到13份。^⑰以上述《学校评论》为例, 该刊本来不刊登专业性过强的学术论文,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以实践取向为主且历史悠久的刊物也发生了趋于理论化的转变。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 教育研究人员的稿件比例持续增长, 其中不少人具有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背景。随着学术化、理论化色彩的加重, 刊物的注释也逐渐正规化, 而且编辑部还专门设置了助理编辑负责核对每篇文章的引文。^⑱伴随着刊物单篇论文篇幅的增加, 每期刊物刊发论文的数量呈下降的趋势, 截至1957年该刊最终由月刊改为季刊。这一时期, 《学校评论》的学术质量迅速提升, 所刊发的不少文章获得学界的好评。例如, 1957年《学校评论》刊登了格策尔斯(Jacob Getzels)和库巴(E.G.Guba)合作的论文《社会行为与管理过程》, 文中提出了行政管理中存在法理模式(nomothetic model)与表意模式(ideographic model)两种不同类型的领导模式理论, 这一观点日后被教育管理类的教科书广泛采用, 而且若干年里经常被相关领域的研究论著所提及。^⑲

总的来说, 20世纪中叶经过改革, 美国教育期刊的学术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 与相关学科刊物学术声望的差距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上述那项调查在比较了1962年与1971年两年的数据后指出, 1962年非教育期刊上教育论文的好评率远远高于教育期刊上的同类论文, 而到了1971年这种差距已经不明显了。^⑳ 1961年曾遭到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贝林(Bernard Bailyn)猛烈抨击的美国教育史学界, ^㉑在经过了二十多年改革后其研究水准逐步接近历史学界, 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至1989年, 美国教育史协会新任主席海纳(N.Ray Hiner)在该协会大会上宣称, 虽然美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 但教育史学界研究水平之提升, 特别是该学会主办的《教育史季刊》的学术质量之高, 已成为令教育史学界同行深感自豪的事实。^㉒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期刊的成绩与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迅速发展, 教育学界经过思想解放运动, 充分认识到教育科学要发展, 必须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科学与政策的关系, 确立教育研究的科学地位。当时, 就有学者疾呼道:“教育科学研究不但不应当是现行政策的注释, 相反, 教育政策的制定倒应当以教育科学为基础。” ^㉓ 1979年《教育研究》创刊号指出:“开展教育理论研究, 为制定教育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是刊物的重要任务之一”。^㉔两年后该刊编辑部又重申:《教育研究》“所发表的一些有关教育问题的论文、资料、意见, 都是研究性的, 它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供大家进一步研究, 根本不同于国家的法令、政府的指示,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思索研究, 对它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㉕ 《教育研究》创刊后, 无论是在编辑意图上还是在实际发表的文章中, 都力求体现这一精神, 从而改变了以往教育理论仅为政策作解释的传统模式。这一时期人们逐渐摆脱思想束缚, 冲破学术禁区, 努力为教育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铺平道路。这突出地表现在对西方各种新的教育学说和流派, 诸如认知学说、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均发文加以系统的介绍。此外, 教育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例如, 文革前发表的的教育文章极少采用数量统计的方法, 定量分析的调查报告和实验报告实不多见; 而《教育研究》在1979年后的几年里, 定量分析的调查报告和实验报告累计刊发了72篇, 占文章总数的6%。^㉖

但另一方面, 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 在介绍和导入外国不同教育学说和思想流派的过程中, 仍然带有片面性和猎奇性的倾向, 特别是存在一窝蜂的现象。^㉗有的香港学者选取国内一份重要教育期刊1994年第1-6期发表的文章为样本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1) 非实证性文章所占比例较高, 在总数65篇文章中有39篇为非实证性文章; (2) 这类非实证性文章的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加强, 比如39篇文章中只有14篇文章或多或少包含参考文献, 而另外25篇文章没有提及他人著作或文献来源。^㉘

毫无疑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学术有了巨大的发展, 反映在教育期刊刊发的文章方面, 从选题、内容到研究方法、写作规范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而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上述缺乏参考文献的文章几乎已经见不到了, 相反单篇文章参考文献的数量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这确实说明教育期刊的学术性、科学性大大增强, 因为一般而言, 一篇文章所引证的参考文献的多寡是衡量作者在写文章时所下工夫的重要指标, 也是评估该文章学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 许多作者为此而罗列大量与文章主题内容无关的参考文献, 文章中无效的、错误的、甚至虚假的引证时常可见, 而审稿者也未必具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编辑部又无助理编辑专司参考文献的核对, 这些不足使得这方面的进步蒙上了一层阴影。

更为严重的是, 期刊论文中还存在着缺乏问题意识的现象, 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按照一般教科书的模式来撰写论文。有的外国教育史专家认为, 教科书模式的消极影响是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是因为教科书的写作模式所偏重的是知识的广度而不是深度, 把编写教科书等同于撰写论文, 势必削弱其学术性, 从而影响学科的长远发展。^㉙当然, 教育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的现象并不限于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 也不限于期刊论文, 甚至是许多学位论文名为论文, 却难得一见“论”的文字, 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有‘论不够, 资料凑’的现象。……面对厚厚的一大本, 你还不能说错。但要说对, 我觉得这些‘正确的废话’, 不说也罢, 因为现成书里都能找到。这可能是好的教科书, 但不是好论文, 甚至严格来说不是论文。” ^㉚究其原因, 应该说主要是由于作者缺乏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 所以也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而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也就没有必要为使其成立而进行艰难的分析和论证。无法做到上述要求, 但又要完成学位论文或发表论文, 于是只能模仿教科书式的编写方式, 采用便于组织和记忆知识的模式作为论文的撰写框架来安排和填充资料。较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模式, 这种写作方式自然简单省事得多, 所以虽屡遭抨击, 却依然长盛不衰。

从20世纪末开始, 各高校逐渐重视科研绩效的考评问题, 由于缺乏更合理的考评指标体系, 大部分高校都根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和“CSSCI来源期刊目录”制订了供本单位使用的包含不同等级的核心期刊目录, 对在这些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按照期刊的不同等级进行考核并给予奖励。这种科研考评制度执行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同程度地滋长了“以刊评文”的风气, 即只要在指定范围内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就获认可, 对论文的写作质量和学术水平的要求反而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㉛而列入这些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的教育类刊物数量相对较多, 加之中国教育学界的学术评判标准较之其他学科尚嫌模糊, 所以要完成科研任务及其指标, 关键在于多写、多投, 以取得“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果。在这种“以刊评文”和以量取胜的评价体制下, 学界许多人追求的主要不是学术成果的质量而是数量, 采取“短、平、快”的研究及写作策略的人数大大增加。这样一来, 各种人员在教育刊物上争夺有限的发表机会, 使得刊物的外界压力还有利益诱惑不断增加, 进而又引发了带有严重负面效果的“竞争大战”。

应该说, 一份有声望的教育期刊, 其所担负的社会功能, 不仅是学界用于学术交流的公共论坛, 而且应该为学界树立科学研究的标杆, 以便让那些年轻学子在从事研究之初就知道高水平的教育研究是一个什么样子, 并使教育学界同行对在这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不仅心生羡慕, 而且产生钦佩之意。芝加哥大学已故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学术的秩序》一书中写道:

现在已经有太多的价值不大的论文得到发表, 如果没有严格的评价标准, 将会有更大比例的价值不大、甚至更差的论文得到发表。当太多的浅薄、谬误的东西涌入公共论坛, 科学和学术界就会搞得更加污七八糟。学术的一般标准会每况愈下。发生这些情况的科学和学术领域的成就会日趋衰微, 未来的几代人就没有了据以确立其抱负的明确标准。如果未来几代人不能坚持严格、要求很高的标准, 如果人们觉得可以凭侥幸做成任何事情, 那么论文作者在基本规矩和分析上就会更加草率和随意。根据严格的标准区分好坏的评价这一预期所产生的道德约束就会放松。^㉜

依据希尔斯的看法, 学术期刊如缺乏严格的学术标准可能会产生的恶劣后果, 不仅在于眼前的学术和科学成果被玷污, 而且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导致后来者迷失了奋斗的方向。随着学术水准的降低, 评价学术成果的标准将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并导致学者所做出的学术贡献与其所获得的名利不相称的现象频现, 这种现象一多就会严重腐蚀学者的学术抱负, 使得整个研究群体的道德约束趋于松垮。无疑, 希尔斯的这种警告不仅适用于美国学术界, 而且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