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新式学堂是相对于传统的旧式学校而言的一种新教育形式，但它又与传统的旧式学校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在教育宗旨、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等方面仍纳入中国传统教育的体系中，只是教育内容实行“中学”与“西学”并存。民国初年，由学堂转变为学校，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彻底被打破，一种新的教育制度逐步确立，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废除“读经科”和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教育内容，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断层。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虽显示了历史的进步性，但从长远来看也是历史的一个重大失误。学校教育在传承文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无法代替的。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补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一、新式学堂出现是历史的一大进步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兴起近代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方、改革旧教育思潮，为当时“万马齐喑”的文化教育界注入了一股活力。他们的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继畬等人。这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首先对传统教育进行反思，主张学习经学应遵循实用的原则；要求改革社会，抵御外辱；提倡学习“西学”，改革传统的旧教育。他们治学的最大特点，是讲求实事、实功、实效，注重解决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急迫的实际问题。这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学术潮流，为文化教育界因鸦片战争失败而笼罩的悲愤激昂气氛注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改变了一少部分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的思想认识，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现实和西方国家。但是，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学习西方、改革旧教育思潮还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沉湎于一种“雨过忘雷”的闲逸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或许中国正面临着一次亘古未有的灾变。如战争期间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等，只是为应付中英战事，战争过后就无人问津了；1844年魏源刊行《海国图志》，他在自序中说：“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①但在社会上层中，魏源的观点只是一种引起争议的激进之见；1849年徐继畬写成《瀛环志略》，他没有使用中国人说的口滑、写得手滑的“夷”字，而是重点介绍了欧洲主要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地理历史、气候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这对许多人来说，有些东西更难以理解。这些史实，或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接受心态，即在绝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依旧是“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夏攘夷”、“师夷制夷”。所以，这次学习西方、改革旧教育思潮，只是少数中下层官吏和士大夫忧国忧民、发一发议论而已，统治集团中大部分人还沉睡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因此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十分有限，从而有20年至少一代人的时间，中国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向西方学习才算真正开始，对旧教育的改革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其显著标志是洋务运动的开展。这场运动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开端，是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潮流推动下产生的。洋务运动期间，在教育改革方面的着力突破口是创办新式学堂，并以“中体西用”方针为指导，实施“中学”与“西学”并存的教育内容。
在新式学堂创办之初，仍十分注重和强调“中学”的教育内容。李鸿章在开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时，要求学馆须学习儒家经典，既延聘西人教授外语，又须“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保以经史文艺”，并规定学生学成之后，须成为“读书明理”之人，才能充当外交、洋务人才。②上海广方言馆规定：学生“每七日中以四日读西书，三日读四书五经，另延生员四人主讲。”③除外语学堂外，其他军事和实业学堂也强调“经义”教学，以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根基。如福建船政学堂规定，学生要读《圣谕广训》、《孝经》；天津水师学堂也视儒家经典为教学之本，明确规定：“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渝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④；广东水陆师学堂则规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⑤可见，“中学”在新式学堂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是培养学生之根本所在。
关于“中学”的作用问题，洋务派官员和学者也多有论述。薛福成在陈述“励人才”时，对“人才”的标准做了解释：要以“道德之蕴，忠孝之怀，诗书之味”为体。⑥他所述的“道德”、“忠孝”、“诗书”，即为“中学”教育的内容，是人才标准的根本。洋务理论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对“中学”的作用问题阐述得更为清楚。他主张：“新旧兼学。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⑦同时又强调，中学与西学是“体”与“用”的关系：“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⑧中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⑨他还提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⑩
尽管洋务学堂以“中学为体”，规定“忠孝”、“经史之学”才是造就人才的根本，但毕竟为封建的旧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西学”也成了洋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快，洋务派视野的不断扩大，以及洋务事业的发展，对“西学”的需求更为广泛，洋务学堂中“西学”的课程与内容也在不断增加。所以，这种新式学堂教育与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相比较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适切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对人才之急需，顺应世界新教育发展之趋势。
二、由学堂向学校嬗变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中，尤其是由学堂向学校嬗变过程中，“西学”的内容逐步扩大，而“中学”的内容则逐渐缩小，最后将“中学”彻底剔除出学校教育之外。归结其原因，既有学堂教育为适应“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而加大“西学”课程开设之故，也有部分激进人士痛斥“中学为无用之学”的人为因素。
洋务学堂创办之初，因外交之急需而设置的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很快被看作为学习“西学”的基本工具，受到各种学堂的普遍重视。一开始，外语学堂都设有几种外语语种的课程。如京师同文馆开设英、俄、日、法、德等语种，上海广方言馆开设英语、法语，广州同文馆授英语和日、法、俄语等。随后的军事技术学堂和专业技术学堂也重视开设外语课程，特别是英语。如福建船政学堂部分课程分别用英语、法语教学，天津水师学堂也有课程用英语教学，广东水陆师学堂则用英语和德语讲授一些课程。洋务运动后期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规定：“二等学堂之学生，照章需学西文四年，方能挑入头等学堂”，而头等学堂每年均设有“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课程⑪ 。这个时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在新式学堂蔚然成风，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外语热”的开始。而且，外语学堂也重视开设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一所学习外国语言的学堂，1866年开始增设天文算学馆，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增加，包括算学、天文、化学、格致、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科。同时，同文馆还译著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格物入门》、《化学指南》、《星轺指掌》、《化学阐源》、《格物测算》、《算学课艺》、《星学发轫》、《电理测源》、《坤象究源》等近20种。这些书籍不仅同文馆用作教材，还有一些学堂将其选为教科书。上海广方言馆也是早期办的外语学堂，在下班也开设了算学、代数学、几何学、对数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基础课程。
从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在建立军事工业、置办近代军事装备的同时，便陆续兴办了一批军事技术学堂。七十年代，在求富的呼声中又出现兴办民用工业的热潮，陆续开设工业技术学堂。起初，这些学堂大都设在工厂中，用以培养技术工人，主要开设练兵制器、制造技术等实用课程。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富国强兵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强调：“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於实用。”⑫ 于是，他们转变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不仅重视应用学科，也重视基础理论。在军事技术学堂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一般均规定在学习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再安排军、兵种的操练课程。如天津水师学堂就开设有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八线、级数、重学、天文、推步、地舆、测量等基础课程。在工业技术学堂中开设有船政、机械、工艺、电报、医学、铁路、矿务、工程等专业，其中自然科学科目占了很大比例。如福建船政学堂在1867—1871年期间所设课程，就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孤三角、电磁学、光学、热学、音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
在所有的洋务学堂中，“西学”的内容不限于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西方的人文科学也随着“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而渗透到学堂教育中来了。如京师同文馆就设有各国史略、万国公法、富国策等课程，天津中西学堂设有各国史鉴、万国公法、理财富国学等科目，其他洋务学堂均也逐步开设了一部分人文学科课程。在翻译的外国书籍中，也逐渐增加了一些西方政治、历史等人文科学的内容。如江南制造局在此期间共译书160多种，其中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就有18种之多；京师同文馆所泽书中也有《法国律例》、《公法便览》、《各国史略》、《公法会通》、《富国策》等多种人文科学书籍。
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学堂与洋务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洋务工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洋务学堂通过开设西学课程，培养洋务工业迫切需要的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为此，随着洋务工业与洋务学堂的发展，西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伸展，教学科目也逐步增加。洋务运动后期，在洋务学堂中西学课程和学习时间虽各不相同，但一般均占到80—90%以上；虽然也规定须延聘“中学”的教习，但中文教习被认为是“学究帖括”之流；所规定的中学课程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学生们也多视为无用之学。这种情况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所议的公文中讲得很清楚：“近年各省所设学堂，且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⑬ 所以，到了19世纪末，“西学”与“中学”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西学”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洋务学堂的主要课程；而“中学”却越来越被视为无用之学，成为洋务学堂中徒具形式的具文，其地位和作用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民国元年，改学堂为学校，以经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学”被彻底赶出学校教育的大门之外。这从当时南京临时政府颁行的教育文件和革命人士发表的议论中可见一斑。1912年1月9日，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19日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两个文件，首先对中小学教育进行改造。其中，《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14条，概括起来有8项内容：一是从前各类学堂都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通称为校长；二是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另可单独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三是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一律禁用清朝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四是一律废止小学读经科；五是注重中小学的手工和美术科目；六是高等小学以上开设体操科，其中应注重兵式体操；七是中学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八是废止旧时奖励出身。《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共11条，对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程及教学时数作了具体规定，各类学校的课程除设有修身、国文、历史含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外，以经学为主的“中学”内容荡然无存。在高等教育方面，同年3月初，教育部又通令各省：在高等以上学校规定尚未颁布之前，各地高等以上学校“应照旧章办理”，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共和精神，及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宜一律废止。前清御批等书，也一律禁止。这期间，热心新教育的革命人士也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教育改革问题。同年2月，蔡元培在《教育杂志》、《民立报》等刊物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针对清末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的内容，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予以取消。7月10日至8月10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召开，提出议案近百件，其中有“废除学校祀孔”议案，说明教育界有话语权的人士对孔子和儒学在学校的地位与作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1912年3月“南北议和”后，北京政府成立，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此人在政治上的独裁统治与复辟倒退是无可非议的，但这时“封建教育的回潮”还需进行客观的评价。当时，是“封建教育”真得回潮了，还是时人和后人痛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而把他在教育方面的某些做法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后者的因素多一些。从当时动乱的政局形势与史料考证来看，这一时期一些地方，尤其是大部分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内容仍然以传统的为主；即使已改名为新式学校或列了一些西学的课程，也距新教育的精神相差甚远。这一点，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位大家在当时就有相同的看法。蔡元培认为：“吾国教育界，乃尚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之学生，其实与往日之《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相差。”⑭ 陈独秀说：“我们中国模仿西法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学校处数固属过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此等教育，有不如无，因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得教育是什么，不过把学校毕业当作出身地步，这和从前科举有何分别呢？”⑮ 因此，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首先就从教育思想和教育文化上反对尊孔读经与旧礼教旧道德，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将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皆有是言。所以，当有人高喊“打到孔家店”时，文化教育界响应者不少。随着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推进，开始在大、中、小学校中使用国语和白话文教材，同时停止使用文言文教学与一切文言文教科书。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过激之批判，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非理性之举。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信宗教、不信鬼神，如果对自己的文化鼻祖孔孟也不信，那还能信什么呢！而且，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一直以繁体字和文言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当学校废止使用文言文教学和文言文教科书、乃至后来完全推行简化字以后，又势必给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带来许多障碍。如何一举两得，既能考虑有利于教育的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和现代思想观念的传播，又能顾及中华传统文化顺畅的传承与交流，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政治化倾向”，尤其是关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认为“文化完全依附于政治”。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如从民国元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封建必与批孔联系起来，复辟旧制必与孔孟之道相关；“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也是如此。毫无疑问，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并与其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完全等同于中国封建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也并非都是封建主义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传统文化是中国文明史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和思想精神的支柱；尽管其中有封建主义糟粕的东西，但不能否定其全部而割断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在中国近代“古今中西”并存、互动的复杂局面下，国人反复寻找西方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契合点时，有一种倾向不容忽视，就是“矫枉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从清末到“五四”时期，在向西方学习时，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成为“挢枉过正”的主导思潮，大有从文化教育到思想意识形态彻底清算封建主义之势，包括文学方面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学校教育中对经学的否定，思想文化方面对孔孟之道的清算，等等。“五四”之后，有人开始反思前一阶段的做法，就是蔡元培、胡适等人，也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三十年代兴起的国学教育运动，既是就“五四”及其之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矫枉过正”思潮的矫正，又是民族危机之时国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复苏的期盼。这一点，著名民国史研究学者郑大华在2009年第五期《天津社会科学》发表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九一八事变前，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普遍持一种否定态度。而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团结人心，激发民族意识，以抵抗日本侵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思想和文化很自然就成了有力的武器。所以，“九一八”事变后，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持一种认同和维护的态度。这也是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以实现的一个思想和文化基础。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人民思想交流和生活磨合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精神支柱，她有极强的和谐性与凝聚力。当国内各阶级和阶层出现矛盾与纷争时，人们政见各一，主张不同，总感觉外比中好。但是，一旦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只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才能形成中国人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全国人民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不分地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用价值与强大功能。
三、学校教育在传承文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汇集、提炼和创新之地，又是其传承与传播的主要场所。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创办私学，在教学的同时，与弟子一起整理和编纂上古时期的文化典籍，不仅保存了古代文化遗产，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弟子。他的“学思并重”、“述而不作”等治学之道，就是一种研究学问的方法，对后学者影响很大。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许多传世佳作如《论语》、《孟子》、《学记》等问世。同时，儒家经学的形成也与学校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汉代武帝时，董仲舒建议兴办太学，指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⑯ 这是讲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问题。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⑰ ，就将太学办了起来。“置五经博士”，就是在太学中设置“五经”专业培养学生，也就是现在所谓抓学科建设。从此，儒家经典从社会流传进入学校研习，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贡献。至汉而后的历朝历代，在太学、国子学、四门学、国子监中，经学的科目逐渐增多，内容不断丰富；甚至在地方学校也以经学教育为主，科目繁多。由于两千多年来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央官学教育对经学的重视，经学从学科群到学科体系日臻健全与完善，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并且，经学尊崇地位的确立也是在学校教育发展中完成的。纵观汉代以后的中国教育发展史，经学主流地位的形成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由重设中央官学——“重置儒经博士”——重养治术人才到尊崇儒学的递进过程。具体来讲，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在中央官学里皆“重置儒经博士”，且不间断地从其中选拔“博士弟子”加入官僚统治集团，从而使经学的主流地位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文化。其间，经学通过以中央官学为主渠道的选才方式逐步确立了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而其他学说则逐渐式微。更有汉以来的历朝统治集团都将学子们对经学的掌握程度作为步入仕途的必要条件，特别是伴随着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产生之后，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把尊儒、读经与做官联系起来，即尊儒就必须读经，读经才能做官，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经学在社会上至高无上的政治与学术地位。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学对传承与交流社会主流思想文化所具有的主要功能和作用。
所以，从古至今，学校教育在传承文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无法代替的。这是因为，学校教育不仅能够系统地传授人类文化的主干内容——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循序渐进地传授人类文化的积累方式——学习过程和方法，尤其能够潜移默化地传授人类文化的实质精神——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当受教育者从蒙童开始入小学，然后进入中学或大学，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是一种系统的全面而完整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确实能够促进他们的身心得到较全面的发展。尽管其他教育方式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也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和作用，但这些教育方式与学校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是无法相比的，更不能取代学校教育。这一点从教育起源和学校产生的历史中也得到有力的印证。无论中国教育史研究还是外国教育史研究都认为，最早的教育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并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融为一体，而学校则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教育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旦学校产生之后，在中外历史上无论某个时期，学校教育都没有停止过，更没有能够用其他教育形式取代过。尽管也有个别朝代的某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人们对学校教育总是评头论足，要求改革学校教育的呼声很高，但想要废止学校教育的动议却是从来没有行通过。春秋时期，郑国人办起乡校，既作学校，又作乡人聚会议事之地。大夫然明向郑国执政者子产建议：“何不毁乡校？”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⑱ 为此，在子产任郑国卿期间，郑国政通人和，人才辈出，社会秩序井然。宋初，由于之前战乱造成学校荒废，朝廷出台政策，三次兴学，使社会安定，经济很快恢复。
当代学校虽然其社会功能与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传承与交流社会思想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和一些地方电视台开辟“百家讲坛”和“文化论坛”，学者们讲“论语”、谈孔子、说老庄、宣讲“弟子规”，一时风靡全国。有人认为，这是给国人补中华传统文化的课。不可否认，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体传播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这只是一种一般性的宣传，帮助国民对传统文化有一粗浅的了解，不能做到深入的研习，更不可能达到学校教育所起作用的程度。
四、在学校教育中补救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当代人的心目中，究竟哪个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最近，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公布的“中国国际公众认知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近六成的接受调查者认为，汉语和孔子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名片”。根据这项调查，31%的公众认为汉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27%的公众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最佳象征。⑲ 那么，中国文化中到底有哪些最优秀的内容，最值得当代人传承与学习呢？应该说，主要是关于人的学问和人文精神。自汉以后，无论中央学校还是地方学校，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将经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成为当时社会最高的主流学术，这是无数学者经过两千多年精心钻研和积累的结果，更有经学自身内在积极因素与生命活力所起的作用。因为儒学主要是研究人的学问，其基本思想“恕”、“忠”、“仁”、“礼”、“中庸之道”等，对于调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并与人类所追求的“大同社会”、“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相一致。所以，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学校里读古书，如《论语》、《四书》、《五经》等，这些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问题，传授人文精神。因此，他们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都很深厚；而现代人正是缺的这部分东西，需要学校教育补这部分内容，并且补好这一课。
一百年前，中国教育界在学校教育中“废止读经科”以及后来的一些“挢枉过正”的做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失误。时至今日，大中小学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近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实验教科书统计：小学语文课本(1—6年级，12册)，共有课文353篇；其中，现代语文课文331篇，古诗词课文20篇，文言文课文仅有2篇。初中语文课本(1—3年级，6册)，共有课文169篇；其中，现代语文课文124篇，古诗词课文20篇，文言文课文38篇。高中语文课本(1—3年级，5册)，共有课文65篇；其中，现代语文课文36篇，古诗词课文12篇，文言文课文17篇。在中国历史课本中，初中一年级的两册课本共有22篇课文，其中仅有6篇课文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内容(二年级为中国近现代史，三年级为世界史)；高中三册课本共有75篇课文，其中只有第三册中7篇课文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内容。在大学里，这方面的教育更显得薄弱，除中文、历史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专修中国古代文化史学的课程之外，其他学生只需自愿选修一些中国古代文化简史的课程即可。这种现状急需尽快扭转与补救。其补救的办法是在现有的课程中增加一些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典课程，从小学开始可以教儿童诵读历史上的启蒙经典，到中学和大学学习部分经学课程。按照朱熹的教法，小学和大学阶段，目标清楚，任务分明。即小学阶段，通过历史文化和现代知识的“启蒙”教育，注重儿童良好的行为和习惯的养成；大学阶段，通过古今中外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明理”教育，形成年轻人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加强中国语文和历史课程中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在语文教育中进一步重视文言文教学，适当增加古诗词和文言文文章的比重；在历史教材中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史的内容，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基本精神与发展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与近现代社会是相联系的，文言文与现代汉语是相通的，文化传承与交流才是持久的、深入的，人的价值观以及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好的人文教育，一个既深入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又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里的人文教育。这种教育要求，一方面社会要有好的人文环境，如政治民主、法律健全、社会和谐、秩序井然、安居乐业、民风淳朴、人气兴旺等；另一方面从小学到大学应建立健全人文教育课程，通过系列课程培养受教育者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从而养成既有中华优良传统文化涵养、又具备现代人文素质的新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