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有文献已经证实存在焦虑或抑郁问题的个体常常与其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有关，特别是与情绪调节策略使用不当、情绪调节能力差有关(Gross & John，2003^①; Campbell-Sills & Barlow, 2007^②)。Gross和John(2003)指出^③，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会导致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和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Campbell-Sills和Barlow(2007)认为，焦虑障碍和心境障碍的许多临床特征可以被理解为对不必要情绪的适应不良的调节，他们根据Gross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指出：焦虑和心境障碍中最突出和破坏性的特征，可以被解释为错误地使用了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以及反应调整策略。虽然这些策略在一些情境中是适应的，但是情绪障碍患者通常表现出对某些策略的过分依赖，进而出现病态并导致功能受损^②。Gross和Thompson(2007)^③认为，情绪调节既包括有意识的成分又包括无意识的成分。但以往研究强调的是主动、有意识情绪调节的作用，忽视了自动、无意识情绪调节的作用。少数研究者如Mauss、Bargh等(Mauss, Evers, Wilhelm & Gross, 2006^④; Mauss, Cook & Gross, 2007^⑤; Bargh & Williams, 2007^⑥)在近几年开始关注自动情绪调节在情绪调节过程的作用，归纳后大致分为情绪调节的内隐表征及自动的情绪调节行为两类。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是情绪调节内隐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定义为个体无法内省识别或者无法精确识别的对情绪调节本身的评价，这种无意识的评价可以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这一心理过程的喜好、思考和行为。Mauss等人最早对情绪调节内隐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他们采用情绪调节版的内隐联想测验(ER-IAT)区分出对情绪控制持积极与消极态度的两种不同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个体，并通过设置愤怒诱发情境, 考察被试的情绪反应。研究结果表明，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态度个体在愤怒诱发情境中报告了较低水平的情绪体验，同时还表现出一种相对更具适应性的生理激活模式(Mauss, Evers, Wilhelm & Gross, 2006^④; Mauss, Cook & Gross, 2007^⑤)。这说明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在调整情绪反应中产生了作用。国内刘俊升等(2009)^⑦的研究结果也证实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对情绪反应的重要作用。

Phillips, Ladouceur和Drevets(2008)^⑧提出情绪调节新的神经模式，包括主动与自动情绪调节两个次过程，并借助结构和功能神经成像(MRI)技术发现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与自动情绪调节而不是主动情绪调节相联系的前额叶皮层区域的左侧异常有关，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说明严重的情感障碍患者情感问题的出现可能与自动情绪调节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同时提示存在情绪问题个体其症状的出现可能也与自动情绪调节有关。

以上研究发现提示：存在焦虑或抑郁等常见情绪问题的人群出现焦虑或抑郁症状可能与自动情绪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特点有关。另外已有研究(刘俊升，2007)^⑨提示对情绪控制持积极内隐态度的个体习惯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对情绪控制持消极态度的个体习惯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在主要探讨焦虑抑郁青少年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被试焦虑程度、抑郁程度与其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及习惯使用的认知重视、认知忽视、情绪宣泄、情绪抑制等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揭示焦虑、抑郁问题的原因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 被试

在杭州某初级中学、某高级中学、某高校共选取被试195名，其中有15名被试因问卷无效或ER-IAT测验错误率过高被剔出。最终获得有效被试180名。有效被试中，初二学生52名，其中男生29名，女生23名; 高二学生53名，其中男生22名，女生31名; 大一、大二学生共75名，其中男21名，女54名。

(二) 研究材料

1.情绪调节版内隐联想测验(ER-IAT)

采用由Mauss等人于2006年利用美国Inquisit专业软件编制(Mauss, Evers, Wilhelm, & Gross, 2006^④，刘俊升(2007)^⑨)结合汉语习惯改编过的情绪调节版内隐联想测验, ER-IAT中目标词和属性词如下：

情绪表达目标词为：宣泄、释放、表露、奔放、情绪化、激情; 情绪控制目标词为：克制、忍耐、冷静、忍让、容忍、理智; 积极属性词包括：光荣、珍贵、舒服、美丽、健康、优秀; 消极属性词包括：悲惨、可怕、残忍、恶心、羞耻、肮脏。

测验采用标准的7部分程序(Greenwald et al., 1998)，其中1、2、3、5、6部分为练习部分，第4和第7部分为相容和不相容测验部分。分类错误时给予错误的反馈，在被试纠正错误后才能继续进行分类反应。电脑记录被试每一次反应的时间和正误情况。

2.情绪调节策略问卷

采用黄敏儿(2006)根据Gross(2002)编制的情绪调节策略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改编而成的情绪调节方式问卷。问卷共由50个项目组成，用于测量日常生活中对10种基本情绪(2种正情绪、8种负情绪)进行减弱型调节(忽视、抑制)、增强型调节(重视、宣泄)和自然调节的调节量，其中忽视和重视代表原因调节，抑制和宣泄代表反应调节。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选取该量表中3种负性情绪(愤怒、悲伤、恐惧)的项目共15题。总问卷内部一致Alpha系数为0.81(n=198)。

3.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

采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由Spielberger等人编制，1988年中文修订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此问卷共有40个项目，其中前20个项目用于测定个体的焦虑状态，后20个项目用于测定个体的焦虑特质。Spielbegrer报告在大学生样本中，状态焦虑问卷的a系数为0.89-0.94。问卷每一项进行1-4级评分，采用自我评定的方式。

4.抑郁自评量表(SDS)

采用由Zung于1965年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SDS由20个陈述句项目组成，每一个项目相当于一个症状，按1-4级评分。抑郁严重程度指数=各项目累计分/80(最高总分)，指数范围为0.25-1.0，指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重。Zung提出SDS评分指数在0.5以下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0.69为中至重度抑郁，0.70以上为重度抑郁。

(三) 研究程序

所有被试首先完成情绪调节版内隐联想(ER-IAT)测验，采用个别施测的方式进行，每个被试单独完成测验。程序自动记录被试的每一次按键反应的时间以及正误情况，主试在告知被试指导语后，被试单独完成实验，施测过程中保持环境安静。完成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测试后休息10分钟，再完成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及抑郁自评量表的测试。每个被试整个测试的时间约40分钟。

(四) 数据处理

本研究根据Greenwald在2003年提出的新IAT效应数据处理方法—D值来评估情绪调节内隐态度，D值来自IAT测验中第3、4、6、7部分的按键反应时。剔除其中大于10 000 ms的反应时和小于400 ms的反应时。对错误按键的反应时进行纠正，以其所属的联合部分的平均反应时加上600 ms或2个标准差代替。以相容部分和不相容部分的平均反应时之差比上所有数据的标准差作为内隐联结指标D的值。本研究中D值是正值表示个体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态度，D值是负值表示个体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消极态度。

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 13.0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

根据被试完成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状态焦虑部分)和抑郁自评量表得分，状态焦虑原始分在45分以上为高焦虑组，低于45分为低焦虑组，两组在焦虑得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15.496，p < 0.001)。抑郁自评量表的原始分在48分(抑郁指数0.6)以上为高抑郁组，低于48分为低抑郁组，两组在抑郁得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15.768，p < 0.001)。

(一) 年级、性别、焦虑对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影响

在采用三因素三元饱和模型与两两双因素二元饱和模型都没有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再改用三因素三元非饱和模型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1。

从表 1可看出，不同年级组、高低焦虑组被试在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多重比较检验发现，相对于初二、低年级大学生而言，高二学生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更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消极态度，初二和低年级大学生则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态度; 高焦虑组被试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消极态度，而低焦虑组被试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态度。高低焦虑组随着年级升高其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变化见图 1。

从图 1可看出，虽然高焦虑组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消极态度，低焦虑组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态度，但随着年级升高，均表现出朝情绪控制型内隐态度方向发展的趋势，其中高二是个转折点，这可能与高二阶段处于疾风骤雨的青春期后期，是个体情绪不稳定转向稳定成熟的过渡期有关。

(二) 年级、性别、抑郁对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影响

在三因素三元饱和模型与两两双因素二元饱和模型都没有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再改用三因素三元非饱和模型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

从表 2可看出，高抑郁组与低抑郁组被试在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比较检验发现，高抑郁组被试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消极态度，而低抑郁组被试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态度。

(三) 焦虑与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分析

运用Pearson相关法对所有被试的焦虑总分(AN)、特质焦虑分(AT)、状态焦虑分(AS)、内隐态度分(IM)、情绪调节策略中的忽视策略分(NE)、重视策略分(RU)、抑制策略分(SU)、宣泄策略分(RE)、自然调节分(NA)作多元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3。

从表 3可看出，焦虑总分、特质焦虑分和状态焦虑分均与情绪调节内隐态度D分数、忽视策略分呈显著负相关，均与重视、抑制策略分呈显著正相关; 情绪调节内隐态度D分数与重视策略分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了焦虑程度越高，个体可能越倾向对情绪控制持消极内隐态度; 焦虑程度越高，个体可能习惯采用越少的忽视策略，使用越多的重视和抑制策略。个体越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内隐态度，其使用的重视策略也越少。结果同时也发现了个体使用忽视策略越多，则其使用的抑制策略也越多，这说明忽视与抑制同属减弱型调节策略，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一致性; 重视策略使用多了，宣泄、自然调节策略也多了; 宣泄策略使用多了，自然调节策略也多了，说明重视和宣泄同属增强型调节策略，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一致性。以上情绪调节策略间的相关进一步说明个体在调节情绪时会习惯采用多种策略，这些策略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四) 抑郁与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及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分析

运用Pearson相关法对被试的抑郁总分(DE)、内隐态度分(IM)、情绪调节策略中的忽视策略分(NE)、重视策略分(RU)、抑制策略分(SU)、宣泄策略分(RE)、自然调节分(NA)作多元相关，结果见表 4。

从表 4可看出，抑郁总分与情绪调节内隐态度D分数呈显著负相关，与宣泄策略分呈显著正相关; 情绪调节内隐态度D分数与忽视分呈正相关; 忽视与抑制、重视与宣泄、重视与自然调节、宣泄与自然调节策略分数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重视与抑制策略分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个体抑郁程度越高，可能越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消极的内隐态度; 个体抑郁程度越高，可能对消极情绪习惯采用的宣泄策略越多; 个体越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的内隐态度，其对消极情绪习惯使用的忽视策略越多; 同属于增强型情绪调节策略的重视与宣泄、同属于减弱型情绪调节策略的忽视与抑制之间表现出一致性，也反映个体在调节情绪时常使用多种情绪调节策略。

四、讨论 (一) 焦虑或抑郁青少年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低焦虑组或高、低抑郁组青少年在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某种程度揭示了随着焦虑程度和抑郁程度的不断提高，青少年越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消极内隐态度的变化规律。这表明焦虑、抑郁型群体之所以出现焦虑、抑郁症状，与其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特点存在密切的关系，弥补了以往只强调有意识情绪调节策略而忽视自动情绪调节在焦虑、抑郁症状中的作用之不足，有助于全面揭示焦虑、抑郁情绪问题的原因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的干预实践。同时，也说明若个体形成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有助于其预防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出现，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如何使高焦虑、高抑郁个体形成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呢？刘俊升(2007)基于态度形成的纯粹接触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某一情绪调节态度的反复接触，可以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心理过程的内隐评价，尽管个体并没有意识到刺激材料的呈现^⑨。故对焦虑、抑郁型个体提供更多情绪控制态度的刺激，那么个体将可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二) 相关分析引发的思考

焦虑、抑郁与情绪调节策略相关分析显示：随着焦虑程度的不断提高，个体可能对消极情绪刺激习惯使用的忽视策略则越少，习惯使用重视和抑制策略则越多; 随着抑郁程度的不断提高，个体可能对消极情绪刺激习惯使用的宣泄策略越多。也就是说，高焦虑者习惯较多采用认知重视这一增强型调节策略和抑制策略而较少采用认知忽视策略这一减弱型调节策略，高抑郁者习惯使用宣泄的调节策略，从而增加了消极体验的结果。要引起注意的是，国外研究者以临床焦虑和心境障碍患者为被试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焦虑者和高抑郁者常习惯采用反应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Levitt, Brown, Orsillo & Barlow, 2004^⑩; Campbell-Sills, Barlow, Brown & Hofmann, 2006^⑪; Campbell-Sills.& Barlow, 2007^②)，本研究结果与其一致之处在于高焦虑者习惯采用反应抑制的策略，不同之处在于高抑郁者习惯采用宣泄的策略。抑制策略对高焦虑者来说是一种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因为患有焦虑障碍的个体常被交感神经兴奋困扰着，而抑制又与交感神经兴奋相联系。国内学者黄敏儿等(2001)^⑫研究表明高抑郁组大学生在感受积极情绪时有更多的抑制，在感受消极情绪时有更多的宣泄。本研究考察的是消极情绪刺激时高抑郁者习惯采用的策略，结果与黄敏儿等(2001)^⑫的一致。因此，我们认为，抑郁者虽然也采用抑制策略，但更多是在积极情绪刺激时采用，在面临消极情绪刺激时更多采用的则是宣泄策略。

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与情绪调节策略存在一定的相关。刘俊升(2007)的研究表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内隐态度的个体习惯使用认知重评策略^⑨。本研究对认知重评策略进一步细化为认知忽视和认知重视策略，结果表明，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内隐态度的个体，面临消极情绪时习惯使用较多的认知忽视策略和较少的认知重视策略。

焦虑、抑郁是儿童青少年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常见的情绪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一些存在焦虑、抑郁问题的个体在应对情绪方面会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包括对情绪不正确的理解、对情绪更消极的反应以及更难从消极的情绪中恢复过来(Mennin, Heimberg, Turk & Fresco, 2005)^⑬。因此焦虑、抑郁问题与情绪调节能力差有关，但情绪调节能力形成过程中, 不仅包含主动的情绪调节策略，而且包含自动情绪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本研究提示，改变焦虑、抑郁青少年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及其相关的情绪调节策略，有助于减轻其焦虑、抑郁症状。高焦虑、高抑郁青少年在面临消极情绪刺激时，如能采用认知忽视的情绪调节策略和对情绪控制持积极的内隐态度，就能减轻不良情绪反应的作用，从而达到缓解焦虑、抑郁症状的效果。当然，以上提示基于相关分析，为了进一步揭示其因果关系，今后将采用动态的实验设计进行深入研究。

五、结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

(1) 高焦虑组青少年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消极内隐态度，低焦虑组青少年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的内隐态度。

(2) 高抑郁组青少年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消极内隐态度，低抑郁组青少年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的内隐态度。

(3) 焦虑程度越高，个体可能对消极情绪习惯使用的忽视策略越少，习惯使用重视和抑制策略越多。个体越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内隐态度，其对消极情绪习惯使用的重视策略可能也越少。

(4) 抑郁程度越高，个体可能对消极情绪习惯使用的宣泄策略越多。个体越倾向于对情绪控制持积极的内隐态度，其可能对消极情绪习惯使用忽视策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