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实施的君子之教，具有伦理道德教育性质，但又有别于一般的伦理之教。因为它以《诗》《书》《礼》与乐章为依据，注重德行受礼乐调节，故为“君子儒”之教。
《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世家》)其中的问题在于：如何证实孔子授业为诗书礼乐之教？所谓“六艺”何所指？“诗、书、礼乐”之教同“六艺”是否对应？后人或把诗、书、礼、乐标上书名号，表示孔子实施的是《诗》《书》《礼》《乐》之教，其可靠性如何？七十余弟子是否均为“身通六艺”的“智能之士”？如今固然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不过，仍不妨以《论语》所传递的信息为素材，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同孔子授业相关的问题加以验证。鉴于《论语》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有限，故这里拟作的只是一种尝试。
一、《论语》传递的信息《论语》中提到“诗”“书”“礼”“乐”之处甚多。由于这里只拟讨论同孔子授业相关的问题，故有必要对《论语》中可资利用的资料作出选择。惟确定选择标准本身就是一个难题。经过反复斟酌，确定选材标准为：师—弟子对话中提到的“诗”“书”“礼”“乐”(其中包括弟子的言论，以及弟子在场情况下孔子在同别人交往中的相关言论); 按理不包括未标明弟子在场情况下孔子的言论。由于这些言论毕竟是由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传出来的，只得姑且把这类言论包括在内。
通过对《论语》中提到的有关诗、书、礼、乐的言论及引文的统计(见下页图)，可以发现，单就诗、书、礼、乐、易、春秋而论，在孔子授业话语中，涉及最多的为“礼”，其次为“乐”，再次为“诗”。甚少谈到“书”，偶尔提到“易”，且又是自己学《易》的打算，未提及《春秋》。在总数80见中，礼乐共58见，占总数的72.5%。
二、书之教关于《书》，《论语》提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所谓“雅言”，前人有不同解说。大体上都认定“雅言”为有别于鲁地方言的周室西部的正音。可算是孔子读《书》的证言。只是没有证据说明鲁孔丘在何处向何人去学周室西部的正音。如无法证明，只得相信他或许用洙泗官话读《诗》《书》。至于师或弟子引证《书》中的言论，或对此言论不解，或作为言论的依据。在纸张与印刷术发明以前，《书》在授业中的运用，大致只能如此。惟弟子关注或引用《书》中的言论，如与乃师授业相关，便可视为“书教”。
|
关于在孔子授业中，为什么较多涉及“礼”“乐”与“诗”，用孔子的话说，便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至于他作出如此判断的用意与缘由，则是有待继续讨论的问题。
三、礼之教何谓“礼”？在孔子授业中为什么如此重视“礼”之教呢？按照孔子对其儿子伯鱼的说法，“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这就是说，“礼”为立身之本。那么不学“礼”为什么“无以立”呢？
“礼”，原是敬神的意思，引伸为敬意。为表示敬意而举行的隆重的仪式，称为“礼仪”，进而成为贵族等级制的“礼制”。依儒家之见，相对于法制，实行“礼制”的政务，称为“仁政”。时至春秋末期，孔子有感于礼坏乐崩，遂以恢复东周礼制为职志。这便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由于“礼”表示敬意，在“礼制”中也就包含人伦之礼。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礼。诸如此类伦理，一旦成为习俗，便作为行为准则，成为道德规范，在孔子看来，即使是良好的行为。如恭敬、谨慎、勇敢、坦率，其对错仍得以礼衡量。这便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所以孔子要求弟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而动”(《论语·颜渊》)。由于恭敬、谨慎、勇敢、坦率本身也属于行为准则，可见，相对于这些较浅层次的行为准则，“礼”则是这些行为准则运用时的准则。然而由于合乎“仁政”的礼制有别于法制中的规范(法律规范)，故“礼”的运用，又以“和”为贵。简单地说，便是在依礼行事时，以不伤和气为佳，也就是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和谐，但是，毕竟以“礼”为前提，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所以，个人要成为士君子，也就不得不“立于礼”。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便有理由把孔子授业归结为“礼教”。
四、礼乐之教在孔子授业中，为什么又如此重视“乐”呢？依他之见，士君子虽“立于礼”而“成于乐”。
“乐”，一般系指音乐(声乐、器乐)，作为歌词的诗和伴舞。由于乐有民间流行音乐(如被视为“淫乐”的郑声)和宫廷及士君子的雅乐(如“韶乐”、“武乐”)之别，故“乐”须受到“礼”的节制，依孔子之见，这便是“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 反之“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礼记·仲尼燕居》)。惟其如此。孔子继承先辈传统，在授业中，常把礼乐并称。《论语》中传递的“礼乐”一词，罗列于下：
|
|
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孔子授业归结为“礼乐之教”。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论语》记载孔子关于“乐”、“礼乐”的言行虽然不在少数，而对于“礼”与“乐”的区别、“礼”“乐”何以相辅相成，以及为什么断言士君子“成于乐”，却甚少论及。后来《礼记·乐记》才对诸如此类问题作了较为充分的说明。
五、诗之教孔子授业中，是否包括“诗教”呢？这取决于对“诗教”如何解释。
当时所谓“诗”，凡是提到“诗三百篇”的诗，当指后来奉为经典的《诗》，据说经孔子编纂而成。孔子自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孔子自卫返鲁，时值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距孔子于前479年逝世不到5年)。《史记》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在此以前，人们或对未经孔子删节、编纂的《诗》存在不同看法。即使在成册以后，也不无看法。故孔子有必要对其弟子加以解释。
关于《诗》，《论语》中传递而又值得关注的信息见下页表。
由此看来，说孔子授业中包括“诗教”，未尝不可。尽管它属于“礼乐”之教的必要补充。
涉及“诗教”，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
1. 鉴于自师挚起，《关睢》之乱，几乎达到洋洋乎盈耳的程度，并引起人们对《诗》的误解，孔子这才有必要加以澄清。至于他编纂《诗》，不仅使其弟子受益，而且由于他使《雅》《颂》“各得其所”，或可产生移风易俗的影响。
2. 关于士君子为什么要“兴于诗”，孔子未加申述。后汉包咸《论语章句》解为“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那么修身为什么当先学《诗》呢？此解同未解并无多大区别。南朝梁代皇侃《论语又疏》，转引江熙之见：“览古人之志，可起发其志也”，可备一说。
|
|
3. 关于“不学《诗》，无以言”，这不是说一般人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而是指士君子“言必称诗”，既表示言必有据，又表示很有教养。关于言必称诗，荀子援引孔子与子贡的一次对话，为典型一例：
子贡：赐也，倦于学矣，愿息事君。
孔子：《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
子贡：然则赐愿息事亲。
孔子：《诗》云：“孝子不匮，永赐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
子贡：然则愿息于妻子。
孔子：《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
子贡：然则赐愿息于朋友。
孔子：《诗》云：“朋友攸攝，攝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
子贡：然则赐愿息耕。
孔子：《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
子贡：然则赐无息者乎？
孔子：望其圹(坟)，皋(高)如也，嵮(巅)如也，鬲(类鼎)如也。此则知所息矣！
子贡：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
这一记载，像是后人杜撰的寓言。喻义虽佳，但不合情理。子贡如有此问，为什么问这问那，偏偏不问：“然则赐愿息于货殖”？何况，“赐也达”，乃师意图早已表明，自信“闻一以知二”，何必唠唠叨叨问下去，自讨没趣！至于乃师，按照《论语》中表露的谈话风格，他早就会以“赐也，尔爱其息，吾爱其学”一语打发了之。说不定背后还会叽咕：“赐也，小人哉！”
这个“寓言”虽不失为“不学《诗》无以言”范例，却不无把夫子脸谱化之嫌。因为孔子倡言“诗”，旨在陶冶情操，更在于一旦“授之以政”，或“使于四方”，在礼仪场合，从容以“诗”“专对”。怎会在同弟子谈话中唠唠叨叨地引证，以炫耀博学呢？
先秦之际，言必称诗，犹如近代欧洲绅士动辄“言必称希腊”，再来几个拉丁文词汇，以显示其身份的高贵。就是如今不少喝过、或并未喝过洋墨水的博士，也未免俗。开口说话不管有无必要，总免不了带上几个英文单词或略语，表示自己成了什么“精”。大概是“英之精”吧！算是“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的现代版。
六、所谓“六艺”从《论语》所传递的信息来看，孔子授业基本上属于“礼教”或“礼乐之教”，称其为“诗书礼乐之教”，亦未尝不可。只是单凭《论语》中的这些信息，虽可证实一些事情，并不足以否定一些传言，因此，关于孔子授业，就存在相当宽泛的解释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所谓“六艺”之教。这种争议，主要还是由司马迁引起的。
《史记》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援引孔子自称：“授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身通”什么，未明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则称“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由此便以为孔子授业属“六艺”之教。
“六艺”一词，原出于《周礼》。《周礼》所谓“六艺”是怎么一回事呢？
《周礼》关于“大司徒之职”的规定中，包括：“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其中第十为“学艺”);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这“乡三物”为：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地官·大司徒》)。
《周礼》关于“师氏”之职的规定为：“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包括：至德、敏德、孝德]，“教三行”[包括孝行、友行、顺行](《地官·师氏》)。
《周礼》关于“保氏”之职的规定为：“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这“六艺”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 “……乃教之六仪”(《地官·保氏》)。
由此可见：
1. “乡三物”原以“万民”为对象，“六德”、“六行”与“六艺”非指宫廷之学。
2. “师氏”与“保氏”之职，似以“国子”为对象，而师氏以“教”为本职，“保氏”以“养”为本职，“六艺”似属于“养国子以道”范围。何况“养国子以道”除了“六艺”之外，还有“六仪”。
所以无论把周代“万民”之学还是“国子”之学，归结为“六艺”，都属断章取义。
至于《周礼》中异常烦琐的规定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客观事实，不知谁能说得清楚。
七、所谓“六艺”[续]其实，司马迁不过是借用《周礼》中“六艺”一词而赋以新义。更确切些说，他原是转达孔子的意思。据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惟在《史记》中，此引语既不是出自《孔子世家》、也非出自《仲尼弟子列传》，而出自《滑稽列传》，未免有点滑稽。难道《滑稽列传》的各位传主，即当时的滑稽大王，为“身通六艺”的“智能之士”么？
再说，孔子的这种“六艺”之说算是其授业的自况么？他是这种人么？
且不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打算“五十以学《易》”(《论语·述而》)。直到他去世时，《春秋》尚未定稿，他凭什么授受“新六艺”？因此，有关孔子实行“新六艺”之教，后人信之者虽众，不尽信者亦大有人在。
梁启超称，自汉以来，都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他对此持保留态度。依他之见，孔子删《诗》《书》，不可信。“纵有关系也不大”; 《仪礼》非周公所作，或许有一部分为通行之礼，经孔子审定，另一部分多为孔子所作; 《乐》在当时，或许是谱，同孔子有密切关系; 《易》的《彖象》为孔子所作，《系辞》《文言》属孔门后学所作; 《春秋》的《公羊传》，有一部分为孔家所有，另一部分属后儒所加，总之，“认《诗》《书》是孔子教人的课本，认《礼》《乐》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话虽如此，他自认“如此辨别，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①忠实的主观武断也属主观判断。
郭沫若断言：“孔子不曾见过《易》，且在先秦儒家中，荀子为读到《易》的唯一的人。”②
尽管他们的意见不尽一致，但他们并不否认孔子授业为“诗书礼乐”之教。不过，就算是“诗、书、礼、乐之教”，倒未必如梁氏所说以《诗》《书》为“教人的课本”。因为在纸张与印刷术发明以前，采用课本授业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周代以刀漆作笔，竹木为纸。竹书称“册”或“简”，木书称“方”或“版”。其记古刻者，为“典”，记版图户口者，为“籍”，记当代掌故者，为“策”。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据称合“典”、“籍”、“策”为授业材料时，统称为“业”，③似乎早有教材。其实，所谓“请业则起”(《礼记·曲礼》)、“时教必有正业”(《礼记·学记》)，大抵属后来的追述。孔子有典籍、策收藏，可以断定，④即使有些，在游学中也不便携带。至于弟子各备典籍、策，更难以想象。
单就“诗、书、礼、乐”之教来说，从《论语》传递的信息看来，孔子授业过程中，经常涉及符合《周礼》《仪礼》之“礼”，强调“礼”“乐”相辅相成之道，并援引《诗》《书》为据，从而使众弟子的言行“文之以礼乐”，成为那个时代的“君子儒”。
如此说来，孔门君子之教已经超越一般意义的伦理道德之教，而属于以礼乐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君子儒之教”。
八、今古势易话“伦理之教”孔子无意为君子之道与君子之教建立系统的理论。从《论语》提供的信息看来，其中与此相关的言论，主要是孔门弟子一次又一次问出来的。弟子问什么，夫子答什么。弟子所问，同他们所修之“业”相关。从孔子所答中，倒也显示出君子之道及君子之教的层次。这便是：
1. 孔子授业，基本上属于君子之教。由于君子属道德概念，故其授业属于伦理之教。其中常以“孝”、“悌”、“忠”、“信”、“智”、“仁”、“勇”之类的价值观念为议题。
2. 单认同“孝”“悌”“忠”“信”之类伦理价值未必成为君子，故重要的是使行为成为德行，进而形成此类德性(即品德)。
3. 出于正当的价值观念，见诸行动时，举止是否恰当，还须以礼乐为标准加以衡量。故此种授业实际上是超越一般伦理之教的“君子儒”之教。
4. 至于如何按照君子之道修身，不仅取决于正当的爱好，主要立足于“学”。即“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这似乎是一个逐步深化的修身过程，但又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机械系统。
以“仁”为例。“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以“仁”规定“礼”; “克已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以“礼”规定“仁”。似乎是循环论证，其实这些都是针对不同情况与不同对象，有的放矢之论。
孔子的“伦理之教”同一般“伦理之教”的区别在于：
1. 有这种或那种德性(道德品质)的人，即使是正当的行为，如“孝”“悌”“忠”“信”，仍须受到“礼”“乐”调节。或者说，符合“礼”“乐”的行为，才算是正当的行为。
2. 所谓“伦理之教”因以修身为本，实际上是同伦理相关之“学”(学习之学)。
惟其如此，其中所使用的“孝”“悌”“忠”“信”“仁”“义”之类伦理概念，即使并未完全失效，但同反映平等的社会关系的类似概念，实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