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让我们借助结构相对清晰的具体概念去建构和理解缺乏内部结构的抽象概念，是我们进行抽象思维的工具(蓝纯，1998)。“女人”作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抽象概念，很难用简单的词汇直接加以表征，往往也需要通过隐喻和具身认知的方式进行建构。纵观以往的隐喻研究，涉及“女人”这一概念的数目极少(Kövecses，2006)。因此，本文从具身认知和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为语料，对其中的“女人”隐喻进行认知分析，明确“女人”这一概念的建构过程，归纳概括出张爱玲关于“女人”概念的隐喻系统。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具身认知的认识，也可以为解读和评论相关的文学作品提供认知理据。

二、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和女人隐喻的研究 1. 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

隐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充斥我们生活的隐喻表达不仅仅是一种修饰性的修辞手段，更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思维方式。正如Johnson(1995)所言，人类的概念系统不可避免地受到隐喻、转喻等认知结构的制约。因此，与其把隐喻称之为修辞手段，不如将其称作思维方式(Lakoff, 1986)。

为诠释隐喻的工作机制，以往的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模型，其中，以Lakoff与Johnson(1980)的概念隐喻映射理论影响最大。在Lakoff等人看来，概念隐喻就是从一个认知域(始源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无意识的映射。始源域往往是我们熟悉的、已知的或者具体的概念；目标域往往是不熟悉的、有待理解的或者抽象的概念。根据Lakoff和Turner(1989)的观点，每个隐喻都有始源域和目标域。隐喻的映射包括以下过程：(1)一般情况下，始源域图式中的空缺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空缺上；(2)始源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被映射到目标域的关系上；(3)始源域各部分的特征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特征上；(4)始源域的知识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知识上。

Lakoff等人提出的概念隐喻映射还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在思维层面，隐喻的系统性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一个主要的概念隐喻下，可能存在着许多彼此联系而又处于不同层次的次级隐喻。这些隐喻蕴涵于主要隐喻中，构成了隐喻的内部系统性。

第二，在始源域相同的各种概念隐喻间，还存在着外部系统性。

总之，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并不仅仅是指传统上的装饰性语言，还是指语言背后的跨域映射系统。这种映射是单向的，从具体的始源域投射到抽象的目标域；这种映射也是系统性的，往往成就一个复杂的彼此联系的统一系统。

2. 关于“女人”的认知隐喻研究

在人的概念系统中，“女人”是一个较为模糊和抽象的概念：首先，“女人”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涉及女人方方面面的特性；第二，“女人”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人们往往会因价值观念、情感态度、个性特点的不同而对“女人”有不同的主观认识。鉴于“女人”概念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性，必须寻找建构这一概念的辅助手段，而通过映射将模糊的目标域与清晰的始源域联系起来的概念隐喻就成为最有效的工具。基于此，本文试图寻找关于“女人”的概念隐喻，从而进一步揭示隐喻对于人类思维和概念建构所起到的媒介作用。

在以往的文献中，虽然关于概念隐喻的研究不胜枚举(Lakoff, 1986; Lakoff & Johnson, 1980; Wierzbica, 1999; 蓝纯, 2005; 杨波 & 张辉, 2007; 王文武, 2001)，但关于“女人”隐喻的，目前仅有Kövecses(2006)的一项较为系统的研究。该研究收集了大量关于“女人”的英语俚语，提炼出一系列“女人”隐喻，反映出普通人对于“女人”这一概念的理解，颇具理论价值。但是，这些隐喻深深植根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土壤中，很难直接照搬于中国。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女人”隐喻做一些探索。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擅长以女性的敏感去书写女性的苍凉命运，她的小说能够为本研究提供较为理想的语料。

三、张爱玲《传奇》中的“女人”隐喻

之所以选择《传奇》作为本研究的语料来源，是因为这本小说集是张爱玲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收录了她1943-1944年间出版的优秀小说。经过仔细阅读，共抽取出28句关于女人的隐喻，这28句隐喻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隐喻体系(见表 1)。

从下表可以看出，张爱玲《传奇》中关于“女人”的隐喻系统共包含两大类、11子类的概念隐喻，下文将对它们逐一进行分析。

1. 女人是食物

从表 1可以看出，“女人是物体”这一隐喻在《传奇》中分布较为普遍，而出现率最高的则是这一隐喻下的子隐喻——“女人是食物”。事实上，在这个子隐喻下，仍然蕴含着一系列隐喻，从而构成一个多层级的结构性隐喻。

1.1. 女人的外表是食物的外观

这类隐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是通过相似的外观而联系在一起的。示例如下：

(1) 她穿着乳白冰纹绉的单袍子，粘在身上，像牛奶的薄膜。

在句(1)中，蕴含着一个概念隐喻，即“女孩是牛奶”。此隐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女孩与牛奶有着相似的外在特征。女孩穿的乳白色单袍子紧箍在身上，动弹不得，正如紧紧覆于牛奶表面的奶膜一般。正是由于两个意象给人视觉上造成了相似的效果，此隐喻才得以建立。

(2) 一个散漫随便的姑娘，长得像跟她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就是发酵粉放多了，发得东倒西歪，不及她齐整。

在这个隐喻中，作者并未将始源域勾勒出来。但是，从上下文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推知始源域必是由类似馒头之类的发面食物所构成。长得过于肥胖粗犷的姑娘，看起来正如发过头的馒头一般，看起来不够精致可爱。

1.2. 女人的个性是食物的风味

(3) 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

在这一隐喻中，对不同食物味道的体验，被作者拿来描摹对于不同类型女人的主观感受。因为味道体验更切近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将其作为始源域映射于目标域，更有利于表述人们对于“女人”的独特理解。一般而言，糖醋排骨的味道醇厚浓烈，正如湘粤一带泼辣大胆、富于活力的女人；而粉蒸肉的味道相对清淡，可用来描绘上海女人温和、矜持、保守的性格特征。

1.3. 男女两性关系是食客和食物之间的关系

男女之间的关系复杂微妙，很难直接用语言描述。因此，作者再次利用更加贴近读者生活经验的食客与食物间的关系，来刻画男女间只可意会的情感关系。

(4) 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了出来了。

在这个句子中，“牛奶”构成了始源域中的一个主体，与女主角“薇龙”这一目标域对应。同时，尽管该句并未明确提及始源域中的另一主体“食客”，从上下文提供的线索，读者可以推知，始源域中的“食客”应与目标域中的男主角所对应。在这个句子中，食客与食物的关系一反常态，牛奶主动将自己泼出来，“管也管不住”。这种关系映射到目标域中，说明在薇龙的爱情中，她扮演着更加主动的角色，一心要嫁给纨绔子弟乔琪乔。

“女人是食物”的隐喻实际上还蕴含着其他一些子隐喻，如“娶妻是购买食物”，“弃妻是丢弃食物”。但是这些隐喻并未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明确体现，因此不再赘述。所有关于“女人是食物”的隐喻所构成的隐喻体系总结如下：

2. 女人是货物

首先需要说明，“女人是货物”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隐喻——“婚姻是交易”的组成部分，具体例子如下：

(5) 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乔。

从这个句子可以看出，目标域“薇龙”与始源域“待售品”所对应，构成隐喻“女人是货物”。除此之外，在“婚姻是交易”之下，还有其他一系列子隐喻，如“夫家是货物购买者”，在这个句子中，“夫家”具体体现为“乔琪乔”。

(6) 女儿是家累，是赔钱货。

这个句子再次强化了“婚姻是交易”和“女人是货物”两个隐喻。同时，“婚姻是交易”的其他方面也在该句中得以体现。既然婚姻被看成是一场生意，那么对卖方来说，必然有赔有赚，所以在最高层的隐喻下，还包含着其他子隐喻，如“女儿嫁得好是生意盈利”，“女儿下嫁是生意亏本”。对于说话人而言，女儿千般好，终会嫁作他人妇，这就意味着为其付出的一切资财心血都会付之东流，因此女儿是“赔钱货”。

可见，“婚姻是交易”也是一高度复杂的隐喻，它包含着一系列不同的映射，总结如下：

3. 女人是可燃物

这一概念隐喻也是结构型隐喻，其包含的子隐喻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比如，既然“女人是可燃物”，那么可以合理地推知“女人的活力是燃烧时放出的光与热”，“过激情四射的生活是燃烧”，“丧失激情或死亡是熄灭”，等等。

(7) 她是没点灯的灯塔。

这一句子从反面印证了以上子隐喻。始源域中是一个本应被点亮并以此指引船只前进的灯塔，但这个灯塔并未被点亮，因此也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将这一始源域与目标域联系起来，可以知晓，句中女主角本应过上富有活力的生活，并以此带动和感染更多人，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如此一来，女主角单调乏味、郁郁寡欢的生活状态便通过概念隐喻凸显了出来。

(8) 那是她死灰的生命中的一星微红的炭火。

在这个句子中，始源域由两个物体构成，一是“死灰”，一是“炭火”。将“死灰”映射到目标域——女主角的“生命”，其绝望悲观、心灰意冷的生存状态便可见一斑。另外，“炭火”有可能使可燃物再度发光发热，映射到目标域，便与“引发激情的人或事”相对应，构成“引发激情的人或事是火引子”这一隐喻。但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点“炭火”是星星点点的、“微红”的，这也就说明女主角生命中那点儿令人激动的事，可能会使其死气沉沉的生命掀起几丝涟漪，却并不足以改变其基本的生活状态。

(9) 薇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

如上所述，“一炉香”在该句中与目标域“薇龙”相对应，再次体现了“女人是可燃物”和“死亡或丧失激情是熄灭”两个隐喻。

4. 女人是负担

在这一隐喻中，始源域“负担”被映射到目标域“女人”，从而明确显示出世人对女人的负面态度：女人在社会发展中不仅不会起到任何积极进步的作用，往往还会阻碍他人的发展，陷整个世界于无穷无尽的麻烦之中。

(10)她是个拖累。

(11)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个拖累。

5. 女人是雕塑品

在这一隐喻中，张爱玲将“雕塑品”与“女人”两个认知域联系起来，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隐喻的建立是基于始源域和目标域具备相似的外观。

(12)鼻子上亮莹莹地略微有点油汗，使她更加像一个喷水池里湿濡的铜像。

(13)一件白绒线紧身背心把她的厚实的胸脯子和小小的腰塑成了石膏像。

在(12)句中，始源域“铜像”与目标域“女孩儿”的外观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女主角的肤色是赤金色的，与铜像的颜色相似；第二，女孩儿的肤质细腻润泽，就如光滑的铜像一般；第三，在小说特殊的语境中，女孩儿鼻子上“略微有点油汗”，这一点也与略微被喷水池里的水浸湿的铜像有相似之处。例(13)中的隐喻之所以成立，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除了意象上具备相似性，“女人”与“雕塑品”相似的内部特征也是驱动该隐喻建立的一大因素。

(14)我就是木头人。

在这个句子中，女主角承认自己就是“木头人”。木头人都是由工匠一手加工雕刻而成，没有自己鲜活的生命。而小说中女主角也是一样，她没有自己的头脑观点和个性特征，只是一味顺从父母对自己命运的安排。

6. 女人是生活用品

(15)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张爱玲之所以选择用“牙膏”来建构女主角“翠远”是由以下原因驱动的：首先，正如小说前文中所述，翠远肤色白皙如雪，而牙膏的颜色也是纯白的，因此将两个认知域联系在一起合情合理。第二，不论牙膏原来是何品牌，一旦挤出，之前的设计和款式将不复存在，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这与翠远平凡庸常的个性特征相吻合。

(16) “我们的瓦，是美丽的瓦，不能和寻常的瓦一概而论。我们的是琉璃瓦。”

在这个句子中，女主角与琉璃瓦共同拥有的美丽外表是将始源域与目标域联系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两域相互联系还基于二者共同的功用。在日常生活中，琉璃瓦是用来保护屋顶不受风吹雨淋的；同样，按照这位父亲的说法，养女儿的目的也是希望其嫁入名门望族，从而为家族带来显赫的声名和丰厚的财产。

7. 女人是尸体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传奇》中的女人往往过着单调乏味、压抑沉闷的生活，这种生命活力的缺失，在“女人是尸体”这一隐喻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因为“尸体”总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17)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8. 女人是一口气

(18)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

通过这个隐喻，翠远的个性特征凸显了出来。首先，呵气总是“稀薄”难存，短时间内就会消失于无形；而翠远由于个性安静矜持，也很难在他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二，虽然呵气虚空易散，但在冬天还是能带给人片刻温存之感，正如翠远一样，虽然不能让人刻骨铭心，却也能够短暂地熨帖人心。

9. 女人是花

“女人是花”这一隐喻不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也广泛存在于日常用语中。这是因为，“女人”与“花”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女人拥有花朵一般姣好的容颜。其次，女人的生命历程也可以通过花的荣衰变化来建构：女婴的出生好比花蕾初露，等待着进一步的成长和积蓄；女人的成熟就如同花朵怒放，绽放出耀眼的美丽；待到女人年老色衰，同样与即将凋零死亡的花朵有相似之处。这一点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着比较明确的体现，示例如下：

(19)花凋。

除此之外，张爱玲小说中的花朵还拥有一些独特的特征：这些花要么是人为制造的假花，要么生活在人为的环境而非大自然中，如句(20)和(21)所示。当这些始源域特征映射到目标域时，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缺乏活力、无奈顺从命运安排的悲剧性特点便凸显了出来。

(20)人像金瓶里的一朵栀子花。

(21)那阳台如果是个乌漆小茶托，她就是茶托上镶嵌的罗钿的花。

10. 女人是动物

在这一隐喻中，“女人”与“动物”是通过意象和命运上的相似性而联系在一起的。

(22)越发觉得非驴非马。

(23)她趴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

在例(22)中，尽管作者用的是否定句，仍然成功地将“动物”这一始源域投射到了目标域“女人”中，从而突出了女主角不合时宜、惹人发笑的装扮。同样，例(23)句中的“大白蜘蛛”也与病重的女主角惨白的肤色、细弱的四肢相呼应。

(24)我只道雀儿拣旺处飞，爬上高枝儿去了，就把我们撇下了。

(25)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在句(24)、(25)中，始源域和目标域不仅具有相似的外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具备相似的命运。在(24)中，“雀儿”与“树枝”始终存在着深切的依附关系。不论是之前较为低矮的树枝，还是后来历尽千辛万苦爬上的“高枝儿”，“雀儿”始终需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棵树。同样，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家中要听从父母的摆布，待到终于嫁出门，仍然要受到夫家的掌控和支配。区别仅仅在于，有的女性攀上了“高枝儿”，得到了更多的物质享受。女性受到环境严重压抑却又不得不依附于环境的矛盾在(25)句中被表现得更为充分。“鸟”本来是象征自由的生灵，但在张爱玲的笔下，它却被绣在了屏风上，成为了观赏物，甚至“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这与张爱玲笔下的女人从有生机到无生机、从活生生的人到被禁锢、被异化为物的过程相呼应，也印证了父权社会男性的话语权。

11. 女人是囚犯

在这一隐喻中，女人被束缚、被压抑、求自由而不得的处境被更加明确地建构了起来。

(26)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这一例句明确体现了“女人是囚犯”的隐喻。女性在生活中所受的压迫和束缚无影无形，却令人痛苦不堪。在张爱玲的笔下，这种难以言表的苦楚通过概念隐喻被具体化了，成为了苑囿人自由的“枷”，构成了另一子隐喻“生活中的压迫和束缚是枷锁”。同时，曹七巧的物质生活相对而言是富足的，因此束缚她的枷锁也是“黄金”做的。

四、“女人”概念隐喻的建构

在细致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关于女人各隐喻的始源域、目标域以及隐喻得以建立的机制后，跳脱单个隐喻的局限，从更宏观的层面考察发现，不同的始源域物体和目标域在映射过程中往往具备以下共同特征：

1. 缺乏活力与个性

在张爱玲的“女人”隐喻中，始源域包括这样一些事物：花、可燃物、尸首。它们与目标域“女人”之间共同的特征正是生命活力的严重匮乏。如前所述，张爱玲小说中的花并不是活泼的自然生命，而是受缚于人为的环境之中，甚至纯粹由人工制造。这样一来，即使它们尚存一丝生命气息，也会由于与自然环境的长期疏离而消磨殆尽。同样地，可燃物虽然可以发光发热，但它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上，总是等待着其他物体将其点燃。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往往缺乏这样一个火引子。尸首最易引发人们对死亡的联想，因此，对读者产生的震撼力最大，也最能将主题明确化。当所有这些物体都与目标域“女人”联系在一起时，女性缺乏活力与个性、死水一般的生活状态便自然建构了起来。

2. 受他人利用

这一特征为始源域中的食物、货物和生活用品所共享。这三类物品共同的存在价值就是满足人类的需要：摄取食物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出卖货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金钱的贪欲，生活用品则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便利的追求。在将这些始源域物体投射到目标域的过程中，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侮辱被利用的不幸命运便得以加强。在男性主导话语权和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女性不得不屈从于男性意志，千方百计地满足男性各方面的需求，从而获得男性的欣赏和青睐。

3. 受环境束缚

始源域物体所具备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受到环境的严重束缚，这一点在“女人是鸟”和“女人是囚犯”两个隐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女人是鸟”的隐喻中，一只白鸟被紧紧绣在了“紫色缎子的屏风上”，不得离开。更为糟糕的是，这只鸟最后“死也死在了屏风上”，说明女人求自由而不得、至死无法摆脱封建家庭束缚的悲惨遭遇。而在“女人是囚犯”这一隐喻中，女人在生活中所承受的种种桎梏幻化成了犯人戴在身上的黄金枷锁，无法挣脱。

4. 地位卑微

能够体现这些特征的始源域物体有牛、马、蜘蛛和冬天里的一口呵气。众所周知，牛和马温顺、驯良、平凡而普通，蜘蛛也是微小而丑陋的动物。而与前几者相比，呵气更不易为人察觉，往往来无影、去无踪。当这些始源域物体用来建构目标域时，女人被忽视、被男性恣意利用的低下地位便凸显了出来。

5. 阻碍和妨害他人

负担是阻碍人前行、削弱人活动能力的重物。当这一始源域物体与目标域联系在一起时，世人对女性的消极态度就显露无疑了：女人往往是麻烦制造者，会严重妨害男人自身的利益和社会的正常运转。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从始源域映射到目标域的特征都是负面的、消极的，从而揭示出张爱玲对女性问题的深入理解和对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

五、结语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充满了关于“女人”的独特隐喻。本文对这些隐喻进行了归纳概括，建立起一个包含两大类11子类的隐喻体系。在深入分析隐喻建立机制的同时，本文对“女人”这一抽象概念通过隐喻得以建构的过程也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概念隐喻和具身认知方式确实对抽象概念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张爱玲借助人们熟悉的食物、动物和各种生活用品，用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经验，来建构“女人”这一抽象概念。这种具身认知方式不仅可以从日常语言找到依据，也渗透于文学作品中。另外，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所有由始源域映射到目标域的特征均是负面的，主要包括“缺乏活力和个性”、“受他人利用”、“受环境束缚”、“地位卑微”、“阻碍和妨害他人”等。这些特征说明尽管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仍然无法挣脱旧式礼教的束缚，从生理到心理依然被男性主宰，缺乏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异化倾向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