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1844年玛丽·爱尔德赛女士(Mary Aldersey)在宁波创办的女塾视为教会女子学校在中国大陆创设的开端，将1952年院校调整视为其在中国的终结，那么，教会女子学校(以下简称“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历程已逾百年。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女子学校教育，至今也不过170余年。由此可见，教会女学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非同一般。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其本意是想文化侵略中国，但最终却促成了中国女性解放之发端，可见，教会女学在近代中国走的是一条吊诡之路。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创设历程，从历史角度来分析其设置目的、控制手段与客观结果，从而去探究其权力控制以及最终为何会走向殊异结果的真正原因。
一、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创设历程1840年前后，教会女学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并逐渐递增。如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Eliza Gillette)在上海白云观设立裨文女塾；1851年，同为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琼斯女士(Emma Jones)在上海虹口创立文纪女塾等。据统计，自1847至1860年间，仅5处通商口岸，外国传教士就开办了12所教会女学。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女学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到“1869年，全国教会女校学生仅有570人。1876年，全国有女校121所，学生2100余名。1895年，有女子小学225所，女学生4262名；女子中学69所，女学生2096名；女子书院及培训班14所，有女学生416名。”②而到19世纪90年代，基本上就出现了如梁启超所说“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壮观局面。
19世纪80年代以后，教会女学开始往中高等方向发展。如1881年文纪女塾和裨文女校合并发展成圣玛利亚女校；1890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海淑德(Laura Haygood)在上海筹设的中西女塾后来发展成中西女子中学；裨治文夫人在北京设立的贝满女学堂于1904年升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是清末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大学。其后的1908年，在1859年创建的福州女子寄宿学校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华南女子大学，以及1915年一开始就作为大学而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相继产生。从早期的女子初等教育逐渐向高层次的女子高等教育转变，教会女学由此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开始了。此时，教会学校已经在体系、管理、教学上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独立的教育系统，且企图进一步替代中国学校教育系统。③而同时国内的国家主义思潮也正在蓬勃开展，针对教会的挑衅，国人开始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教会学校被迫纳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向中国政府立案，遵章取消宗教课，并与中国社会广泛联系。④于是，教会女学在“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口号下开始向中国政府立案。当然，在改变与调整的早期，大多数是形式上的，而在学校的基督精神浸染方面却并无大改变。但是，到了三四十年代，“各差会所实施的宗教性的影响……明显地消退，教会大学与普通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在培养的毕业生方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⑤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教育权收归政府所有，5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院系大调整，教会女学的各个院系和校区被分散到新中国各个学校之中，教会女学的历史就此终结。
二、目的：文化霸权下的教育移植“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为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是指通过控制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实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支配和主宰，而这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为被统治者所消极同意。在这里，霸权就是“一个意义和实践的有组织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⑥该理论广泛应用于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实际上“以西方对东方(包括中国)的征服、统治、压抑、同化为前提，它是西方对东方的一次文化十字军东征，它意味着东方对西方霸权的臣服”⑦，于是，过去西方文化的输入历史被称为“传教士的文化殖民主义”。这种在近代中国获得“霸权统治”的途径，就是教会教育。教会女学和普通教会学校一样，自始至终都是为宗教服务的。这一教育目的又可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从教会所属国的政治目的出发，企图利用教会教育来达到文化侵略中国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让全体中国人(包括女性)都能信仰耶稣基督，从而在中国社会形成“基督教”建制。这个目的是最重要的内核，由此而呈“放射”态势。教会之目的非他，盖即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并创造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而已。⑧也正是在这些神圣教义的引导下，“新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⑨
第二个层面是资本扩张和经济殖民的需要，从教会中平信徒的经济目的出发，企图通过教会课程来培植中国女性对于外国商品的喜好，从而为外国商品开辟中国市场。因为家用品一般都是“主内”的妇女购买，因此，在中国开办女子教育就可以服务于外国资本家的商品倾销，正可满足西方各国外销工业革命后不断增加的产品之需要。这一层目的，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和中西女中等诸多教会女学中都可以得到证明。这些贵族女子学校的家政课里，都设置有专门对外国商品进行介绍的内容，也因此，这些女生在未出嫁时，就已经计划好了一旦结婚成家所要买的家庭用品的品牌了。
第三个层面是从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实用目的出发，即培养得力的女教徒或男教徒的妻子，训练她们成为基督天国的成员，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如启明女子中学章程就明文规定，“本校设立宗旨，在养成道德健全、智识丰富之优秀女子。对于来校学生，……使能散布光明、真理，为家庭、社会、国家切实服务。”⑩从1859年由女传教士娲标利(Beulah Woolston)和娲西利(Sallie H. Woolston)开办的毓英女中也可以看出来，“从一开始，创办女子寄宿学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中国助手们提供信仰基督教的妻子。中国传道助手们必须和基督徒结婚而不是异教徒，……因为美以美会圣经学校的男生急着要迎娶毓英女生，女孩子们大都难以完成学业。”⑪甚至到了1895年，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校长史塔尔(Starr)在其报告中还曾明确地阐明该校的目的在于培养“有用的女基督徒”，并规定该校女生“只准嫁给基督徒”。⑫
以上教育目的错综交织在教会女学的活动之中，特别是在早期和发展期的教会女学，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仍然是限制男女交往的一条硬规则，男传教士无法向中国女性传教。由此，女传教士便成为了向中国女性传播福音、进行教育的中坚力量。大量女传教士的出现，才导致了教会女学的特殊性：“Women’s Work for Women”⑬，也使得中国教会女学的兴起与西方女子教育本身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关联。当然，这只是推动教会女学发展的表层因素，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则是要实现教育移植的文化霸权。教会利用学校来创造和再造基督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能使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得以保持，而外国侵略势力不必再求助于显性的控制机制。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创设，就是西方意识形态试图通过教会来构建文化霸权的表征之一。
三、手段：“男性化”的教育控制与“女性化”的知识加工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普尔(Apple, M.W.)认为，课程知识的选择和分配是统治阶级依据某一选择或组织原理而作的意识形态上的抉择，是阶级、经济权力、文化霸权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显性或隐性的价值冲突的产物。⑭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恰好验证了这一点，其教育控制手段主要是显性宗教课程的设置以及隐性英美文化场域的建构。
从现存史料来看，普通教会女学的主课程一般都是“基督教之伦理与教旨”。比如1864年成立的北京贝满(Bridgman)女校“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⑮又如《耶稣教美以美会镇江女塾功课章程》中罗列了十二年的课程设置，“圣经”均为每一年的头等课程。⑯上海中西女塾(1890年创立)的章程中若干规定亦指出：“本塾中西并重，不可偏枯。……惟圣教书不能不读”。“每礼拜日，进堂听道，读圣经日课。”⑰一些女校的章程还明确规定，若宗教课程不及格，就得开除学籍。可以看出，教会女学并不是从纯粹知识角度出发，亦没有从知识本身来对课程做“镜式”反映，它仍然取决于教会上层统治阶层的意旨。“扬认为，学校知识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是权势集团将其视为有效的、合法的。权力可以将知识的主要范畴合法化，并由某一集团支配。权势者总是给予得到社会认可的知识(通常也是反映了权势集团价值取向的知识)以优先地位，并通过教育把其强加给无权势者。”⑱也由此，宗教课程和知识只是履行着建设基督化社会所需的文化政治职能，体现的是教会及其代表国的权力意志与意识形态，并通过教学手段或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着在校学生。在这中间，教会的权力控制对于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有着持续且长久的影响。
除显性的宗教课程设置的控制外，另一种更为隐性的则是英美文化课程的控制。上海中西女中校长薛正曾记录该校课程如下：“立案前所用的课本，除语文外，一律都是英文的，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翻开这些史地课本，触目的就是抽鸦片烟、缠小足、拖辫子、留长指甲、茅草棚、乞丐等侮辱性的材料，而其他英文课本，都是宣传美国的美丽花鸟、‘英雄肖像’、‘辉煌的战绩’以及高楼大厦等。”⑲而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即一切都从美国的角度出发，灌输西方文明。”⑳可以看出，传教士们把对中国学生意识形态的灌输当作教学重点来进行，而另外的一些课程和知识则被有意忽略和排除。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经过了重新组装、解释，用以支持基督教教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潜移默化之影响。
所以，比起显性的宗教课程，这些英美文化场域的建构似乎更具备一种隐匿性，它把宗教的意识形态由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仰”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存在，使其更加潜隐且无处不在。由此，身在其中的女生们，行之而不著，习矣而不察。也正因如此，“学校的课程正好成为了某种机制，而知识正是通过这种机制在‘社会上得到分配’。”㉑而这个“社会”，即是指基督教刻意营造出来的社会。
当然，如果从性别视角来看待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以上所言的主要还是“男性化”的教会女学。但是，教会女学同样有着体现其女性化特色的课程，这些主要得益于女传教士们的“知识加工”。也即是说，教会女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与教会课程目的的设置还是有一些偏差。因为男女传教士在性别认同、价值取向和行为倾向上的不同，导致了教会女学内部的课程教学与普通教会学校相比的差异性。
女传教士们有意进行了中西文化的嫁接，她们既将《四书》、《女儿经》、《孝经》等列为学习科目，又专门开设了家政、健美操等培养西方式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课程。因为她们认为，教会女学既要培养对“圣道(教)”有用的人才，也要培养“贤妻良母”。㉒当然，这种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显然比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要更为高级。所谓的“贤”是以恪守宗教的教义及封建礼仪为中心，再加上持家育儿的生活。㉓女传教士为何要设置女性特色课程？一方面因为她们本身所具备的保守性，认为女性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诸多家长和学生都把进入教会女学接受教育看作一个重要的能换取好婆家的商品。因此，从某种层面而言，师生双方就达成了一致：占有这种知识能为女生们开辟更广阔的婚姻市场。在以官宦富豪家庭女子为主的女校里，学生获得的是一种“象征性资本”(symbolic capital)，以便有机会发展语言、艺术、厨艺、家政等方面的技能和才能，为今后成为一名西方淑女式的“贤妻良母”提供基础条件。由此，知识被认为既有交换价值，又有更加直接的使用价值。比如福州毓英女校设有家政课程，为适应发展需要，于1932年改建一座有一定规模的“家政楼”，让行将毕业的学生在那里学习烹饪，作家务练习。㉔当然，这种家事训练课程，一方面，是让学生进行“贤妻良母”式的培训，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女学生学习西方生活方式的主要渠道”。㉕而“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早期在功课方面就干脆以纺织、缝纫、园艺、烹调为主。徐汇女中附设医科，此外注重手工，如中西裁缝、刺绣、扎花等。”㉖
从以上这些课程的设置来看，教会女学的执教者与教会课程的制定者分属不同的社会身份和性别属性。“两者之间在教育观、在课程应有的价值取向问题上所持观点未必完全一致，且通常都会存有诸多‘落差’。”㉗作为课程执行者以及意识形态灌输者，女传教士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不遵循教会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但同为女性，女传教士又多少具备一些女性的独立人格和文化自主的意识，且正因她们在本国境内深受男权文化的压制，一旦脱离原生文化，在异国他乡追求自我认同的前提下，她们会寻找机会表达自己身为女性的独特文化，设法把自己的价值倾向体现到课程中和教学氛围的营造中去。于是，教会课程便存在着偏离或超越教会决策层既定价值取向的可能。但是，不管女传教士如何偏离教会的既定轨道，实际上在整个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会的权力也绝不可能退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有课程的设置，既是教会权力的产物，又是教会权力的象征。
四、结果：促进中国近代的女性解放前面提到，教会女学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建立基督教社会，并培养女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妻子。那么，这一目的有没有达到呢？应该说，尽管教会女学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女性的信仰影响非常大，但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以上海徐汇女中的毕业生为例，从1868年起到建校80年，“共计在本校肄业的学生有七八千人，其中入各修会修道者520余名。”㉘入教人数仅为十六分之一。特别是立案后，教会学校内部师生中基督徒数量大幅减少，学校进一步世俗化。如在广州培道女中，1928年尚有70%的学生是基督徒。1931年该校立案后即呈下降趋势，至1933年，基督徒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再比如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金陵女子大学)，1924年学生入教的比例为80.5%，1930年为77%，而到了1936年，即下降到51%。㉙且“金女大学生毕业后，献身宗教事业的也很少。据1947年统计，在金女大已毕业的1至29届703人中，只有11人从事宗教工作，仅占1.5%。”㉚另一方面，教会女学在培养男基督徒的妻子上也并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毕业生们多数选择了独身。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例。“各种资料显示，教会女子大学毕业生晚婚和独身的比例甚高。早在20年代末，就有人注意到金女大毕业生晚婚和独身者多。他们统计金女大1919-1927年毕业的9届105人的婚姻，发现已结婚的仅占16%。”㉛而1947年的抽样调查也显示，在165位金女大毕业生中，已婚者74人，占44.8%；订婚者11人，占6.6%；未婚者80人，占48.4%。㉜
但是，教会女学的存在，仍然是中国近代女学中关键性的一个因素。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女性解放。
首先，在第一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教会女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母体角色。“三四十年代，教会大学培养了占全中国女大学生总数的30%左右的学生”。㉝而且，这些学生大多毕业后得以深造。因为“多数学生并没有把高等教育看作仅仅是个人增长知识的机会。……许多女大学生都有职业目标。……她们考虑的是职业训练和社会服务。这也许是为什么早期女毕业生中继续深造的百分比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㉞多数教会学校(特别是大学)，都培养出许多在国内外学术、政治、外交、经济、法律界等有相当影响和地位的名人。如华南女大首届5名毕业生中，有4名留学美国和加拿大。㉟再如金陵女子大学最早的4届毕业生33人中，赴美留学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占了近三分之二的人数。㊱据王奇生的统计，“发现她们绝大多数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有专长，事业有成。她们成名不是‘妻以夫贵’，也没有那种‘暴得大名’的新闻式人物。她们主要靠自己出色的工作实绩以赢得社会的承认。”㊲如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㊳华南女大的毕业生余宝笙，是著名的化学家，曾参与“863”高科技项目。㊴
女性脱离家庭走向公共领域、在社会上就业，这是女性走向平等和解放的重要途径。因为“妇女实现其解放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㊵教会女学培养的第一批女大学生毕业以后，涌入劳动力市场，进入曾经被男性独占的领域。这样的职业“入侵”，表征的是中国第一场无意识和无组织的妇女运动，它虽然没有如世界诸多女权运动一样有明显的口号、理念和实际要权行动，但是，却悄无声息地实现了女性在近代的“华丽转身”。正是这些女学生，削弱了夫权，挑战了男权权威，直接向“妇女的位置在家庭”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构成了妇女“向前追求自由”关键性的一步。它为中国女性脱离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培育她们集体心理和集体精神的场所，同时为这些女性脱离蒙昧提供了一定的机会。教会女学提供给了中国女性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追求与信仰，这种信仰使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会女学使得一大批中国女性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主体的建构。由于接受教会教育，她们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从而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在工作中体会到经济独立的滋味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所以，当她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她们开始建构主体，从而学着去解放别的女性，由此，新的解放又开始了。从早期的女传教士们对她们的有意无意的解放，到后来她们开始自己解放自己，这又是一个进步。而且，正是因为教会女学的创设，客观上对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与启蒙基础。也正因为教会女学的舆论造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对妇女受教育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梁启超等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妇女教育观。也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很多教会女学的毕业生，都成为了中国第一批本土女学的教员，从而继续去启蒙新的一批中国女性。比如说20世纪初，在江苏各地如苏州、扬州、无锡、镇江等地创办的各类女学中，大部分教师都毕业于上海的各处教会女学。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传教士教育工作者未必一定是男女平等主义者，但他们为妇女在更大程度上的独立奠定了基础”。㊶因为“中国政府和组织需要妇女代表时，常常把目光转向教会大学，这件事本身就是承认教会大学在妇女教育中保持了领先地位。”㊷
再者，为何教会女学会产生殊异的教育结果呢？究其原因，也许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尽管教会女学的课程传授是一个带有权力垄断性质的过程，但是，因为教育机构乃是一个以“知识生产”为目的的机构，这就必然会产生与教育目标有着诸多不同的成果。另一层面，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危机之中，这也势必会影响到即使身处英美文化场域的女学生们。因此教会女学精心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大部分都偏离了其宗教目标。另外，伴随着教会女学的历史进程，欧美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和实践资源，也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国教育实践，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介入方式，不仅使中国女性群体的集体性别意识在受教育后得到觉醒和深化，同时也使我们本土女学以及本土女子解放获得了一种新的反思和观照方式，在反对教会女学教育控制和思想压抑的同时，来建构我们本土的女子解放模式和机制。因此，尽管教会女学在中国的设学目标值得质疑，这些“解放中的妇女”却在客观上凸显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启蒙脉络。
然而吊诡的是，即使是中国女性的自我解放，走的也是一条与英美女性的殊异之路。传教士们曾想通过设置教会女学培养男基督徒的妻子以及复制女传教士们，最后却培养出了一大批的中国职业女性。女传教士们曾想复制西方妇女解放的路径，希望中国女性们能自觉致力于自身的解放，通过奋力争取自身权益来反抗男权和政府，但结果却是中国女性们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即和男性一起，为民族国家献身奋斗，与解放男性一起解放自己。激烈的社会变革和严重的民族危机促成了一部分受教会高等教育熏陶的知识妇女的觉醒，使得教会集团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之间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差距。㊸这也许是传教士们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