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1902－1977)在西方心理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国外对鲁利亚的关注持续升温，掀起了一股研究鲁利亚的热潮(石文山，陈家麟，2004)。纵观鲁利亚一生的学术思想，有特色且别具一格的是以实证方法验证他与其师维果茨基共同提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具文化意蕴的心理观。挖掘鲁利亚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他独具特色的文化心理观，无疑对建设和发展当代心理学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鲁利亚文化心理观概论 (一) 文化心理观解读：从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视角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鲁利亚早期工作的重要方面是与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一道组成的“三人小组”共同研究并提出“文化历史发展论”，即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起源理论。在该理论的基础上，鲁利亚的心理观也强调以文化来解读和阐释人的高级心理机能。作为维列鲁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强调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人的心理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即心理学要在实践本身中进行研究。这一理论反对当时那种把意识排除在心理学研究之外的思想，主张心理学必须研究意识，研究人类的高级心理机能，认为高级的心理机能(如言语思维、逻辑记忆、随意注意等)是随着人类文化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人类种系发生史来看, 人的心理是在物质世界的长期进化中, 从现实世界的物质活动中相对独立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活动形式，它是人脑的机能，是对客观现实的主观的、能动的反映；从个体发生史来看，人的心理则是在个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 在人创造社会文化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生成和建构起来的一种功能性的关系存在，它只能在对它的对象世界即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中才是现实的，才可以得到规定和理解。布鲁纳曾指出过，心理概念只是一个隐喻，它所代表的是“具有情绪和能力的整个的人与环境之间进行反思性和社会性相互作用的能力”(E.多尔，2000)。这就是说，心理的本质源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过程。

关于人的高级心理机能起源，该理论主张，人的一切高级心理机能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获得的。大脑虽是高级心理机能的物质本体，但并不是心理发展的源泉，源泉只能到客观环境中去找。儿童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生活的, 而任何文化究其根源都是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产物。在与周围人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中，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由外及内发生并发展着。从最初的外部人际交往，通过中介发展为内部的心理机能。这个中介就是心理工具，即各种符号、记号、语词、语言等等。在具体社会中, 儿童利用心理工具进行心理活动和精神生产。心理工具越复杂，心理机能和精神生产也越复杂。借助于心理工具，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得以产生和发展，这标志着鲁利亚文化心理观的逐步形成。

为进一步解释人的高级心理的起源，该理论阐释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一个是关于“中介”的思想，一个是关于“内化”的思想。前者认为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存在一个特点，它与人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工具这一特点相适应，人在生产劳动中使用物质的工具，增强、扩大并改变了人的生产活动，改变了人类器官的自然功能；人在高级心理过程中也使用“工具”, 即通过使用语言这种“精神工具”来实现，其结果是增强了人的精神力量，改造了所有的心理活动，使低级的心理活动向高级的心理活动发展。后者则指出语言这种符号的发生和发展是一种由外部转向内部的过程，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手段，先是在共同生活中形成, 然后变成个人的心理手段、工具，因此，所有的高级心理机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必须先通过外部的阶段，然后再转化为内部的东西，并认为这是人类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辩证规律。它们是高级心理机能产生与发展极为重要的机制。可见，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决定个体心理含有下列图式:集体(社会)活动—文化—符号—个体活动。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各种高级心理机能，就像人的实践活动以劳动工具为中介一样，是以社会文化的产物——符号为中介。人正是借助于符号, 特别是语词系统的中介从根本上改变着一切心理活动。鲁利亚主张，人的心理特点是由于人们的生活与活动条件所造成的，而不是预先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不是某个“落后”民族所固有的东西。生活改变、教育普及文化水平提高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发展该民族的心理机能。

(二) 鲁利亚文化心理观简评

鲁利亚文化心理观的核心思想实质上是试图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这一基本原理具体地运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之中，用以说明人类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原因、动力、结构和过程等，这为意识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心理学历史上，由于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传统心理学对意识的研究一直未能通向真谛, 加上行为主义对意识研究的排斥, 造成了意识研究的偏离现象。鲁利亚一直主张，意识是人在社会活动之前对活动结果的映像，它是客观现象的反映，是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一个系统，对人的活动起调节作用，是与社会活动紧密相连的。这种通过活动来研究意识的观点既有别于传统心理学中的身心平行论，又反对了行为主义将意识排斥在心理学研究之外的错误，是一种可贵的正确观点。他既着重研究了高级心理机能发生发展的条件，又着重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了高级心理机能的个体发生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克服西方传统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从意识到行为的自然主义倾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鲁利亚在分析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时，尽管总是强调它受社会文化历史的制约，但并没有忽视有机体生物结构的影响，始终认为外界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人的神经生物结构。这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与开创性的观点。把有机体的生物结构看作是不变的或不受文化历史影响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王淑合，2004)。

不过，鲁利亚的文化心理学观过于强调了两种心理机能的对立，将低级机能看作是先天遗传的自然过程，不具有中介性质，并不符合人的心理过程的实际。尽管他在后期理论中承认低级心理机能也具有同样的中介心理结构，但他并没有对两种心理机能的中介心理结构予以区分。

二、鲁利亚文化心理观与当代心理学发展

鲁利亚心理观所反映的文化理论意蕴与文化观点，对今天心理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其价值依然是可圈可点。

(一) 为推动心理学从实证科学观向具身观转变提供借鉴

心理学观是理解和把握心理学学科性质，实现对心理学全面认识的前提和根本。它是对心理学如何发生和构造的基本认识，它关注研究方法的可信性和有效性、理论构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知识体系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程序、应用技术手段的适当性和限度等问题(葛鲁嘉，2005)。一直以来，主流心理学占支配和优势地位的心理学观是实证科学观。鲁利亚文化心理观表明，考察与确定心理学观的视野与边界须进一步延伸和扩展，而不仅仅局限于实证科学观。他的文化心理观体现的是一种包容的文化心态和多元的整合观点。从一定意义上讲，鲁利亚的文化心理观对于推动心理学从实证科学观转向具身观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开始从强调符号计算范式的第一代认知科学转向以强调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概念为核心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第二代认知科学强调把认知放到实际生活中加以考察，将认知的本质视为一个活的身体实时(real time)环境中的活动，突出强调情境性、具身性、动力性等特征(叶浩生，2010)。第二代认知科学有着这样的基本理念，即人的鲜活经验的变化，可以由脑与行为的变化来说明；反之亦然。认知科学从符号范式、联结主义范式到具身范式，其实是暗含了这样一种心理学观的转变：从自然的到自然的与现象的整合(胡谊，桑标，2010)。第一代认知科学展示了人类有意识的符号思维活动的重要特点，即一种遵循规则的逻辑能力，但是这个范式不能充分地描述常常是无意识的身体水平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而具身认知方式则不是描述的、序列的、离线的(off-line)，它是协调的、并行的、在线(on-line)(Clancy，1997)。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作非此即彼(either-or)的取舍，而是应该采取克兰西深入分析的“既—又”(both-and)的综合方法(Clancy，1997)。这与鲁利亚文化心理观的主张和洞见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

(二) 为引领心理学从文化兴起转向文化神经科学范式提供启示

鲁利亚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对西方心理学文化思潮的兴起具有独特贡献。他的文化心理观重视社会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客观上增强了心理学的应用效度。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观点本身的文化意蕴与西方心理学文化思潮兴起达成了契合。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心理学展现出对文化影响的持续关注，反思传统中立化心理科学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分析文化与心理现象的关系，讨论社会文化对心理科学的影响(叶浩生，2001)。心理学文化思潮的涌动，标志着心理学正在试图寻找新的方法与范式来解释人类心理的实质与原因，重新引领学界对心理学本身学科性质的探讨，重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寻找新的有价值的信息来构造新的理论模式。皮克林(John Pichering)曾指出：“心理学并未置身于后现代境况之外，它的注意力从个体的认知结构转向了文化的过程，文化过程出现于个体之间，并创造了每一个体的个体认知结构。近年对心理学的批评，以其不同的方式强调了这样的需要，即，从其生物的和文化的背景中去考虑心理生活，使过分强调内在认知机制的学科重新得以平衡。”(葛鲁嘉，1995)Michael Cole也坦诚他的心理学观多年来深受维列鲁学派主张的文化观点的影响，从而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观点。他说：“恰当地理解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对于解释独一无二的‘社会性’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能对实践提供更有效的指导，这是现有理论所缺乏的。”(Lucien Winegar，Jaan Valsiner，1992)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文化心理学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Nisbett等人的推动下，文化心理学已用实验证明，东方亚洲人与西方人在认知过程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些差别来自于文化背景的影响与塑造(Nisbett, Masuda, 2003)。文化塑造改变了不同自我结构(selfconstruction)的相关脑区(朱滢，隋洁, 2004)。类似地，Ochner和Liberman的研究表明，将人格与社会背景的维度分别与三者联接组成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将不仅克服认知神经科学的不足——它不强调社会、文化、动机行为等的重要性，也将克服社会心理学的不足——它不涉及神经机制(Ochner, Liberman, 2001)。事实上，人类自身及其周围环境各自有着文化、社会以及历史的特殊性。人类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也在影响、塑造、改变或建构其自身的思维、行为与感知的内容与方式(Heine, 2008)。于是，文化神经科学崛起就成为一种趋势。文化神经科学(Cultural Neuroscience)是一门通过整合心理学、人类学、遗传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心理、神经、基因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并阐明这些过程及其突现性质之间的双向关系的综合科学(Chiao，2009)。文化神经科学研究文化价值、习俗、信念是如何塑造脑功能的。它试图阐明文化特质与生物机制之间的双向互动作用，其目的是用文化、心理、神经、遗传协同互动的观点来解释特定的心理与行为现象(刘将，葛鲁嘉，2010)。从这个层面而言，鲁利亚关于人的心理、脑机制与文化背景之间关系的阐释，对于推动和促进文化神经科学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新兴的文化神经科学搭建了沟通文化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之间的媒介与桥梁，证实了文化对心理、大脑的影响，为整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性的研究框架，为统一的心理学提供了具有希望的愿景。

(三) 为促进心理学生态学方法论转向提供参考

心理学生态化运动(The Ecological Movement)是强调在自然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去研究人的心理的普遍倾向。它主张在真实环境中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即研究人的现实行为和自然发生的心理过程，这既是当前心理学的一种改造运动，又是日益受到关注的一种心理学方法论。它在方法上采用的技术要求尽量保持心理和行为发生的自然性，如采用准实验设计、无觉察技术等。Robert H.Wozniak和Kurt W.Fischer在《背景下的发展：具体环境中的实践和思考》一书说：“以鲁利亚为代表的维列鲁学派是心理学‘生态化运动’的先驱，他们对于从交互作用、社会文化情景和结构主义途径去理解心理发展过程做出了重要的方法论贡献。”(Wozniak，Fischer，1993)生态化运动的代表人物Wozniak也坦诚其“心理学共构元理论”(Constructive Metatheory For Psychology)的方法论源泉来自维果茨基、鲁利亚等人(张建卫，刘玉新，1999)。维列鲁学派有一个突出的研究理念或原则是历史原则。历史原则就是要求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从抽象的观点，在社会环境之中而不是在社会环境之外去研究意识和心理的发展。正如А.А.斯米尔诺夫所指出的：“正是历史原则构成了该学派的全部理论的核心，作为苏联心理学家的维果茨基们的主要的功绩及其在苏联心理学发展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也就在于此。”(А.А.斯米尔诺夫，1984)鲁利亚文化心理观没有把一个事件或对象分成不具生命意义的元素，而是发现了保留事件内在运动和意义的分析单元——这一单元负载着个体与社会背景交互作用的变化过程。从过去把认知视为心理变化的静态结果(如思想、图式、记忆、计划等)推至今天把认知(如思维、叙述、识记、回忆、策略选择等)视为问题解决的动态过程。这样的转变，对西方心理学的生态化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