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面对意识这样一个看似深奥却又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贴近的研究对象时，研究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即是：“大量对于意识的定义总是从关于其本性的某个理论开始的，而不是从意识本身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consciousness itself)开始的。这就好比是把马车置于马之前。”(Velmans, 2009, p. 7)这些意识本身的现象学或意识的现象特征(phenomenal character)也被称为“活生生的主观经验”(lived subjective experience)或“感受质”(qualia)。例如，知觉到一阵剧烈的牙痛而产生钻心的体验或聆听到《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那熟悉的旋律而激起的舒畅感受。随后，这些与意识的主观经验相关的研究主题被确认为意识的“困难问题”(hard problem)或“解释的鸿沟”(explanatory gap)(Chalmers, 1996)。

伴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长足进步，一些神经科学家也开始重视主观经验对于意识研究的意义，他们认为任何旨在借助神经科学来探索意识的取向都必须同时解释：“脑如何产生意识状态，使我们经验到作为一个对象的意象，即现象学上所谓的意向相关项(noema)”，以及“与之平行的……大脑在认识的活动过程中如何创造出一种自我感(sense of self)，……我们每个人如何具有一个‘我’的感觉”(Parvizi & Damasio, 2001, pp. 136-137)。换言之，所有的意识活动除了指向一定对象外，还伴随产生相应的主观经验，而这些主观经验的核心是一种“主体感”(a sense of subject)或“自我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意识的神经科学的理论或取向都在意识主观性问题面前折戟臣服。这诱发一些研究者反思，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促使当代认知科学必须“理解经验与大脑中的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Platchias, 2011, p. ⅶ)。Thompson等(2005)甚至宣称：“当代认知科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即是构建一个能同时阐明意识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及其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研究纲领。”(p. 40)

众所周知，早在神经科学介入意识问题之前，现象学在意识问题上已经有了丰富且成熟的探索，以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与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家曾详尽地考察了第一人称视角(first-person perspective)、意识的结构、时间意识、身体觉知、前反思的自我觉知(pre-reflective self-awareness)以及意向性(intentionality)等一系列与意识有关的概念。关于这些概念的思辨在深度、广度以及严谨性方面受到了一致的公认与推崇。越来越多的认知科学家开始认识到：“在探索心智的奥秘上，由欧陆现象学与认知发展心理学、知觉心理学、情境化的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结合形成的取向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包括心灵哲学)与神经科学相结合的取向。这将是一种‘心智的新科学’。”(Rowlands, 2010, p. ⅸ)。在这样的背景下，近20年来认知科学内部兴起了一条旨在将现象学与神经科学结合起来探索意识问题的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进路(Varela, 1996; Gallese, 2011)。

二、意识:经验的与具身-生成的

神经现象学认为意识是经验的(experiential)与具身-生成的(embodied-enactive)。前者主要指意识现象不同于一般的物理现象，它具有一种主观性(subjectivity)、第一人称视角、自我性(ipseity)或者“我性”(mineness/I-ness)。即必须以“‘我’感受到什么(what it feel)”的方式对意识活动加以描述(Chalmers, 2010)。因此，Varela(1996)与Thompson等(2005)建议用“意识经验”(conscious experience)这一术语来区分经典认知科学中那种以存取与使用信息来控制行为并以“作了什么”(what it does)的方式来加以描述的意识。后者主要是指意识的整体性(holistic)：(1)意识经验是具身的，不仅依赖于身体，而且延展与嵌入到外部世界之中(瓦雷拉等, 2010)；(2)意识经验是生成的，它不依赖于单一的神经相关物(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 NCCs)，而是脑内大尺度神经活动的动力学全局状态(dynamic global state)，其活动遵循动力学与非线性科学的规律(Lutz & Thompson, 2003)。

1.自我感的两种形式：自主感与拥有感

一方面，对从事意识研究的科学家而言，Rudrauf等(2003)指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何为意识，仅仅观察与功能性的意识相关的特殊的大脑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尝试将某种意识现象与某个大脑结构相契合甚至将其视为由大脑的某种反应引发时，在我们所依据的这种观察中存在着一条鸿沟。这并非意味着对于主观经验或意识涌现而言，大脑系统的所有亚结构(substructures)与亚过程(subprocesses)的重要性没有差异。尽管大脑中某些亚结构以及某些特殊的加工过程对于意识构成及其出现至关重要，但这些亚结构与过程仅仅是意识功能的运行(functioning)的关键机制，而并非是意识本身。另一方面，从事意识研究的哲学家也面临着困境，“(物理主义)研究中的理论遗漏了心灵，漏掉了心灵的某些本质特征，比如‘意识’或‘感受质’或语义内容……(因此)，如果我们把过去50多年来的心灵哲学看作一个人，那么我们将会说这个人具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他的神经症是一再地重复同样模式的行为。”(塞尔, 2005)显然，大部分从事意识研究的神经科学家与哲学家均遗漏了意识的主观性，这导致了传统认知科学在意识研究上的失败。

对此，神经现象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Thompson等(2005)认为，对于意识经验的探索要首推现象学的工作。当代著名现象学家扎哈维(2008)形象地描绘了现象学对意识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对于一个经历着某种体验(品尝冰激凌、回忆在阿尔卑斯山中的行走)的主体而言，必然有某种‘感觉’。然而，只要对某种具有体验的主体来说有着某种‘感觉’，主体就必然以某种方式通达并且认识这一体验。此外，尽管意识经验彼此迥异——闻碎薄荷叶的感觉同观看日落或聆听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的感觉并不相同——它们却也享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即是我属性(the quality of mineness)，经验具有第一人称被给予性(first-personal givenness)。它是作为我的经验、我正在经历或度过的经验而被给予的。”(p. 19)

因此，“未来的神经科学研究必须更多地聚焦于第一人称的人类经验”(Gallese, 2011, p. 34)。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2007)将这种意识经验的第一人称特征称为“核心意识”(core consciousness)或“最小化的自我”(minimal self)。例如，“你正在看这一页，阅读这个文本，并且在你阅读过程中对我的文字的意思进行建构。但是，关注文本和意思却很难把你心灵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描述出来，除了表征这些印刷的文字以及为了理解我写的东西而要求把那种概念知识显示出来之外，你的心灵还显示出一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足以经常地表明，正在对这本书进行阅读与理解的就是你，而不是任何别的人，……除了那些表象之外，还有一个代表你的东西在场(presence)，这就是那些表象的事物的观察者，所表象事物的占有者。”(达马西奥, 2007, 第9页)。这种对那些意象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意味着意识不但意向性地指向某物，它也与特定的“我”粘连着。

按照现象学的理论，意识经验所具有的自我感可以借助自主感(sense of agency)与拥有感(sense of ownership)的形式表现出来。前者是一种“我”作为行动发起者的感觉，而后者是一种个体将自己的身体及其运动归属于“我”的感觉(de Vignemont, 2007)。在正常情况下，这两种感觉是不可分离的，但Sørensen(2005)设计的异己手实验(the alien-hand experiment)却清晰地实现了两者的分离。该研究邀请被试参与一项画线实验，并告知他们实验目的是在简单的运动行为(motor behaviour)中判断不同的身体经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具体的实验程序是：要求被试(S)在纸(P1)上已有的直线(L)上面画直线，这张纸放在一个大箱子里，箱子放在支架上，这能让被试坐下来并通过开口把手伸进来；通过一个管道(T)可以看到那张纸、手和那条线(L)；箱内安装了与定时器相连的一盏灯，就每个实验者而言这盏灯仅亮2秒，灯亮时要求被试画线，灯灭时被试必须停止画线；要求被试尽量把线画直并尝试为画线计时，以使他们画到线(L)末端时灯恰好熄灭；此外，要求被试画线时手上要戴手套。事实上，研究者向被试隐瞒了如下内容。盒内暗藏一面镜子，它有两个不同方向：向下(M1)与向上(M2)45°。前一种情况下被试看到自己的手在纸(P1)上绘图，而后一种情况下被试将看一张隐藏且与之类似的纸(P2)。实验者(A)戴着同样的手套在线(P2)上画线，其动作与被试同时开始并进行计时，但实验者会刻意在一个角上偏离已有直线，如图 1所示。由于被试不知道那面镜子的存在，也不知道视觉输入(visual input)是“异己手”，他们就会认为是自己的手在执行动作时没有遵循自己的意图。在实验结束后，实验者要求被试用言语报告来精细地描述执行实验任务过程中的主观体验。

实验结果发现，被试描述了一种在任务的执行过程中拥有感保持稳定但自主感受到干扰乃至丧失的独特意识经验。例如，一名被试描述道：“我没有停，不过我与自己的手失去了联系，……手在继续，不过我和手就像两个生物：手还在做它喜欢做的，而我对此无能为力”(Sørensen, 2005, p. 80)。造成拥有感与自主感分离的原因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试的动作意图提醒其在箱内镜子下面向前移动的就是自己的手，但视觉输入却“否决”了动作意图试图保留的本体感觉信息(proprioceptive information)。最终，被试直接经验到作为“对我”发生的运动(拥有感)，而没有体验到作为“由我”产生的运动(自主感)。通过现象学的分析不难发现，自我感的核心是一种拥有感与自主感，而且前者较之后者更为基本，具有“奠基”(fundierung)意义。

2.意识经验的具身特征

意识经验的具身特征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得到清晰的阐释。梅洛-庞蒂认为，意识的本质不是“我思”(je pense que)，而是“我能”(je peux)。意识活动并非是借助对事物客观和确切特征的表征来指涉事物，而是按照某种受某人身体影响的情境性运动目标(contextual motor goal)而实用性(pragmatically)地指涉事物。例如，取一个茶杯来喝水，我们并非是借助茶杯在空间中的客观定位完成这个动作，而是借助其与我们的手的自我中心关系(egocentric relation)来实现的(Merleau-Ponty, 1962)。这强烈地暗示意识并非寓居于我们的大脑之中，而是分布式(distributed)地融贯和“延展”(extended)于那些我们借助活生生的身体参与世界的结构与行为之中(Maiese, 2011)。因此，具身就是一种在环境中生成的身体感，它确保我们捕获最原初的自我感。身体从根本上为我们的行动提供资源，例如各种各样的运动潜能。这些潜能通过填充(populating)那些在我们手边上的、能够被我们所指向的事物以及那些我们可与之发生互动的其他身体，从而界定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视域(Gallese & Sinigaglia, 2010)。大量神经生物学证据也显示大脑需要被视为一个在不同维度上与身体紧密耦合的(coupling)、复杂的与自组织的动力学系统。意识不仅是基于大脑的，也是基于身体的，对身体的意识会影响个体如何感知世界(Cosmelli & Thompson, 2011)。

van der Hoort等(2011)的实验借助橡胶手幻觉(The rubber hand illusion)范式精彩地论证了上述一系列设想。橡胶手幻觉范式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对被试自己的手进行掩蔽使其不可见(例如，将手放置在桌子下面)，并在其面前一定距离内放置可见的橡胶手，然后给予两者同步的触觉刺激(例如，抚摸或轻轻的敲击)，被试会产生幻觉性肢体拥有(即将橡胶手感知成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本实验中，研究者首先让被试平躺在床上，同时戴上一副头盔式显示器(head-mounted displays, HMDs)，并将其连接在一套由三脚架架设的照相机上。该照相机位于一个人工身体(例如30厘米高的芭比娃娃或400厘米高的巨型人体模特等玩偶)后方，并面对它。这套设备可以确保被试能从第一人称的视角看到有关人工身体的实时三维图像。随后，实验者使用一根细棍同步触摸被试的身体(由于被试带着头盔，所以无法看到这种触摸)与人工身体(通过头盔显示器与照相机的连接，所以被试可以看到这种触摸)。

结果显示，当实验者同时触摸芭比娃娃的腿(或巨型人体模特)与被试自己的腿时，被试会将芭比娃娃的腿(或巨型人体模特)知觉为自己的腿。更为有趣的是，被试不仅体验到对芭比娃娃身体与对巨人身体的拥有感，而且这种对自己身体尺寸的感知能够直接影响对周围其他物体的尺寸与距离的感知。例如，当被试将一个较小的身体经验成是他们自己的身体时，他们会将周围其他物体感知成是更大的并且远离自己，而当他们经验到一个巨大的身体错觉时，他们会将周围其他物体感知成是更小的并且靠近自己。这一发现从根本上证明了身体空间的表征与外部空间的表征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我们自己的身体尺寸会影响我们知觉到的世界。因此，个体在对物体大小与距离的视知觉中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基本的参照系，而并非仅仅像经典认知科学所认为的是借助不同的视觉线索的组合来知觉物体的大小与距离。

综上，意识经验的具身特征揭示了意识活动并非只局限于大脑，而且还包含了嵌入在环境之中的身体：“如果特定的大脑活动无法在脱离身体的情况下实现，并且这些大脑活动又包含了那些对意识至关重要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身体并非只是在因果性上确保意识的产生，而且也是意识的组成部分。”(Cosmelli & Thompson, 2011, p. 366)

3.意识经验的生成特征

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尔曼和托诺尼(2004)指出，许多神经科学家如果期望单单靠精确地确定脑中的特定部位，或是了解特定神经元的内在性质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它们的活动能够或者不能够对意识经验有所贡献，那就犯了“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把事物不可能有的性质硬加给它)。寻找意识的神经相关物的努力明显受到一种基于还原论的“积木模型”(building block model)的错误影响：即任何我们当前所处的意识场(field of consciousness)都可以被分离为许多意识单元(units of consciousness)，这些单元都是相对独立的，就像一块块分散的积木(Searle, 2005)。与之相反，一些研究者则坚持在“统一场模型”(unified field model)下审视意识经验：即寻找某些具有产生一个统一的整体意识经验能力的大脑的丰富活动，其往往表现为一个伴随时间变化的整体或全局工作空间(global workspace)(Raffone & Pantani, 2010)。这与现象学一直将意识当作一个主观经验的统一场的观点不谋而合。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古尔维奇(A.Gurwitsch)等均非常赞同以场或整体的视角来审视意识。古尔维奇的建议甚至已经带有强烈的“统一场”暗示：“对一个意识的场理论(field theory of consciousness)而言，其任务在于探究如何才能清晰地表述完整的意识场，并且提出那些含蕴着被彼此组织起来的并现资料(co-present data)的模式与形式。”(Yoshimi, 2004, p. 121)所谓“并现资料”是指完整意识场的各内容与部分之间在任一时刻都是彼此联系的。

在此基础上，Thompson等(2005)指出：“神经现象学的核心假设不关心是什么使得一个特殊的大脑过程成为一个特殊意识状态的内容之神经相关物，而是关注一个连贯的意识状态的神经活动是如何从其他正在进行的神经活动中涌现出来并加以区分。”(p. 49)因此，“生成”(encation)表示的是将大脑视为复杂的动力学系统，意识是由功能专门化脑区的离散马塞克(scattered mosaics)的瞬间和连续的神经激活网络产生的，并不存在任何单一的神经过程或结构作为意识的神经相关物(Varela et al., 2001; Lutz & Thompson, 2003; Thompson et al., 2005)。因此，研究意识经验对应的神经活动的最佳方案不是在神经元类型或专门化神经元回路的水平上展开，而是通过一个可以描述大尺度整合(large-scale integration)模式的涌现和改变的集体神经变量(collective neural variable)来进行。神经现象学的任务在于对那些十分精确并完全可以用正式的预测性动力学术语予以表述的实时主观经验进行现象学解释，这些术语可以被表述成大脑活动的特殊神经动力学属性(Lutz & Thompson, 2003)。

同样以拥有感为例。最近的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发现，这种独特的身体自我意识(bodily self-consciousness)是在接受并综合模糊的多感觉身体信号(multisensory bodily signals)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些感觉信号包括视觉、触觉、运动感觉(kinesthesis)、前庭觉(vestibular sense)与本体感觉等，主要来自颞顶皮层(temporoparietal cortex, TPC)、运动前区(premotor cortex, PMC)、后顶叶皮层(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PPC)以及纹外皮层(extrastriate cortices)。fMRI与PET研究显示，幻觉性肢体拥有的产生与双侧运动前皮层、顶内沟(intraparietal sulcus, IPS)、脑岛与感觉运动皮层的活动有关。此外，小脑、脑岛、辅助运动区、前扣带皮层与后顶叶皮层、感觉运动皮层之间产生的γ频段的神经同步振荡(oscillations)也被视为与幻觉性肢体拥有的产生有关。来自神经病理学的证据显示，与运动前皮层、前额皮层与顶叶皮层相联结的神经通路受损时，个体将丧失体验幻觉性肢体拥有的能力(Blanke, 2012)。

上述证据有力地论证了Thompson与Varela(2001)的推断：“意识主要依赖于某种方式，脑动力学经由这种方式被嵌入到生物体的躯体与环境背景之中。因此，在大脑中并不存在最小化的内部神经相关物(minimal internal neural correlate)，没有任何一个神经相关物的内在的属性足以产生意识经验。”(p. 425)相反，脑内大尺度动态网络才是意识经验生成的生理基础，而大尺度神经活动机制对应着意识活动的发生机制。

三、结语

在某种程度上，神经现象学可以被视为具身-生成认知取向在意识经验研究上的一个衍生物(Thompson et al., 2005)。当然，“具身”与“生成”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它们有着各自的侧重。“具身”侧重描述大脑、身体与环境在意识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生成”则侧重解释意识活动产生与运作的脑动力学机制。作为捆绑在一起的一对概念，两者互为支撑与佐证：具身的意识经验必然是生成的，而生成的意识经验又必然是具身的。

然而，神经现象学在解释意识经验的具身-生成特征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1)意识经验的具身特征存在混淆意识、身体与世界之间边界的风险。因为即便承认身体、大脑与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而认识到身体在认知活动中扮演的因果性角色，也不能草率地认定身体就直接构成了意识经验本身。“毕竟，存在着许多X系统，在这些系统中X的加工并没有弥散到整个系统之中。例如，对一台计算机而言，并非所有的组件都在执行计算任务。计算只发生在中央处理器中，而不可能出现在风扇与阴极射线管中。”(Adams & Aizawa, 2008, p. ⅹ)(2)意识的生成特征没有彻底摆脱还原论或积木模型的窠臼。神经现象学遵循意识的统一场模型的建议，希望用动力学理论来探索意识经验的生成。具体而言，就是在某类意识经验发生时对应的瞬间联结几个脑区或神经集群的大尺度神经活动。然而，在具体的实验研究中，这种对大尺度神经活动的探索又落实到某些具体的脑区。例如，幻觉性肢体拥有对应的脑内大尺度的γ振荡。这种尝试依旧带有积木模型寻找意识的神经相关物的烙印，只不过这种意识的神经相关物具有动力学特征而已。

当然，神经现象学路径的意义或许在于将作为一种科学问题的“解释的鸿沟”与作为心灵哲学中意识的“困难问题”或“解释的鸿沟”区分开来。前者是用一种整合且连贯的方法呈现一个可以同时说明意识的现象学与神经生物学的模型，而后者是一个有关意识在自然中所处位置的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正如Thompson等(2005)总结的：“神经现象学并非旨在填平解释的鸿沟(在概念或本体论还原的意义上)，而是希望借助在主观经验与神经生物学之间建立的动力学互惠约束(reciprocal constraints)来桥接这一鸿沟。目前，神经现象学并没有宣称这种桥接已经建成，而只是为在那项任务上取得进展提出了一个清晰的科学研究纲领。”(p.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