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论文，属于《礼记》的“通论”部分，也可说是“大学之道”的一般理论。唐以前，《大学》随《礼记》而流传，至韩愈著《原道》，推尊《大学》，《大学》开始从《礼记》中凸现出来。宋代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刊作注，编成《四书集注》一书。《大学》的核心内容，概括地说，就是“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了实施这个“三纲领”，《大学》又提出了“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者属于“明明德”，即修身部分，属于本；后三者属于“亲民”，即推己及人部分，属于末。朱熹认为，《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底规模”。因此，他主张读书要先读《大学》，“而《论》、《孟》次之”，最后读《中庸》。明清以《四书》取士，读《四书》又以《大学》为先，所以《大学》在明清以来的中国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别是《大学》的“日日新”精神，影响了无数的中华儿女。即使在今天，人们谈及中国教育、论述改革创新，时常都会想到《大学》，依然需要弘扬《大学》的这种“日新”精神。本文仅就《大学》“日新”思想的价值意蕴做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同仁。
《大学》“日新”观念，用今天的术语表达，就是“创新”，但其内涵要比“创新”更为深沉和博大。《大学》的第二章就是专谈“日新”的，共四句话，引录如下：“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其大意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在沐浴用的器皿上刻下警戒自己的铭文说：“如一天能够自新，则应天天自新，新了还要更新。”这是商汤作为一国君主，严格要求自己的道德水平如同沐浴一样，能天天涮洗自身的过失而使每天的道德修养获得自新的水平。《康诰》也说：“鼓励平民百姓都要经常改过自新，从而具备新民的气象。”《诗经》也讲：“周国虽是旧的邦国，但到了文王时，他能自新其德并博施于民，因此他可以秉承天命、建立周朝。”所以，君子无时无处不在反省自己的过失、反思自己的生活，坚持改过自新、坚持去追求完美的道德境界。
一、“日新”的三种演进形态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某日有了创新，应努力日日有所创新，并且在创新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也就是思想精神要除旧自新，且不能有一日间断。显然，这里包含了不断开拓创新和自强不息两种精神。说到底就是思想精神之自新。朱熹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解释为“自新”，这是完全正确的。个体之“自新”是“日新”思想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为根本的特征。那么，“日新”，新什么，从何处下手？这就涉及到“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了。“明德”, 简单地说，就是孟子说的“人之四端”，即“良知”、“良能”。它是天生的，是人的“天眼”。人有了它，就能看见自己的人生之路，就能知晓将来何去何从。这就是在“德”字前加“明”字而为“明德”的根本原因。为此，每个人必须“明”“明德”。《大学》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使学生天生的良知的“天眼”亮起来。西方哲人也是这样看的。柏拉图曾指出：“教育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中本身有视力。”①教育的目的，不过是把这个视力保护好而已。人天生就有“明德”，为何还要“明”呢？因为人之良心容易被欲望遮蔽而处于迷蒙状态，用中国人的话说，叫“昧良心”。“明”就是要把这个遮蔽剥离掉，这就是“明明德”的内容，也是个体自新、“日新”的重要内容及着力处。显然，“明明德”即“修其身”，而“明明德于天下”就是在此基础上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其身。孔颖达释“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正指明了这一点。既然“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它就应当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内容，理解《大学》的“明明德”，正应从此入手。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或者“德”，既包括道德规范，也包括道德素质，以及推行其道德的能力，它实质上包括了我们今天说的德与才二部分。可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内涵，概言之，即“明明德”。自“日新”言，“明明德”之“明”，是一个与时更新、生生不息、与生命共始终的过程；自“明德”言，“日新”之内容，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德与才两部分的与时更新和自新。《周易·系辞上》说“日新之谓盛德”，精确地表达了“日新”与“明明德”的思想关系。其实，在儒家那里“德”向来就是德性和德行的统一。“德者，得也”，就是内得于己外得于人，意思是人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各方面的素养，才能获得很多的东西。如果说你的素质很高，当然你的外得也很多，如果你要外得于人的话，必须像孔子说的一样博施于民，才能获得别人对你的褒奖和认可，社会才能给你更多的物质回馈。所以“德”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的，一个是自己内在的层面，一个是外在的层面，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
2. “作新民”
这是“日新”思想演进的第二阶段形态。这句话原出自《尚书·康诰》，意思是说，统治者通过教化，使百姓振作起来，成为“日新”的新民。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佛家都讲日新、自新。所不同的是，佛教徒是出家的，只顾自己一己的日新，而逃避世俗的喧嚣，只关心内心的澄净；儒家则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以积极入世的精神铸就自我、成就他人并进而奉献社会。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原则要求儒家要与人共享自己的进步与成就，强调与自己周围的人互利、共赢。在儒家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待人接物之“忠”道。《大学》的作者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最基本而重要的儒家教义，并把这一原则概括为“作新民”。其路径是由自新而推及到自己周围的人乃至天下人，使他们也经由“日新”而成为“新民”。
“日新”到“新民”的演进过程至少包含着两方面的内涵。首先是自新主体范围的扩大。“日新”强调的是个人的内在修为和素质提升，而“新民”则意味着更多的他人积极参与到自我磨炼的过程中来。如果说“日新”是个体主观努力的话，那么，“新民”就是在主观努力下的客观效果。另外，这种主体范围的扩大同时也表明，“新民”正是“日新”的必然结果和最终归宿。“日新”只是一个必须的基础，“新民”才是“日新”的直接目的。在“日新”和“新民”之间还明显存在着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朱熹主张“亲民”当作“新民”，在“新民”下注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②意即弃旧图新，去恶从善。在他看来，前面既已说“明明德”，下面自当是与“明德”有关的“新民”，若说是“亲民”，则“文义”多少不够联贯。朱熹认为“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多少有些夸大其词，但他把“新民”与“明明德”、“止于至善”理解为一种并列关系，无疑是合理的。
自《大学》将“新民”原则提炼出来以后，后世历代思想家均极为推重，并且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还有了新的创造与发展。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他首次明确把“新民”作为教育的目的来加以阐发。王夫之对“新民”内涵的解释与朱熹的注解如出一辙，谓之曰“振起其民使自新”(朱熹注：“振起其自新之民也”)。他认为，教育的主观目的是自新，即“明明德”，客观目的是新民，化民成俗。换言之，教育就是要把人培养成一个“内圣外王”的君子和大儒，而“新民”就是一条通达“外王”之境界的必由之路。
3.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此句源出《诗经·大雅·文王》。朱熹注解此句：“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③意思是说，周虽是殷商诸侯之邦，但到文王时，他能以身作则，日新其德，并将其落实到对百姓的教化治理上去，以致整个邦国的精神气象都是崭新的。当时周文王禀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正是因为这种废旧立新的“革新”精神，使得当时各部落在周文王的统治下日益强盛，从而为之后周武王伐纣灭商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准备和精神支持。《大学》借用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君子“日新”，首先自己“日新”，进而推广开来促进周围的人也“日新”，并且还要使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也得到“惟新”。简言之，就是通过一己之新换来一家或一国之新。这是“日新”思想演进的最高形态，它较为直接和明显地映射了儒家修齐治平、积极入世的精神品质。无论是个体的“自新”抑或是“新民”，其最终目的均是为了达到社会之“惟新”。
至此，“日新”思想已经完成了它自身内部的形态建构：从个体到他人再到社会，由内而外，推己及人，环环相扣，步步扩展，层层递进；既有理论框架的严密性，又有精神内容的广博性，更有思想境界的层次性。“日新”思想的形态演进过程极富有传统儒家义理演绎的典型特征，即总是先从个人出发，不断“向里用力”(梁漱溟语)，自我完善；在修己的基础上影响他人、改变他人(即“立人”和“达人”)；而“他人”群体的最大容量莫过于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所以儒家思想的旨归总是落在“治国”和“平天下”上。而儒家以为“治国”首在“治人”，“治人”要在“治心”，因之，一国之昌明稳定端赖人心之平定与温和，社会之“惟新”则同样取决于个体之自新。在个体、他人和社会三者之间似乎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反馈系统，这里既无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无崇高的国家本位意识，所以梁漱溟才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像西洋诸国总是在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之间来回穿梭，而毋宁说中国是一个推崇“伦理本位”的社会，个体和国家都被无所不在的日常伦理给消融化解了。④透过“日新”思想的形态建构及其演绎过程，我们也看到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发展与传承的这一重大特质。
二、“日新”的路径和场所：“八条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后人把这段话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项属于“明明德”部分，也就是“日新”中的“自新”部分。后三项属于“新民”部分，也就是“日新”中的“新民”和“惟新”部分。前者是本，后者是末。这个“八条目”，就是人“日新”活动的逻辑顺序与路径，人只要按这个路径走下去就可以达到“内圣外王”了。用《大学》的话说就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另外，“八条目”还是个体“日新”的场所，指明了“日新”的可能范围和界限。可以说，“日新”几乎涉及人生所有活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可视为个人的心理活动，齐家指的是家庭活动，而治国、平天下则属于个人的社会政治活动。这里，“日新”思想之所及既有心理，也含行为；始自小我，终于大我，囊括人一生的生活实践领域。
细言之，“格物”和“致知”即是儒家所说的“即物”，意为探求外在世界的客观知识和内在规律，“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即物”既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也是通向个体修炼的必经之路。简单来讲，人先要生存，先要满足最为基本的生理需求，才可能有条件去立志乐道、修身养性。这一点也反映了原始儒家立论的基础是自然人性论，即重视人的生理需要，人是有基本的生理和生存需求的，舍此而大谈仁义礼智、心性义理，既违背了人的本性和自然之理，也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一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以为个体的“良知”只能在“本心”中去索求，主“敬”重“静”，不假外求，以致最后由其后学发展成了与禅宗无二的“清流”之学，最终被历史的潮流逐渐湮没了。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王阳明的心学可谓是宋明理学“走向末梢的逻辑终结”⑤。
“诚意”和“正心”是在“即物”之后的两种自然相连的心理结果，同时它们与“格物”和“致知”共同构成了“修身”的必备前提条件。如《大学》所言，“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这是一个连贯的动态过程，前后顺序不可变更，体现了严密的逻辑性。文章开头即已指出，“八条目”中这前五项可归之于“明明德”部分，即属于自我修养、自我实现的阶段和过程。后面三项，“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显然属于“新民”部分。这里，同样地，家、国、天下，随着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日新”思想的内涵也一步步地得到丰富和延展：“明明德”是为了“亲民”，“亲民”才是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地。
三、“日新”的终极价值诉求：“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今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意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而，在《大学》里，它所揭示的道理却与今意大相径庭。依照朱熹的说法，此处的“用其极”指的是通过“日新”、“新民”以达于“至善”。⑥从整段的文意上看，这句话是对前面三句的总结和提升，它强调的是“日新”思想的终极价值诉求——“止于至善”。一旦君子的“日新”、“新民”和社会“惟新”等各方面都做得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就必然能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以具众理而应万事”。
“至善”是儒家的最高伦理追求，能达到这种境地的人被儒家称为“圣人”，普通人倾其毕生恐怕也难以企及。然而，反过来说，这也是理想的价值，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立在峰巅，供万人膜拜，虽不能至，可心向往之。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所以才活到老，学到老，勤恳勉力，而义无反顾。换言之，“至善”只是儒家设定的一个崇高的修养目标，因其可望而难及，故不能“止”，所以众生只有终其一生，敬业修德而“自强不息”。
《大学》主张，为达到“至善”之境，其最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要做到“日新”，不仅要“自新”，还要“新民”，最终达于社会“惟新”。换言之，“至善”的最终着力点在于“八条目”的具体落实和逐渐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大学之道”，其核心要义即是我们所提炼的“日新”思想，两者名异而实同，均道出了教育的价值真谛和精神诉求。可以说，《大学》中“日新”思想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既涉及教育的目的论(“至于至善”)，同时也涉及教育的方法论(“八条目”)，完美地再现了儒家教育的本真面貌，并深刻阐释了教育之为教育的应然之理。
当然，《大学》中的“日新”思想自其倡导之日起就从来没有狭隘地囿于教育领域，而是更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社会的各个层面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千百年来，中华文明虽饱经风雨沧桑，却始终绵延不断，历久弥新。中国本土科学家迄今为止虽然没有拿过诺贝尔奖，但中国科学家的创新活动从未停止，所取得的创新成果也令世人瞩目。仅以建国以来航天科技领域为例，从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上天，到如今中国宇航员太空漫步；从嫦娥探月工程一期工程的圆满完成，到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八号飞船成功交会对接，特别是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还实现了航天员手控交会对接。中国航天人50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完美结合的历史。这是中华民族创新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有力延续，同样也是《大学》“日新”思想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这些历史事实本身就说明我们国家的文明结构和文化机制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大学》所阐明的“日新”思想在后世得到不断的发扬光大和实践升华，以致最终深深地烙在了国人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仅撷取两幅对联，以验证“日新”精神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制造原子弹的总指挥彭桓武院士，对于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经验，曾用一副对联做了一个总结：“日新、日新、日日新，集体、集体、集集体”。从这副对联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的“日新”精神对老一辈科学家的影响是多么深刻。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的巨擘、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冯友兰先生曾亲笔书写一副对联用以自勉，联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方面，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⑦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虽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大国，但通过思想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可以使我国社会建设日新月异且充满生机与活力。
综上，“日新”的基本内涵，是一种融道德与能力为一体的素质提升过程。它根植于良知，形成于教化，得之于自求，生生不息，与时更新，用之于修齐治平，无不恰到好处。“日新”的外延，包括“自新”、“新民”和社会“惟新”。《大学》所言的“日新”、“新民”和“惟新”之主要着力点，不在外在形式，而在人的精神生命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风气、社会组织等环境之更新改善。“日新”精神养成之路径是“八条目”，行动的先后顺序是修身为先为本，治平为后为末；养成之时间是终其一生，所及范围包括人生活动的所有场所。“日新”思想及其孕育出来的“日新”精神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杆和旗帜，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思想源泉，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向前、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