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向来认为，中国近代学制完全是模仿西方学制建立起来的。史实果真是这样吗？在一个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发达的教育体系而绵延五千年的国家，一种新制度的建立竟然完全与本民族的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和教育基础无关？事物的发展既与外因有关也与内因有关，总是在外因作用下自身合乎逻辑的演进发展过程。本文认为，上述观点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事实不符。事实上，晚清书院为实现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转化并建立近代学制奠定了坚实的本土基础。
一、近代学制的建立是中西教育交融演变的产物近代学制的建立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事件。陶行知在《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一文中指出：“一切制度都是时势的产物。学校制度亦不违反这原则。时势如此，学制不得不如此；时势如彼，学制不得不如彼。时势变迁，那应时势需求而来的学制亦不得不变迁。”①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呼啸东来，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这不仅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造就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近代学制正是在此时势下产生、发展与形成的，这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分析：时间上，近代学制体现了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化，是传统教育在新时期的华丽转身；空间上，它不只是西方教育的简单移植，而是中西教育在冲突融合中相互作用的产物，既是在借鉴、移植外国近代学制的基础上建立的，也“是在中国原有教育制度和形式的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②
西学的传入既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实样板，也加速了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改革、更新与转型。西方传教士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各地创办教会学校并译介各种西方近代学制书籍。从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建立第一所教会学堂—马礼逊学堂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教会学校在规模上达到2000多所，并拥有4万多名学生；在层次上形成了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依次递升的办学体系；在类型上除兴办各种传统的男子学校外，教会学校还基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倡导男女平等思想，兴办教会女学，③首开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在教学内容上，“西学”为主兼顾“中学”，课程科目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外语(主要是英语和法语)、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各国历史、政治经济学等人文科学；在教育方法上，教会学校仿照西方近代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做法，编制各种近代课程，实行以学年编班为基础的班级授课制，④注重实验教学和演示教学。在当时中国教育中处于先进地位的教会学校，“一方面使中国教育主权受到侵略，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提供了直接的新样式，加速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⑤。同时，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维新派仿照西方模式开始兴办各类传授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等内容的新式学堂即所谓“洋务学堂”和“维新学堂”，并大量介绍西方近代学校制度，⑥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可供直接参照的蓝本，影响甚大。其中，被称为“晚清精通学务第一人”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任地方官吏时就广泛办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⑦为新学制的制订积累了宝贵而完整的实践经验。
中国原有学校特别是书院在近代学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晚清时期，传统学校体系的“三驾马车”——官学、私学、书院中，尤以书院最具生命力。传统书院在晚清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面对外来文化教育的强烈冲击开始进行自我调适与更新，“在清末教育改制过程中便成了可依可参的基本形式和模板之一”⑧，客观上推动着近代学制的建立。自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请将“公私现有之书院、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⑨开始，书院改制运动在维新浪潮中就被大力提倡。1898年5月22日光绪皇帝颁布关于改书院为学校的上谕：“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⑩这大大推动了晚清书院向近代学校转变的进程。戊戌变法的夭折虽暂时搁置了该计划，但顺应社会潮流的书院改制已成为中国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终于在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中再次被提上日程。1901年9月14日，慈禧太后重新颁布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又称“书院改制诏”)：“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则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⑪ “书院改制诏”的颁布使书院改学堂的热潮在全国迅即达到顶峰。据清政府学部的统计，到1903年全国共建有680余所官立和公立的各级新式学堂，而“各地新式学堂大多以书院为发端，而且设备条件稍好的一些学堂，也基本上由旧日的书院改设而来”⑫。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也让一些徘徊观望且犹豫不决的书院失去了挣扎的勇气，纷纷开始向新式学堂转变，“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上完成了改制工作”⑬。正如邓洪波教授所言：“书院改学堂接通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的血脉，……匆忙中，古老而悠久的书院走向现代，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⑭一个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完备教育系统逐步形成，近代学制的出台在中西教育交汇中已是顺理成章。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颁布了仿照日本新学制制订的两个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特别是颁布并正式实施的由荣庆、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制订的癸卯学制，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向近代教育制度转型以及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显著标志。尽管它明显带有模仿移植的痕迹，但也是在中国原有书院的基础上顺应时势合乎逻辑的发展。
二、晚清书院近代转型的自身条件晚清书院之所以能够实现近代转型，是由于到19世纪末书院经过改革已基本具备了向近代学校转型的内外主客观条件。外在客观条件主要是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形下，一时要建立那么多遍及全国城乡的新式学校，校舍、师资、经费均无法办到。于是书院在这些方面的现成条件就成为新式学校建立的现实客观外在基础。但除了这些之外，书院经过改制能够转变成各级新式学校，还有其为人们很少注意到的主观内在条件。
1.自成系统的书院体系 清末计有书院4365所。事实上，虽同是书院之名，实则不在一个层次不是一种程度一种类型，而是分成纵向递升的几个层次几种程度几种类型。大抵而言，省城的书院实施相当于高等程度的教育，府州的书院实施相当于中等程度的教育，县城的书院实施相当于初等程度的教育，还有一部分乡村书院实施相当于蒙养程度的教育。正如陈谷嘉、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所言：“凡具教学和学术研究功能的书院，因为其教学程度和学术水平高低不同，自然形成了一种等级上的差异。”“中国的书院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教育类型，而是一个有高、中、低三级教育所构成的多层次的体系。”⑮这样一来，遍布各地(省城、府州、县城、乡镇)的书院实际上形成了与官学制度之太学、府州学、县学、乡村义学相对应的自成一体的教育系统，并成为晚清社会庞大教育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此，在清末改制中，由于各级旧学因空疏无用而令世人失望，晚清书院实际上承担起了发展学术、传承文化和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各级书院改为各级学堂才顺理成章。新学制建立之初，各级新式学堂大多由书院改设而来就是例证。据邓洪波教授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600余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其中，34所改为大学堂(高等学堂)，180所改为中学堂，1103所改为小学堂，4所改为蒙学堂，其他改为师范、实业、女子等各类学堂。以当时的湖南省为例，至少有180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其中3所改为高等学堂，17所改为中学堂，101所改为小学堂，其余59所书院改为其他各类学堂。⑯而“湖北通省六十七州县饬一律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山西改令德书院为晋省省会学堂；直隶拟改莲池书院为省会高等学堂，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会文、三取、稽古三书院归并分别为天津府中学堂、天津县小学堂各一所”⑰，“其他省份如广东、山东、河南、甘肃、贵州、河北、青海、宁夏亦大体如是”⑱。因此，自成一统的书院体系实际上就为清末建立层次依次递升的新式学堂制度准备了体系条件。
2.造真才济时用的办学宗旨 当时以培养专尚训诂词章的传统儒学之士的办学目的，已不适应时势发展的要求。于是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培养“实才”的教育目的。浙江巡抚廖寿丰曾上书光绪皇帝：“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材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⑲很多书院在新形势下适时地调整了办学宗旨，开始“兴实学而起真才”，注重培养“明习时务”、“明体达用”的近代务实型人才。“故书院之设，所以作养贤才，贵得明体达用之士，以备国家任使。”“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⑳创建于1890年的两湖书院喊出：“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㉑，要求学生学习实际有用和时政方面的知识。陕西味经书院在1895年提出“人人出而有用”㉒、“学问日新月异、皆成有用之才”㉓的办学宗旨。创办于1896年5月的陕西崇实书院与创设于1897年5月的浙江杭州求是书院也都在书院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培养近代化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的办学宗旨，纷纷通过制定新书院章程以改变曾经脱离实际、学用不一的学风，努力塑造务实求新、学用一致的风气。江西友教书院在“务期学有实济，明其道不计其功”㉔的办学宗旨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课程改革。即使地处偏远的广西经古书院也提出要培养“学有成效”的学生，即“盖为培养人才以备时用起见”㉕，等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晚清很多书院开始由科举的附庸转变为研读实学、明体达用的育才基地，“已开始冲破传统教育能力与人才培养的观念，显示出近代教育思想的萌芽”㉖。造真才济时用的办学宗旨无疑更加符合近代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求，促使更多书院培养的人才从高谈性理的经学虚文中走出来，在晚清书院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中西并重的近代实用性课程设置 鸦片战争后，传统学校专课“八股试帖词赋经义”的课程设置已不适应时势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浙江巡抚廖寿丰在《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中关于“泰西各学，门径甚多，每以兵、农、工、商、化验、制造诸务为切于时用，而算学则其阶梯，语言文字乃从入之门，顺序以进，渐有心得，非博通格致不得谓之学成”㉗的论述为各大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增设西学课程树立了典范。1896年翰林侍讲学士秦绶章的《奏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㉘对书院的课程变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8年慈禧太后颁布懿旨更是明确指出：“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于学堂，名异实同。”㉙
于是，很多书院开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添加时务、算学、格致等各种实学课程，开始系统地借鉴西方近代学校课程体系。“书院改学堂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名称的改换，更重要的还在于教学内容的更新。”㉚课程内容的变革也成为晚清书院近代转型的最实质特征。著名的湖北两湖书院在张之洞的倡议下“均酌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㉛。此时，陕西宏道、关中、崇实、味经等一批书院开始设置西方近代科学课程。崇实书院在“期有裨实用”方针指导下，开设了天文、地舆、吏治、兵法、格致、制造等不同类型的西学课程，后增设农学、外语、算学、矿务诸学科课程。味经书院在1895年增设时务斋，规定课程“须兼设外洋语言文字之学以及历算”，涉及到西洋文字、各国历史与政治、兵事、算学等。课程教学中也要求“每日均作六时，以二时讲阅经史，二时习学西艺及西书，二时游息”㉜。江苏江宁惜阴、文正书院也在考试内容上要求，“至每次课题，分时务算学、兵农矿化各学”㉝。安徽省城敬敷书院㉞在1902年也把经史、测绘、算术、天文、格致、化学、舆地及各国语言文字列为学校课程。而江苏江阴南菁书院在增设西学的同时，还采取了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近代课程编制原理，“规定正科为中学, 分经学、掌故等门, 为必修课。艺科为西学, 分算学、理化、测量、东文四门, 为随意科, 习否听便。”㉟即使在县级书院，如湖南省岳阳书院也在课程设置上改为“经学、史学、时务、舆地、算学、词章六门，以课生童之成材者”，地处僻远的宝庆武冈州在本地士绅的倡导下积极变通当地书院，“拟将鳌山、观澜、峡江三书院一律课以实学，……课程约为八门：曰经义、曰史事、曰时务、曰舆地、曰兵法、曰算学、曰方言、曰格致。”㊱晚清书院增添近代课程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直隶、江苏、浙江、陕西、安徽、江西、广西、云南等各省各级书院都把改革的重点集中在课程上，添设西学课程成为一种趋势。这不仅仅反映在京师、沿海通商口岸以及湖广等发达地区，“连地处边陲的广西、云南的一些书院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增设了算学等自然科学课程”㊲。
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化，书院专课时文、经史的课程体系已经逐渐被“中西并重”的课程体系所替代，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㊳，成为书院近代转型最强大的内部条件。
4.近代意义上的教学管理制度 受西方近代学校制度的影响，晚清很多书院在教学管理方面开展了一些新的尝试，呈现出近代学校教育中班级授课制以及分科教学法的特征。山西巡抚胡聘之在《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中就提出“分门探讨，务臻其奥”㊴的近代教育分门教学思想。众多书院纷纷效仿。两湖书院“以成绩优劣为准尺，将学生分成8个班，每班36人，教学以班为单位”㊵，并“聘专门教习教之”，“教学分经学、史学、理学、算学、经济学五门，分由五人执教”，“每门各设分教”，课试时，“各生只考个人所习专业课题”㊶。湖北经心、江汉两书院在课程改定上“分立门目”、并“各有分教讲授”，㊷体现了近代教育专科教学的思想。湖北广雅书院“设有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学四门”，又“设分校四人，分门讲授经学、史学、理学、文学”㊸，更加明显地反映出专科教学的特征。“设斋分学”、“责成分学”在崇实书院设定之初就被确定为该书院的教学指导思想，在具体的管理规制上，设“致道斋”、“学古斋”、“求志斋”、“兴艺斋”，分别针对不同的课程进行教学。到1898年崇实书院内已基本实施了分班教学，“设语言、算学教习各一人，令诸生分班学习”㊹。1896年陕西格致书院也提出“分门研习”㊺。这些与近代教育中的分科、分门教学的特征已经十分接近。1899年湖南求实书院在设置中西并重的课程基础上，开始“延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学二人，……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㊻。浙江杭州求是书院则是在招收学生入学之前，根据不同学生的就学基础，编排成不同层次的班级，就学后，针对不同的班次分别授课，并分科聘请教习。书院内部设正教习一人，教授化学及各种西学，兼课图算语言文字，设副教习两人。一人教授各种算学及测绘、舆图、占验、天文等事，一人教授外洋语言文字及翻译书籍报章等事。㊼在各种县级书院(如湖南巴陵县金鹗书院等)的教学安排中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出班级授课和分科教学的特征。晚清各级书院中逐步确立的近代教学管理制度符合近代学校发展的必然要求，成为书院转型的重要内部管理条件。
5.大量介绍近代科学、教育等知识的图书资源 藏书一直是中国历代书院的重要职能。甲午海战后，不断传播的维新思想掀起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各种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近代书籍作为人们学习西方的重要工具被书院广泛引进。据相关记载，当时全国四大学府㊽之一的湖北广雅书院就收藏了包括西政、西艺、交涉、史地和水路师等在内的21种西学图书，共241册。㊾而创办近30年的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一共出版的西书也不过200余种。上海龙门书院则储藏了《初等几何平面教科书》、《初等几何立体教科书》、《最新植物学教科书》、《微分积分学》、《电学镀金》、《兵船炮法》、《格致小引》、《化学补编》、《儒门医学》等各类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以及《小学管理法》、《各种学级教授法》、《单式复式教学法》、《中学博物示教》等介绍近代学校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等知识的书籍。县级书院中如当时的湖南湘水校经书院储藏了7000多种有关洋务方面的书籍，湖南平江县天岳书院则在“添购中学政书外多购西学新书，查照大著书目表，凡有圆周者悉数买取……俾便学习”
，也为书院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性条件。
空疏无用、流弊丛生的晚清学校教育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转型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代学校教育体系的构建刻不容缓。而“当清光绪中叶，提倡新学之际，学校尚未成立，所定学制章程，多取材于书院而厘定章则，讲学宗旨，于今日学校犹不相远。”
于是，晚清书院的近代转型就既是中国传统教育从形式到内容、思想观念到体制设置等改革的大胆尝试，也对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及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晚清书院转型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本土模式。书院改制转型尽管有受到西方教育冲击和影响的因素，但总体上说它是本土的、原创的。从学校层次上说，传统书院实际上也是分层次的，按其水平来说大致与现代教育的小学、中学、大学
相对应，这恰恰是其能够转变成各级现代学堂的现实基础。从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来说，传统教育本有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以培养“实才”的传统，只是由于科举制的影响而被湮没。从教学管理制度来说，分科教学的思想及其实践可以说在孔子那里已经萌芽，后北宋胡瑗首创“分斋教学”并被推广应用到国子监，元代吴澄、清初颜元沿袭光大之，其做法与近代学校的分科教学极为相似。强调实习实践的教学方法则由来已久，孔子主张“力行”(《礼记·中庸》)，墨子强调“行为本”
，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
，颜元提倡“习行”
；胡瑗、颜元都主张实验教学。
晚清书院转型其实是将这些被湮没而沉寂的优良传统弘扬光大。这些正好成为现代学校教育教学的优秀传统和宝贵实践经验。而“从书院到学堂，实则成了近代学制最坚实的基础，中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完善发展，从而形成今日这样的教育样式。”
其二，晚清书院转型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舒新城先生所说：“各种教育思想都是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工具。”
近代教育体系要想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转变知识分子(即“读书人”、“士”)的教育传统价值观至关重要。“君子不器”、“学而优则仕”、“重‘道’轻‘器’(‘艺’), 重文轻技，……重视理论, 轻视实用”
等观念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根深蒂固，客观上延缓了中国教育近代转型的步伐。而“将旧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新式学堂，从教育制度上为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大量引进开辟了道路”
，此时遍布中国各个角落的书院虽然仍带有较明显的旧痕迹，但是很多书院在转型中已经适时地传播了近代新思想、新知识，极大地推动了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更新，使人们不仅对近代新教育理念有了一定的了解，还意识到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各种书院内部教育目标、教学内容的近代变革促使更多的知识分子转向学习与国计民生有紧密关联的实用科学技术课程，诸如天文、算学、制造、格致、地理等在传统中国人看来很新鲜的课程知识。近代“西学”“实学”课程体系的逐步确立无疑对近代教育观念的传播和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转型中的书院成为由旧教育理念向新教育理念过渡的桥梁，为近代教育转型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其三，晚清书院转型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
人才是当时教育转型乃至社会转型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新型人才的培养既是时代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和发展的题中之义。“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学校，欲补学校所不逮而切实可行者，莫如整顿书院之一法。”
此时，转型后的书院不仅在课程设置上更加贴近近代知识体系，而且在培养目标上也更加符合近代人才的培养理念。通过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新式书院已经由科举的附庸逐渐转变成培养具有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人才的摇篮。推动教育改革、对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建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如张之洞、张百熙、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都是传统书院培养出来的。书院对近代新型人才的培养为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条件。
其四，晚清书院转型加速了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实际进程。中国的近代教育转型不完全是被动进行的。洋务运动以来，受师资、经费、教材等客观条件限制，不论是最初建立的一些语言、实业、军事学堂还是在甲午战争后陆续创办的新式学堂，都“犹如飘浮在茫茫大海之中的几颗闪忽不定的灯光，就数量方面而言, 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书院由于在校舍、设备、经费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可直接转化为新式学堂的办学基础，减轻新式学堂办学的困难。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所言：“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先以书院改为之。”
书院在此时成了一种可以整合的教育资源，在兴办新学上“以已有之基，收兴学育才之速效”。例如，“城西广雅书院……规模阔大，斋舍甚多，足敷布置，当经议定将该书院改为广东省大学堂”；安徽省城大学堂则是“查省城敬敷书院地方宏敞，可以改为学堂，分列八斋，足容百人居住，不过讲堂及教习住房，稍加添盖，即足敷用”；
等等。于是晚清书院褪去传统学校的外衣，通过向各级小学、中学、大学的转型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新式教育的主体部分，使近代学校体系的建立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因此，晚清书院的转型在迅速壮大新式学校力量的同时，客观上也加速了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进程。
“书院改制并非是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之间的断裂，它仅仅意味着书院的名称在一个时间节点上的终止，而其历史却在另一个向度上再次展开。”
晚清书院的近代转型是传统教育在中西教育的交汇、冲突、融合中创造性转换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关键一步。转型中的书院在扬弃自身进而实现向近代学校转化的同时，不自觉地成为了近代学制建立的本土基础，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