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ASD)儿童，是指在社会性互动与人际交流方面有明显欠缺，并在行为与兴趣上有着固着性与反复性的症候群，属于广泛性发展障碍的范围(Howlin. P, 2006)。因ASD儿童有发生率增加迅速、早期发现困难、诊断干预的耗资甚大(Shattuck & Grosse，2007)等特点，已成为全球心理、教育和医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对象之一。ASD儿童在智力和言语发展水平上悬殊巨大，然其共同的重要特征是社会认知水平低下。研究者为究其因，已从行为和心理层面深入到神经生理层面，“社会脑假设”给我们提供了从神经认知科学角度了解ASD儿童社会能力薄弱症结之抓手。因此，本文将对“社会脑假设”以及关于ASD儿童的“社会脑”研究结果进行阐述，解析其所引发的教育思考。与此同时，借鉴钱学森提出的“综合集成法”，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透视ASD儿童“社会脑”的发展并尝试建构促进其发展的应用系统集成干预系统模式。

一、透视“社会脑”前奏：行为心理分析

在神经认知科学被运用于研究ASD儿童之前，因无法通过高端的仪器设备来透视有关社会认知的大脑区域，研究者只能用行为观察和心理实验等方法来大胆假设，小心论证。

研究者们指出，ASD儿童社会认知的显著特征是很难对他人情感认知和共同注意能力的缺乏。Kanner(1943)提出的“先天性情绪接触障碍论”和Baron-Cohen(1995)提出的“共同注意机制缺损论”振聋发聩，这些理论不仅引领了数十年的行为和心理层面的社会认知研究方向，并对日后的ASD儿童“社会脑”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情绪认知欠缺是ASD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核心之所在。Kanner(1943)指出，他们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进行人际互动，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对他人情绪等方面的意识特别薄弱，对他人的情绪、情感的理解上存在困难。研究发现，76个月ASD儿童对基本情绪的感知只相当于26个月普通儿童的水平(周念丽等，2006)。

共同注意能力低下是ASD儿童的另一个重要特征。Baron-Cohen指出，ASD儿童的意图觉察器ID和视觉方向觉察器EDD两个模块的功能发展正常，而共同注意机制SAM的功能和理解他人内心信念、期待等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module, ToMM)模块的功能发展有缺损。研究结果表明，ASD儿童缺少与他人的视线接触、注视物体的时间远长于看人的时间(周念丽等，2005)。

这些研究揭示了ASD儿童社会认知水平低下之然，而很难深入解析出所以然。“社会脑假设”理论让我们得以透过现象，看到ASD儿童社会认知缺陷之神经生理之本质。

二、透视“社会脑”乐章：神经科学解析

“社会脑假设”指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类大脑的眶前额叶皮质、颞上回以及杏仁复合体等区域承担着独特任务：了解和观察他人的目的、意图、信念、推测等信息的处理任务的社会认知(陈巍等，2008)。除上述脑区，右侧顶叶、基底神经节、侧顶枕叶联合区梭状回也承担了信息处理中枢任务。

如图 1所示，红(执行注意)蓝(社会情绪感知)绿(贯通两者)三色共同构成了社会情绪处理系统(ventral social-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VSAPS)区域(Aysenil Belger et al, 2011)。

研究者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正电子放射层扫描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等高端设备和手段，查验了ASD儿童在接受有关社会认知刺激时，其“社会脑”区域有异于普通儿童的激活状况，从而探明影响其社会认知水平的生理基础之所在。下面将从社会型情绪处理和他人面部识别两大维度对先行研究做一综述。

(一) 社会性情绪认知研究

在此所言“社会性情绪处理”是指对他人的情绪感知和判断等心理过程。研究者从以下两方面研究探索了ASD儿童的“社会脑”区域的激活状况。

1. 杏仁核机能障碍的验证

杏仁核为社会和情绪的感知觉提供功效，同时还将情绪内容输入海马和新皮质等大脑结构中(Sander, et al. 2003; Skuse, et al. 2003)。杏仁核，海马和新皮质的社会脑构成的整体激活，已被认为是社会脑的核心层面，它们介入人类互动中敏捷和复杂信息，尤其是情绪、言语和面部表情的相互作用的感知过程。

研究者指出：在社会情绪处理过程系统中，最为重要的是杏仁核，它在人探知危险和采取适宜的行为反应上起到决定性作用(Amaral, et al. 2003)，与此同时，它在人脸识别社会性情绪过程中也举足轻重(Adolphs, 2010)。最近，结构性和功能成像研究(Pelphrey, et al. 2004; Schumann et al. 2004)证明了Baron-Cohen等人于1999年提出的ASD儿童存在杏仁核机能障碍之说(Baron-Cohen, et al, 1999)，因为大部分ASD儿童反映了杏仁核激活的减少。

海马功能障碍、杏仁核功能障碍、垂体后叶催产素-鸦片样剂(oxytocin-opiate)功能障碍以及颞叶和顶叶皮层功能障碍是导致ASD儿童的情绪发展薄弱的主要因素。一系列脑功能的研究报道了ASD儿童的脑神经在杏仁核内嗅皮层等边缘系统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Dawson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完成有关情绪反应的实验任务时，ASD儿童的相关边缘系统的激活明显低于唐氏综合症的儿童, 大脑灌注技术测到的ASD儿童大脑血流量灌注异常脑区域也和Lynn Waterhouse提出的模式十分吻合(Dawson, et al, 2004)。

杏仁核在识别刺激的情感意义及社会行为和奖赏的关系中有重要的作用。研究者运用与动物比较的研究方法，发现了如果婴儿期杏仁核受损，就会和杏仁核受损的老鼠一样导致社会游戏性的减少，即使腹侧海马区域未受损害。由此推测杏仁核内嗅皮层等边缘系统是影响人们进行社会认知等人际交流的重要的脑功能区(Aysenil Belger, et al, 2011)。

脑核磁共振研究也表明ASD儿童的杏仁核活动异常。Wang.A Ting(2004)采用让被试观察面部表情图片的方法，对12个ASD儿童与12名普通儿童的脑功能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参与情绪识别的神经网络是相同的，但控制组的杏仁核的激活水平要高于ASD儿童组。

另一个fMRI研究发现，ASD组在完成实验任务(呈现完整的面孔或者只呈现上半部分)时杏仁核激活较少，在处理情感信息时，ASD儿童杏仁核区的激活水平明显低于普通儿童，代之而起的是颞上回激活增强(Aysenil Belger, et al, 2011)。

Baron-Cohen(2000)等用fMRI检测ASD儿童在接受“心理理论”(ToM)推测任务时的脑功能，同样发现他们的杏仁复合体并不像对照者那样被激活。在MRI检测上，ASD儿童的颞上沟和杏仁核也同样存在特异性异常，PET检查也发现这些部位的糖代谢低下。

综上所述，与ASD儿童情感识别有关的神经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杏仁核功能障碍会阻碍ASD儿童对他人情绪认知的定向和跨通道联系，从而影响其对刺激源情感意义的表征。

2. 情绪识别的社会脑激活

Baron-Cohen(1994)在研究中发现，ASD儿童在接受社会情绪刺激时内面社会情绪处理过程系统区域的眼窝前额皮质激化欠缺。他们对12名ASD儿童进行的功能性核磁共振图像研究中，让这些儿童注意观察带有情绪(幸福，悲伤和生气)及中性的面部表情。结果表明，ASD儿童比起控制组来，他们在对面部情绪认知时，右边的杏仁核激活部分要大，这与先行研究中ASD组在右边的杏仁核有更强的正波结果一致。

在一项ERP研究中，发现ASD儿童对他人面部检测和诸如对恐惧、生气和悲伤情绪的推测过程中ERP反应的普遍减少(Wong et al, 2008)。

除上述面部表情识别外，研究者还聚焦ASD儿童对恐惧的认知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研究表明，恐惧伴随着杏仁核的活动而产生。这些杏仁核的活动是通过观察脸部的情绪表达所引发并不是由于情绪本身直接导致。杏仁核正是通过在认识恐惧等表情的反应后产生活动，从而在人的社会交往中发挥作用。有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普通儿童在对恐惧的面部表情进行认知时N300的振幅要大于对中性面部表情的认知，而ASD儿童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Dawson et al. 2004)。这可能说明ASD儿童很难通过观察来区别他人的面部情绪。

Ashwin和Baron-Cohen(2005)等人运用fMRI对同属于ASD儿童进行了感知人脸恐惧情绪的实验。研究发现这样三个结果：一是他们在感知他人表现在人脸上的恐惧情绪时，与控制组的“社会脑”活动区域正好相反；二是当控制组表现出各种不同强度的恐惧时，ASD组却没什么恐惧表现；三是控制组的大脑激活区域大都集中在左半脑的杏仁核和蝶形额叶，而ASD组则更多的是在下垂体。

上述研究证实了ASD儿童在进行情绪认知时其“社会脑”相关区域确实存在低激活或异常区域激活的情况，这也许说明了ASD儿童大脑内侧社会情绪处理系统区域的缺损。

(二) 面部识别视觉研究

如前所述，共同注意能力低下是ASD儿童的显著特征。经过深入研究，其因可能源于他们视觉能力的不均衡，即对物体的高度敏感和对人脸注视的回避。在此将从面部识别的神经机制和ASD儿童在对他人面部识别时视觉的神经机制做一阐述。

1. 梭状回等机制验证

研究发现，人的面部识别由较为特定的梭状回(fusiform gyrus)、杏仁复合体以及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来执行，梭状回是介入社会过程的社会脑中的重要区域。功能成像和电生理学研究已说明了梭状回在认知社会性刺激，如面部识别和诸如眼睛等个人面部特征识别时扮演的重要角色(Kanwisher et al, 1997)。

新近神经解剖学研究更明确地指出，视觉中枢的延线上存在专门的“梭状回面部识认区”。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RP)实验发现，被试对不同的面部进行辨别时，电位活动在170ms时呈现梭状回被激活的反应，当只提示确定刺激中哪个是面部时则该激活反应在100ms时出现。研究发现，梭状回的激化与目光凝视有强相关。这一发现验证了ASD儿童在注视人的面部时异常的扫描路径一说的可能性(Dalton et al. 2005b)，这说明观察到他们的梭状回和杏仁核为何同处于低激化状态。这有助我们了解和探索ASD儿童的面部识认加工神经生理特点。

2. ASD儿童面部识别研究

面部知觉过程中的注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信号编码，目光注视的检测和监测是人类有效的社会学习和交流的基础。出生伊始，人类的婴儿就敏感于他人的目光注视(Batki et al., 2000)。ERP研究表明，到了4个月，与回避注视相比，直接注视人脸过程中婴儿大脑N290的振幅明显增加(Farroni et al., 2002)。然ASD儿童表现出明显注视回避以及缺乏目光追视，其结果是类似于对他人的眼睛和面部中获取社会和情感信息的能力降低(Brambilla et al, 2004)。

有研究表明：42-87个月的ASD儿童的目光注视范式值只相当于4个月的普通婴儿(Grice et al. 2005)。还有研究显示：普通儿童在注视定位于“惧/回避注视”，“生气/直接注视”时，出现了明显的N170(对面部认知过程中产生的脑波)，而ASD儿童却没有出现，这可能说明了他们关联面部表情内容的注视类型的缺损(Akechi et al. 2010)。

采用fMRI对ASD儿童和普通儿童进行面部识别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ASD儿童的梭状体部位激活水平比普通儿童组明显低下，甚至个别儿童的几乎没被激活。同时，颞下回和颞上沟以及杏仁复合体等部位的活动水平比普通儿童的低(Haxby et al, 2000)。

众多的研究都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ASD儿童在对他人进行面部识认时，其“社会脑”区域的神经活动明显低于普通儿童，当他们对人的面部进行识认时，其“社会脑”的反应慢于对物的反应，对熟悉与非熟悉面部进行识别时，其“社会脑”不能进行相应的工作。

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ASD儿童“社会脑”发展提供了大量翔实的科学证据，颇有启发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应该更进一步探讨如何为处在神经可塑敏感期中的ASD儿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促进其“社会脑”发展。

三、促进“社会脑”发展教育干预模式之建构

促进ASD儿童的“社会脑”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归属于广泛性发展障碍范畴，ASD儿童大都集智力、情绪、言语和社会化发展障碍于一身，因此，要实施行之有效的教育干预来促进ASD儿童的“社会脑”发展，必须有机整合生物、生态和社会系统。

(一) 教育干预模式建构之理论基础

本文所欲探索建构的教育干预模式乃基于神经可塑的敏感期理论和“表观遗传”论。

敏感期，指大脑的功能容易受到特定刺激影响的阶段(周加仙，2010)。ASD学前儿童即使“社会脑”区域受损，但因着敏感期神经细胞轴突分支的变化、突触的形成与消除、突触的巩固等神经可塑性机制，在内面的社会情绪处理过程系统的神经区域还是有望得到修复。然而错失神经可塑的敏感期，要促进ASD儿童“社会脑”发展则可能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精力和经济代价，但效果依然不容乐观。因此，对处于神经可塑敏感期的ASD学前儿童给予适宜的各种良性刺激，实施敏感期的早期教育干预就显得十分重要。

与此同时，“表观遗传”论又给早期教育干预提供了科学理论观。持“表观遗传”观的研究者指出，所有表观遗传的形成以及对环境刺激做出反应的神经环路的重组，都说明了神经元的可塑性。“表观遗传”论强调环境因素的影响，认为适宜的环境可以刺激脑的健康发展和脑功能的运用，因为人脑是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信息处理器，来自环境的刺激可以使人脑形成新的神经联结，这样反过来可以让大脑更好地适应环境(周加仙等，2011)。

(二) 教育干预模式建构之方法论

本文欲探索的教育干预模式运用的方法基于系统论中的“应用系统集成”(Application System Integration)的原理，旨在架起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家长之间的信息桥梁，防止和克服实施教育干预时出现的“信息孤岛”现象，取而代之的是由专家、数据和技术构成的干预系统。

迄今为止，对ASD儿童的教育干预多从行为和心理层面出发，教育工作者所实施的干预大都从教育原理出发，运用音乐疗法、美术疗法、游戏疗法等，但与医务人员之间的关联不多，家长也大都处于接受教师的干预指导，鲜有主动参与情况。由此，干预成效往往不甚显著。从今开始，如要促进ASD儿童的“社会脑”，从心理层面进一步深入到生理层面，仅靠教育工作者自身，仅用以往的以质性为主的教育干预方法，显然会力不从心。有必要将教师、医务工作者、家长等力量进行有效整合，使之能综合运用各种技术。为此，将促进ASD儿童的“社会脑”发展看成是一个综合系统，特提出“应用系统集成”干预模式。

(三) 教育干预模式建构之探索

图 2构建的模式是为促进ASD儿童的“社会脑”发展提供的具体运作方案。

在本模式中，设想了专家、技术和数据三大系统构成的应用系统集成。

运用本模式对处于神经可塑敏感期的ASD儿童进行“社会脑”的教育干预过程主要通过三个系统内和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来实施。

本模式中的专家系统主要由教育、医务工作者及家长构成。

教育工作者涵盖了托幼机构工作的一线教师和高校工作者。一线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通过在幼儿园或家庭中对ASD儿童的行为的日常观察、轶事记录和行为描述等获得定性数据。高校教师除此之外，还在可能的基础上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脑电生理检测技术以及通过对ASD儿童进行行为层面和心理方面的实验，获取并提供行为、心理等定性和定量数据，并获取更多的生理层面数据。

医务工作者在综合教师、家长通过观察等获取的质或量的数据基础上，运用脑电等生理检测技术，获取并提供fMRI、ERP和PET等神经生理的定量数据。通过这样的精密神经生理测查，及早发现ASD儿童“社会脑”区域受损情况，检验这些儿童接受教育干预的效果。提供医学诊断，并将此作为对ASD儿童“社会脑”制订并实施相应教育干预计划的依据。

此处数据系统，主要由定性和定量的两个数据系统构成。定性数据的获取主要采用了日常观察、轶事记录和行为描述等方法，定量数据则主要从心理实验、脑电生理和皮肤电位生理等获取。

此处技术系统则主要由虚拟现实、脑电生理检测、网络空间信息和人际互动干预技术的构成。

技术和数据系统则通过各种匹配组合，为专家系统所用。

综上所述，要提高素有“特殊儿童之王”名称的ASD儿童的社会认知，必须从促进他们的“社会脑”发展入手，而最佳时期非神经可塑敏感期莫属。因此，我们在此根据系统论中的应用集成系统论构建了促进敏感期ASD儿童“社会脑”发展的教育干预模式。该模式的可行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有待实践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