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 高中教育是衔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中间环节, 由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等部分组成。不同类型的学校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 采用不同的方法, 教授不同的内容, 使学生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在学历社会的制度背景下, 普通高中具有“地位取向教育”的特征, 相比之下, 职业学校在帮助人们就业并赋予个人向上流动的能力有限, 这导致此时的教育分流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从事不同的职业和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虽然, 近年来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把职业教育确立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但由于文化观念中的“偏普教育意识”和普通高中教育具有的“地位取向特征”, 并没有改变人们选择普通高中教育的决心①。与此同时, 自1999年以来, 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超过初中升学率, 对高中的竞争要比高考更为激烈②。还不容忽视的现象是, 近年来, 许多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和较低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 在初中毕业甚至初中未毕业时就放弃学业, 进入劳动力市场, 升入高中, 尤其是升入重点高中的学生的家庭背景层次不断提升③。这一切均表明, 高中教育成为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瓶颈, 高中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有可能在加剧, 高等教育机会在社会阶层中的潜在分配过程, 早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了。
这些现象似乎与我国高中教育迅速发展的景象相矛盾。据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0年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达到了2 427.34万人, 招生人数为836.24万人, 均比2000年翻了一番。那么, 普通高中教育扩展是否意味着高中教育公平性程度的提高呢？这是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此外,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不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及其他惠农扶贫政策和项目的实施使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 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此相关,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状况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被打破, 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处于变化之中的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会对教育机会分配产生什么影响？这些新社会阶层在争取教育机会的过程中将有什么表现？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上述讨论表明, 高中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 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谁在这场竞争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 取得高中教育机会就成为考察教育公平状况和教育与阶层地位再生产关系的重要视角。鉴于此, 本研究试图以教育分流为切入点, 考察高中教育机会分配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研究问题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 高中教育机会分配的结构特征, 主要探讨高中教育机会分配的城乡、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阶层结构性因素对高中教育机会分配的影响情形；第二,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对高中教育机会分配的影响, 主要探讨高中教育机会在不同农村社会阶层中的分配状况,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在西方学者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理论解释中, “最大限度地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简称MMI)和“有效地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简称EMI)受到学界十分广泛的引用。EMI假设由拉夫特瑞和麦豪等人(Raftery & Hout)提出, 其主要观点是, 只有当上层阶级在特定教育阶段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的时候, 基于阶级出身的优势比才会下降, 否则不平等将继续维持和扩大④。卢卡斯(Lucas)则反驳了MMI假设提出的教育不平等仅在未普及的教育层次上出现的观点, 提出了更为尖锐的EMI假设, 认为对于任何已经普及的教育, 社会各阶层间竞争将围绕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展开, 教育不平等在这些层级仍将持续存在⑤。
虽然, 诸多研究都支持了EMI和MMI假设的解释力和合理性⑥。但近年来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教育扩张期间的教育不平等程度出现了下降。如布瑞恩(Breen)等人在对欧洲8国的比较研究中证明：8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在20世纪后半期呈现下降趋势⑦；巴拉里诺(Ballarino)等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证明, 这两个国家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也下降了⑧。这些研究结论使得两个理论解释不断受到非议, 促使研究者对相关理论假设进行重新定位, 将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放在主要探讨, 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下, 哪些因素导致了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 哪些因素可能加剧教育不平等。也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国家在教育扩张期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了, 另一些国家的教育扩张却并未带来这样的结果⑨。
国内学者亦对教育机会不平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特别是针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许多研究结果证实, 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存在着阶层、城乡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 大学扩招和规模扩大导致的社会平等效应有限。例如, 刘精明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 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的社会阶层机制, 发现高校扩招导致优势阶层的教育投资趋向转向地位取向明确的正规大学本科；生存取向明确的成人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机会扩大, 则使下层社会群体获得更多的益处⑩。丁小浩在探讨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之间的关系时发现, 若不考虑高等院校内部分层的因素, 城镇居民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均等化程度在1990年代有了明显的提高；如果考虑高等院校内部分层的因素,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更倾向于经济背景好和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子女的趋势⑪。这些实证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阶段不同程度地回应和验证了MMI和EMI理论, 即：从数量上看, 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 这实际上与MMI假设相符合。但考虑质量因素之后, 教育机会分布并没有出现更加均等化的势头, 相反, 优质教育呈现出更加倾向于优势社会阶层的势头。相比之下, 对于基础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其中, 洪岩壁探究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族群差异, 发现族群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是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的⑫。不过, 这项研究旨在描绘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状况和模式, 注意力集中在族群差别, 对教育扩展和教育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探讨较少。此外, 杨东平发现城市和中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多集中在重点中学, 农村和低阶层家庭的学生多在非重点中学⑬。但也存在研究数据分析简单, 限于阶层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现状描述的局限。
综观上述研究, 以往教育机会不平等研究的注意力多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 对基础教育阶段的研究相对较少, MMI和EMI假设并未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得到严格地检验, 对于县域内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与教育不平等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近乎空白。为此, 很有必要在已有研究结果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上, 探讨高中教育机会分配的阶层、城乡分层状况, 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发展和教育扩展对高中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状况。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 数据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笔者对甘肃Q县2010届初中毕业生家庭资源与教育分流关系的调查数据。这次调查分两次进行, 第一次调查初中毕业生的家庭资源, 在初三学生毕业考试之前进行；第二次调查初中毕业生的教育分流结果, 即毕业分流去向和学业成绩, 在初三学生毕业离校之后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老师填写。本研究涉及其中两部分的数据资料, 一部分为社会经济地位；另一部分为2010届初三学生的毕业分流去向。
1. Q县和样本概况Q县位于甘肃东部, 总面积2692平方公里, 共辖5镇10乡153个村, 总人口33万, 其中农业人口24万。依据《2007：甘肃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蓝皮书对甘肃省76个县(市、区)的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的综合评价和分析排名, Q县处于中游区域。2007年甘肃省初中生升高中(普通高中)的升学率为45.59%, 同年Q县所在的Y市初中生升普通高中的升学率为44.84%, Q县初中生升普通高中的升学率为44.3%⑭。从以上数据看, Q县的初中生升普通高中的升学率接近于甘肃省和Y市的整体状况, 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省中等水平。
Q县现有普通高中3所, 其中重点高中一所(位于县城), 职业中学1所, 初中21所, 其中县城初中2所, 农村初中19所。2010年初三在校人数3 540人, 两所县城初中的初三在校人数805人, 占总人数的22.7%；19所农村初中的初三在校人数2 735人, 占总人数的77.3%。*
由于城市初中学生人数相对较少, 本研究采取过度抽样, 两所城市初中均予以抽取, 以增加城市初中样本的人数, 使城市初中学生和农村初中学生的样本比例达到平衡。按照2009年中考成绩排名抽取5所农村初中, 以此保证农村样本特征的代表性。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200份, 调查人数占总人数的比率为30.3%, 回收问卷1 142份, 回收率为95.2%, 占总人数的比率为28.8%。其中, 从两所城市初中回收问卷469份, 占城市初中学生总人数的58.3%, 全体学生总人数的11.2%, 回收问卷的41.0%；从5所农村初中回收问卷为673份, 占农村初中学生的21.3%, 全体学生总人数的17.0%, 回收问卷的59.0%。参加Q县2010年中考的人数是3 504人, 参加率为99.0%。获取抽样学生的毕业去向之后, 调查对象流失24人, 流失率为2.1%(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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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分布概况 |
研究者常以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或仅从职业声望出发建构量表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但是, 现有量表多出自西方学者之手, 适合西方社会情境, 即便为中国学者编制, 也多以城市居民为对象, 仅将农民笼统地划分为一个阶层⑮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分化明显加速, 简单地用“农民”已很难表述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 但鲜有专门测量农民社会地位的量表, 多处于初步探讨阶段⑰。本研究除采用父亲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和父亲从事的职业类型等三类共识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之外, 将户籍、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也用以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 在当前中国, 城乡结构不只是体现为城乡之间的人口分布、产业结构以及地理位置的关系上, 更体现为一种二元身份性的社会地位体系或结构⑱。因此, 我们将“户籍”作为地位的测量指标；另一方面, 从历史的发展看, 非农化是农村成员社会地位分化的根本动力, 致使农村成员的职业身份发生变化, 完全或部分地从农业劳动中转移出来的农村社会成员, 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业劳动者, 成为非农劳动者或兼业型劳动者⑲。而在一定程度上, 非农化体现在家庭收入来源上, 所以, 本研究采用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作为非农化或兼业程度的指标(见表 2)。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外, 本文数据还涉及就读学校类型、性别、家庭居住地、兄弟姐妹人数等学生基本状况资料, 以及Q县2010届初三毕业生的毕业去向状况, 包括毕业后的升学情形, 考取学校的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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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
本研究建立高中教育机会模型来考察阶层和城乡等因素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情形, 建立农民阶层内部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 以考察农村社会分化对农民子女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状况。
1. 因变量本研究采用了三类因变量, 分别为：“是否获得普通高中教育机会(未区分重点和非重点普通高中)”、“是否获得重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和“是否获得非重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是=1, 否=0)。这里的普通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是指中考成绩达到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 获得普通高中教育入学资格*。
2. 自变量本研究测量阶层之间普通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自变量包括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受被调查者数量的限制, 父亲职业类别的数据较为分散, 将其合并为5类, 分别为普通农民(普通农民, 村干部), 普通工人(普通工人, 待业、失业和下岗人员), 个体、私营和商业人员(个体户, 私营企业老板和商业服务人员), 科技、管理和办事人员(教师/医生/律师/科技人员, 行政机关/事业管理干部, 行政机关/事业管理一般人员,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和其他, 生成4个虚拟变量(普通农民=0)。父亲教育程度共5个类别, 生成4个虚拟变量(不识字=0)。家庭月收入重新编码后分为3个类别(低、中和高), 生成2个虚拟变量(低收入阶层=0)。* *将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8个分类合并为5个, 分别为：农业生产收入, 父母打工、摆摊和打零工, 父母亲工资, 父母经营店铺或企业和其他, 生成4个虚拟变量(农业生产收入=0)。性别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的虚拟变量设定为：男=1, 女=0。城乡之间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的自变量是受调查者的户籍, 非农户口=1, 农业户口=0。家中兄弟姐妹数主要作为控制变量, 区分为三类, 独生子女(参照类)、兄弟姐妹两个和兄弟姐妹三个以上。
测量农民阶层内部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自变量排除户籍变量, 加入居住地、就读学校类型两个变量。居住地共4个类别, 生成3个虚拟变量(农村=0)。就读学校类型的虚拟变量设定为：城市中学=1, 农村中学=0。其余诸自变量均纳入农村子女高中升学机会的模型。统计模型以Logistic模型为基础, 函数形式如下：
| $ lo{g_e}\left\{ {\frac{{{p_i}}}{{1 - {p_i}}}} \right\} = \beta \;{\Sigma _k}{\beta _k}{X_{ik}} $ |
pi是获得高中入学机会的概率, Xik是被调查者在第k个自变量上的状态, βk是从数据中估计得到的参数。
上述自变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口统计学变量, 包括户籍、性别, 为了考察不同户籍内部的性别差异是否显著, 加入了户籍和性别的交互项；第二类变量为家庭背景变量, 包括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主要收入来源和兄弟姐妹人数；第三类是仅与农民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相关的变量, 为居住地和就读学校类型；依次纳入前两类自变量, 形成相互嵌套的模型, 来探讨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别(表 3和表 4)。在嵌套模型之后, 建立农民阶层内部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 来探讨农民阶层内部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是否存在差异(表 5)。自变量的筛选方法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的向前逐步回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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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普通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Logistic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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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重点和非重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Logistic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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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农民阶层内部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Logistic Model) |
表 3所列数据是以“是否获得普通高中教育机会”为因变量的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普通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是性别、父亲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来源。在控制家庭背景变量之后, 性别差异并未缩小, 男性获得的普通高中教育机会是女性1.4倍, 父亲教育程度是高中的学生上普通高中的机会是父亲教育程度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学生的1.9倍, 若父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则上升为2.9倍。有意思的是, 家庭收入来源之间存在差异, 回归系数是负值, 这意味着来自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生产”的那些家庭的学生上普通高中的机率高于来自主要收入来源为“父母打工、摆摊和打零工”、“父母经营店铺或企业”和“父母亲工资”家庭的学生, 在同等条件下—相同的家庭背景、户籍和性别身份, 后三类家庭的子女上普通高中的机会只有前一类家庭子女的69%、51%和56%。来自家庭收入主要是“农业生产”的城市家庭的样本数量较少(10人次), 显然, 这主要是针对农村家庭的。从农村家庭来看, 后三类家庭一般疏于对子女的照顾, 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就是表现之一, 反而, 收入来源为农业生产收入的家庭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户籍、户籍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的影响不显著, 这说明女孩在城乡间的机会差距与男孩在城乡间的差距是相同的。不过,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 表现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户籍变量的影响不明显, 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城乡不平等, 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更多地表现在质量上而非在数量上, 这在后续的数据分析中得以证实。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父亲职业并不影响普通高中教育机会获得, 这可能是在西部县域内, 高层管理人员、富裕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等社会上层数量极少, 并没有如大中城市那样, 职业地位分化明显, 职业之间地位差距较大。已有研究多以城市被试为对象, 即便考虑城乡差别, 其使用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是大范围的社会调查, 样本中含有这些社会上层, 也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实际上, 城乡之间、不同地域和级别城市之间以及宏观制度性因素的差别能够解释阶层地位和机会获得差异的更大一部分。因此, 这里的职业地位差异不显著并不意味着职业地位不起作用, 只是可能与县域内职业地位分化差异较小有关。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家庭月收入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不显著。近年来, 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和免除农业税等政策, 农民经济能力增强, 使得经济条件对基础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影响力减弱。本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虽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但至少说明在Q县的基础教育阶段, 因经济条件导致某些孩子失去教育机会的现象已不具有普遍性。作为控制变量的兄弟姐妹数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不存在影响, 则说明Q县已很少存在因为兄弟姐妹过多而影响受教育机会的现象, 这与洪岩壁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⑫
(二) 重点和非重点高中教育机会的影响因素根据EMI假设, 在某个教育阶段上可能会出现教育年限这样量的平等, 但是特定的教育文凭会以一种质性的、更为不平等的方式替代以前量的不平等。在我国, 重点高中和非重点高中虽然同属普通高中教育, 但其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等方面并不相同, 在未来的高等教育竞争中处于不同位置上, 因而这两类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会不同。
表 4列出了两个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 模型3和模型4的因变量为“是否获得重点普通高中入学机会”, 模型5和模型6的因变量为“是否获得非重点普通高中入学机会”。模型3表明, 性别和户籍对于重点高中教育入学机会具有影响, 男性获得重点高中教育的机会是女性1.5倍, 城市孩子获得重点高中教育的机会是农村孩子的1.5倍。模型4表明：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变量之后, 性别依然对重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产生影响, 只是略有减小, 户籍对重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影响不显著, 父亲文化程度”的影响显著, 父亲职业、家庭月收入、主要收入来源、兄弟姐妹人数和就读学校类型等变量对重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影响不显著。这表明重点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主要是性别、城乡之间的差异, 而城乡之间的差异更多是由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别造成, 父亲教育程度是高中的学生获得重点高中教育的机会是父亲教育程度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学生的2.3倍, 若父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则上升到4.9倍。家庭月收入、父亲职业和收入来源不起作用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 如前所述, 这与县域内职业分化较小和农村经济发展、国家政策扶助有关系；另一方面, 能力培养易于受到文化资本的影响, 父母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更可能取得成功进入重点高中, 那些职业地位较高, 但文化水平较低的父母只能通过利用经济资本帮助孩子进入普通高中, 这一策略更易于在非重点高中教育机会中发挥作用, 恰恰当前的非重点高中教育入学机会较为充裕, 使得经济资本的相对效力减弱。模型5显示, 只有户籍变量对“是否获得非重点普通高中入学机会”的影响显著, 回归系数是负值, 若加入家庭背景变量, 则所有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孩子上非重点高中的几率高于城市孩子, 非重点高中入学机会在量上较为充裕。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结果, 可以确定, 在重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上, 城市孩子占有优势, 这种差异的出现主要是文化水平差异导致的反差, 非重点中学的机会平等, 甚至有利于农村孩子则是建立在高中教育量的充裕性之上。
(三) 农民阶层内部的教育机会的影响因素农民阶层内部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由三个Logistic模型组成, 分别分析“普通高中入学机会(模型7)”、重点普通高中入学机会(模型8)”和“非重点普通高中入学机会(模型9)”。
统计分析表明, 农村男孩子上普通高中和重点普通高中的机会分别是农村女孩的1.54倍和1.50倍。父亲文化程度依然对子女普通高中教育机会和重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影响显著, 父亲教育程度是高中的学生获得的普通高中教育机会是父亲教育程度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学生的1.70倍, 若父亲的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 则上升为4.36倍, 在重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上, 则依次为1.96倍和4.90倍。就读学校类型对“是否获得普通高中入学机会”和“是否获得非重点普通高中入学机会”的负效应显著, 对“是否获得重点普通高中入学机会”则无影响, 就读城市中学的农村孩子上普通高中和非重点普通高中的机会分别是就读农村中学孩子的68%和58%。这表明, 农村孩子就读在农村中学, 有利于他们获得普通高中教育机会和非重点高中教育机会。
在三个模型中, 父亲职业、家庭月收入、收入来源和居住地对三类高中教育机会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农村职业分层和经济分层并没有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产生影响。从能够体现非农化程度的居住地和收入来源的特征来看, 居住在城镇和城郊的学生占27.8%,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业生产的比例为60.2%, 这说明许多农民虽然“非农化”了, 但仅仅是“离土不离乡”, 城市化水平并不高, 主要从事打工、摆摊和打零工等职业(占农民非农职业人口的64%), 职业类别的改变并没有带来社会地位的升迁, 经济条件改善也有限。因此, 就不难理解农民职业分化或非农化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没有影响这一结果了。
五、结论与讨论 (一) 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因素以往对MMI假设和EMI假设的验证和探讨多停留在高等教育阶段, 本研究结果在中等教育阶段进一步验证和支持了MMI假设和EMI假设。从城乡分层来看, 随着普通高中教育机会供给量的增长, 普通高中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趋于淡化, 甚至非重点高中教育有利于农村孩子, 但城市孩子在重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优势地位依然存在。从性别分层看, 女孩子在普通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上处于不利地位, 虽然非重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性别差异不明显, 但在重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劣势地位突出。总之, 城乡之间的高中教育机会差别在数量上已不明显, 性别之间仍存在数量上的差别, 这与MMI的假设相符合, 但在质量上, 城乡和性别之间的差别都依然明显, 优质教育资源倾向于城市孩子和男孩子。由此来看, EMI假设对于中国的中等教育情况更具有解释力。
虽然, 研究结果同时表明, 在控制父亲教育程度的情况下, 用以测量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户籍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但并不能就此说明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地位差别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的影响消失。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农民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能力增加, 职业流动性提高, 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 十多年的基础教育扩张等政策和制度安排, 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户籍制度在基础教育阶段与职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关联性, 但对城乡之间文化程度差异的消除却极为有限。从父亲教育程度的城乡差别看, 城市孩子的父亲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专、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31.0%和29.8%, 农村孩子的两类父亲教育程度分别只有14.6%和1.8%。因此, 文化分层是城乡分层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余秀兰认为, 农村孩子的学业失败, 意味着必须留在农村, 因为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转为城市户口, 城市孩子却由于户口的优越性, 不管其学习成功或失败, 都不大可能流出城市, 这就形成了两个相对封闭、地位不等的循环圈, 农村劣势文化圈和城市优势文化圈⑳。因此, 户籍制度和教育程度粘附在一起,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分层,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巩固和强化。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不分群体或是农民阶层内部的普通高中教育机会、重点高中教育机会模型, 父亲教育程度造成的影响都显著, 父亲职业、家庭收入对各类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没有影响, 亦支持上述观点。也就是说, 市场转型虽然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 职业类别的转化, 基础教育扩展和政府的扶助政策都可以减少经济条件、职业地位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但文化分层对教育机会的影响往往比较“顽固”, 不太容易受其他家庭背景变量因素的“干扰”而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相反, 它倒是能在相当程度上, “淡化”家庭经济阶层和职业阶层对教育机会的影响。
那么, 我们是否能够据此将造成城乡之间的普通高中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原因完全留给文化呢？赖特主张, 对阶层的分析必须区分“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两个层次；阶级结构被定义为一种决定个人或家庭的阶级利益的社会关系, 阶级形成则是“在这种阶级结构之中, 基于由结构所决定的利益基础而形成的组织化的集体行动”
。受此启发, 如果我们从阶级形成的动态过程来看待这一问题, 就会发现城乡之间的文化分层其实就是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分割导致的结果, 如前面论及的户籍制度和文化分层的关系问题, 而非是农村孩子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在作祟。不仅户籍制度造成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城乡差别会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 户籍制度导致的客观分层结构在行为、认同和社会意识等各个领域产生的后果和影响, 也会对教育机会不平等造成影响, 而且户籍制度造成的后一类教育机会不平等更为“顽固”。当然, 其中作用机制尚待更进一步的探讨和检验分析, 尤其是制度、客观分层结构如何具体影响人们的教育价值观念和教育决策, 并如何由此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
大量研究显示, 女性是教育扩展的最大受益群体
。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的迅速发展, 使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机会正在日益接近男性。但是, 在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 基础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基础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
。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在高中教育机会获得过程中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 甚至比城乡差距更为明显。洪岩壁在对我国西部地区高中升学概率的研究中也发现汉族女性的升学概率仍显著低于汉族男性⑫。这表明, 教育机会差异在城市和农村, 在西部和东部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在城市和东部的受教育机会的性别差距日益缩小时, 甚至表现出某种竞争优势的时候, 西部, 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
由本研究结果来看, 非农化并没有为农民阶层带来普通高中教育机会的提升, 甚至具有反向作用, 这似乎有悖于人们的期望。如果我们将这一结果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农民职业流动与阶层属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时, 就会发现这一结论的合理性了。依据调查数据, Q县的非农化程度较高, 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只占39.8%, 但农民的非农职业流动主要是打工、摆摊和打零工(占39.6%)。实地调查发现, 当地的农业经济较为发达, 加之近年来国家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 农业收入与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相差无几, 甚至高于后者收入, 选择务农是许多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外出打工或经商农民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能力未必会高于依靠农业生产收入的农民。*另外, 中国农民的社会阶层地位属性的改变, 并非像西方农民那样, 较少受到国家制度的干预, 主要通过职业与生活路径的改变而实现, 而是在城乡二元社会分层结构中, 中国农民社会地位的改变, 更多地受到制度性条件的制约
。在这样的制度性约束条件下, 农民在职业转换的同时, 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却受到了阻碍。也就是说, 农民的社会分化, 更多是职业流动, 社会身份的转变还十分迟缓, 阶层地位的均质同构程度依然很高。相比农业生产者, 因非农化或职业流动获得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极为有限, 对子女教育机会的干预能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提高。相应地, 大量研究表明, 农村人口外出打工或经商使得他们疏于对子女照顾, 从而影响到“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
。因此, 在农民阶层内部, 非农化程度和职业流动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影响有限, 反而那些外出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因疏于对子女的照顾, 而影响到子女教育机会的获得。
那么, 在农民阶层内部, 影响普通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看, 毫无疑问, 依然是以父亲教育程度为划分标准的的文化差别。在传统中国社会里, 知识或者说文化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指出“知识可以成为社会分化的基础……传统社会里的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 可以独占着社会规范决定者的威权”
。因此, 在中国乡村社会, 表现为知识的文化资本, 不仅本身有利于教育机会的获得, 亦可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推动教育机会的获得。布迪厄也指出, “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因素的影响后, 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家庭的学生, 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 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 都表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
”在我国, 许多经验研究都验证了文化资本理论的合理性。吴愈晓在对1949后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也表明, 即便是在宏观的政治环境剧烈动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丧失的情况下, 家庭文化资本也一直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
。在其随后的研究中发现, 在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 那些继承了家庭精英文化的人, 将有助与他们把握新的机会结构实现经济上的成功, 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 他据此提出了“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
。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些理论主张和经验研究成果, 并扩展和支持了吴愈晓的研究, 即在教育机会的获得上, 也存在“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现象, 在当前农村, 那些继承家庭文化资本的人不仅有助于实现经济上的成功, 而且能够在新的机会结构中实现教育上的成功。
简言之, 按照李煜的资源转化模式和文化再生产模式
。我们认为, 城乡社会结构变动对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市场转型、教育扩展和政策干预等都有助于弱化资源转化模式的效能, 但比政策更为稳定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却依然对农村子女教育机会获得制造着负面影响；二是表现为拥有较高文化背景父母的学生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的文化再生产模式, 较少受到政策变动的干预, 对农村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背景之下, 文化再生产模式会越加稳固和强化。
此外, 本研究发现, 农村孩子就读农村中学, 有利于他们获得普通高中教育机会和非重点高中教育机会。对于其背后的机制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但启发我们思考, 在当前学校布局调整中将中学集中于县城的做法对农村孩子而言是否公平, 是否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让农村孩子在县城和城里孩子享受一样的教育资源之后是否真正会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乃至教育机会, 这与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优质资源导致的结果是否一致。从本研究结果看, 如果我们在农村初中配置优质的教育资源, 提高非重点高中的教育质量, 缩小重点和非重点高中的校际差异, 或更能够提高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