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镛(1876—1945), 字伯颂, 号詠霓, 别号约园, 浙江鄞县人。前清举人；教育家, 藏书家、财政经济家。北洋军阀时期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等省财政厅长, 有“善于理财”之誉, 主张“藏富于民”, 与民休息, 废除苛捐杂税, 量入为出。1925年3月任沪海道尹, 光华初建, 张寿镛为光华筹建、校务出力甚巨, 并被推为校长。1925年10月, 张寿镛力辞沪海道尹之职。但是, 1926年11月, 旋被北洋政府调任进京, 管理财政部总务厅, 次年3月才返校视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 蒋介石又招极善理财的张寿镛再度出山任职。张寿镛无奈, 遂重新入仕, 官至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1931年12月始辞职获准, 从此远离仕途, 一心办理光华大学, 直至1945年逝世。②
一、爱国精神与艰苦办学精神张寿镛曾言：“一国之教育, 必有一国之历史与精神。历史者, 祖宗传授之基业；精神者, 子孙所以报答祖宗, 而发挥光明其基业, 以推暨于无穷者也。……光华之肇造也, 其意义如此而已。”光华大学亦是如此, 其安身立命之基和主要特色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即深厚的爱国情感与艰苦奋斗、坚持不懈的自强精神。曾经有人评价：“一所高校的精神风貌必然与该校校长的教育思想、人品、学识密切相关, 光华精神也是张校长的人格精神的折射。”③
光华大学作为“收回教育权”的产物, 从建校之初即具有浓厚的救亡图存和教育救国等优秀爱国传统。据时人看来, “光华大学之成立, 厥为国民自觉之曙光, 亦曰国耻纪念之实录!”④
1925年5月15日, 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 伤及多人, 中国工人不堪日人暴行, 罢工予以反抗。5月30日, 上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进行声援, 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者开枪屠杀我爱国同胞,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
为纪念“五卅惨案”, 圣约翰大学中国籍学生与美籍校长卜舫济发生冲突。6月3日, 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553名中国爱国学生和17位华籍教师集体离校。次日, 沪上各大报纸均刊登《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学生脱离宣言》。此即著名的“六三”离校事件。
为安顿离校学生, 使他们得以继续学业与生活, 离校师生决定成立新的大学。王省三先生慷慨捐地以作校基筑校舍, 时任沪海道尹的张寿镛筹措捐款, 1925年9月7日光华大学成立。光华大学既生于爱国, 自然也将长于爱国, 因此, 学校始终大力倡导爱国精神, 诚如《光华大学暨附属中学招生广告》所提出的, 光华大学的办学宗旨为“以培养高尚人格, 激发国家观念为主”, 认为“本校教育根本于国家观念”, 并希望“臻斯校于尽善尽美, 永久而不敝, 使国人皆曰：深沉纯挚之爱国观念, 由光华启之。”⑤
光华大学不仅在成立时即具有浓厚的爱国基础, 其爱国精神还贯穿于其整个办校历程之中。1937年8月13日, 日寇进逼上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区正处于两军激战地带, 为免兵燹, 光华大学迁至公共租界汉口路华商证券交易所八楼继续上课, 弦歌不绝。
同时, 为图久安之计, 张寿镛商请校董会委派商学院院长谢霖入川设立分校, 定名“光华大学成都分部”。1938年3月1日, 光华大学成都分校开学, 并延续了光华的商学传统。抗战时期, 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为国家、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人才。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与其时诸多内迁高校临时寄寓不同, 光华大学成都分校建校之初, 即有着明确的襄助内地、永久筹办之志, 这也可以看出张寿镛的远见卓识, 与矢志教育的宽广胸怀。抗战胜利后, 校董会根据张寿镛遗愿, 把光华大学赠送给当地, 改名成华大学, 此即今天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租界, 要求各校向日伪当局登记, 张寿镛当即表示：“我宁愿解散光华, 决不登记。”为避免日军干涉和汪伪组织的勒令登记, 张寿镛将上海光华大学名义暂行隐蔽, 化整为零, 将文学院改名为诚正学社, 由蒋维乔主持；理商学院改名格致理商学社, 由唐庆增主持；附中改为壬午补习社, 并经成都分部代呈教育部备案, 准许两学社毕业生仍作为光华大学毕业生, 授予学位。
张寿镛从建校之初即对光华大学倾注了极大的心力：“盖当时既有约翰离校学生之义气, 又得王省三先生慨捐校基之义举, 我随鼓其生平笃好教育之勇气, 而又得朱经农等助之于先, 廖茂如等继之于后。”⑥可以说, 爱国精神作为光华大学肇始的渊源所在, 是其安身立命之基, 更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光华大学不仅有着浓厚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 而且有着坚韧卓绝的艰苦办学精神。
私立大学由于缺乏政府财政支持, 经济来源始终关乎其生死存亡。曾任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校长的谢霖先生亦曾一语中的：“环睹吾国私立学校得能生存者, 有三端焉：一曰校董校长凭其资望与精神, 终岁徒事募捐, 集腋成裘, 以为建设之资也；二曰教员职员, 捐其学问劳力, 为其教学及管理也；三曰肄业诸生, 多担学费, 为其维持之经费也。以吾国社会之穷, 而尚有许多私立学校者, 皆恃此三端耳。”⑦此可谓不刊之论。光华大学的建立与维持, 概莫能外。
在王省三先生慷慨捐地以筑校舍之后, 时任沪海道尹的张寿镛临危受命, 力扛筹款之大鼎, 历百折千难而不馁。正是得益于张寿镛的宽广人脉与悉心擘画, 光华大学才赖多方支持得以建成。1925年光华大学成立时曾向社会进行募捐, 其《募捐启》上说：“教育本社会事业, 当世贤达, 必乐相与有成。况值此人心坚固之秋, 振我国民精神, 尤在教育之一途。同人等心裕力绌, 所望邦人君子, 表互助之同情, 尽力提倡, 为山基于积壤, 集腋可以成裘。经之营之, 得寸得尺, 期成功于不日, 庶学风之可扬, 厚赐所加, 群利赖之。”至1930年光华建校五周年时, 张寿镛写的《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谈到创校初时艰辛尚感触颇深、辛酸萦怀：“方其经营之时, 狂奔疾走, 呼号相反, 借甲损乙, 补屋牵萝, 托钵题缘, 自忘愚痴, 热诚者一呼便应, 冷嘲者讥为多事。”“缔造之艰, 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⑧。可见光华大学办学之艰难其来有自, 一以贯之, 虽赖张寿镛理财长才, 但办学艰难却是毋庸置疑的。
光华大学初创之时, 可谓困难重重, 为安置离校师生, 先是于霞飞路(今淮海路)、杜美路(今东湖路)租赁校舍, 并在枫林桥搭建了十余间茅舍作为中学讲堂。然而物质的艰难并不能阻碍精神之锤炼与求学之热情：教室不足, 师生就在草棚下授课、听讲；宿舍不足, 便少收寄读生或另行租房安置学生。当时, 很多学生甚至在草棚外站着听课, 露天睡觉, 亦不以为苦。正是由于光华大学创校之艰、维持之难, 光华学子更能体会到本校艰难, 辛苦砥砺, 虽经磨难而求学意志弥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大西路校舍被毁, 张寿镛痛心疾首, 作诗记录：“经营十四载, 不恤身为羁；一旦风云翳, 遂令日月亏。”尽管经历着建校以来所未见之最大磨难, 但张寿镛毫不气馁, 将上海光华大学暂以学社名义隐蔽, 实际上教学如旧。尽管此时学员减少, 经济困难, 学校面临着严重生存危机, 物质与精神压力前所未有, 但在张寿镛的艰难筹划下, 师生团结一致, 以募捐奖学金等形式来克度难关, 以开展学术活动来提高教学质量, 含辛茹苦, 弦歌不辍, 终守得抗战胜利。
二、重视心理建设与知行合一张寿镛多年陷身宦海, 盛极而返, 对政治生涯日益厌倦；而其重视教育, 素有澄清教育之志, 曾言“自古治日少而乱日多, 说者以为政治不良之故, 而我则谓教育不良之故也。教育之不良责之于上不如责之于下。……隋之王通, 门墙皆将相才, 唐兴取而用之, 贞观之治为三代以后之冠, 据此言之乃知治法必先治人, 而治人必先宜有自信者, 在自信尤在人人受教育也, 教育者至治之原也”, 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和良策, 是“致治之原”, 只有人人接受教育, 社会方可兴旺发达, 人民才会幸福满足。
张寿镛认为,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一乐也”。为安顿离校的“英才”, 张寿镛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他们的入学问题。亲历光华大学创立的钱基博曾记录：“寿镛建议：‘筹备新大学, 当先募三万元以为建筑之费。而租定校舍, 先期开课, 然后离校学生无中途辍学之虞!’”从中可见其重视教育的态度与对学生设身处地的关怀。除此之外, 张寿镛还曾经赋诗一首：“金榜与洞房, 人生唯两喜。宾朋聚一堂, 恍如少年事。(自注：余于光华成立以为生平第三快事。)”将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 可见他对于光华大学、对于教育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
张寿镛非常热心教育, 对如何教育学生成为内外兼修、德才俱备的有用人才, 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并将其灌注于学生的日常培养。
如, 张寿镛非常重视心理建设, 始终关注学生的人格教育和品行修养：“今日谈教育, 宜以哲学为体, 科学为用, 取中西融合方法而不可分离, 取心理建设, 而不可仅事物质建设。”⑨“夫物质之建设难而实易, 而精神之贯彻易而实难。”“我们光华的目的, 就在造就君子, 不许有小人。”光华师生在其影响之下, 亦非常认同这种理念：“近人常以谈性说理为迂远, 张氏独能孤行其是, 盖深信大学教育不可无高尚之目标, 而教育目标之基础, 又不可不于雄厚之哲学中求之也。”
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 张寿镛非常钟情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并不断从中汲取有助于陶铸和熏陶学生人格的优秀思想资源, 例如他苦心孤诣, 不遗余力地向光华学生推行的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他认为, “为学如不从心骨入微处用力, 致其良知, 则记诵之广, 适以长其傲；智识之多, 适以行其恶；闻见之博, 适以肆其辩；辞章之富, 适以饰其伪”。⑩
在张寿镛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光华大学不仅重视心理建设, 而且试行了一些新的措施, 锤炼学生的人格。例如, 光华大学非常重视发扬学生的独立精神, 倡导学生自治, 并“设立学生纠察部, 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每晚12点宿舍点名, 发现无故借宿在外的, 次日天明即除名。因此光华虽地处繁华闹市, 却能保持纯洁的校风。”此外, 光华大学对考试采取了一种特殊制度, 即信誉制, 教师出好题目, 即行离开, 无须临场监考, 但一旦发现学生作弊, 就立即除名。张寿镛曾对这种颇具特色的考试制度进行了解释：“一切事都用良心来自省, 本着良知去研究, 就可以到处得益。譬如我们宁可考零分, 考试决不作弊, 这就是良知, 就是人格。”应当说, 这些管理措施的实行, 不仅基于学生的人格的完备, 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学生人格的培育与完满。因此, 当时的光华大学学风谨严, 纪律严明, 学风甚佳。
1935年3月10日, 张寿镛首次在《光华大学半月刊》上刊载《王学发挥》时曾写下如下句子：“阳明先生不特为浙东大儒, 实上下古今罕见之大儒也。……及今思之, 一生为人, 不蹈小人一途者, 皆阳明先生之学之赐也。爰就所得于阳明学者, 分篇述之, 为儿孙告, 并为吾光华同学告。”张寿镛将自己“一生为人, 不蹈小人一途者”归功于自己潜心研读王学的结果, 并将此心得体会与子孙、光华大学学生分享, 可谓其意深远, 其心良苦。
张寿镛所极力提倡的心理建设, 既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人格修养有关, 与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相一致, 又与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相谐和, 对当时光华大学学生的人格培育, 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引导作用。正因如此, 张寿镛在晚年所著的《六十年之回忆》中可以无愧地说：“第一件事, 是如何将光华大学, 办得完完全全, 光华之精神, 首重心理建设。毕业学生, 大都于人格上尚能完全无缺, 老夫是要居些功的。”
张寿镛早年沉身宦海, 又极具理财长才, 所以他有着注重实务、不尚虚空的务实一面。对于学生知识、才识的获取, 张寿镛也有着深刻认知, 他并不一味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 而是在重视理论学习的同时, 非常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也即他日常所讲之“知行合一”。光华大学的校训也是他这种思想的反映, 光华大学校训, “初曰知行合一。二十年二月, 改为格致诚正”。所谓格致就是格物致知, 诚正则是指诚心正意, 也与原来的“知行合一”思想一以贯之。
1932年12月12日, 光华大学例行总理纪念周, 张寿镛与会讲话, 演讲内容于当月26日的《光华大学半月刊》刊载, 题为《张校长注重实学》, 从中可以看出其知行合一观念：“本月十二日上午九时, 本校循例举行纪念周, 由张詠霓校长主席报告, 大意谓上星期国语演说竞赛, 诸同学均有充分预备, 非常满意, 而沈昌焕同学独能得到荣誉, 实由资料丰富, 思想精密, 讲得最实在之故, 由此可知我们为学, 当求实在工夫。最近闻教育部派人调查各大学, 注意实科方面, 亦是欲学生在校求学能得到切实学问与谋生方法。光华而以实学为重, 理商两学院之注重实科无论矣, 即文学院亦以数学与自然科学为必修科目, 可见与教部方针, 若合符节, 以后诸生宜格外注重实学, 扫去我国昔时空谈文学政治之弊, 平日应随时检点, 将求知的工夫加多些, 娱乐的时间减少些, 是所厚望云。” ⑪
张寿镛曾谈到：“吾辈为学, 重在实践, 不实践不足为学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古者言之不出, 耻躬之不逮也。行难于知, 自古然矣。……学校为求知之地, 固不能不以知字为重, 然既欲求知而行有不得, 则亦何贵此知乎?故能知尤贵能行, 但行则亦宜本于知。”
张寿镛认为, “做事在实行, 不尚空谈, 说得出, 做得到方是”, 并特别强调毕业生须与社会需要“合辙”, 反对在人才培养上“闭门造车”, 以免“车不合辙”, 力图培养出社会亟需的有用人才。张寿镛曾言：“知工商之足以救国, 则必无忽乎理化；知教育之所以济世, 则必普及于社会；知劳动资本之调整, 则银行必审其运用；知生产消费之支配, 则经济必探其本源。” ⑫从其时光华大学所开设的专业和设置的课程看, 光华大学特别注重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基础性系科、课程, 教员上课多用英语, 学生毕业服务社会后, 颇获好评, 学校在社会上有较好声誉；此外, 尚有许多与实业相关的, 如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专业与相关课程, 这些都是他经世致用、开明务实思想的反映, 也与他“知行合一”的思想相一致。1933年, 张寿镛还在光华大学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分学生为复礼队、喻义队、养廉队和知耻队, 要求学生实行早操、注意秩序、端整服装、遵守时间等, 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对学生严加要求, 培养学生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良好品德。
可以说, 张寿镛之重视心理建设与其一贯主张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一脉相承、前后贯通的。
三、中西并重、兼容并包张寿镛具备独立的办学精神和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效法蔡元培, 延请教授兼收并蓄, 不拘一格, 加之光华大学的特殊立校之基, 不少著名学者、博学之士不计报酬名利, 出于爱国之心, 纷纷云涌而至, 当时有评价认为, 光华罗致人才之盛, 居全国大学之翘楚。
张寿镛重视西方文化但不盲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始终抱定如一, 砥砺学行。“今日谈教育, 宜以哲学为体, 科学为用, 取中西融合方法而不可分离, 取心理建设而不可仅事物质建设。” ⑬ “乙亥春, 约园先生命其子从余游, 礼甚恭, 自校学昌, 师道缺失, 士习远游, 几若中国无书可读矣。……先生闲为平卷奖进, 训释经义不倦, 俨然复见师弟子一堂诵说之风焉。……张氏……隐然以守先泽后自肩者, 支柱其间, 而后人类不致夷灭。……”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尊师重教等优秀传统美德自觉加以传承不替。
本着这种中西并重、兼容并包的长校理念, 张寿镛积极聘请了大量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来校任教；而光华大学作为中国人“收回教育权”而自办的爱国大学, 也吸引了诸多长才之士慕名前来。当时在光华任教的既有如钱基博、吕思勉等国学大师, 又有许多留学归国人士, 如徐志摩、张歆海、廖世承等。
当时光华大学师生政治身份极其复杂, 不同党派、政治信仰的人鱼龙混杂, 张寿镛一般甚少干涉。在从事地下工作的学生被抓捕后, 他还第一时间奔走相救。⑭
1933年12月21日, 上海各大学进步师生八十多人被捕, 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 包括田间(童天鉴)、周而复(周德)等。这些学生被捕后, 张寿镛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 据周而复回忆：“张寿镛校长委派姚舜钦先生带着他写的亲笔信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找人, 设法疏通保释学生。张校长非常爱护学校里进步学生, 与国民党据理力争, 敢于以校长身份担保, 要求释放学生, 愿意承担今后一切后果。”
当然, 作为一个前清举人并深以为荣的张寿镛, 在思想上无可避免地有其保守的一面, 他认为学生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学业, 不赞同学生过度热衷于学习之外的事务, 更不希望师生卷入政治斗争和党派纠纷。一些拉帮结派、热衷政治与惯于挑起学潮的“职业学生”, 后来都被张寿镛予以清退。B15此外, 从他处理罗隆基等事件上亦可管窥他对于所谓“不安于学”的师生的态度。
1930年, 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 主张维护人权, 批评国民党专制。11月4日, 罗隆基因“言论反动, 侮辱总理”罪名被捕, 南京国民政府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辞退。1931年1月13日, 光华大学在《时事新报》以“光华小纠纷解决”的标题将教育部电令发表, 其文为“罗隆基言论妄谬, 迭次公然诋毁本党, 似未便任其继续任职, 仰即撤换。”这大概表明了张寿镛在罗一事上的保守态度。后经胡适的多方努力与奔走斡旋, 其事渐有转圜, 张寿镛亦经胡适劝说, 渐转变态度, 并于1931年1月19日给国民政府呈文：“今自奉部电遵照公布后, 教员群起恐慌, 以为学术自由将从此打破, 议论稍有不合, 必将蹈此覆辙, 人人自危。”“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 尚且可以赦免, 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 意在匡救缺失, 言者有(？)罪, 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换处分, 以示包容。” ⑯反对辞退罗隆基。后来, 此事渐罢。再后来, 罗隆基遂自己请辞, 离开了光华大学。
但无论如何, 张寿镛都可以称为民国大学校长中兼容并包的典型之一, 此大概也与其长期沉浸宦海、难免政治妥协有着莫大关系。而光华大学这所孕育于爱国主义的巨轮, 在张寿镛的掌舵下, 在其时风云动荡的政治形势下, 亦得以乘风破浪, 平稳前进, 成为沪上高校中少有的净土。1935年6月3日光华大学建校十周年时, 回顾光华十年办学成就, 张寿镛作了如下评价：“寿镛縻于兹, 无从自引去, 滋益渐耳, 虽然昌黎不云乎, 沿河而下苟不止, 虽有迟疾, 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 虽疾不止, 终莫幸而至焉。寿镛, 操光华之舟子也；知沿而不止而已矣, 若夫击楫中流, 破长风乘巨浪以达彼岸, 则有赖于贤师友与夫二三子。”
而吕思勉先生亦有评价：“……国人之能自立学, 以代外人所立之学校, 奄有其长, 而抉去其短, 以雪不自为政之耻者, 以上海光华大学为著。”正是张寿镛中西并重、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才可取长补短, 达此良策, 成其美校。
四、藏书与编书张寿镛作为一名晚清举人和大学校长, 深知书籍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关键作用, 加上他本人嗜书如命, 因此, 他在从政、从教之余, 培养了一个特殊爱好—藏书。从1920年起到1939年近20年中, 他的私人藏书已达一二十万卷。
张寿镛藏书有二个主要特点：一、就版本而言, 张寿镛并不奢求众多藏书家趋之若鹜的宋刊本, 而是以明刊本及抄校本为主。主要原因是“购一宋而非宋者百部千部甚或万本去矣”, 藏书是为读其内容, 纳其精髓, 非为书籍的外在因素。1937年, 他以所藏书籍的刊刻年代为序, 编了一本善本书目《约园元明刊本编年书目》, 按其记载, 其中有5部元刊本, 绝大部分是明刊本, 达735部。明刊本中, 万历、嘉靖两朝的刊本近500部。此外还有一些抄校本, 计254种, 其中较珍贵的是阮元手校的宋本《太平御览》1 000卷。二、张寿镛的藏书中, 包括有大量的宁波文献及乡贤遗著。与他人无目的地随遇随收迥异, 张寿镛是有计划地广泛搜罗, 免其流失, 而且自1930年起, 即开始逐步就这些文献进行《四明全书》的编辑、刊印工作。1932年, 第1集刊成；至1945年去世前, 张寿镛已经刊印完成《四明丛书》前7集, 第8集虽已开始刊印, 但因战乱等重重阻难, 直至1950年才最终出版, 而张寿镛生前已经拟好目录待刊的第9、10二集, 则无缘再见。谈到《四明丛书》, 尚有一段故事。其时光华大学一学生张令杭家境清寒, 张寿镛出资助其就学, 但张寿镛深知授之鱼不如授之渔的道理, 嘱张令杭课余时间校对《四明丛书》, 直至大学毕业。张令杭晚年尚思之弥切, 称之“春风化雨”。
除《四明丛书》外, 张寿镛尚著有《约园善本藏书志》、《约园杂著》一编、续编、三编, 《诗史初稿》, 《约园演讲集》、《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 以及经他校定的陈钧堂著《御谚证古》等。
张寿镛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个杰出贡献, 即他与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张元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教授郑振铎、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藏书家徐森玉等一起, 在上海秘密抢救沦陷区流失的古籍。自1940年初到1941年底, 两年之中他们共收购珍贵古籍一万五千余部。这些重要的文化典籍, 经他们抢救, 方得免于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或炮火, 或流失海外。据说, 现在台湾省“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 约有三分之一即是他们当年冒险抢救出来的。
1952年, 张寿镛的藏书4万余册, 以其夫人蔡瑛的名义, 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受到人民政府文化部的高度褒扬。现在, 其中的善本、孤本、精抄本书籍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普通本(包括清初刻本)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明丛书》全部雕版则捐赠浙江省图书馆。
自1925年至1945年, 张寿镛为光华、为中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任劳任怨。1945年7月15日, 张寿镛以70高龄病逝, 但他沉疴之际, 尚以“复兴中华, 复兴光华”为念, 激励师生爱国士气, 反映了他深沉的爱国情感与对光华的美好期望。“莫为一身谋, 而有天下志。莫为终身计, 而有后世虑”。此岂非张寿镛校长一生的真实写照！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对张寿镛作了高度评价：“今世之长学校者, 或徒以其名位, 于校事实鲜过问, 如先生道德学问文章, 真足为世师表, 而又能诲人不倦者, 盖亦鲜矣。” ⑰可谓厥中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