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感恩研究正方兴未艾。关注感恩是建设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之一(李翔, 杨义芹, 2012)。感恩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心态，感恩作为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孙伟平, 2013)。感恩是个体在认识到施恩者所给予自己的恩惠或帮助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感激并力图有所回报的情感特质，是一种积极的、具有社会道德意义的人格特质(何安明, 刘华山, 惠秋平, 2012; 2013)。而包括McCullough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感恩是作为一种情感特质而存在的，属于一种对人类工作和生活起重要作用的积极人格特质(胡瑜, 孙灯勇, 2010)。助人行为指的是带有一定个人目的和利益倾向的，同时也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俞国良, 2006)。助人行为属于亲社会行为的范畴，是一种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

感恩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美德，在亲社会行为领域中具有积极而独特的作用。Smith把感恩看作是助人的主要动机，Simmel和Gouldner认为感恩作为一种积极动力资源有助于帮助维持互惠责任，Trivers认为感恩激励人们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代价或收益在感恩与利他行为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Schwartz把感恩看作是一种能够维持亲社会倾向的力量和惯性。已有研究证实感恩与亲社会性有关(Tsang, 2006)，但这方面多局限于相关研究，其结果并不能充分说明感恩能促进亲社会行为。如果要从功能方面来论证感恩，则需要引入一个实验范式，将感恩和其他情绪情感因素(如快乐、负债感等)对亲社会行为的效果区分开来。在早期的众多研究中，感恩和负债感常被混淆或等同，而近年来一些理论和实验研究却又发现二者存在差异，Gray(2001)认为它们是对不同情景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反应和体验，感恩是一种积极的正性情绪，而负债感常伴随着不适、不安等负性情绪；Tsang(2006)则发现感恩的境界高于负债感，因为负债感源于回报他人的责任要求，与回避动机相联，而感恩与亲社会动机相关；Watkins等人(P. Watkins, Scheer, Ovnicek, & Kolts, 2006)通过实验操纵发现，随着施助者回报期望的增高，受惠者的感恩水平降低，负债感水平增高。另有研究考察了一般积极情感类别(如快乐、幸福等)与助人行为的关系，认为积极情绪能增加亲社会行为(Carlson, Charlin, & Miller, 1988)。但是，这种增加效应只会出现在施助者自己没有损失的情况下。然而，有学者认为即使在施助者自己有所损失的情况下，感恩也能够促使他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又有学者认为感恩与一般积极的体验(如快乐)或对社会规范的简单意识不同，它在促进助人行为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迄今，感恩能够增强助人行为的纵向研究证据不足，国内更少有感恩与助人行为关系的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引入情景剧本实验范式验证感恩对助人行为的效果，并将其与负债感、一般积极情感的影响区分开来。

二、研究方法 (一) 实验设计

采用3*2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是情绪类别(分为感恩、负债感和快乐〈代表一般积极情感〉三种水平)和助人对象(设定为施助者与陌生人两种水平)，因变量为助人行为和再次助人，协变量为利他观念。

(二) 被试

共6个班的367名在校大学生参加这项实验，每班被随机分配到1种实验情景中，按要求完成相应的实验任务。剔除存在缺失值、胡乱答题等无效数据后共得到296个有效被试，被试特征如表 1所示。

(三) 实验材料和任务

1.控制材料：为了解被试对亲社会行为的一般看法，以及进行变量控制，首先用《利他主义量表》(Wrightsman, 1974)对全部被试进行施测。

2.实验材料一(情景剧本第一部分)：此基本情景剧本参考Watkins等人(P. Watkins et al., 2006)的研究而编制：“设想你正在备考一所你心仪已久的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然而该校不提供往年的考研专业课真题，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无法找到，你又不认识该校的师生，苦苦找了很长时间都毫无结果。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你在该校BBS上认识一名该专业硕士生王某，你向他诉说了你的苦恼，他坦言自己曾有过同样的经历，主动提出愿意复印一套完整的往年考研专业课真题寄给你，并设法给你找找他们学校相关考研科目的课程笔记。”我们将此基本情景剧本分发给前四组被试(感恩-施助者、感恩-陌生人、负债感-施助者、负债感-陌生人)。

3.实验材料二(情景剧本第二部分)：要求后两组被试(快乐-施助者、快乐-陌生人)阅读。

根据Tsang(2006)及Watkins等(P. Watkins et al., 2006)的研究结果：当施助者出于自愿、不求回报的情况下，他所提供的帮助能诱发受助者积极的感恩体验；当施助者出于个人目的，希冀有所回报或附加某些条件时，他的帮助则只能引发受助者产生负债感。因此，本研究在基本情景剧本后增加一句“他明确表示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该资料免费送给你”来诱发感恩；在基本情景剧本后加上一句“该资料现在免费送给你，但以后需要你帮个忙作为回报”来诱发负债感。此外，对于施助者条件，在基本情景剧本后另外加上“由于真题和笔记的启示及引导作用，你顺利地考上了该校的研究生，一次，你上BBS时看到王某向你求助，你有何感想”；对于陌生人条件，在基本情景剧本后另外加上“由于真题和笔记的启示及引导作用，你顺利地考上了该校的研究生，一次，你上BBS时看到有人考研，需要相关考研资料，你有什么想法”。参考McCullough等(McCullough et al., 2004)的研究经验，进行具体的实验操纵检验、助人行为评定，实验结果测量采用自我报告法。

(四) 实验程序

被试首先完成《利他主义量表》。该量表共包括14个条目，其中正向计分7个条目，负向计分7个条目，将负向记分的条目进行反转后计算被试的总分作为大学生利他观念的指标。并把利他观念作为协变量控制起来。然后，被试随机阅读6种不同的实验材料，让被试设想自己是情景剧本中的主人公，并要求被试对情景做出反应。最后，进行操纵检验和助人行为的检测。采用Likert五点式计分，把被试在“感恩”、“感激”、“感谢”三项的得分，在“负债感(觉得有义务回报)”、“亏欠感”、“感觉有责任”三项的得分，在“快乐”、“愉悦”、“幸福”三项的得分，用于实验操纵检验；被试在“这次我会尽力帮助他/她”、“若他/她以后有困难，我还会尽力帮助他/她”两项得分作为因变量分数。

(五) 统计分析

用SPSS 1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协方差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 助人结果分析

以情绪类别、助人对象为自变量，以利他观念为协变量，以被试在“这次我会尽力帮助他/她”条目上的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3(感恩、负债感、快乐)*2(施助者、陌生人)协方差分析。

统计结果(见表 2)表明：协变量利他观念的效果显著，F_(1，289)=23.820，p < 0.001；情绪类别的主效应显著，F_(2，289)=3.617，p < 0.05，即排除利他观念的影响之后，情绪类别因素对助人的影响效果达到显著水平；助人对象的主效应显著，F_(1，289)=11.424，p < 0.01，即排除利他观念的影响之后，助人对象因素对助人的影响效果达到显著水平；情绪类别与助人对象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_(2，289)=0.786，p > 0.05，即排除利他观念因素的影响之后，情绪类别与助人对象两个因素在助人的实验处理效果上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进一步多重事后比较结果显示，感恩与负债感进行比较时，p=0.063 > 0.05，感恩与负债感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即被试处于感恩与负债感条件下，愿意提供帮助的实验处理效果差异不显著；感恩与快乐进行比较时，p=0.010 < 0.05，感恩与快乐之间的差异显著，感恩条件下的被试比快乐条件下的被试更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见表 3)。

以助人对象为自变量，以利他观念为协变量，以被试在“这次我会尽力帮助他/她”条目上的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协方差分析，其结果(见表 4)为F_(2，293)=10.851，p=0.001 < 0.01。表明控制了利他观念的影响后，助人对象对助人的实验处理效果非常显著，即面对施助者与陌生人时，被试更倾向于帮助施助者。

(二) 再次助人结果分析

以情绪类别、助人对象为自变量，以利他观念、助人行为为协变量，以被试在“若他/她以后有困难，我还会尽力帮助他/她”条目上的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3(感恩、负债感、快乐)*2(施助者、陌生人)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5。

协方差分析结果(表 5)表明：协变量利他观念效果显著，F_(1，288)=5.363，p < 0.05；协变量助人行为效果显著，F_(1，288)=167.086，p < 0.01；情绪类别的主效应显著，F_(2，288)=8.248，p < 0.01，即排除利他观念、助人行为的影响，情绪类别对再次助人的实验处理效果达到极其显著水平；助人对象的主效应显著，F_(1，288)=4.637，p < 0.05，即排除利他观念、助人行为的影响，助人对象对再次助人的实验处理效果达到显著水平；情绪类别与助人对象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_(2，288)=1.826，p > 0.05，即排除利他因素、助人因素的影响后，情绪类别与助人对象在再次助人的实验处理效果上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进一步多重事后比较发现，感恩与负债感进行比较时，p=0.000 < 0.001，感恩与负债感之间的差异极其显著，即被试处于感恩与负债感条件下，愿意提供再次帮助的实验处理效果差异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感恩条件下的被试明显比负债感条件下的被试更愿意提供再次帮助；感恩与快乐进行比较时，p=0.004 < 0.01，感恩与快乐之间的差异显著，感恩条件下的被试显著比快乐条件下的被试更愿意提供再次帮助；负债感与快乐进行比较时，p=0.350 > 0.05，负债感与快乐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表 6)。

以助人对象为自变量，以利他观念、助人行为为协变量，以被试在“若他/她以后有困难，我还会尽力帮助他/她”条目上的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协方差分析，其结果(见表 7)为F_(2，292)=3.427，p=0.065 > 0.05。表明在控制了利他观念和助人行为的影响后，助人对象对再次助人的实验处理效果不显著，即被试愿意再次帮助施助者和陌生人的实验处理效果差异不显著。

四、讨论 (一) 情绪类别和助人对象对助人结果的影响

根据协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协变量利他观念的效果显著，说明观念决定行为，大学生的利他观念对助人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他们的利他观念越强，越容易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这与国内外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在Carlo等看来，众多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专家都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特质和动机的相互作用来增强我们对亲社会行为的理解程度，他们采用大五人格特质量表进行实验，路径分析结果说明亲社会价值观对志愿服务精神具有预测作用(Carlo et al., 2005)；Gärling等(Gärling, Fujii, Gärling, & Jakobsson, 2003)在对参与集体保护环境行为的研究中，用问卷调查发现，社会利他主义者比利己主义者表现出更明显的参与集体保护环境行为；吴映(2009)在关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与人性观的研究中也发现，利他主义对大学生亲社会日常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利他主义显著影响乐于助人、情感关怀、分享合作三个亲社会行为因素。

控制了利他观念对助人的影响之后，情绪类别在助人上的主效应显著，即不管助人对象是施助者还是陌生人，不同情绪类别对助人的影响均存在不同，进一步多重事后比较发现，感恩与负债感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即被试处于感恩状态下与处于负债感状态下，愿意提供帮助的程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感恩与快乐之间的差异显著，处于感恩状态的被试比处于快乐状态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烈的助人行为或行为倾向(意愿)。Graham(1988)的研究表明，心存感恩的人更可能在以后的人际交往等活动中对施助者或其他人采取亲社会行为。

控制了利他观念对助人的影响之后，助人对象在助人上的主效应显著，不管被试处于何种情绪类别，在面对不同助人对象时，他们均表现出助人上的显著差异，与陌生人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帮助施助者。这既符合我国“礼尚往来”、“知恩图报”的传统文化习俗，也与王定升(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

(二) 情绪类别和助人对象对再次助人结果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排除了利他观念、助人行为两个因素的影响之后，情绪类别在再次助人上的主效应显著，即不管求助者是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还是陌生人，不同情绪类别的被试都会表现出再次助人行为或意愿上的显著差异，进一步多重事后比较发现，感恩与负债感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即处于感恩状态下的被试比处于负债感状态下的被试更愿意为别人提供再次帮助，不管他所要帮助的对象是施助者还是陌生人均是如此，该结果支持了初步的研究假设——感恩不同于“一报还一报”式的负债感；也与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Tsang, 2006)。充分说明负债感虽然与感恩非常相似，以致不少研究者都把两者等同起来，但两者毕竟不同，存在着性质上的本质性差异，感恩作为一种积极情绪情感，具有积极建构力量和正向预测作用，而负债感则属于一种消极情绪，按照“一报还一报”原则，被试在一次助人之后，就基本消除了内心歉疚、不安等不平衡状态，负债感大大减低或者消失，不太可能再次为他人提供帮助。感恩与快乐之间的差异显著，即被试处于感恩状态下与处于快乐状态下，愿意提供再次帮助的程度不同，处于感恩状态的被试比处于快乐状态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烈的再次助人行为或倾向(意愿)，这从一个侧面再次说明了感恩与一般积极情绪(以快乐为代表)不同，感恩比一般积极情绪表现出更强大的拓宽建构力量，对助人等亲社会行为具有更积极的预测作用；该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情感领域教学和思想道德教育中实施感恩教育教学的必要性。

在排除了利他观念、助人行为两个因素的影响之后，助人对象在再次助人上的主效应不显著，即被试在刚刚提供了一次帮助之后，愿意再次帮助施助者与陌生人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充分说明“助人为乐”品质的难能可贵，说明“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也再次说明国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施恩图报”观念(何安明, 刘华山, 惠秋平, 2012)，在刚刚施恩，为别人提供了帮助，做了一次好事、善事之后，在“图报”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不愿意继续帮助别人，继续做善事。

(三) 综合讨论和结论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采用情景剧本实验，在对感恩与助人行为之间关系的因果性考察中，比较深入细致地考察感恩与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重点辨析感恩与负债感、快乐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感恩与负债感不同，感恩状态下的被试比负债感状态下的被试更愿意帮助他人，无论这人是否为自己提供过帮助；因为在助人上影响效果差异本不显著的感恩与负债感，在再次助人上就表现出极其显著的差异，通过助人与再次助人的结果比较，就把感恩与类似感恩的负债感进行了区分。感恩与快乐也不同，感恩比快乐对助人行为具有更强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在助人对象因素上，不管处于何种情绪类别，人们都更倾向于帮助施助者而不是陌生人。

由此可知，感恩比负债感、快乐对助人行为的影响更大、更持久。相当多的研究均认为感恩具有一种社会性本质(Graham, 1988; Tsang, 2006; A. M. Wood et al., 2008)，Graham(1988)的研究表明，在接受别人帮助后产生感恩的个体，在以后的人际互动中，更倾向于对施助者或他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Wood等(2008)认为感恩是一种体验到的复杂情感，心存感恩的个体能够评价受益价值、恩人的意图和付出的代价，感恩促进了在受益情境下感激和回报的社会认知能力。Tsang(2006)也发现感恩的人更具亲社会性，也就是说，他们对他人更具有帮助、支持、宽容和移情倾向，感受到恩惠会促使人们对恩人和无关的他人做出亲社会反应。本研究结果既符合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又与感恩的拓宽建构理论一致，也支持了研究者本人所提出的感恩三维结构理论。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McCullough et al., 2001)认为感恩是一种道德性情感，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动机功能，感恩具有动力性，能够激发感恩主体的亲社会等道德行为。喻承甫等(2011)也认为感恩的青少年具有高水平的亲社会动机和行为。感恩的拓宽建构理论(Fredrickson, 2001)更注重感恩的效用价值，认为感恩作为一种积极情绪，不但能够拓宽个体的暂时思想行为脚本，而且能够建构个体相对持久的身体资源、知识资源、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在随后的其他情境以及其他情绪类别下随时调用。感恩既具有暂时价值，又具有持久价值。因此，本实验中被试在再次助人这一持续性的亲社会行为上就表现出非常显著的不同情绪类别之间、尤其是感恩与负债感之间的差异，通过实验手段把感恩与貌似感恩的“一报还一报”式的负债感进行了区分。研究者本人提出的感恩三维结构理论也认为，感恩是个体在认识到施恩者所给予自己的恩惠或帮助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感激并力图有所回报的情感特质，是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是一种积极的、具有社会道德意义的人格特质。McAdams等认为感恩不仅仅是一种感受，而且是我们对所受的恩惠进行回报的驱动力；Nowak和Roch(2007)认为感恩的内涵在于它能激发受惠者对他人恩惠进行思考，并由此感受到自己获得了好处，这样的积极结果通常会激发受惠者产生对其他人的友好动机；感恩具有激发和触动的特点，通过积极行动，感恩可以产生“传递恩泽”的效果、而且往往是“向上互惠性传递”的效果，即把恩惠或帮助传递到第三方而不仅仅是回报自己的恩人。因此，感恩是接受和给予之间变换的重要纽带。它不仅是对别人帮助或好意的反应，而且是受惠者以后善意行为的促发因素。

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感恩是一种不同于负债感的、快乐的积极情感特质。作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价值的积极情感特质，感恩不仅能够有效地预测助人、再次助人和主动助人等助人行为，而且能够促进分享行为、捐赠行为、同情行为和合作行为等其他各种亲社会行为。这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感恩是大学生积极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特别是对于促进助人等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