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都在探讨哪些因素会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者们很早就发现周围环境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和认知。比如，有研究表明炎热的天气会增加攻击行为(Griffit & Veitch, 1971)，而漆黑的夜晚犯罪行为会更加频繁(Page, 1976)。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探讨了个体的运动系统、感觉系统以及个体和环境互动的经验等因素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影响个体的高级思维以及行为的问题，并将其当作心理学中一个单独的研究方向，称为具身认知(Wilson, 2002; Barsalou, 2008; 李其维, 2008)。
具身认知对心理学中的道德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德是用来判断某个行为或者信念正确与否的一种抽象概念(Haidt & Algoe, 2004)，早期的研究者认为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来自于个体的理性判断和推理(Kohlberg, Levine, & Hewer, 1983)。随着研究的全面和深入，这一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Haidt (2001)认为人们的一些无意识加工过程会对个体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产生影响。彭凯平等(2012)研究者将物理变量的改变使得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发生变化这一探讨方向命名为“道德的心理物理学”。但是目前的文献中感知觉是否会对道德行为和判断产生影响仍然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例如，Zhong和Liljenquist (2006)在美国的被试中发现道德行为和身体洁净之间存在关系，即回忆不道德行为的被试，更加倾向于清洁身体；但是另一些研究者没有重复出这一效应(Gámez, Díaz, & Marrero, 2011; Fayard, Bassi, Bernstein, & Roberts, 2009)。
本研究将具身认知中有关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研究称为道德的具身认知研究。通过元分析的方法综合已有的研究结果，探讨感知觉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以及规律。
二、道德具身认知研究中的变量尽管很多研究者(如伍秋萍, 冯聪, 陈斌斌, 2011)注意到了道德具身认知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可能会对道德的具身认知产生影响。但还是鲜有研究者对这些变量进行系统的探讨。为了更好地了解道德的具身性，我们总结了一些可能影响具身效应的变量及其作用机制。
(一) 道德具身认知的方向Lakoff和Johnson(1980)提出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认为早期的感知觉经验是人们构建更加抽象概念的基础，他们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都只强调了基础的感知觉对高级思维和行为的影响。这直接导致人们认为具身效应只是一个单向的过程(Williams, Huang, & Bargh, 2009; Landau, Meier, & Keefer, 2010)。但是最近几年，大量研究发现高级的思维和行为也会影响感知觉(Zhong & Leonardelli, 2008)。道德领域中的具身认知研究也发现不仅感知觉会影响个体的道德行为, 个体的道德行为也会影响被试的感知觉(Chiou & Cheng, 2013; Banerjee, Chatterjee & Sinha, 2012)。也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和分析已有文献结果提出模拟感觉运动隐喻模型(Simulated Sensorimotor Metaphor SSM), 这个模型表明个体对相关的隐喻的学习，会同时影响感觉运动系统和抽象的概念形成，它们的机制是相同的，具身认知是“具体”和“抽象”的双向的相互影响的过程(Slepian & Ambady, 2014)。那么，不同方向的道德具身效应大小是否有差异？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具身认知的内容和明确具身认知的定义，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道德具身认知的机制。
(二) 在线与离线的道德具身认知在道德的具身认知研究中，研究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道德”这一指标既有行为观察(Chiou & Cheng, 2013)又有文字启动(Helzer, 2011; Skarlicki, 2013)。行为观察属于在线的具身认知(online embodiment)，而文字的启动属于离线的具身认知(offline embodiment)(Wilson, 2002)。在线的具身认知是指发生在现实生活情景中的认知活动，并且认知活动的结果产生于感觉运动系统和环境的互动过程(Niedenthal., 2005)。比如，Liljenquist等人(2010)直接考察被试在不同环境中的道德行为表现。而离线的具身认知是指认知活动不是发生在真实的生活中，但仍然引发感觉运动系统的反应的认知活动。词汇的刺激或者更加广泛的语言概念都是一种典型的离线认知，比如要求被试回忆不道德行为或者抄写一段描写不道德行为的文字。探讨在线和离线的道德具身认知效果大小是否存在差异，对今后道德具身认知中研究方法的选取(如采用文字启动还是行为实验)有一定的作用。
(三) 不同感觉通道中的道德具身认知人类从出生开始就通过身体的动作和各种感官来认识和探索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抽象的概念(Lakoff & Johnson，1999)。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感觉通道必然都会起到作用，个体通过各种感觉通道和环境互动，包括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等。在道德的研究领域中，发现了环境因素通过不同的感觉通道对道德行为和判断产生影响，如明亮度会影响个体的道德行为(视觉)(Chiou & Cheng, 2013)，清洁剂的味道也会影响个体的道德行为(嗅觉)(Liljenquist, Zhong, & Galinsky, 2010)，苦味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味觉)(Eskine, Kacinik, & Prinz, 2011)。但是尚不清楚不同的感觉通道是否会导致与之相关联的道德具身效应也不相同。对不同感觉通道中的道德具身认知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具身认知，还有助于我们理解道德这个抽象概念的建构过程。
(四) 被试来源国家与道德具身认知在不同国家的研究中有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研究结果。比如探讨清洁与道德行为的关系时，在美国被试和西班牙被试中就发现了不一致(Gámez, Díaz, & Marrero, 2011; Fayard, Bassi, Bernstein, & Roberts, 2009)。因此，探讨被试来源国家对道德具身效应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道德具身认知中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对以后的研究也会有所启示。
(五) 两种不同的道德隐喻Lakoff和Johnson(1980, 1999)认为抽象概念的形成是基于最基本感知觉以及身体和环境的交互经验，通过隐喻的方式建立的。在很多文化中白色隐喻着道德的纯洁，而黑色隐喻着罪恶(Banerjee et al., 2012)，同时，洁净和道德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西方的文化中有“洁净近于圣洁或美德”(cleanliness is next to godliness)的说法。在中国的文化中，人们会用“一清二白”等成语来比喻一个人的道德高尚。道德的具身认知研究结果和这两个隐喻交相辉映，既发现了明亮度和道德之间的关系(Sherman & Clore, 2009; Zhong, Bohns, & Gino, 2010)，也发现了洁净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Zhong & Liljenquist，2006; Helzer & Pizarro, 2011)。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与两种隐喻相关的具身认知的效应大小是否一致。比较两种隐喻的道德具身认知效应，也许有助于对道德具身认知机制的分析和理解。
上述变量都可能对道德的具身认知造成影响，导致出现不一样的研究结果。因此，用元分析的方法探讨感知觉和道德行为、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出现的调节变量，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道德领域中的具身认知奠定基础。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献搜集由于很多具身认知研究特别是早期发表的研究没有明确使用“具身”这一概念，使用关键词不能完全收索出相关文献，所以文献收集分为两步完成。首先，使用“embodiment”、“embodied”、“embodied cognition”以及这三个词分别与“morality”或“prosocial behavior”的组合，和“具身”、“具身认知”以及这两个词分别和“道德”或“亲社会行为”的组合为关键词在SCI，SCII全文数据库，PsychInfo，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google学术收索引擎进行检索；再逐一参照已搜索出的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查找。一共检索到文章107篇，最后筛选出20篇文章，42个研究。其中英文文章19篇，中文文章1篇，中文文章为硕士论文，共包含2962名被试。
文章纳入标准为：(1)研究中报告了至少一种可以编码的统计数据并且提供了计算效应量的必要信息；(2)研究明确指出探讨的是“道德”或“不道德”而不是“积极”或“消极”；(3)研究只探讨一种感觉通道和道德行为或道德判断的关系，排除涉及其他因素影响两者关系的研究和同时操纵两种感觉通道的研究；(4)入选研究探讨的是明确的道德行为或者道德判断。考虑到入选文章的同质性，排除以反应时或生理反应为指标的道德词汇研究(如Meier, Sellbom, & Wygant, 2007; Chapman, Susskind, & Anderson, 2009)；(5)被试为随机取样。入选研究的基本资料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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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入选研究的基本资料和效果大小 |
为了探讨哪些变量会对道德领域中的具身认知效应产生影响，将以下变量编码：是否真实发生(在线具身认知或离线具身认知)；不同的感觉通道(包括肤觉、味觉、视觉和嗅觉)；道德具身认知的方向(感觉影响高级认知或高级认知影响具体感觉)；不同的国家(包括美国、德国、中国、西班牙和英国)；不同的文化(东方或西方)；涉及的不同隐喻(包括明亮度与道德的隐喻，洁净与道德的隐喻以及不涉及具体隐喻的研究)。在效应值的提取过程中，每个独立样本只编码一次；如果同一个独立样本中有两个统计指标则选取保守(相对不显著)的统计指标。
本元分析的编码者一致性系数采用一名编码者进行两次编码的方法，中间间隔时间为2个月，编码者一致性系数为0.83。
(三) 同质性检验本研究选用CMA2.0(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2.0)软件进行元分析。由于入选的42个研究中既有低级的感觉系统对高级的道德行为和判断影响的研究，又有道德行为和判断对感知觉影响的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认为具身认知是“具体”和“抽象”的双向的相互影响的过程(Lee & Schwarz, 2012; Slepian & Ambady, 2014)，所以具身认知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具体和抽象的关系的探讨，因此本文选取r作为效果大小的指标。
对研究的同质性分析发现，各个研究之间不同质(Q = 147.576, p < .001，df = 41)，所以采用同时将研究内和研究间变异计算权重的随机模型。
分别对道德判断的具身认知研究和道德行为的具身认知研究的效果大小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感知觉和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行为之间分别存在相关。感知觉和道德判断的相关为0.144(p < 0.01)，感知觉和道德行为的相关为0. 209(p < 0.01)。再对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两方面的研究进行同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研究同质(Q = 0.939, p > 0.05, df = 41)。由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具身性研究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所以，在后面的研究中将它们合并在一起探讨。
(四) 发表偏差通常情况下，研究结果显著的文章才容易发表出来，如果在元分析中，收录的研究只有已经发表的，则会出现发表偏差。虽然本研究没有找到未发表的研究，但是研究中包括结果不显著的文章，fail-safe N = 1011，满足fail-safe N > 5k + 10，说明不存在显著的出版偏差。在本研究的漏斗图中，散点集中于曲线中端，同时分布在中线两侧，说明所选文献较为理想，发表偏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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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发表偏差漏洞图 |
总体效应值表明，具体的感知觉与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相关，相关系数为0.19(p < .001)(见表 2)。说明感知觉会影响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同时，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也会影响人们的感知觉。Cohen’d等于0.389(p < .005)，根据Cohen提出的参考标准，d < 0.2时效应较小，0.2 < d < 0.8为中等效应，d > 0.8时为效应较大(Cohe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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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总体效应值和同质性检验 |
如表 3所示，对道德具身认知中调节变量的研究发现，道德具身认知中方向的调节作用不显著(Q = 0.045, df = 41, p = 0.832)，具体的感知觉影响道德的行为和判断的效果大小与道德行为和判断对我们具体感知觉的影响效果大小没有差异。认知是否在线的调节作用也不显著(Q = 1.488, df = 41, p = 0.222)，即在线的具身认知和离线的具身认知效应值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感觉通道的调节作用也不显著(Q = 5.604, df = 41, p = 0.133)，说明不同的感觉通道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和判断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显著差异。“被试来源国家”作为调节变量其作用显著(Q = 79.454, df = 41, p < 0.001)，提示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中，道德具身认知效应是不一致的。明亮度和干净都隐喻着道德，在本研究收入的42个研究中，与干净隐喻相关的研究有21个，和明亮度隐喻相关的研究有11个。将这32篇文献单独进行分析，将两种不同的隐喻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隐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Q = 0.968, df = 31, p =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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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调节变量 |
综合近几年的道德具身认知研究可以发现，感知觉和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判断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元分析表明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的具身认知研究是同质的，说明这两者有很高的一致性。由于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都是“道德”这一抽象概念的行为反应，也有研究者将它们同样看作是道德反应(彭凯平，喻丰, 2012)。因此我们将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合在一起讨论。总体上来看，感知觉与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一研究结果和Haidt (2001)的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一致，即很多非理性的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在道德的具身认知研究中，身体对环境的感知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判断。
具身认知研究认为个体所处的情境对认知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身体是与环境紧密相连的，个体用自身的感知觉与环境互动，身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认知的形成(叶浩生, 2013)。Piaget(1952)的发生认识论认为，人们的认知是随着感觉运动经验而发展的。儿童认知发展是主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更进一步说，我们的认知起源于动作，高级的思维活动是人类最初身体活动的内化。最初婴幼儿只会用他们的感知觉探索世界，通过自己的各种感觉通道去感知这个世界。Barsalou(2008)也认为高级的认知过程与感知觉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构建“道德”这个高级心理过程时，我们最基本的对物理世界的经验起到了类似于“脚手架”(scaffold)的作用。尽管研究结果仍然存在着不一致，但是元分析的结果表明具体的感知觉与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联系。
(二) 被试来源国家的调节作用被试来源国家调节作用显著说明在不同的国家中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与具体感知觉的关系是存在差异的。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之间文化也不尽相同，而文化的不同往往导致思维方式和行为的不同，也必然会影响道德的具身效应。文化是有关联的群体之间所共享的知识传统(例如, 观念, 习俗, 仪式)集合并世代相传，文化塑造了人们在特定文化下对身体动作的运作与表达(Hong & Chiu, 2001; Cohen & Leung, 2009)。同一个国家的成员拥有共同的深层价值观体系(Hofstede, 2004)。具身认知一定不会是一种随机的思维，它服从一些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并且也会受到社会文化和历史时代的影响(彭凯平, 喻丰, 2012)。维果茨基也强调文化对个体心理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高级的心理机能是社会学习的结果，也是文化和社会关系内化的结果。具身认知的核心是强调身体是嵌入(embodied)环境的，身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认知的形成。而这里的环境不仅仅是物理的环境，还包含着更加广义的社会文化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具身认知支持了维果茨基的观点(薛灿灿, 2013)。因此，被试来源国家的不同对道德具身认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加以重视。但是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研究相对较少，所以国家对具身认知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三) 调节作用不显著的变量元分析的结果发现不管研究方法是使用文字还是使用行为，效果是一样的。Wilson(2002)认为个体在与真实存在物体的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会以符号或者图像形式，在这个物体不存在的情景中持续的使用。所以在真实情景中发生的道德行为与词汇表达的道德行为其本质是一样的。有研究者提出，词汇或语言根植于感知觉和动作之中。个体在理解一个句子时，其心理会模拟句子中描述的情景(Barsalou, Simmons, Barbey, & Wilson, 2003)。Brouillet等研究者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用文字启动的具身认知与真实发生的具身认知效果是一样的(Brouillet, Heurley, Martin, & Brouillet, 2010)。
元分析的结果还表明“感觉通道”的调节作用也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道德与多种感觉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Williams等人(2009)提出我们的高级心理过程建立在最基本的对物理世界的经验之上。这是一个逐渐构建的过程。在这个构建过程中，个体对物理世界的基本感觉经验起到类似于“脚手架”的作用。当某种经验发生时，大脑会捕捉到各种感觉通道的状态，并且将这些不同的感觉经验整合起来储存在大脑中，将它们表征为一个概念。当这个概念被激活时，与之相关的多通道系统的感知觉信息也将会被激活((Barsalou, 2009; 殷融, 曲方炳, 叶浩生, 2012)。由此可见道德作为一个抽象概念也必然是建立在各种感知觉经验之上。
Lakoff和Johnson(1980)指出隐喻是人们借助相对具体的概念(如温度、明亮度等)来表达和理解更加抽象复杂概念(如社会关系、道德等)的方式，是在具体的感知觉经验之上建立抽象概念的重要途径。语言学家也认为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交流中的一种修辞方法，它还是思考方式的一种外显表现(Barsalou, 2008)。“道德”这个抽象的概念是借助于具体的概念(如明亮和干净)而建立的。和道德相联系的两个重要隐喻的效应值之间不存在差异，说明个体依赖多个隐喻建立起抽象的思维世界。
六、结论尽管道德具身认知研究中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元分析结果表明感知觉与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相关系数为0.19(p < 0.01)。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受到被试来源国家的影响，不同国家中被试的道德具身效应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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