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英人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基于本国的社会需求和少年儿童成长状况，结合已有的诸多儿童教育理念、活动实践而设计了童子军(Boy Scout)，一种旨在通过游戏、户外活动、社会服务等方式，来培养健康、快乐、有用、尽责的社会公民的儿童组织。人们普遍认识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于是，童子军迅速发展到了许多国家，掀起了一场风靡全球的童子军运动。当这场运动席卷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少年儿童组织历史的先河之后，也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时代背景中延伸出独特的发展历程。
一、从“童子军”的中译说起1910年，中国圣教会翻译刊登《英国童子军》一书，进而提出“中国宜创童子军”的建议：“近年以来，各国学堂培植子弟，不但有各种科学，兼有训练成兵之妙法。……将英国童子军一书译出问世，先行刊入报内。望我国教内外人士，见此书之后，亦群起创设此军，训练幼童有尚武精神。中国之强可立待，又何至使外人独有此秘密术也哉。”①这应是国内对于Boy Scout最早的关注与翻译，在此，Boy译成“童子”无可厚非，但Scout被译作“军”，且创设“此军”的主要用意在于“训练幼童有尚武精神”，不免忽略了西式童子军训练注重培养社会公民的要旨。
1911年，沪上租界的西童曾组织“上海贝登堡童子军”。1912年②的武汉文华书院里，也很快出现了由中国儿童组成的“童子义勇队”，这是中国童子军的真正诞生。之后，国人公办学校与教会学校纷纷办理此类儿童组织，且主要采用“童子军”的译名。随着童子军数量的逐步增多，影响的逐步扩大，不少人士提出，将儿童组织称之为“军”，往往会使人望文生义，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偏见，尤其使社会各界误解它的教育性质。1916年，《申报》刊载有关上海童子军之报道，曾提及童子军译名及性质：“考其实则与军队性质绝异，而纯然为精神上之训练，养成儿童坚忍耐劳、克己爱人之德性。”③1919年，时人撰《童子军名词之商榷》一文，提出：“‘Boy Scouts’意译之即种种技能，或侦探、或斥候之能力，皆可于儿童时养成之，非有军字意义糅杂其间也，‘童子军’三字名不副实，而不合于现世新教育之主义。”④1923年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上，云南省教育会也专门提出“改革童子军”一案，建议改称童子军作“少年义勇团”，因为Boy Scout这一组织本身“有服务人群之义，有冒险进取之勇，所以锻炼青年之德行智术，养成服务人群之精神。”⑤
上述种种对“童子军”之“军”的异议，绝非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希望通过对Boy Scout的“正名”，让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认识到其训练的真正用意：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更养成他们坚忍耐劳、克己爱人的道德品质，实现“精神训练”的成效。然而，在民国时期童子军的发展历程中，不仅“童子军”的译名一直沿用，其组织和训练中也都存在着厚“军”薄“童”、重军事轻教育的倾向。
二、民国时期童子军的发展历程清末民初，军国民思潮风行于中国社会，也影响到了教育界。体育课、运动会在新式学堂中极一时之盛，孩童在体育课上往往练习兵操，课余玩耍也常模拟军队的操练演习。童子军流行于欧美国家后，其技能训练与军事训练颇为相似，也能培养儿童遵守纪律、服从组织等军人特质。这样的“训练成兵之妙法”自然受到了国人的关注，人们希望通过对它的宣传和践行去实现全民皆兵、军事救国的愿望。1916年，《青年杂志》刊载两篇介绍英、美两国童子军(作者译作“少年团”)的文章，引介者指出，“惟我国施行童子军教育之初，泰半视其为军国民教育之一种，而形成总之的偏差与实施方法的倾向军事教育。”⑥这一总结不乏其例。1917年，南浔高小校长陆清士、第二国民学校校长张希伯等人合计办理童子军，乃是“为提倡军国民教育起见”，所拟《南浔模范童子军简章》之宗旨为“提倡军国民教育，灌输儿童以军事知识及社会处理方法”。⑦同年，黄醒在湖南《大公报》发表《对于吾湘仿办童子军之意见》，提出童子军宗旨是“补充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不及，发扬军国主义之精神，实行社会主义之事业，养成一般高尚优美之少年”，张謇也倡言“童子军能为社会养成军国之人格”。⑧据俞子夷追忆，童子军在民初学校风行的原因还在于：“辛亥后的学生颇感染了不少民主自由思想，旧日家长式的管理方法已不适用。童子军有军队式纪律，可以约束学生妄动。”⑨
一战后，军国民思潮在中国有所消退。部分学校办理童子军时，开始将之与儿童自治、公民教育、儿童本位等思想实践相联系，对童子军训练寄予了培养新“国民”的厚望。但国家依旧处于列强迫压、军阀横行的境地，为适应御外侮、戡内乱的社会需求，许多小学和初级中学仍将童子军训练视为施行军事训练的办法。1925年，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通过“学校应注重军事训练案”，就主张“小学及初级中学，应实行强迫童子军训练”。⑩
1926年，在“以俄为师”和“联俄容共”的背景下，国民党学习苏联组织社会各界乃至儿童以配合革命的做法，开始实施政党统领童子军的计划。⑪是年3月，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十次常务会议，中央青年部提出童子军训练应由国民党负责领导，理由如下：
童子军教育为学校青年最重要之课外教育；
童子军教育尚任侠、主实行、重纪律、有组织，最富于革命性；
童子军教育不但为民众武装之前导，且可站在战线上负警备之责；
国民党于青年运动中，必须注意此影响青年之伟大力量，而以本党所负之使命，灌输于童子军之中。⑫
对即将北伐的国民党而言，童子军是学校中潜在的军事力量，也是训练儿童、统一青年运动最好的工具。自此，国民党开始运用治理军队的方式对各地童子军进行登记、审查和管理，并想方设法地将政党意识灌输到这一儿童组织，以达到维护和服务自身统治的效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颁布，首条即“本党童子军之训练，以养成三民主义之革命青年，完成国民革命为宗旨。”⑬由政党所厘定的政治目标被明令作为童子军的训练宗旨时，中国的童子军事业被迫走上了“政党化”的道路，这一近代中国新生的儿童组织也不免沦为了成人的工具。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三民主义”教育政策的贯彻更加集中于民族主义之上，强调增强民众爱国意识，注重训练和储备军事人才。10月29日，教育部即颁发《童子义勇军组织及训练办法》，规定学生义勇军分为青年义勇军及童子义勇军两种，初中以下组织童子义勇军，高中以上组织青年义勇军，全国各级学生一律加入接受军事训练。⑮不久又取消了义勇军的名义，而以青年义勇军并入高中以上学生的军事训练，童子义勇军并入初中以下学生的童子军训练。⑯到了1934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公私立初级中学，增加童子军课程，修习时间定为三学年，每年度每星期实施三小时，课内一小时，课外二小时，与高中的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衔接。⑰至此，童子军在获得初中必修科地位的同时，却几近为初中军训的代名词。以至于20世纪40年代，还有国人将童子军视作是“一种实施尚武教育于少年的组织”、“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性质的教育制”。⑱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节节败退，无暇顾及童子军的训练；1949年后，国民党领导的童子军在大陆地区消失。
三、“童”与“军”的相悖童子军创始者贝登堡有过多年的军旅生涯，他设计童子军编制和活动的灵感来源中也确实有着一定的军事成分。但在世界童子军运动奠基之作——《童军警探》(Scouting for Boys)⑲一书里，贝登堡却反复强调“非军事化”的理念，声明童子军不是军事或半军事的组织，而是一个和平童子军团(Peace Scout)，并极力反对集体化的军事训练。这是因为，儿童之天性活泼好动，枯燥划一的军事操练往往会压抑他们潜能的展现，限制了他们灵活、敏捷、应变的能力，最后泯灭了儿童的天性和个性。童子军露营、侦察、救护、旗语和斥候等训练，当中虽包涵着与行军作战相通的成分，但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却是：满足儿童喜爱户外生活和游戏活动之天性的同时，传授他们日常生活和服务社会所需的知识技能，更培养他们协作、勇敢、机敏的品质。对于儿童身体的训练，如果包含了足够的精神陶冶和道德目的，便能上升到育人的层面，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因此，童子军训练不仅是通过身体锻炼与纪律约束将少年儿童训练成“兵”，从而为国家或政党储备武力的军事训练，更具有从生活训练上升至精神训练来培养公民素质的教育价值。
从中国童子军发展前期的主导思想来看，一方面是清末民初军国民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教育者希望借助童子军严格的军队式纪律以约束辛亥革命后趋于自由散漫的学生，以至于中国社会各界办理童子军之初多持着“军国民教育之一种”的认识。国民党接手中国童子军事业后，同样是将目光投向了童子军训练潜在的“武装”、“警备”功用，伴随着中国童子军领导机构的完整、发展规模的扩大，其指导精神也有着愈来愈浓厚的政治色彩，儿童被期待规训成为“三民主义的少年兵”。继而又逢时局动荡，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挽救民族危亡和维持自身统治，童子军训练几乎被等同于军训之一种。社会之尚武思潮，政党之国民革命，国家之抗日军备，这些对于武力的需求左右着童子军训练的重心由公民训练偏向了军事训练，也忽视了儿童的天性与需求。人们似乎有着这样一种误解：对儿童的身体进行军事化与纪律化的训练，便能达到充实国力、抵御外辱的目的。但诚如抗战时期有论者提出的观点：“国难之形成，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国难之解除亦非短时期内所能办到的，是以应用适当的教育使儿童的身心能充分地发展，使成为健全的人才，原是最基本的方法。”⑳早在民国元年，蔡元培也提倡过以道德为本的军国民教育，认为健体强兵只是用来防止强邻侵略、军人执政，要确保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平，公民道德、美感与世界观的教育必不可少。真正的强国不仅在于强体，更在于强民心。童子军训练最为注重的，正是培养少年儿童的道德品质与公民素质，这也是童子军运动得以风靡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不得不然的相“悖”追溯童子军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这一历程中存在的“童”与“军”之悖论，是为了明了童子军训练最重要的教育价值所在。分析悖论何以产生，又能进一步理解童子军作为少年儿童组织在中国的独特发展历程。
不同时代背景造就不同性质和生活样态的少年儿童，也赋予他们不同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使命。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出“少年强则国强”一说后，中国少年儿童的身心愈发步入一种“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的状态”㉑。在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清末民初社会，儿童要肩负起这一时代的责任，属于他们的组织自然也须适应社会的特定需求。童子军引入中国并非简单的“欧风美雨”的产物，其训练中的军事成分切合了军国民思潮影响下社会各界对于强种卫国、复兴民族的普遍诉求。如当时的上海童子军团长郑昊樟所言，“倘若当初有一种儿童教育的方案，而不采用童子军那样容易办出尚武精神的制度，那它决不会早就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的；即便举办了，也不会比童子军事业进展得快。”㉒尚武精神虽然推动了中国童子军的诞生和早期发展，却使童子军训练不可避免地偏向了军事一方，也为国民党对童子军的关注、利用埋下了伏笔。
中国童子军要在相应的社会制度之中得到发展，同样不能违背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超越特定的政治范畴。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都会用自己的意志去培养下一代，以达成政治目标和维持政权延续。1927年，国民党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国民党政权亟待培养掌握军事技能并效忠、服务党国的下一代，以巩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秩序。中国童子军多于初中和小学校中组织，招收对象是承载国族未来的少年儿童，所进行的训练也具“尚武精神”，自然引发国民党高层的关注，进而把控制和调整童子军训练作为维持统治的途径之一。童子军作为一种少儿组织，还需要获取足够的组织资源才能得以发展。民间组织办理童子军时期，军阀割据、南北分裂，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屡次议定的推广童子军决议案难以施行，地方办理童子军事业的师资、经费难以解决，各地童子军组织训练的实况是各自为政，甚少关照。南京十年期间，由于执政党的重视与支持，中国童子军在组织架构上日益完整，师资经费问题得以缓解，行政效率和训练规模都得到了改善。
尽管世界童子军运动一直强调非军事化、非政党化的原则，中国童子军却只有服从国民党的统治需要并获得相应的资源支持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进而对民国时期的儿童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生影响。民国时期，许多接受过童子军训练的少年儿童强健了体魄，培养了纪律，习得了技能，接触了社会，综合素质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抗日战争时期，不少童子军或奔赴前线随军服务，或于后方进行募捐、宣传、救灾、慰劳等工作，更表现出了较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作为一种国外传来的教育组织或教育模式，童子军所提倡的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民国时期学校生活器械化和形式化的流弊，适应了彼时社会的教育变革风潮，变更了人们的教育观念。
审视民国时期的童子军发展历程，“童”与“军”之间看似矛盾，却揭示了决定少儿组织目标定位和发展方向的真实因素。中国童子军诞生于既定的时代背景中，便不得不循着由社会时势与政治运作共同左右的路径发展，呈现出与世界童子军运动相背离的趋势。时至今日，少年儿童组织工作特别是所开展的活动，如何平衡社会需求与儿童天性，如何兼顾身体的锻炼与品德的砺炼，如何区别必要的政治训练与政党的意识灌输，仍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