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央学官主要包括国子监官员以及所属七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书学、算学、律学)的学官。①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四学以儒学为本，书学、算学、律学偏重技术，技术官与儒学官员遵循着完全不同的升迁规律，本文仅对四学儒学学官的官职迁转进行分析。学官在唐代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后备官员的责任。学官既是教师又是官员的双重身份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品行和修养。因此，选拔学官时，除了遵循文官选拔的共同标准之外，还对学官的个人品行和学术造诣有着严格的要求。选拔标准的特殊性决定了学官职位的迁转在遵循一般文官迁转制度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曾任职国子祭酒以及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博士等学官②的职位迁转的分析，来探讨唐代中央学官官职迁转的规律。之所以选择国子祭酒和四学博士做为分析对象，是因为这些职位在学官整体中具有代表性，国子祭酒是国子监的最高行政长官，位居学官之首，而博士是国子监各学负责教学的最高品阶的学官，他们分别是国子监行政与教学的最高负责官员，故而对他们职位迁转的分析能够说明唐代学官的官职迁转规律。
一、学官的来源 (一) 释褐即为学官释褐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由皇帝征召或者其他官员荐举；一是吏部直接授官。
唐代荐举与征召学官经常并行，有关部门及官员荐举，皇帝认为合适就会发布诏令进行征召，以彰显皇帝的爱才之心。贞观年间唐太宗多次下达举荐才能的诏令，许多隐士贤能获征学官。唐初，洛阳平后，隋代儒士邓世隆惧罪，“变姓名，自号隐玄先生，窜于白鹿山。贞观初，征授国子主簿”③。司马才章精通《五经》，曾在隋末担任郡博士，贞观六年(632年)，“左仆射房玄龄荐之，屡蒙召问，擢授国子助教”④。马嘉运贞观初隐居白鹿山，“(贞观)十一年，召拜太学博士，兼弘文馆学士”⑤。唐睿宗复位之后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是征召制度盛行的又一个重要时期。《旧唐书·尹知章传》记载：“睿宗初即位，中书令张说荐知章有古人之风，足以坐镇雅俗，拜礼部员外郎，俄转国子博士。”一般说来，荐举、征召在政权草创初期盛行，原因在于它是政府延揽人才、彰显教化的重要措施。《传》曰“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征召的对象有隐逸、高蹈不仕之人，也有才能高的官员，他们以“文辞”优美、“儒术”该通、“明识治礼”等条件被征，但前提都是品行昭彰、德高望重，这些条件与唐代学官要求的标准相近，因此国子监成为安排这些高士的一个重要部门。唐初以征召授与的学官职位，上至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下到从七品下的国子主簿，任职范围大，征召数量多，说明政权草创时期，国家急需组建官僚队伍，在选官上多辟途径，不拘一格。在统治走上正轨以后，荐举征召官员不再像先时那样频繁、无章法。一般情况下，中书门下负责荐举，皇帝征召，被授予的官职多集中在五品以上的高官，“职事五品已上官，中书门下访择奏闻，然后下制授之。”在唐代，皇帝任意征召，破坏学官任用制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唐中宗时任用道士史崇恩、术士叶静能担任国子祭酒；玄宗皇帝好神仙释氏，任用僧人师夜光为四门博士。这种任意征召学官的行为对教育和科举造成很大冲击。
另一种情况就是科举及第者被吏部直接授予学官。以这种方式担任学官者，大多被授任地方学官，也有少数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成均直讲、国子直讲、四门助教等较低品级的学官。唐玄宗时祭酒褚无量，初举明经，则天皇帝“下制嘉辟。用超伦等，即拜成均直讲”⑥。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⑦归崇敬明经中第，“遭父丧，孝闻乡里。调国子直讲。天宝中，举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迁四门博士。”⑧除此之外，对于士子科举及第释褐为学官的情况，一些笔记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引《闽川名士传》载：“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属文，天纵浩汗。贞元年，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寻除国子四门助教，住京。”⑨欧阳詹进士及第守选期间曾游历太原，从太原回京师参加铨选后，被授予的官职就是国子监四门助教。《云溪友议》卷二《房千里》也记载房千里进士及第后、在吏部授官之前的待选期间，曾游历岭南，遇见赵氏，后来迫于秋季铨选在即，与赵氏离别。他在归阙途中遇到好友许浑，托付许浑代为寻找照顾赵氏，许浑到达府邸之后立即差人寻访，但赵氏当时已经嫁给了进士韦滂，于是许浑写诗代报房千里，这时的房千里已经被授予博士的官职。⑩
(二) 历经迁转而为学官多数学官并非释褐之后直接被授予学官之职，而是先进入其他部门，历经迁转之后成为学官。科举及第后的任职途径较多，其中较为常见的是入幕为僚。许多士人科举及第后先被幕府辟为僚佐，之后才被授予学官。这种情况开始于玄宗时期，唐玄宗开元十八年为了缓解入流无限而官员职位有限的情况，采纳侍中裴光庭的建议，颁布了《循资格》，按参选人资历深浅续阶的选官方法。这种选任方法减少了选人之间的纷争，使“有司但守文奉式，循欲压例而已”，却增加了及第举人参加吏部铨选的困难。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为解决当务之急，下制放宽了诸使自择幕僚的权力，因此大量守选的及第士人涌入藩镇。此后，元和十五年中书门下奏、大和三年中书门下奏、大和九年中书门下奏、武宗会昌二年《加尊号敕文》、会昌五年六月敕、乾符二年南郊敕，等等，都不同程度放宽了入幕及第举人的考限，超资授官，为科举出身者入辟使府，进而迅速升迁中央清官、清望官，开了方便之门。而且由幕府入朝廷之后，前途光明，白居易起草制诏称：“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而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⑪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卷一《唐藩镇幕府》中说：“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辟署为重。”此言不虚，可以从名士韩愈的经历看出。韩愈“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⑫韩愈进士及第之后被辟入幕府，是在他屡次吏部铨选落败之后。他在贞元十一年《上宰相书》中自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⑬尽显举子入选的困难，迫于生计他不得不以节度使幕府为跳板，曾先后在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任职，之后从幕府调入中央任四门博士，其后仕途较为通畅。除了韩愈以外，还有国子祭酒皇甫镛，进士及第后，“累历宣歙、凤翔使府从事，入为殿中侍御史”，⑭等等，不一而足。无论是七品的四门博士，还是六品的殿中侍御史，均为清官。及第士人入幕为其仕途的发展提供了比参加吏部铨选更为有利的条件。所以幕府成为学官的重要来源，尤其中唐以后这种趋势愈发明显。
二、迁入官通过对官员任学官之前所担任官职的分析，可以发现学官官职迁转的一些规律。
(一) 国子祭酒迁入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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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唐代国子祭酒迁入官统计表 |
据该表，迁为祭酒前任职明确的共72人次，其中由地方官升迁而来的共20人次，占到总数的28%, 且全部为都督、刺史、府尹、节度使、观察使等地方府州、藩镇的最高长官，职位大都在正四品以上，与国子祭酒从三品职位相当或略高，基本属于平级改转。将这些人在任祭酒前的官职，按部门进行分类，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尚书省12人次，占已知总数的17%；宰相8人次(占11%)，门下省8人次(占11%)，王府官5人次(占7%)；秘书省4人次，占6%；太子宫4人次，占6%；太常寺3人次，占4%；国子监2人次，占3%；大理寺2人次，占3%；太仆寺2人次，占3%；中书省1人次，占1%。中宗时，太仆寺尚衣奉御叶静能由于善于符禁小术，“以妖妄为上所信重”，属于国子祭酒迁入官中的特例。在国子祭酒迁入官表中可以发现，国子祭酒由地方官职迁转而来的最多。除地方官外，尚书省是国子祭酒来源的第二个重要部门，而其中又是以六部侍郎人数最多，共有10人次，这说明尚书省六部作为国子监的上级政务机关，与国子监往来最频繁，职位略低于国子祭酒的六部侍郎直接接手国子监的情况很多，侍郎是国子祭酒迁入前的最主要职位。表中有宰相除为祭酒的情况，宰相职位高于国子祭酒，这类情况多属于被降职，或被当权者以某种尊贤的名义置于闲职，实为排挤出权力中枢。表中只有国子祭酒的副贰——国子司业2人，升任为国子祭酒，并不见其他博士、助教超升为祭酒的情况，可见国子监内部有着严格的按照品级升迁的秩序。除以上几种，国子祭酒的来源还有寺监的长官或其副贰，以及太子宫、王府的辅弼官员，基本都属于文化部门的官员。非文化部门官员转迁为祭酒的人虽然很少，但基本都是当代的文化精英，如宰相陆敦信、朱敬则、韦嗣立、郑覃、孔纬、李峤等，他们或为当代大儒、或为文辞巨匠，都是文化造诣登峰造极的人物；大理寺官员改任国子祭酒的有大理卿孔戣、大理少卿乔琳。孔戣是孔子三十八代孙，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乔琳则“孤贫志学，以文词称”⑮，太仆卿杨宁学行为诸儒所称，李涪是“宗籍宿儒”，都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因此国子祭酒虽为国子监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国家行政系统的官员，但其迁转基本在文化系统之内，由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担任。
(二) 国子监四学博士迁入官统计表国子祭酒是国子监的最高行政长官，所以其迁转改任多为其他部门的长官，不能充分体现学官迁转规律的特殊性。对唐代国子监博士的迁入情况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国子监内部官员的迁转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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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唐代国子监四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博士迁入官统计表 |
国子监四学的博士，有24人从国子监其他职务的官员迁转而来，占已知官职总数的41%, 而且多由较低官职的学官升迁而来。通过对国子博士迁入官统计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成为国子博士之前，担任国子助教者有6人，太学博士5人，四门助教1人。通过对太学博士迁入官统计，可以看到：在升任太学博士之前，担任太学助教的有3人，四门博士2人，国子助教2人，广文助教1人。而四门博士迁入官统计表则显示唐代四门博士有4人是从四门助教升任而来。由此不难发现，国子学博士大部分都是由国子助教升迁而来，太学博士大部分由太学助教升迁，四门博士多从四门助教升迁而来。可以确定，国子监各馆内都存在着主管教学的学官由低到高的升迁秩序，而各学馆之间主管教学的博士、助教也存在着由低到高的升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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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唐代国子博士迁入官统计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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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唐代太学博士迁入官统计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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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唐代四门博士迁入官统计表 |
以上各表中都有地方官或其他官员隔品授任学官的情况，唐代对于隔品授职是有着严格规定的。“若都畿、清望，历职三任，经十考已上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则否。”其后解释“谓监察御史、左·右拾遗、大理评事、畿县丞·簿·尉三任十考已上，有隔品授者。”⑯《唐会要》卷七十五《选部下》圣历三年(700年)正月三十日敕，也有记载，“监察御史、左·右拾遗、赤县簿·尉、大理评事、两畿县丞·主簿·尉三任已上，及内外官经三任十考以上不改旧品者，选叙日各听量隔品处分。余官必须依次授任，不得超越。”虽然二书对于隔品授职人员的选任条件记载有出入，但是各自所罗列隔品授官的具体官职是一致的。这种隔品授职的规定在学官的迁转上有着明确的体现，以广文博士迁入官为例，唐武宗时官为从八品的大理评事苗绅被迁为正六品的广文博士；懿宗时河南畿县陆浑尉李推贤升迁为广文博士，品级由正九品下一跃而为正六品上，即符合《唐六典》、《唐会要》中隔品授职的规定。
三、部门内的升迁国子监是分行政与教学两套系统的，国子监内部，学官正常的官职升迁也是按照这两套体系，有着严格的秩序。教学系统的学官基本依照级别由低到高的次序升迁，而行政系统国子司业以下的低级行政官员，如丞、簿等，由于主管事务与其他各部门的行政官员基本相通，因此他们与其他部门的行政官员一样循由品级自下而上升迁，并不仅限于国子监内部迁转。此节着重分析唐代国子监教学系统的学官内部升迁的特点。唐代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在《上郑相公书》一文中，说他自己是：“五试于礼部，方售乡贡进士，四试于吏部，始授四门助教。……四门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选，十年方易一官也。自兹循资历级，然得太学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四门。若如之，则二十年矣。自兹循资历级，然得国子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太学。若如之，则三十年矣。三十年间，未离助教之官。”
文中讲，按考限，四考为满；论选格，五年守选，第十年才能授以太学助教。太学助教也要经过四考五选，第二十年才能再授以国子助教。国子助教，又经四考五选，第三十年才能再授以他官。欧阳詹虽然以较为夸张的说法诉说了守选之弊，却十分明确地捋顺了学官内部迁转的秩序。由四门助教而太学助教再为国子助教，说明学官在未转任其他部门官员之前，一般的升降都是在国子监学官内部进行，而且多循同一迁转顺序进行。对唐代学官内部迁转的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学官内部迁转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就是由助教而博士的升迁线路。如欧阳詹所述，国子监内的博士、助教按照级别由低到高的顺序，分别有各自的一条升迁路线。其中助教升迁：四门助教——太学助教——国子助教，国子助教之后可能就升为高一级的国子博士；博士升迁：由四门博士——太学博士——国子博士，国子博士之后可能就升为国子司业、而后国子祭酒。如：齐威由四门博士迁为太学博士；郭山恽自太学博士迁为国子博士，而后迁国子司业；侯行果先为太学博士，后迁国子博士，再后迁国子司业；施士丐由四门助教迁为太学助教，之后迁为太学博士；等等。另一条途径就是，先馆内，后馆间顺次升迁。国子监中儒学馆的级别由低至高，依次为四门馆、太学馆、国子馆，助教、博士多按照级别在馆内升迁，出本馆后升为高一级学馆的博士、助教。如盖文达由郡博士迁为国子助教，之后为国子博士，再后为司业；开休元由国子助教迁为国子博士，而后迁国子司业；等等。但事实上，以上两条途径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如孔颖达任学官的经历：太学助教——太学博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赵弘智：四门助教——四门博士——太子宫官——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祝钦明：成均直讲——成均助教——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归崇敬：国子直讲——四门助教——四门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等，均是两条途径合而为一的情况，基本可概括为：直讲(或有或无)——助教——博士——司业——祭酒这样一条混合型路线，这也是教学系统与行政系统相交的综合迁转路线。
四、迁出官国子监内国子祭酒之下的学官大部分迁转都在国子监系统内进行，这在迁入官和部门内升迁部分有详细的阐述。国子祭酒是国子监的最高长官，他身为从三品官，考察国子祭酒在离开国子监之后的去向，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国子监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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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唐代国子祭酒迁出官统计表 |
首先，从总体上看，国子祭酒中可确知迁出官职的共69人，其中李峤、韦嗣立、祝钦明、褚无量都有两次任祭酒的经历，其迁出官职各有两个，因此可知职位共73个。国子祭酒迁出国子监后，去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部门：地方官职20个，占27%；尚书省10个，占14%；太常寺、太子宫、中书省各6个，各占8%；宰相4个，占5%；门下省、御使台、鸿胪寺、王府官、秘书省各2个，各占3%；大理寺1个，占1%。另外，在已知迁出官职的69个人中，官位终于祭酒、或以国子祭酒致仕的人就有12人，说明在成为三品的高官之后，职位再往上升已经很不容易，尤其国子祭酒作为较少参预政事的清闲官职，要进入中央政权的决策机构更是不易，通过祭酒官职成为权臣的机会并不多。但不能否认，祭酒中仍然有不少政治才能突出的人，能够借助各种途径进入政权中枢。祭酒升迁之后，大多进入其上级部门，如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包括宰相，因为宰相都属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某部尚书知政事，属于三省官员的一部分)。已知迁入官表中祭酒迁入三省共23次，占了总数的32%，尤其以与国子监业务往来频繁、主管教育政令与科举事务的尚书省为多，国子祭酒卸任之后进入尚书省任官总共有10次，其中尤以与国子监教育直接对口的礼部为重，共占了5次。六部是具体政令制定机构，侍郎政务繁忙，属于政务紧要部门，因此虽然六部侍郎品阶略低于国子祭酒，但比起国子祭酒所在的闲职，更易进入决策机构，仕途更光明，由国子祭酒改任六部侍郎的情况也很多，共有6次。开元年间科举改革后礼部侍郎成为科举考试的主管，也成为直接主管国子监贡举人才的官员。礼部侍郎祭酒改任的另一个重要官职，共有4次。此外，太常寺是礼仪主管部门，奉行儒家礼仪，而学官多是传承儒家文化的博学硕儒，熟知礼仪，因此太常寺与国子监关系非常密切。每当遇到重大礼仪活动，国子监的学官经常参与太常寺的礼仪讨论与制定活动，因此祭酒卸任后进入太常寺的次数也比较多，共有6次，占到总排名的第四位；其长官太常卿位居正三品，比国子祭酒高一级，成为祭酒迁任的直接官职，从国子祭酒直接迁任太常卿共4次。太子宫官作为未来皇帝的辅弼，其职责异常重大，德高望重而博学的祭酒必然成为当仁不让的人选，太子宫中的太子少师、太子宾客、太子詹事等品阶高于祭酒，于是它们也成为祭酒离开国子监后升迁的主要职位。除以上官职，祭酒通常还迁任秘书省、各寺、御使台等部门长官。从以上分析可知，虽然祭酒在出国子监后遵循着国家行政体系的品阶升迁规律，但是迁往与文化相关的部门仍然是主流，这与学官自身的特点、选任标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国子祭酒为例，国子祭酒迁转的主要部门为尚书省礼部和太常寺，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是与国子监业务往来频繁的部门。这一点除了可以从以上迁入官和迁出官表中得到证实以外，还可以从唐代国子祭酒担任过的礼部、太常寺的官员及赠官数量上得到体现。在128名国子祭酒中，曾经担任过礼部官员及其死后被赠与礼部官员的共25人，担任过太常寺官员或被赠与太常寺官职的有13人，其中有4人既任过太常寺官职又任过礼部官职，即在两部有过官职的总共34人，占总数的1/4强，官职多为礼部尚书与太常卿。
由上述分析，基本可以归纳出学官的迁转路径。在国子监内，学官迁转基本上是遵循由助教升至博士，先馆内、后馆间顺次升迁两条途径，也有两条途径交错的迁转方式。出国子监之后主要有两种出路：一种是出任地方官，多担任地方长官；另一种是留任京官，职位大体都在文化部门之间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