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神经科学是将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整合起来，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及其一般规律的文理大跨度的新兴交叉学科。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对于人才的培养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从教育神经科学的视角，整合有害压力的生理学研究、神经科学研究、心理学研究，阐述早期有害压力对儿童的生理、神经与认知方面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减少有害压力和缓解有害压力造成的影响。

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安全有爱的环境。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些压力，比如玩具的缺失、适应新的环境、亲人的离世、父母的离异或虐待等，这些都能够刺激机体压力响应系统的激活，从而引起体内激素分泌。适当而温和的压力，不仅对儿童的成长不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还能教会儿童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缓解以后所经历的压力。而当压力过大或持续时间过长时，例如长期贫困、营养不良、童年期的虐待、长期需求的忽视、酗酒吸毒等，就会演变成有害压力，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这种不利的影响可持续到成年期，而及时实施干预措施则可缓解或逆转有害压力对儿童造成的影响。

一、压力的界定

在上世纪30年代，压力假说之父Hans Selye第一次提出了“压力”(stress，在生物学中，stress又可表示应激反应或是应激源)的概念。他认为，压力是指任何对身体有害的刺激所引起的一系列非特定性的反应，压力响应则是动物或人体为维持生理稳定或内稳态所表现出的短期或长期的努力。Cannon在1926年运用压力来指代扰乱内稳态的外部因素(Keil, 2001)。J. M. Koolhaas等人在2011年对压力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压力来自于超过生物体自监管的环境，具有无预期响应(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le)或者降低神经内分泌的恢复反应(不可控性，uncontrollable)的特征(Koolhaas et al., 2011)。虽然不同学者对于压力有不同的见解，综合这些观点可以发现，压力总是与生物体的内稳态相关。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刺激，均会对生物体的内稳态产生影响。长期的生物进化使生物体在一定条件内能通过体液及神经调节机制来维持机体的稳态，但当外部刺激超过生物自我调节能力时，就会扰乱内稳态，从而对机体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压力即指能引起机体产生应激反应的来自内部或外部的一系列刺激。

美国国家儿童发展科学委员会(2005)根据压力产生的具体影响将其分为三种：积极压力(positive stress)、可忍受压力(tolerable stress)和有害压力(toxic stress)(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积极压力是指温和的、短期的压力反应，可导致心跳的短暂增加和体内压力激素的轻微改变，该压力包括童年伙伴的冲突、面对陌生的环境、应对挫折的挑战等，这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父母及照料者的关心与照顾能帮助儿童克服这种压力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积极压力体验是其以后健康成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以促进适应性反应的稳定，获得支持性关系的经验。这种适应性反应可以将压力反应系统恢复到正常水平。积极压力是儿童健康发展所必须具有的体验。

可忍受的压力相对于积极压力更剧烈，包括，亲人的死亡、严重疾病、父母离婚、无家可归、自然灾害、社区暴力、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等。这种压力能短期影响脑的结构，如皮质醇的释放所引起的海马区神经回路的损坏。如果儿童在成人所创造的安全环境中经历可忍受压力，并得到了成人的鼓励和支持，那么这种压力将会转变为积极压力; 相反，如果儿童在经历可忍受压力时，缺少成人的关心与鼓励，则会转变为有害压力，从而对其成长和身心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可忍受的压力可以在成人的支持下恢复身体的应急反应系统，回复到正常水平，因而可以预防可能会引起的神经系统的损伤，如创伤后应激障碍。

有害压力是指强烈而频繁的或者是长期的身体压力响应系统的激活。当儿童经历一些慢性的、自身无法控制的压力，或者没有成人的支持和关心时，这种压力往往会转变为有害压力。如长期的极度贫穷、极度恐惧、周期性身体或精神虐待、家庭暴力、母亲严重的抑郁症、父母吸毒等都属于有害压力。因此，有害压力的特征是指缺乏成人稳定而支持性的保护，损害脑的结构与功能，对其他器官产生不良的影响，导致应激管理系统形成持续终身的低反应阈限，从而增加了与应激有关的疾病或者障碍以及认知损伤的危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成年。

这三种分类是指应激反应的生理表现，而不是具体的应激本身。虽然，这种分类的生物学机制还有待于实验研究的进一步证实，但是这一分类的概念框架是基于已经牢固确立的科学原则，有助于教育政策制定者了解负面的生物影响及其对健康与发展的影响，进而根据生物学的科学证据来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

二、压力响应的主要生物学机制

压力会引起机体产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以对抗或抵消这种压力。应激反应是指机体突然受到强烈有害刺激时所引起的一系列全身性反应，包括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内激素水平的上升等。在这些反应中，下丘脑-脑垂体-肾上腺素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 axis)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急性应激可激活HPA轴，但慢性应激对HPA轴有抑制作用。

HPA轴主要包括下丘脑室旁核、垂体前叶、肾上腺皮质三大部分，这些部分会分泌多种激素。当机体受到外界刺激时，下丘脑接收信号并分泌抗利尿激素(Antidiuretic Hormone, ADH)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RH)。这两种激素可刺激垂体前叶释放促肾上腺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促肾上腺激素又可作用于肾上腺皮质合成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主要是皮质醇，其次是皮质酮)。心理性应激与运动性应激反应都对HPA轴产生影响，会改变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水平。HPA轴的激活或抑制主要与心理性应激或运动性应激的时间和强度有关。生物体受到紧张刺激持续超过十五分钟后，糖皮质激素合成明显增加，在血液中的浓度升高，造成身体的一些警戒反应，如提升血糖浓度、增加心跳速率、暂时减弱免疫系统等，帮助生物体随时应付潜在的危险。糖皮质激素升高会引起全身性反应，可调节糖、蛋白质、脂肪的合成代谢。例如，当动物面对危险时，就会启动HPA轴调节，这时糖皮质激素的释放可使葡萄糖离开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而到达身体最需要的器官——心脏和大脑，便于动物逃离这个危险环境。但是长时间高浓度的糖皮质激素可能对机体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如免疫力下降、感染病原体、下丘脑萎缩，使人或动物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焦虑的状态，结果反而减弱了生物体正确应对紧张刺激的能力。HPA轴在体内的调节属于负反馈调节，即释放的糖皮质激素足以起作用，并且压力源不再出现时，血液中的糖皮质激素就会作用于脑下垂体和下丘脑，抑制其活动。这是调节机体内稳态的正常生理反应，但当该系统反应不足以克服外界刺激和/或机体长期暴露于危险环境中时，将对身体和脑产生严重的损害。

皮质醇作为压力响应中最主要的释放激素，其含量通常可作为机体所受压力程度的判断。但由于HPA轴中激素分泌具有昼夜性，因此，通常将皮质醇与其拮抗剂脱氢表雄酮(Dehydroepiandrosterone，DHEA)作为一个标准。然而，对于采集体内哪部分样品检测更具有准确性及有害压力的判定标准等问题仍有待研究。

三、有害压力对儿童的影响

人脑的发育既受基因的调控，同时又受环境的调节及影响，发育中的脑具有可塑性。人脑中不同的脑区发育成熟的时间不同，因此，在不同时期经历有害压力对机体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婴幼儿的脑正处于快速发育中，脑中很多突触联结及神经回路尚未成熟，对外界的刺激较敏感，也更容易受到损伤，而且这种损伤可能是终身性的。经历过有害压力的儿童其成年后更易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哮喘、容易焦虑(Heim et al., 2009; Kozyrskyj et al., 2008; Schury & Kolassa, 2012)。另有研究表明，儿童早期经历有害压力可对神经回路产生终身性的影响(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10)，从而影响其成年后的情感、认知及健康。因此，人的健康发展和许多疾病的原因可以在早年生活甚至出生前阶段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物性“记忆”中找到(Barker, Osmond, Forsén, Kajantie & Eriksson, 2005; Davis & Sandman，2010)，可能体现在发展中的脑神经回路以及生理系统中，表明表观遗传的修饰作用。这些生理系统影响了多种生物功能, 如压力管理、免疫反应、新陈代谢以及神经内分泌的调节、心血管的整合功能等。进化生物学假设，不成熟的有机体通过“辨别”主要环境的特征来形成适应其所处环境的能力。如果早期经验是教养性的、稳定的以及可预期的，那么就可以促进脑的健康发展以及其他器官调节系统的发展; 而如果早期经验是威胁性的、不确定的、忽视的或者受到虐待的，那么，应激管理系统就会过分活跃，其结果是干扰正在发展的神经回路以及建立应激反应激活的暂时联结，使得机体更容易得慢性疾病。阐明其确切的性质以及调节这些效应的因果机制，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最近有关受虐待的儿童或者在孤儿院遭受慢性忽视的儿童的研究证据有力地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早期生活中的负面影响会导致生理反应，以损害长期的适应能力以及生理与心理健康为代价，来应对暂时的生存目的(Drury et al., 2011; Needham, Fernandez, Lin, Epel & Blackburn, 2012)。出生时体重低、在母亲的子宫缺乏营养等出生以前受到不良影响的儿童，在出生以后更容易患代谢综合症、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

(一) 儿童早期经历有害压力对生理的影响 1. 对基因的影响

同卵双胞胎具有高度相似的DNA信息，但他/她们往往表现出一些不同的体貌特征，具有不同的习惯等。这是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生活中，由于两人经历了不同的事件，导致基因选择性表达，同时基因的修饰(DNA的甲基化、组蛋白的修饰、微小RNA的干扰等)也发生变化。其中DNA甲基化是DNA修饰中最常见的形式。不同的甲基化修饰会影响基因开启与否，这可能使基因异常表达，并导致一系列的疾病。

早期生活压力也会对基因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会伴随终生。研究表明, 在胎儿期及婴儿期对基因造成的影响可明显影响以后的神经回路(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10)。Spengler等人将小鼠在生命早期频繁地与母亲分离(这是给啮齿类动物制造压力的经典模型)，一年之后，他们在小鼠体内发现了不正常的基因修饰，从而使得下丘脑室旁核神经元中精氨酸加压素(Arginine vasopressin，AVP)水平升高(Murgatroyd et al., 2009)，该激素的持久升高会影响HPA轴激素的释放并影响其敏感性。这提示，早期生活压力能对脑中基因调控产生持久的变化。

早期受到虐待会改变下丘脑-脑垂腺-肾上腺轴对压力的反应。以大鼠为对象的实验中，被母亲忽略的大鼠应激反应的激素系统和正常老鼠不同，这个激素系统就是下丘脑-脑垂腺-肾上腺轴的回馈控制系统，在受虐动物的神经细胞中，负责制造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基因受到影响(Weaver, 2007; Weaver et al., 2004; Weaver et al., 2007)。在正常的人和动物体内，这种受体可以抑制HPA反应，但是在受虐动物体内却不能正常运作，使得这些动物长期生活在较高的压力之下。与这一研究一致，神经生理学家Michael Meaney和同事的研究表明(McGowan et al., 2009)，受虐儿童不仅容易产生情绪困扰的问题，而且还会造成脑的永久性改变。经历过受虐事件的儿童，即使在几十年之后，其脑中与应激调控有关的基因仍然会受到影响。他们研究了三组死亡成人的脑部构造：第一组样本的幼年时期曾有受虐经验，而且曾经试图自杀; 第二组样本曾经自杀过，但没有受虐背景; 第三组是因其他原因猝死，且没有受虐经验。研究人员从样本的下丘脑细胞抽取DNA，检测糖皮质素受体的基因表达，他们发现，受虐者与上述受虐大鼠一样，在这个基因的启动子区域高度甲基化，使得个体无法表现正常的应激反应，而其他两个对照组样本的基因，则没有这样的情况。还有研究表明，在儿童期经历过虐待的儿童所产生的生物学印记可能会传递到下一代，被称为儿童期虐待后遗症(Schury & Kolassa, 2012)。这可能使得有害压力对人类的发展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Eldon Emberly等人测量了人类白细胞DNA甲基化，发现童年期经历过贫困的人与未经历过贫困的人，即使在成年之后具有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的DNA甲基化程度不同(Lam et al., 2012)。这也提示了早期生活经历会在DNA中留下印记。在生物体内所产生的DNA修饰若长期存在就可能遗传到下一代。

2. 对细胞衰老的影响

端粒是真核细胞中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DNA与蛋白质的复合体。端粒DNA由一段重复的DNA序列(人体中为TTAGG)构成，其长度随物种变化而改变。细胞分裂会损耗一小段端粒DNA，当端粒DNA长度减少到一个临界值时，细胞不再进行分裂，即端粒长度与细胞老化相对应。端粒酶又具有保护端粒的作用，所以通常将端粒的长度与端粒酶的活性作为细胞衰老的标记。

生长在孤儿院与生长在家庭中的儿童相比，更缺乏成年人的关心，其要求更容易受到忽视，缺少成年人的援助。在这种环境下的儿童更容易经历有害压力。来自罗马尼亚孤儿院的长期研究表明，在公共机构(例孤儿院)成长的6~10岁的儿童DNA样本中的端粒长度比在家庭中成长的孤儿要短(Drury et al., 2011)。与父母学历低的孩子相比，父母学历高的7~13岁儿童的白细胞端粒也更长，高收入家庭中成长的儿童端粒比低收入家庭中成长的儿童端粒更长(Needham, Fernandez, Lin, Epel & Blackburn, 2012)。也有研究表明，在严重及慢性压力下，免疫细胞数目增多，免疫细胞分裂的速率也开始增加，而较高的细胞分裂速率将导致端粒缺失的加快(Schury & Kolassa, 2012)。儿童期常被忽视或儿童期遭受不良经历，如父母离婚或死亡，其成年期DNA的长度缩短，进而影响到健康。与正常环境下成长的儿童相比，他们有640对碱基对不同(Glaser et al., 2010)。童年期遭受不良经历会对儿童的端粒长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细胞的衰老，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到成年期。

3.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免疫是生物体抵抗外界病菌、保护机体的一种能力。免疫缺陷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轻则机体易被病菌感染导致频繁生病，重则可导致死亡。

压力响应所释放的皮质醇可帮助机体缓解压力，而皮质醇的长时间释放不仅会影响压力响应系统的敏感性，同时也会对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皮质醇可抑制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对白细胞介素1(Interleukin-1，IL-1)的反应，从而抑制T细胞的增殖(Lam et al., 2012)。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它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靶细胞，同时还可以辅助B细胞产生抗体，T细胞增殖受到抑制即可减弱免疫系统对病菌的响应，从而使机体更容易患病。有研究表明，早期贫困会影响DNA的甲基化，这种变化在其成年后依旧存在(Lam et al., 2012)。DNA甲基化程度与成年人压力激素释放量相关，甲基化模式能预测一个人在外来生活中的免疫反应，这就提示了早期压力可能在生命中后期疾病响应起一定影响。早期经历过虐待的儿童成年后患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的概率也会相应地增加(Anda, Tietjen, Schulman, Felitti & Croft, 2010; Brown et al., 2009; )。这除了是因为压力影响免疫系统外，还可能是经历过早期虐待或有害压力的儿童更有可能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酗酒、抽烟、失眠等，这就使得他们成年后更容易患一些疾病。

(二) 儿童早期经历有害压力对认知的影响

认知是脑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注意、学习与记忆、推理、决策等。脑中功能的执行往往是不同脑区之间相互关联的过程。但各个区域均有其所负责的主要功能。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PFC)与情绪调节及高级认知功能(如推理、决策、任务执行等)相关，是大脑中发育成熟最晚的结构，通常到青春期后才逐渐发育成熟，该皮层在人类中尤为发达。海马与学习记忆密切相关，特别是记忆的加工。历史上与记忆研究密切相关的例子是H.M，他因为癫痫被切除双侧海马体，之后癫痫治愈了但却无法形成新的长时程记忆，记忆的时间只能维持短短的十几分钟，但对其童年时形成的记忆却没有损伤。这个案例说明，海马与记忆的编码密切相关，而记忆编码后其最终储存的位置并不在海马区。杏仁核除了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外，其基底外侧部对记忆的巩固和整合也非常重要(Murgatroyd et al., 2009)。

1. 动物研究中早期经历对大脑结构与认知的影响

动物行为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前额叶皮层对过度压力非常敏感，慢性恐惧对其正在发育的前额叶皮层的结构易产生不利的影响(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10)，这可能导致其前额叶皮层神经元之间联系减弱甚至紊乱，影响其成年后的认知功能。小鼠幼年期经历慢性有害压力(长期母爱剥夺)，成年后焦虑样行为增加，海马神经元中突触联结和树突棘长度减少，表现出较差的学习与记忆能力(Eiland & McEwen, 2012; Hedges & Woon, 2011)。海马的神经扩散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期，但也有许多研究表明，海马的面积与早期有害压力无关(Bellis et al., 2002; Carrion et al., 2001; Woon, Sood & Hedges, 2010)。而当松鼠猴暴露于温和的压力时则表现出更好的认知能力(Hedges & Woon, 2011)。这也提示了积极的压力能促进个体的发展，而有害压力则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2. 人类研究中早期经历对脑结构与认知的影响

产前经受过压力的婴儿在其八个月时表现出注意力调节障碍，但这种损伤是否会持续到童年期、青年期甚至是成年还未知(Hedges & Woon, 2011)。但一项对成年人的静息态功能研究表明，在儿童期经历了情感虐待的儿童长大后其右侧杏仁核和两侧楔前叶间、左脑到海马核间存在异常联结(Van Der Werff et al., 2012)。这些区域与情景记忆编码和信息检索有关，这提示我们，儿童期的早期经历会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并会持续到成年期。同样地，儿童期经历有害压力，成年后表现出非文字记忆的损伤，但对普通智力没有明显的影响(Hedges & Woon, 2011)。

早期有害压力对大脑造成的影响与具体的压力形式和压力暴露的时间有关。英国伦敦大学的拉特(Michael Rutter)等人(Davidson & McEwen, 2012)研究了111个在罗马尼亚孤儿院中生活过的孩子以及52个没有遭受过早期剥夺经历的跨国收养的孩子。在孤儿院中生活过的孩子生长在恶劣环境中，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接受感觉与社会刺激少。这种环境使他们走路、说话等技能发展延迟，社会化、情绪与认知发展方面也受到不良影响。一些儿童甚至在行为方面显示出孤独症的症状。另一个研究表明，与正常儿童相比，在孤儿院中长大的9-14岁儿童在做一系列的认知活动时表现出更多的错误，其白质的体积与正常儿童相比较小，这提示白质联结广泛弥散，有髓鞘的轴突减少，这些均阻碍了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同时有这些经历的儿童表现出较差的认知功能(Hanson et al., 2013)。与正常儿童相比，经历过虐待的儿童在内侧眶额叶皮层和左侧颞中回的灰质面积减少(Garner, 2013)，这两区域与强化决策，情感管理和自身记忆发展密切相关，灰质面积的减少就提示我们有更少的神经元纤维联结，而对认知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有害压力确实会对人脑造成长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具体会持续多长时间尚未知。

(三) 后期干预对有害压力的缓解作用

早期有害压力会对个体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那么这种不利的影响能通过后期干预得到缓解或逆转吗？动物学研究提示，成年脑能被唤起年幼时的可塑性(Hensch & Bilimoria, 2012)。这进一步提示我们，生命早期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被逆转。

大多动物实验显示了丰富环境能缓解早期有害压力所造成的损伤。经历早期压力(母婴分离、食物和垫料的缺失)的小鼠在其青年及成年早期若给予丰富环境或母性行为能有效缓解由于有害压力而造成的记忆损伤，并改善其认知功能和焦虑样行为(Cui et al., 2006; Eiland & Mcewen, 2012; Vivinetto, Suárez & Rivarola, 2013)。丰富环境同样能改善产前有害压力所造成的认知损伤(Yang et al., 2007)。大鼠生命早期经历丰富环境可有效增加其在成年期经受压力的抵抗力(Wright & Conrad, 2008)。

人类研究同样也证明了这点。有学者提出，经历过有害压力的儿童如果能与一些优秀又有能力的成年人(较好的决策者，对自我及社会有较好的责任感)建立良好的关系，他/她们由有害压力所造成的损伤能更好地恢复(Wright & Conrad, 2008)。之前有研究表明, 在家庭寄养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与在孤儿院或福利院长大的孩子相比，表现出更好的认知水平(Nelson et al., 2007)。寄养在孤儿院或福利院的有认知缺陷的儿童如果在其两岁时转移至家庭寄养时，在其四岁时就表现出较稳定的认知水平(Rutter, 1998)。在儿童早期经历有害压力后，实施干预措施(积极冥想)能有效降低其自我感受的压力水平(Davidson & McEwen, 2012)。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确信，后期的干预能缓解有害压力造成的影响，并为如何有效缓解早期有害压力造成的损伤提供了较好的事实依据。

四、减少有害压力经历及缓解有害压力伤害的教育措施

基因表达受到外界环境及个体经验的影响，并且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儿童期经历有害压力会对其造成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终身性的。那么，采取怎样的教育对策来避免或减少儿童在生命早期经历有害压力，或者如何缓解有害压力对儿童或青少年所造成的影响？

(一) 建立医教结合的干预模式

孕妇的情绪、营养状况及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和发育。产前抑郁、酗酒、营养不良对胎儿即为有害压力，可影响胎儿的早期发育并对出生后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尽量减少儿童在生命早期经历有害压力，可以社区为单位, 配置专业医教人员，定期访问孕妇及学龄前儿童的家庭，调查统计孕妇的数量及各个孕妇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孕妇的年龄、营养状况、教育程度及预产期，建立孕妇档案，给每个家庭提供定时的访问者。这种方式已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实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也有不成功的例子(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07)。这些例子提示我们，实施这项策略时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医教人员需具备一定的儿科学、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的专业知识，能实施护理、教育与心理干预。第二，访问者与被访问者均要有明确的目标及良好的沟通，具有准确有效的评价访问效果的标准。第三，访问者与被访问家庭的比例适当，以使访问者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到每个家庭，从而使访问更加有效。

(二) 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增加就业率

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经历一些压力，比如，亲人的离世、接触陌生人、适应新环境等，而在这过程中父母的指导和关心能给儿童带来心理上的安慰，使这些可忍受压力转变为积极压力，而不是向有害压力发展。父母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对孩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当父母采取严厉的教育方式时，会提高儿童的攻击性水平，降低其社交能力(曾琦等，1997)。这些均会增加儿童的有害压力经历，同时，也会让儿童对家长产生恐惧感或者不信任感。研究表明，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所采取的教育方式也密切相关，当父母社会地位较高时，更容易采取民主的教育方式，而民主的教育方式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曾琦等，1997)。以社区为单位，定期为父母开展教育讲座，增进社区内及社区间的父母交流，这不仅能让父母学到更多的理论知识，也能让父母通过这样的集体活动从其他父母那里学到更多的经验，进而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适当提高父母的就业率不仅能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还能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同时，父母具有良好、稳定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儿童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可避免儿童长期慢性压力经历。

(三) 营造丰富和谐的生活及学习环境

儿童时期，各种感官正处于发育阶段，对外界刺激较为敏感，易于接受外界事物。自然环境的刺激不仅有利于儿童的感官和身心的发展，还可为儿童提供多样性、均匀性和异质性的学习环境(Fjørtoft & Sageie J, 2000)。丰富和谐的环境不仅能给儿童带来积极的身心体验，刺激大脑建立较好的神经回路，让儿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且还能减少儿童期有害压力的经历，提高他们应对生命后期有害压力的能力。同样地，单亲家庭、家庭关系不和谐或者照料不周均会导致儿童经历更多的有害压力(Flinn & Barry, 1995)。因此，父母间保持和谐关系及营建和谐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减少儿童的有害压力经历，促进其健康成长。

相对于学校环境，班级环境在学生的个人发展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不良的班级环境不仅会导致学生的学业成绩差，而且还可能形成不良的同伴关系，表现出较高的侵略性与攻击性行为(Barth, Dunlap, Dane, lochman & Wells, 2004)。在这种班级中学习的学生，可能会遭遇有害压力，对其一生造成深远的影响。因此，建立积极、和谐的班级环境可以减少儿童的有害压力体验，缓解有害压力的影响。

五、总结

儿童的发展与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与关注，建立适合儿童发展的和谐环境，尽量减少生活中儿童的有害压力经历，将其转化为可忍受压力甚至是积极压力，使其更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公益性的资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贫困家庭的经济问题，但是不能改变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态度，这需要提升全社会对儿童教育的认知，特别是运用科学的知识来强化父母与教师的正确教育理念，改变他们之前错误的教育方式，减少忽视、虐待现象的发生。同时，还应在法律水平上完善教育政策和法规，切实保护儿童的利益，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