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康熙应允十五省举人及贡、监生员代表李长庚等人的呈请，诏令在其六十寿辰之际，也即康熙五十二年(1752)，特恩加开科举乡、会试，“于二月内举行乡试，八月内举行会试”①，开创了清代历史上的首次恩科。此后，经过雍正、乾隆二朝的推陈出新，后世历朝的谨遵执行，恩科举行的次数大增，乃至有清一代，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科举乡、会试均冠以“恩科”之名。至于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地加开科举乡、会试，清代最高统治者的回答不外是“造就人材”②、“以襄盛典”③、“以彰寿考作人之盛”④、“盖国家遇大庆，则必有殊常之恩”⑤, 等等，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可以构成一些解释，却无法掩盖清廷“缺少人多，候选壅积”的现实，因为早在康熙三年(1664)，广东御史李秀条就奏称：“在部候选推官进士、举人二百六十八人，候选知县进士、举人及旗下举人并贡、监荫生一千五百三十三人。缺少人多，候选壅积”，为应对此种局面，该大臣甚至建议“乡、会试应暂停一科”。⑥
一方面是大量科举中式者无官可任; 另一方面却在三年一举科举乡、会试不变的前提下，再以施恩的名义，多次增开科举乡、会试。清廷这一与现实相悖的举措确实令人费解。因为如果纯粹从选人任官的角度来看，恩科之于清廷不仅多余，而且有害。然而，科举制从来就不止具备人才选拔这一项功能，当今学者于此亦多有揭示⑦，至于将哪种功能置于首要位置，“统治者往往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⑧。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本文拟从康熙朝文教“日盛”引发的矛盾分析入手，探讨清代恩科设置的立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恩科运作程序的调整与倾向，以及恩科制下清代科举功能之嬗变、教育危机之加剧等问题。
一、清代文教“日盛”引发的矛盾清王朝虽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由汉人开创并一贯实施的科举制度在这个朝代丝毫未受冷落。顺治元年(1644)，满族统治者定鼎北京之初，皇帝即位诏中明确规定要仿照明朝旧制，举行科举考试。顺治二年(1645)，随着清军向长江流域的推进，为降服江南地主阶级，浙江总督张存仁上疏说：“不劳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⑨此番言论直指科举收拢士子之功效。同年十月，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亦上书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⑩再次强调开设科举对安定士心的关键性作用。张、范二人的建议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认同。其后，各直省很快举行了乡试，而且录取名额从宽。
可见，清廷在建立之初就对科举控制汉族士人的功能格外偏重。然而，时至康熙中叶，科举的这一功能却因应考人口的急速增长而趋弱。
关于清代科举应考人数之多，当今学者基本形成定论，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跃生就指出：“清代科举人口的总数量要大大高于以前的任何王朝”。据其研究，“在一个县份中，同一时期约生活着500名左右的生员。” ⑪近年，张暮辉对清代生员数量也有考察，他指出，在宏观层面上，“据顾炎武的粗略估算，在明末清初，‘合天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加之以纳捐获取名位的监生，19世纪士阶层的数量当在100万左右。”在微观层面上，“每一届乡试科考的生员参与情况是，‘今之科场，士子多者至万余人’”。⑫科考盛况，可见一斑。
王跃生、张暮辉两位学者将清代科举应考人数的激增归因于18世纪中国人口的直线上升。在笔者看来，清代人口大幅上升与科举应考人数大增两者之间固然存在关联，却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应该说，繁荣昌盛的清代文教事业才是催生众多科举应考人口的关键动因。因自明代始，教育与科举已紧密结合，“科举必由学校” ⑬，科举应考生员几乎完全来源于各级学校。也就是说，应考生员的多寡是衡量当时文化教育兴旺与否的基本指标。只是科举入仕政策导向下的清代文化教育，即便“繁荣昌盛”，也仅就其专事科举而言，是片面性极强的“繁荣昌盛”。与前朝无二，清廷以功名利禄诱惑天下士子，科举一如既往被视为“抡才大典”。受此影响，“即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 ⑭。一方面，读书人全部被指引到科举出仕之一途; 另一方面，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教育受众面扩大，应考人数累增，在科举乡、会试中式额数没有相应提高的情况下，清代科考竞争残酷性的加剧自然难免。
康熙中叶以后，科举人口持续增长，与此相应，中第机率递减。一些士子终生肆力举业而不售，心生愤懑和绝望。如当时有人作文倾吐：“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变丑。逝将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别，毋掣余肘。” ⑯这表达出久试不第的苦闷。科举落第者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乃至康熙帝直接出面喊话：“况乎乡、会科名乃抡才大典，关系尤钜。士子果有真才实学，何患困不逢年？” ⑯可见，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已意识到士子“困不逢年”的状况对社会所造成的潜在危机。一些科考落第者由失意到愤怒，甚而用激烈的方式对抗朝廷。康熙五十年(1711年)顺天乡试结果公布，舆论大哗，“下第士子数千人聚集玄妙观，推廪生丁尔戬为首，使人抬五路财神像入府学，锁之于明伦堂。争作歌谣讥讽主考官左必藩、赵晋，‘左邱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或以纸糊贡院之匾，改贡院二字为‘卖院’。” ⑰落第者闹事、发泄的行为无疑给政府带来了忧患。
这些迹象显示，康熙朝科举应试人口的膨胀，科举中式比例的相对下降，导致科举吸引力下降，士心失望，社会危机潜伏。科举笼络士子、控制社会的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情境下，恩科设立。
上述推断基本也能由乾隆皇帝的两则上谕得到确认。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谕曰：“国家大典，首重抡才。我朝培养多年，人文日盛，是以皇考御极之初，于三年大比之外，特开乡会恩科，广罗俊乂，所以鼓舞而振兴之者，至为周备。” ⑱乾隆在这则上谕中将特开乡、会恩科的原因归结为“我朝培养多年，人文日盛”，可谓一语中的。如果说用“人文日盛”来指称文化教育发达，科举应试人口剧增还有点隐晦，那么乾隆九年的上谕则非常直白：“国家人文日盛，以冀开恩科、广解额者往往有之。……至于议减中式之额，则非众所乐闻，或言士子类皆寒素，专藉科目为进身之阶，或言一习举业，则不能更为农商，谋生无计，甚至有言士心失望，或妄生议论，或别生事端者。”“或言”自然来自朝臣的奏报，反映的是“人文日盛”下的士子处境与社会危机：一是士子大多贫寒，且只有科举中式一条出路; 二是士人普遍缺乏生存技能; 三是长期科考落第会让士心失望，而士心失望，不是议论政治，就是寻衅滋事，直接影响到国家稳定。虽然乾隆表示出对这些“或言”的不以为然，并批评上奏者道：“此皆毫无识见之人，不知为政之体要。国家科目，岂为养老恤贫而设乎？……夫国家旁求俊乂，本欲量能授官，以熙庶绩，若一味滥取广收，如何可得真才实济？” ⑲显然，乾隆此时更在意的是科举的根本功能——选贤任能，且他深知“若一味滥取广收”，科举必将沦为“养老恤贫”的工具，从而使其选拔真才的功能受损。然而，乾隆在位期间举行恩科乡试达八次，恩科会试达七次的事实，却又完全违背了此时他对科举选贤任能的期待。这表明当政者量能授官的主观愿望被迫因强烈的控制士子、维持稳定的现实需求而扭转。
从王朝统治者的言论分析，实行恩科是为解决“人文日盛”引发的社会矛盾。而据“置身事外”的时人所观，亦是如此。如王庆云所说：“国初，海内初定，需人共理，用材既多，取材惟恐不足，于是有加科。及承平既久，涵濡乐育，士皆以科名为荣，而寒畯舍是无由自进，于是国有庆典则嘉惠士林，恩施稠迭。而取士之数愈增，期愈数，亦所趋之势然也。” ⑳在解释恩科与顺治时期两次加科的性质区别时，也反映了恩科设置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文日盛”，士子专事举业却没有出路。
问题的关键是，基于笼络士子、稳定政局的目的，处于“缺少人多、候选壅积”的现实，清廷设置恩科无疑要以削弱科举选拔功能为代价而获取其控制功能的强化。
论其具体影响，还是需要从清代恩科的制度规划及实施情况等入手分析。大体上，清代恩科制度确立、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完成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乾隆之后的清代历朝对恩科制基本是有顺承而无创新。因而，对康雍乾三朝恩科制度细目与实践路径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了解清代恩科制度本身，而且能够借此考察清廷设置恩科以调节科举功能的目标愿景。
二、康熙朝恩科的制度规划康熙朝恩科制度确立。关于该朝恩科举行的具体情由及士子、朝臣与皇帝三个层面围绕设置此制所进行的往来互动，笔者曾有探讨㉑，兹不赘述。仅从制度建设本身来观，康熙朝构建了恩科的整体框架，归纳而言即旧制不变，再添新规; 具体实施，援引成例; 亿万斯年，永为定例。所谓“旧制”，是指自明代以来一直沿用的科举乡、会试举行年份规定，即每逢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新规”则指，自皇帝六十万寿为始，特恩加开一届科举乡、会试，“嗣后每遇十年，皇上万寿正诞即加一科” ㉒。“成例”为“顺治丙戌科通行乡试，己亥科特行会试例”。有清一代，对制度的订立与实施非常讲究遵循成例。因恩科无成例可循，清廷在议定此事时曾经犯难。据时人所记：“士子以上六十万寿，请开恩科。事下礼部，同列以旧例所无难之。公(王掞)曰：‘以万年之圣主当六旬之大庆，此岂有成例可援乎？’” ㉓最后当局者还是想到了顺治年间的加科特例可作参考，于是规定此次恩科乡、会试的一切开展程序照此“成例”。“永为定例”标明恩科不是临时举措，自此之后要永恒存在于清王朝。就这一框架构造而言，虽然是始立，康熙朝恩科制度已尽显成熟。
三、雍正朝恩科制的创新与发展雍正一朝只举行过一届恩科，却在诸多方面发展了清代恩科制度，具体体现如下：
其一：举行登极恩科。康熙朝恩科设立之初，规定是为庆祝皇帝六十及其后的整十寿辰而加开科举乡、会试，并将其称为万寿恩科。按照这一开创条例，恩科的举行需以皇帝高寿为前提，并以十年为间隔期限，必然不会频繁。然而，雍正元年(1723)，又为庆祝新皇帝继承大统特开恩科。此类恩科，史称登极恩科。这是恩科举行事由上的重大突破，其后，登极恩科以非常固定的形式举行于历朝新皇帝即位之时，为清代平添了多次加开科举乡、会试的事由。
其二：增加恩科乡、会试中额。据载：“康熙六十一年恩诏于雍正元年四月特行乡试，并加中额。大省广额三十名，中省广额二十名，小省广额十名。” ㉔此次乡试广额幅度之大，远超顺治、康熙两朝。在王朝新立，“候选官员尚未足用” ㉕的顺治朝，科举中额，大省加中十五名，中省十名，小省五名，仅为雍正元年恩科乡试增广额数的一半。康熙年间每次所增的科举中额，大体仅为雍正元年恩科的三分之一。不仅大量增加乡试中额，从相关记载来看，雍正元年恩科会试的中额，以及地方儒学的学额都得以增广。如时人尹会一记：“恭达皇上龙飞之元年，恩科会试加额中取” ㉖; 孔毓珣述：“皇上御极以来加意作人，特开恩科，又增入学之额” ㉗。
其三：为恩科“格外施恩”。其内容包括：为回避不得应试的士子提供一次参试机会，另行考取; 酌量擢用生员; 许两次中副榜者为举人，可以参加会试; 从本届恩科乡试落第者中挑选前两名为举人; 对本届会试之一甲三名及二甲第一名给予特别优待。㉘
无论是恩科举行事由上的另辟蹊径、取中名额的大幅增广，还是花色各样的“格外施恩”，均为康熙朝始设恩科时所未有，可谓清代恩科史的重大创新。也不难看出，雍正朝恩科实施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向士子市恩。相关举措的出发点不在于选拔人才，而在于安抚士心。这一制度意图在雍正的谕文中有流露。雍正元年，谕吏部：“朕于雍正元年特行开科，并广额数，欲振兴文教，俾单寒绩学之士，人人自奋。” ㉙雍正八年(1730)，谕内阁：“国家声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乐育群才，彬彬乎盛矣。” ㉚二则谕文表明，基于“人文蔚起”的现实，国家“加恩科目”以鼓励“单寒绩学之士”。
在雍正帝的编排下，恩科对士子而言，俨然比三年一举的乡、会试正科更显优厚与隆重。士子对此也是感恩戴德。“今上御极，益崇斯典。始设恩科，递增中额。……多士徘徊芦沟宾馆，遥望北闱，有不感而思奋者乎？” ㉛ “元年恩科特开，二年补行正科。其登进士者选授庶常外，又特恩授官若而人。盖天下士子欣欣向风，蔚然振起。” ㉜这些记载，表明雍正元年登极恩科的举行，及相关“殊恩”项目的推出，的确在士子中掀起较大反响。日趋离散的士心又因恩科的实施而聚拢。毋庸置疑的是，这种聚拢需要付出筹码，即增加举人与进士的数量。至于能否给所有增补录取之举人与进士提供相应的官职则是当政者没有顾及的事情了。
四、乾隆朝对科举功能的考量与恩科抉择历经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的科举加科及广额，进士、举人出路壅滞的局面至乾隆继位时已非常突出。最为直接而严重的后果是，科举选拔功能因此式微。乾隆元年(1736)，皇帝已发现“举人选班壅积日久，现今犹需次至二十年，方可得缺，以致中年登科者，至精力就衰之时，方膺民社，难收实用。” ㉝姑且不论科举是否能够选拔出真才，单就二十年的候选等待而言，科举量才酌用的选拔功能已受到巨大损害。乾隆虽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在“缵承统绪”之际，仍“照雍正元年特开恩科之例，举行兹典(恩科)”。㉞
乾隆六年(1741)，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举人出路壅滞问题及对吏治的危害。他说：“吏治废弛，由于人才阘冗，敬筹疏通科甲之法，以收吏治之实效。一、解额宜量为酌减。一、科举不宜太滥。一、拔贡之期宜宽。一、各馆效力及河工水利人员俱宜取用科甲。”雅尔图首先点明了两个因果关系，一是吏治废弛因为人才庸劣; 另一是人才庸劣因为科甲壅积。为解决问题，他提出了减解额、少科举、缓拔贡、广出路的四点疏通方法。乾隆亦认可雅尔图的建议，但他认为，此举“行之费力，尚须熟筹”，“若交部议，则怨汝者必多”。㉟说明乾隆并非不想减少科举次数和解额，只是担心引起“众人之怨”。乾隆所谓的“众人”自然是指企盼科举中式的泱泱士子。
迫于“众人”之压力，乾隆没有采纳雅尔图减解额、少科举的建议，只是将拔贡之期放宽到十二年。在《定拔贡十二年举行，并饬科举毋冒滥》的谕文中，乾隆说：“我朝教泽涵濡，人文日盛，又复屡开恩科，加添中额，是以所取进士，济济多人，而举人则日积日众，竟有需次多年，而不得一官者。此亦事势之必然，无足怪者。” ㊱流露出“人文日盛”背景下，“屡开恩科，加添中额”的不得已，以及对举人“日积日众，竟有需次多年，而不得一官”的无奈。乾隆九年(1744)，因顺天乡试科场案，皇帝召集一场廷议。大臣舒赫德指出，科举“已非为官择人之良法矣”，提出废除科举，别思遴选真才之道。㊲该提议遭到大学士鄂尔泰的驳斥。鄂尔泰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㊳鄂尔泰此言将科举之于清王朝的功用说得再透彻不过。在他看来，实行科举制度目的不在于能从中选拔多少人才，而在于它能笼络汉族士人，造成一种人心所向的局面，使他们不生反抗之心。乾隆最终支持了鄂尔泰的意见，反映出科举的选拔功能完全让位于其控制功能。
为更好发挥科举治平天下的功能，乾隆在继承父、祖的基础上，对恩科细目给予完善和调整。大致内容有：
平添恩科举行新缘由。在全盘接收康熙万寿恩科、雍正登极恩科制的基础上，乾隆还补充规定皇太后六十寿辰时亦开恩科。乾隆十六年(1751)上谕：“今岁恭逢圣母皇太后六旬万寿，慈福沾被，海宇同之，敬稽皇祖圣祖仁皇帝万寿，特开乡、会恩科，广作人雅化。” ㊴于是万寿恩科由皇帝寿辰扩展到皇太后寿辰，并且从其后的施行情况来看，皇太后六十寿庆后，每遇十年正诞，也加一科，成为定制。如果说皇太后万寿恩科仍有皇帝万寿恩科先例可循的话，那么因皇帝禅位而举行的恩科则实属乾隆皇帝的创新。乾隆五十八年(1793)，皇帝谕：“于六十一年归政”，“嘉惠士林之典，尤应预为举行，着于乾隆五十九年秋，特开乡试恩科; 六十年春，为会试恩科。” ㊵
加惠年老应试士子有差。对高龄落第举子进行恩赐，是乾隆朝科举的一大特色。整个乾隆一朝，对七八十以上参加会试的年老落第者的恩赐就达20次之多，人数达到几百人，这是历朝所没有过的。㊶而加惠年老落第者的政策落实、定制于乾隆十七年、二十六年、三十五年三届恩科举行时。此三届恩科均为庆祝皇帝或皇太后大寿而举行，此时加惠年高落第应试者，不仅于庆典非常相称，在调和士子与政府矛盾上，也可谓隐蔽且高超。因为朝廷的恩赐行为能让士子在风烛残年之际了却金榜题名的夙愿，使其一生消靡于科举之中，亦心存动力和希望。
在上述两方面主要内容之外，乾隆朝举行恩科时也有一些“特恩”项目。如乾隆元年恩科乡试及会试，“准于常额之外，宽余取中，以示鼓励” ㊷。乾隆二年开始实行恩科翻译乡、会试。乾隆十六年，下令恩科应试者可以就近取文结㊸。并且该朝确立举人大挑制度后，朝廷在举行恩科会试时也于下第举子中拣选引荐，给予擢用。诸如此类的“加恩”、“加惠”措施，在细节上完善了恩科制度。
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乾隆朝恩科不仅在举行次数上激增，而且在制度细目上更加健全、完善。而与康熙、雍正二帝相比，乾隆又是对科举功能质疑最为强烈的皇帝。如前所述，在乾隆九年，甚至考虑到是否要废除科举。这已然表明该皇帝对科举的失望。然而，廷议之后，乾隆坚定地实行科举。这是因为以大学士鄂尔泰为首的朝臣向他揭示了科举笼络控制士子、稳定统治秩序的不可替代之强大功能。虽然在继位之初，乾隆就认识到频繁举行恩科、拣选下第举人、加惠年老落第者等举措，最终只会扩大科举中额，使中式者的仕途“更形壅滞”，而这些举措在该朝却都紧锣密鼓地实施了。其矛盾行为的背后，反映科举的选拔功能已完全让位于控制功能，选拔的目的在于有效的控制。
五、恩科制度效应与清代教育危机在清代历史上，有过两次加科和二十六次恩科。表面上，加科与恩科无区别，均是为增加科举中额。实质上，清廷开设加科和恩科，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用意和效应。两次加科都在顺治朝，目的是为尽快补足新王朝重建统治秩序过程中的官职空缺，反映出清初统治者对科举选拔人才功能的倚重。此时，由加科拓展的科举入仕之途，对调动士子读书积极性以及推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不无裨益。然而，康熙中后期，朝廷内外官职已无多少空缺，科举应考人数却成倍扩大。再简单复制前朝所定的三年一举科举乡、会试之政策，俨然已无法满足芸芸士子对科举入仕的期待。如何更加有效地安抚久试不第的士子，使其一如既往地埋首于业儒应试之事，这是摆在清统治者眼前重要而又严峻的政治课题。于是，以施恩名义，增加科举次数及中额的恩科制应运而生。
从实施结果看，清代恩科短期效应显著。首先，借恩科之举，朝廷树立了一种关心、怜悯士子的姿态，从心理上保证了可以为士子展示自己才华、检验自己能力提供机会的可能。特别是雍正、乾隆二朝对恩科制的发展与完善，围绕扩大科举中额，制定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市恩”项目。恩科被塑造成朝廷对士子的鼓励与回报。在这种机制下，即使个别落榜士人有不满情绪，也很难得到大批来自相同阶层士子的支持，社会因此达到了暂时的稳定。乾隆朝“加惠老年落第者有差”政策的同步举行，使不少士子不惜在科举场上花掉自己一生的光阴，而不会伺机与朝廷对抗。这一切表明，恩科的开设使日趋离散的科举控制功能得以强化。其次，清代恩科对教育亦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如前所议，清承明制，学校是科举的附庸，教育主旨是培养科举应试者。恩科在驱动和吸引士子向科举目标靠拢的同时，亦让完全服务于科举的清代教育不至受冷落，从而继续保持“繁荣昌盛”。
追溯源流，清廷设置恩科的目的是为解决文化教育片面繁荣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然而，就此矛盾之根本而言，开恩科并非是对症下药之举。清代教育危机的主要症结在于教育目的之单一。科举制下，教育纯粹为培养科举应考人群而存在，教育愈发达，科举应考人口愈多，中试比例就愈低，社会矛盾也愈激烈。清廷没有从改变教育目的这一环节着手，而是在扩大科举中额方面下功夫。当然，恩科扩大科举中额，确实能够提高中试比例，从而暂时缓解士子久试不第的不满情绪。问题在于，国家官职有限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恩科充当的不过是缓和朝廷与士子冲突的“政治缓冲器”，它只能将“人文日盛”引发的社会矛盾延缓到士子科举中式之后。更有甚者，为保障科举继续发挥强力的社会控制作用，雍正、乾隆二朝以后，清廷在无视大量科举中式者无官可做的情形下，仍然实行系列“市恩”举措，迫使传统科举牺牲其另一个意义——选贤任能，这是更严重、更深远的一种危机。光绪朝科举制度的仓促终结，与此不无关系。而科举一旦走向终结，以学而优则仕为目的清代教育还有何存在意义？至于清廷为何一直不从文化教育目的多样性上进行改革，则是另一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