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张之洞在奏请创办广雅书院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查省城粤秀、越华、应元三书院，专课时文，斋舍或少或无，肄业者不能住院，故有月试而无课程。前督臣阮元所建之学海堂，近年盐运使钟谦钧所建之菊坡精舍，用意精美，经费无多，膏火过少，又以建在山阜，限于地势，故有课程而无斋舍。”①张之洞在此处用了“无课程”之书院与“有课程”之书院的分野，其原因何在？
一、清代广东书院课程概念的差异古时之“课程”概念与考试相关。“课”之古义乃为“试”，即考查、考核之义，课期、课业、月课、季课等词义均与考试有关。“程”的含义有程式、章程、标准等义。“课”“程”连用，始见于唐代。孔颖达疏《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句说：“以教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②这里的“课程”，应该是指考试的程式，考试的标准。考试要坚持标准，就必须要有公正的监督，要有完善的法制。
“课程”一词用于教学，是到了宋代。南宋朱熹指导学生读书，谈了很多“严立课程”、“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的意见，这里课程的含义已不是专门针对考试的程式，而是转向了读书之规程。至元代程端礼订《读书分年日程》，读书之规程得以具体到操作层面，课程的这一含义也就逐渐为社会所接受。所以课程的古代含义，就是学生根据考课目标，在老师指导下而自我安排的读书规程。陈桂生先生曾说，古代的课程是“学程”，而不是近代“教程”。③此话点到了要害。
至清代，书院开始比较多地出现“课程”一词，尤其是较有规模的书院，在章程、学规之类的文件中，都会明确写上课程的要求。这是其他朝代所不见之现象。其缘由，曾任广州越华书院和粤秀书院监院的梁廷枏在《粤秀书院规则》中说：“乾隆元年(1736)五月，内阁钦奉谕旨命行文各省督抚学政，凡院长选经明行修之人，生徒择秀异沉潜者，酌效《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煌煌天语薄海，钦依仪节之循，肇端于此，前此初设时之所未有。所以，二十三年(1758)，沈院长补撰《书院记》有‘大吏仰承德意，仿白鹿洞规分年读书法立之仪节，予以课程’语，盖敬述其缘起也。”④就是说，书院采用课程来进行管理乃是朝廷之旨意。朝廷在鼓励各省督抚学政创办书院的同时，强调要通过程课之法来加强书院的管理。粤秀书院的课程就是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制定的。而这里使用的课程，朝廷要求各书院酌仿朱熹的《白鹿洞规条》和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而订立，也就是将其定位在学生的读书规程这一含义上。
全祖望在广东端溪书院的课程要求就体现了这一含义。乾隆十七年(1752)，全祖望主掌端溪书院，立讲堂条约，专门有“厉课程”一节。他要求学生：“自今以始，愿诸生分曹定课，日有章程，其有疑义，拈笺以问。每人各置一考课册，填写所业于其中，掌教五日一升堂，或墨或复讲，其必能启发神智，荟萃古今，从此更上一层。”⑤这里讲的分曹定课、日有章程，是指学生根据科举考试要求来确定所读之书，并规定每天的读书任务和进程。具体做法就是要求每人置一考课册，将每日的读书内容填写其中。掌教五日一巡，通过默写或复讲来检查学生在考课册里所记录的学习进度和熟练程度。
冯敏昌对课程的安排也印证了这一概念。嘉庆四年(1799)，冯敏昌主掌广东肇庆端溪书院时强调：“学人无课程，观诵皆无实功，教者虽欲抽背抽覆，亦无从施手。此在学人固为自便，而在教者转觉难安。故课程之立，为认真读书者所最不可少。”就是说，学生的读书如果没有一定的计划，老师的督促和检查也就无从着手。所以他说：“盖课程立，则日有定业不得荒。”这里明确指出了所谓课程就是学生读书之规程。至于考课册的具体操作，冯敏昌要求：“今拟诸生人各立一册，册前各占温读何经，而册中每页首行先列日月，次行低一格平列清晨、饭后、午间、灯下四候，于四候之下双行，开写所读之经某篇某节，温读几十遍，或读何书，看何书以及读文、读诗、学字之类皆然。十日之内，院长示期查阅，抽背抽覆无实者，必加斥责。”⑥
嘉庆十年(1805)，冯敏昌掌广州粤秀书院后，在《示生童文》中也说：“至于日逐课程，掌教当酌示程式，遵照用功，仍按日登记簿册，届时汇缴，以便稽查，或抽背经书，或诘问义意，庶可严催用功。”⑦
全祖望、冯敏昌的做法就是清代书院课程设置的一般做法。从端溪书院和粤秀书院的课程性质来看，其特征是要求学生依据科举考试的需要设立考课册，在考课册上分读经、读文、读诗、学字几项记录每天的学习进度，老师依据考课册中所记录的学习内容及其进度定期检查，或抽背经书，或诘问义意。这个课程旨意完全是要求学生围绕着应试科举的目标而进行学习，以锻炼学生的科举才能。
然而，同样是“学程”，清代广东有些书院的课程做法却与上述两个书院有所不同。例如学海堂，同治四年(1865)，广东巡抚郭嵩焘重申前任总督卢坤的要求：“卢前部堂颁发日程，有句读、评校、抄录、著述四项工夫，应令肄业诸生每日读书，用红笔挨次点句，毋得漏略凌乱，以杜浮躁。至于评校、抄录、著述三项，视乎其人学问浅深，凡为句读工夫者，不限以兼三项; 为三项工夫者，必限以兼句读，期使学问风气益臻笃实。”⑧光绪十五年(1899)，两广总督张之洞办广雅书院，规定：“各生各立课程日记，按日注明所业于簿，诵习抄录记其起止，解说议论有得即记，以便院长按业考勤。”⑨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则以“日课”表述课程的概念：“日课之法，其目有七：曰读书，曰养心，曰治身，曰执事，曰接人，曰时事，曰夷务。读书则有专精、有涉猎二目，求于内可得愆尤，求于外宜有札记，以朔望汇缴，商略得失。”⑩
同样是要求学生立课程簿，学海堂则是要求学生在课程簿上分列句读、评校、抄录、著述四项，这是读书功夫的要求，既强调学生的句读功夫，也强调学生的评校、著述功夫。广雅书院则注重学生的解说议论功夫。万木草堂更全面，读书、养心、治身、执事、接人、时事、夷务都纳入每天的学习规程，内省纠过，形诸札记。这些都是强调读书的功夫，与应试科举关系不大。
于是我们发现，在清代广东书院中实际存在着两种课程模式。一种为应试科举而设置，注重要求学生在读经、读文、读诗、学字上下功夫; 一种为崇尚经史古学而设置，注重要求学生在句读、评校、抄录、著述上下功夫。这两种课程模式是由两种不同的书院宗旨所决定的，正如陈澧在菊坡精舍的章程中所言：“省垣各书院，以时艺课士，此间向仿学海堂例，试以经、史、诗赋，不拘一格，俾得各尽所长，务为根柢之学。”⑪其教育效应，以时文课士为宗旨的书院被张之洞称为“无课程”之书院，以经史古学为宗旨的书院被张之洞称为“有课程”之书院。
二、“无课程”之书院的教学风格为什么专课时文之书院会导致“无课程”的教育效应？
专课时文之书院的办学宗旨来源于朝廷的办学旨意。乾隆九年(1744)清廷重申：“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廪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再各省学宫陆续颁到圣祖仁皇帝钦定《易》、《书》、《诗》、《春秋传说汇纂》，及《性理经义》、《通鉴纲目》、《御纂三礼》诸书，各书院院长自可恭请讲解。”⑫这一政策强调书院月课必以八股为主，其课程要求也是以应试科举为核心，要求学生平日学习须“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在这样的朝廷旨意下，书院的课程模式就只能是以操练科举技能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了。
从理论上讲，八股文的写作应该是在深入研读四书、五经的基础上才可能成功。但时文之操练一旦与猎取科名挂上钩，便成为沽名钓誉之具。“今天下山长所以教士者，津津焉于科举文章，揣摩得失，剽窃影响，而罕有反而求之于实学者。”⑬由于各类场屋之范文刻本充斥坊间，士子务求捷得，便舍去读书之功夫，模拟范文，揣摩剿袭，窃取他人之文记之。逢书院月课之日，无非是将所背诵之文，抄誊一遍，便可交卷。更有甚者，由于“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故不少“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童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⑭。如此便捷之径，何须每日课程之辛劳。正如蒋星熙在广东乐昌龟峰书院记中所叹：“夫人自胜衣就傅塾师，授以四子书，义理既通，定即有知人论世之意。徒拘拘占毕末学，冀得科第以为荣，抑末耳！”⑮
既然如此，专课时文之书院则视课程设置为具文，仅以月课为唯一教学活动。越华书院创办于乾隆二十年(1755)，是专为广东商籍子弟应试科举而设立的一所书院。书院每月考课3次：官课1次，师课2次。凡课期，诸生黎明登堂，封门扃试，即日收卷。平时课程规定不见于章程。即使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梁廷枏再订《越华书院规条》，也只是强调：“诸生之去留，以考课为定，考课之优劣，以文艺为定。”⑯既重考课，何须课程，所以越华书院只有月课没有课程是明确的。其书院管理，原设院长1人，每月派商人1名轮流经理院中一切事务。后学生增多，于乾隆三十一年设置监院官1人，副监院官1人。“两监院虽曰师儒，然不过申明规条，稽察勤惰，本院长之奖戒而黜陟之，究无讲解课校之责。”⑰监院只行行政之责，而无教学之任，这样的管理体制也就决定了课程难以在越华书院生存。
再看应元书院。应元书院创办于同治八年(1869)，它的招生对象必须是举人，意欲经过书院的强力充电，让他们冲着会试的会元、殿试的状元而去。应元书院规定：“每月两课，初二日为官课，十六日为师课。初二日官课，考制艺、试帖各一。十六日师课同之。卷皆用白摺誊写，格照翰林院式”; “每月初二日兼出古学课题或赋或策论，用殿试卷誊写诗赋格照庶吉士散馆式，策论格照新贡士殿试式，限本月十六日带缴，由山长评定甲乙，发交监院官封送，本月按课之。”⑱连考试所用纸张、格式皆依照殿试、翰林院试，可见其重视月课之程度。这是清代广东科举书院的品牌，其创办人王凯泰表示：“近代以来，士以科第为荣，为之官长者亦借科第以为教，而其意则不止于是也。今以后，书院之士学则有本有文，仕则有为有守，是余所厚望也。”⑲这样的考课氛围也决定了其课程难以在应元书院生存。
这样的书院宗旨，又使揣摩剿袭之学风愈演愈烈，以致积重难返。冯敏昌在粤秀书院就遇上这样的境况。冯敏昌，钦州人(今属广西)，乾隆进士，授编修。归粤后，先后主讲端溪、越华、粤秀书院。其主持端溪书院，立《端溪书院学规》16条，主张诸学兼及，训诂先通，读书求本崇实。后掌粤秀书院，痛感书院教学“有名无实，或类空文，良由掌教训课不力，诸生坐谭罔效，甚且赌博酗饮，诸多非法，其为有负教育，抑又何如”，可见粤秀书院课程早已名存实亡。冯敏昌希望拨乱反正，努力在粤秀书院推行“由本及末，崇实戒虚”的学风。⑳他要求学生：“今方启馆之始，谨与诸生约：凡入院读书者，务须实力用功，不可舍业以嬉，纵情自逸。”
但冯敏昌的努力并未奏效。他于嘉庆六年(1801)至粤秀，中间又主讲越华，后又到粤秀，嘉庆十一年(1806)病逝于粤秀书院任上。嘉庆十四年(1809)，也就是冯敏昌去世后的第三年，《粤秀书院条规十八则》重申：“每课四书文一篇，试帖诗一首。现在功令，五经并试，首场作论改为试帖，科岁两试亦止策及经文。今课期制艺试帖之外，如遇日永余闲，应作经文及策，或作律诗、经解，停止作论。”
这一条规只谈如何应课，不谈如何“课程”，可见冯敏昌的努力还是人走政空，“无课程”在粤秀书院早已成惯例。为了督促学生应月课，粤秀书院设置了“格册”，将学生月课成绩统一登记：“院内设格册，凡入院课文者，人占册一篇，篇分九格，计每月三课，毕一季而得九课。各将其递课考取名次，按月登注，俟九课并讫列，单同册送抚部稽核。”
书院所设“格册”，只记录学生每次月课之成绩，每季度汇总上报官府。有这样的管理力度，何须还要借学生每日课程来督促。所以至张之洞督粤，根本不见粤秀书院的课程之举。
全祖望在端溪书院也遭遇同样的状况。全祖望，浙江鄞县人，乾隆进士，选庶吉士。他主掌端溪书院，绝不希望学生徒应科举，他说：“粤中远在峤南，不远五千里，延掌教以莅之，所望于诸生者甚重，固不仅区区章句之学，博一科举而已也。”他对当时士子沉溺于帖括之学深恶痛绝，他说：“掌教固不敢薄待诸生，然谅近来士习，沉溺于帖括之学，未必留心及此也。夫学问岂在帖括？然即以帖括言，亦非读书不工。诸生即未能遽读《十三经注疏》、《通志堂九经解》，然于《五经四书大全》，其曾熟复乎？即未能遽窥《二十三史》，然于《资治通鉴纲目》、《文献通考》，其曾详观乎？即未能遍览诸儒之语录讲义，然于《性理大全》，其曾研究乎？”他希望学生即使是为应试科举，也要笃实读书，扎实钻研，所以他要求学生能严立课程，全盘规划读书规程，“读尽诸书，不仅以帖括之士终，而亦必不为寻常庸劣之帖括也。掌教其待大叩小叩之至而应之”
。但全祖望的希望全盘落空，他在端溪书院待了一年有余便因病辞归，据说他还写了两句诗：“一年鼓动终无术，因病逃闲也见机。”
张之洞督粤，他看到端溪书院原为总督课士之所，自督署移广州，不复亲临考校，惟以山长主之，其气势日渐衰颓。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张之洞聘梁鼎芬主讲端溪书院，期望其能对书院切实整顿。梁鼎芬到达端溪后，对书院各项规章进行了重新厘定。他特别对教学纪律进行整顿，要求应课生徒须认真填写日记簿，将每日读书、行为之心得、过失细注于上，听讲日呈院长批阅。然收效甚微。次年广雅书院落成，张之洞委派梁鼎芬任院长，“文忠(梁鼎芬)率端溪经古诸生移居省城，其专课时文者仍留端溪”
。所带走的经古诸生乃是每日需要下读书功夫者，专课时文者仍留端溪，说明梁鼎芬的课程之举又成泡影。
既然书院课试于学无补，学生参加书院月课的目的便只剩一个，那就是冲着膏火之资而来。广东南海佛山的田心书院资金雄厚，每月课试，凡参加者，便可获得诸如纸卷茶面之类的小礼品。课试第一名奖银一两，以下依次递减。由是，每次来参加课试者多达四五百人。相反的例子，广东花县花峰书院，乾隆年间，因生徒膏火无资，应课肄业生寥寥。惠州丰湖书院，嘉庆四年时，膏火费仅二十四分，而且还不能按期支给，故每年来参加课试者不过数人。韶州知府金兰原看到相江书院应试者寥寥，感慨地说：“韶于府治向设相江书院，历有年所，栋宇未尝不恢廓也，学宫未尝不鳞栉也，岁延主讲，接踵闻人，规模未尝不宏远也。然而生徒之肄业者恒少，或月一至焉，或终岁一至焉。岂郡邑人士之不向学哉？盖经费不赡，不足以资膏火也。”
无怪乎晚清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气愤地指出：“中国书院积习，误以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锱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
如此看来，专课时文之书院有月试而无课程，乃是其附庸科举的教学宗旨使然。
三、“有课程”之书院的教学风格那么，“有课程”之书院难道不考课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所不同的是，“有课程”之书院的考课以学问为基础，以促进学术研究为目的，这样的考试凭揣摩剿袭是应付不了的，必须要有扎实的学问功底和勤奋的学习精神。
以学海堂为例。学海堂的课试与一般书院相比，有三个明显的亮点。其一，一般书院的考课是黎明登堂，封门扃试，当场发题，即日收卷。学海堂则是开门开卷，面向社会所有人士公开征文，交卷期限规定为一个月。其二，一般书院实行的月课制，每月都有官课、师课。学海堂实行的是季课制，拉大两次考试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使应试者不为考试疲于奔命。其三，一般书院考课以应试科举为宗旨，内容以四书文和帖诗为主。学海堂的考试命题坚持经史文笔并重的原则，命题范围既以经学、史学为重，又旁及小学、天文、算法、词章。应试者可以“不专一题，俾得所近; 不速其期，俾尽所长”
。广大应试者根据考卷题目，能够有目的地多读一点书，能够较为深入地较为系统地钻研某一问题，然后写出考卷。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课程设置。
道光十四年(1834)，学海堂设置专课肄业生制度，在广大应试者中选拔10名优秀者驻堂深造，三年为期。诸生于《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韩昌黎集》、《朱子大全》诸书中，各因资性所近，自选一书肄习，择师而从，谒见请业，以充其善，养其所长。平日自学，颁发课程簿，簿首注明习某书，内分句读、评校、抄录、著述4栏，诸生按日填入簿内。专课肄业生也参加季课，不过其考课形式不是答卷，而是将平日读书研究所得呈交学长，评定甲乙。
承袭学海堂学风的菊坡精舍也是如此。山长陈澧仿学海堂教士之法，课以经史文笔，然考课形式稍有不同。其一，“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 其二，“每课期诸生来听讲，澧既命题而讲之，遂讲读书之法”
。这又是一种颇有创意的课程设置。陈澧于每次考试之前，依据命题进行讲学，并授以读书之法。这样学生的读书目标更为明确，方法更具可操作性。
意欲弘扬学海堂学风的广雅书院在考课和课程管理上又更为精致。广雅书院设经学、史学、理学与经济四门，每门设分校一人，分门讲授。学生可随兴趣爱好而自择一门，以期专精，但都要兼习词章之学。诸生各立课程日记，按日注明所业于簿。朔望行礼日将日记簿呈院长考核。每月考试，官课一，斋课一。官课于初旬，斋课于中旬，每年自二月至十二月，官、斋共二十二课。课业成绩，广东、广西各为一榜，每榜前七十名皆有奖赏，以名次为等差。每课即就所习经、史、理学、经济四门发题，各觇所业。缴卷以三日为限，勿庸考试时文。三年学成甄别，以定去留，学不进益者开除。
据此，我们大致能了解清代广东“有课程”之书院为什么要重视学生的读书功夫。首先，这些书院以昌明实学为宗旨，倡导实学学风，主张学生从经史子集中下笃实功夫。阮元在《学海堂集序》中对办学宗旨作如下阐述：“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 或解文字、古训于《仓》、《雅》; 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 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 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 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
他不以举业课试之文为宗，而是强调了经史文笔并行发展的教学目标。他要求学生不论是为经为史为诗为赋，都要探其源，竟其要，传其真，倡导尚实尚真的学风。道光十四年(1834)，卢坤重申了阮元的办学方向：“向来史笔题，或题跋古书，或考核掌故，仍以经史为主，期为有用之文。赋，或拟古赋，或出新题，俱用汉、魏、六朝、唐人诸体。诗题不用试帖，以场屋之文，士子无不肄习也。均应遵照旧章，以劝古学。”
这样广泛的学习内容，求真求实的学习要求，没有扎实的读书功夫是不可能实现的。
陈澧将这种读书功夫称之为“根柢之学”，他强调：“课业诸生，务取勤学立品，可为士林表率，用备将来承明著作之选。”
他寄望于弟子：“若乃本于身，明于学，切于时，通于古今，有根柢有实用，仆安能不以此望足下？”
朱次琦在南海九江办礼山草堂，力欲回归孔子之学，也是追求一个“实”字。他说：“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修身读书，此其实也。二三子其志于斯乎！”
他所开设的学科有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康有为在其门下“大肆力于群书，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楚辞》、《汉书》、《文选》、杜诗、徐庾文，皆能背诵”
。张之洞在广雅书院规定：“诸生各尽一业，以期专精。一经学(小学属焉)，一史学(《通鉴》、舆地属焉)，一理学(宋、元、明及国朝诸大儒文集、语录及历朝学案皆是，不仅《性理》一书)、一经济(国朝掌故属焉)。凡四学各随性所近者，择而习之，各门皆令兼习词章以资著述，而便考校。子部书随人自为涉猎，毋庸专习，如才力过人，能兼及数门者听，不在考校之列。”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开设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六艺之学、科举之学，其讲学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主体，兼及史学、西学，要求学生读《公羊传》，点读《春秋繁露》、《宋元学案》、《朱子语类》，以及泰西政治学和有关声、光、化、电等学科的西洋书籍，将儒家经典与西方学说糅合起来。这些内容都是专课时文之书院所未能企及的。其功夫的练就不靠日积月累的读书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求学生订立读书之课程是书院办学宗旨所必有之意。
其次，“有课程”之书院都崇尚讲学。讲学是孔子开创的教育传统，是明学术、正人心、兴教化、致太平的学术舞台。但是清代以来讲学之风日衰，导致学术滑坡，人才缺乏。陈澧指出：“然则学术日衰，人才日少，何也？但为作时文计而非欲明圣贤之书故也。”要扭转这种学风，陈澧认为必须讲学。只有讲学，才能促进和指导学生的读书。“然兴学术作人才，何以兴之作之？以教官欤？以书院欤？教官不讲书也，书院不讲书也。”
官学不讲学，书院不讲学，陈澧反其道而行之，其创办菊坡精舍，每年三十课，课期必讲学，就是要倡导讲学之风。这时的陈澧已近60岁，去菊坡精舍须沿越秀山台阶拾级而上，这对陈澧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他说：“每值课期，循山蹬而上，再三停顿，乃能至讲堂。”其辛苦可见。然看到“惟诸生颇有好古学者，并有外间人来听讲”
，又使陈澧对讲学欲罢不能。他说：“菊坡精舍近日课期听讲者多至四十余人，好经学、能文章者，今年新得六七人，甚可喜。讲授阅卷虽劳亦乐也。”
朱次琦开办礼山草堂，明白宣示他的办学主张：“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吾今为二三子告蕲至于古之实学而已矣。”
朱次琦“日一登堂讲学，诸生敬侍，威仪严肃，先生博闻强记，不挟一卷，而征引群书，贯穿讽诵，不遗只字，学者录之，即可成书一卷，今所传礼山讲义是也，然十不能得六七。”
其弟子简朝亮谓：“上辨古人，下穷今日，其所以勤告者，必其所以欲为书之精意，岂犹有隐而不宣者乎？先生讲学，尝陈时病，力辟其非。”
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有感于孔子讲学传统的式微，要求学生与他一起，共同剪除棘荆，变易陋习，昌言追孔子讲学之旧。康有为讲学，声情并茂，全身投入。学生们是这样记述的：“先生每日辄谈一学，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援古证今，诵引传说，原始要终，会通中外，比例而折衷之。讲或半日，滔滔数万言，强记雄辩，如狮子吼，如黄河流，如大禹之导水。闻者挢舌，见者折心，受者即以耳学，已推倒今古矣。”
所以，万木草堂的每次讲学，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
这样的讲学之风在专课时文之书院也是见不着的。其效应必然会激发学生的读书欲望，荡涤学生的固有思维，激励学生从事读书研究。所以只有这样的学术氛围才能促成学生对读书之课程的坚持。
再次，“有课程”之书院主持人的学说都强调学术的经世致用。崇尚实学，坚持讲学，其目的都是为了张扬一种拯救世道的精神。晚明以来心学末流的空疏学风，八股取士所带来的不务实学，近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救世之念，都促使这些书院大师呼唤着学风变革，敦促学子从传统经典的治世、救世精神中把握诚心修身之方，锤炼治国平天下之才。朱次琦开办礼山草堂，强调读书不是图虚名，更不是图科名，他指出：“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
陈澧寄望于弟子：“若乃本于身，明于学，切于时，通于古今，有根柢有实用，仆安能不以此望足下？”
张之洞在广雅书院的课程中要求：“院内功课，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 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 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浮靡; 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 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 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其大旨总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归。”
面对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康有为所期望的人才是忠肝热血之人，是忧国忧民之士，是相救相周之侠。他要求学生：“劲挺有立，刚毅近仁，勇者强矫，务在任道。若卑污柔儒，终难振起，愿与二三子厉之。”
提倡实学，力行讲学，追求学术的经世致用，都是为了促进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就是晚清广东书院诸大师力倡书院课程的目的所在。而且，他们试图用书院课程这种制度化建构来保障学生的自主学习，体现出对传统教育本真的回归，这是晚清书院改革之风的精髓。
在学海堂提倡实学学风的影响下，广东一些旧式书院也纷纷效仿，开始增添经学课，考试也增加了经史辞章的内容，从纯粹讲读八股时文向学术研究方面转变，兴起了一股书院改革之风。阮元开学海堂课，聘李黼平来评定学海堂课艺，后来阮元又推荐其主掌东莞宝安书院讲席，李黼平将学海堂的办学宗旨移植到宝安书院，课士一如学海堂法。陈澧创办菊坡精舍，也是参照学海堂规程，课以经史文笔。菊坡精舍的成就又最终促进了东塾学派的形成，东塾弟子又将东塾学风带到了各地书院。如陶福祥主禺山书院讲席，“禺山向以制艺试帖课士，福详参酌山堂(指学海堂)、菊坡章程，加课经史性理词章，省外学徒，奔凑就学，一时称盛。”
梁鼎芬先后主讲丰湖、端溪、广雅，其在各地讲学，均“以陈东塾先生集顾亭林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相训勉”
。廖廷相中进士授编修后，旋南还，历主金山、羊城、应元诸书院讲席，又为学海堂、菊坡精舍学长，广雅书院院长。光绪五年，嘉应州的乡绅呈请知州拨款，并谕各堡及四县捐题倡建崇实书院，书院课士章程仿省城学海堂、菊坡精舍成规，课分四季，体别六门，考古之学曰经、曰史、曰词章，通今之学曰舆地、曰掌故、曰天文算法。惠潮嘉兵备道张铣颁给书籍。
从这里也可略见“有课程”之书院模式所显现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清代广东书院存在着两种课程理念，一种为应试科举服务，一种崇尚经史古学。这一差异形成了“无课程”与“有课程”两种教学模式，展现了两类书院不同的教学风格，进而导致截然不同的教学效果：“无课程”书院注重围绕科举内容进行考课，这导致书院生徒专攻举业，追求科名; 而“有课程”书院注重经史教学，倡导做学问的扎实功夫，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可惜，这一探索的范围过于分散，探索的时间也过于短暂。面对随之而来的西学潮流，人们还来不及对“有课程”的书院理念进行反思、总结、提升，却在一片声讨专课时文的喧嚣浪潮中，将这两种课程理念一并冲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