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学又称义塾，是清代最为广泛的基层教育机构，属于启蒙教育，不仅分布于内地，许多边疆地带亦有分布。①考虑到晚清义学主要施教于南疆穆斯林学童，但现有关于晚清新疆义学的研究多为全疆性的宏观考察，②而非大量细部的区域研究，兼之篇幅有限，所以未能细致分析各地义学的建设过程、塾师与学童、教材与考课、经费与成效等内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义学材料的缺乏，不过现在以吐鲁番资料为主的《清代新疆档案选辑》③的出版，使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光绪年间新疆义塾的开办情况。缘此，本文以吐鲁番为中心，先就该地义学的建设始末做一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晚清新疆义学建设的背景早在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就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将设置义学作为改建新疆为行省的缘由之一，因为以前“北路得之准部，南路得之回部，皆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久已概为边地”，及“北路粮员但管征收，而承催则责之头目。南路征收，均由回目阿奇木伯克等交官，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头目”，且“争讼之事，曲直不能径达，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述，颠倒混淆，时所不免”，为了“渐通其情实，去其壅蔽”，就得“广置义塾，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征收所用卷票，其户民数目，汉文居中，旁行兼注回字，令户民易晓。遇有舛误，即予随时更正，责成各厅州县，而道府察之，则纲目具而事易举，头目人等之权杀，官司之令行，民之情伪易知，政事之修废易见，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④即左宗棠已将“广置义塾”提高到改建行省，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一项政策来抓。对此，朝廷令其悉心筹画，次第兴办。⑤至光绪六年，左宗棠即将“分设义塾”列为新疆善后事宜的七大政策之一，⑥并强调“以义塾言之：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藉回目传宣，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⑦可见，左宗棠这次将开办义塾的目的已经提升到边疆民族教育与国家认同的层面。
继左宗棠主政新疆的刘锦棠认为“全疆久沦异域，礼仪不兴，务在正经善诱，广设义塾，急选儒生教授汉回各童，俾沾圣化，渐使风俗文字轨于大同，以牗其秉彝之良，而格其嚣陵之气。因军兴而善后，因善后而广教泽，连类而及，义不获已。”⑧可见，刘锦棠同样认识到义学对于战后新疆文化重建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刘锦棠为了筹议郡县，必须裁撤不合时宜的阿奇木伯克等头目，再次强调了施行义学教育的必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缠回语言文字，本与满汉不同，遇有讼狱征收各事件，官民隔阂不通，阿奇木伯克通事人等，得以从中舞弊”，所以“是非被以文教，无由除彼锢习。自全疆戡定以来，各城分设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学习华语。其中尽多聪颖可造之资，授之以经，辄能背诵；学写楷书，居然端好；为之讲解义理，亦颇能领会。足见秉彝之良，无分中外。虽不必侈言化民成俗，而其效已有可睹。”⑨可见，义塾教育主要教授南疆的穆斯林学童，⑩并且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配套日后的郡县制度，旨在适应能够官民语言相通的管理体制，如果可能，更高层次的期望则在于追求与内地文化的同一，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应的进展。据刘锦棠光绪九年报告的数据显示⑪，新疆各地已经广设义学共计七十七堂，具体分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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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吐鲁番的义学设置情况，据《三州辑略》记载，早在同治动乱之前，吐鲁番广安城就曾设有义学一所。⑫迨光绪三年清军克复吐鲁番后，在全省广设义学的大环境下，吐鲁番也逐步设立，至光绪八年底吐鲁番地区共有六所义学，⑬但宣统年间成书的《新疆图志》却记载吐鲁番有义学八所。那么，吐鲁番到底有几所义塾？何时建立？如何分布？有无时空变化？下文将逐一回答这些问题。
二、吐鲁番八义学的设立光绪四年吐鲁番监督府奎绂曾有备案，“照得本府于光绪四年十月在新、旧两城，禀中堂各设义学一处，延请塾师两位，无论满汉回缠□读，自八岁以上，均准来此攻读，俾知礼仪，以移风纪”，⑭由此可知，吐鲁番新、旧两城义塾于同年十月开办，并且对八岁以上的各族儿童开放。另据托克逊义塾训蒙白振玉光绪五年二月“于七月朔在回城开馆训徒，朔望讲约”⑮的禀告来看，托克逊义塾似应开办于光绪四年七月间。至光绪六年，奎绂的公文中统计已有四所义学，即吐鲁番老城义学、新城义学、托克逊义学及辟展义学各一所。⑯据此，辟展义塾在此之前也已设立。到了光绪八年，吐鲁番当局又谕令鲁克沁开办义学：
谕台吉迈引知悉，照得新疆各地方设立义学延请塾师，原为教化愚顽，转移风俗。茲查鲁克沁设立义学不可无人掌教，亟应延请名师训诲蒙童，庶可濡耳目染，底于有成。访有黄生员先庚，品学兼优，堪以聘请塾师坊表，合行谕饬，为此谕，仰该台吉遵照，俟黄先生抵，当率领大小头目人等敬谨敦请，择吉开馆，即将聪明缠回蒙童率领拜谒，朝夕入塾，谨承训诲，其束修仍照定章按月具领，毋得始敬终衰，致负立塾延师之至意，切切毋违，此谕。⑰
据上，官府非常重视义塾的开办，为之选择塾师，并令台吉等头目筹办相关事宜，期在开馆兴学，转移风俗。光绪九、十两年档案中又显示连木沁、三堡两处已有义塾的存在，⑱至光绪十年六月，黄丙焜报告“〇厅所属义塾共八处，合计各塾童为数颇多”，⑲至此，吐鲁番的义塾已经达到八所。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十六年，吐峪沟户民等禀报：
具恳恩，小的哈五思、阿的、忙你克等年岁不一，均住吐峪沟，恳恩作主，本沟设立义塾事，情因吐峪沟旧有义塾教读数年，蒙前宪龙大老[爷]因塾师教理不善, 撤去义塾，今鲁克沁义塾饬台吉在吐峪沟看验小的等之子，令赴鲁克沁义塾教读，小的等之子均属孩童，未过七岁，本沟离沁三十余里，往返不便，加之年纪甚小，路途恐生不测，若在沁居住念书，衣食无人照料，欲待不去，而台吉屡次摧逼，……【后残缺】⑳
据上，吐峪沟义学在龙魁任内裁撤，谨按龙魁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到十四年十月间在任，㉑所以在此期间或者稍早的某个时段，吐峪沟也曾开办过义塾教育，由于档案残缺，未见批复。但从光绪十七年的义塾名单来看，㉒仍是八所，并无吐峪沟义塾名目，此次申请似乎未被允准。至于这八所义学的学童族群身份，光绪十年的档案显示：“该厅义学八堂，据称三堡、鲁克沁、汉墩、连木沁四塾均缠童，老城一塾尽系回、汉，新城参用缠童四名，托克逊、辟展参用回、汉二三名。”㉓可知八所义塾中，除过吐鲁番新老两城缠童较少外，其他偏远地区的六所义塾，缠童学生占有绝对比例。
三、设立总义学的讨论与此同时，新的护理新疆巡抚魏光焘针对已经开办十余年的南疆义塾提出了一项大胆的改革计划。镇迪道给吐鲁番的札文显示：
案奉护抚部院魏照会，照得南疆创立义学已逾十年，原议俟有成效，仿照造士选士之意，于各厅州县挑设总塾，以示优异而资激劝，本护部院现查各属生童虽有可造之资，若按属设立，尚属不敷挑选，应暂于阿克苏新城、喀什噶尔回城添设总塾各一堂，由道经理，就□□义塾内挑选资性较优，学业较胜者调入总塾肄业，以十六名为定额，另择品学兼优之士课读，各属旧设义塾，应一律作为散塾，其由散塾挑赴总塾生童，所遗之额另选年幼聪颖子弟顶补，总散各塾所需脩金膏火等项，分别酌定另单饬遵，总塾设定后，由道核明给领，散塾自本年七月初一日起，由各厅州县按照新章支发造报。㉔
所谓“已逾十年”之事，当系光绪八年刘锦棠所奏“裁撤阿奇木伯克等缺另设头目并考试回童分别给予生监顶戴片”中对于义塾回童的鼓励措施，其具体内容如下：
此时建置南路郡县，教职等官，暂可不设，惟宜设法鼓励，使回族争奋于学，庶教化可期渐兴。所有原设各塾，应由各厅州县延师训课。以小学、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书、易、礼、春秋教各回童。拟每岁令各厅州县考试一次。有能诵习一经、塾谙华语者，不拘人数多寡，即送该管道衙门覆试，详由边疆大员援照保举武弁之例，咨部给予生监顶戴；待其年已长大，即准充当头目。如有勤学不倦，能多习一经或数经者，无论已未充当头目，均准各厅州县考送，由道覆试请奖，再行递换五品以下各项顶戴，仍不得逾六品，以示限制。㉕
对于以上刘锦棠的奏请，得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的回复，但所谓的“另有旨”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光绪十二年刘锦棠的奏折中获知，即“回童分别给予生监顶戴”的建议“核与例案不符，应俟粗通文义时，再行酌设学额，凭文取进。如以该回众等但须读书认字，不必责其文理，应由该大臣另行酌给奖励”，经过试办，并派人考察南疆义塾回童后，刘锦棠奏请“俯念边氓初知向学，准其变通办理。备取佾生，仍俟学业有成，再议设学官，议定学额，以符定制”，最后“军机大臣奉旨：着照所请，礼部知道，钦此。”㉖所以，至此时魏光焘旧事重提，为鼓励义塾缠童，要求南疆两道各设总塾一所，旧有义塾改为散塾等等，镇迪道随即将此公文转给吐鲁番直隶厅，意在令其照办，但吐鲁番直隶厅虽属南疆，却受镇迪道管辖，究竟如何设立未见说明。次年，新接任的巡抚陶模在一份批文中明确否决了吐鲁番厅酌拟改设总塾的计划，因为“义学一事，求速效者病其躁，不能成者失之诬，祗宜湔除积习，尽吾心与力而为之，若举棋不定，不但无以取信于民，且日事纷更，仍无把握，反不如按节而施者，得寸即寸，上年前护部院魏仿论秀书升之意，于东西两道各设总塾。现查生童学业、塾师教法未见胜于散塾，且或逊于散塾，该厅各塾应即照旧办理，所请裁并一塾，添设总塾之处，均毋庸议”。㉗可见，吐鲁番虽有设立总塾之请，但最后并未设立。
四、义学的相继裁改光绪二十四年，随着清朝“百日维新”的推行，吐鲁番厅也收到镇迪道转饬而来的一份上谕，其主要内容是：“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须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㉘此举预示着传统的义学即将面临裁改的命运。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再次发布上谕“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㉙次年，省府札文“回疆设立义学有年，岁靡公家巨款，迄无成效，良深浩叹，自应整顿，俾免旷误，查南路各塾学堂，前经藩司会同兼臬司申报，择其材堪造就者留之，顽劣无成者汰去，或派充乡约或改习书办，从宽录用，每厅酌留正塾一堂、副塾一堂，并拟定开支银粮数目，从本年起举行”，由于义塾所费不少，且收效甚微，所以从光绪二十八年起，要求每厅只留一正、一副两所义塾。但吐鲁番厅却“拟请酌留老城一塾，裁撤汉墩一塾，改设蒙馆三堂”，省府即便考虑“该厅虽隶镇迪道管辖，而地居南路，义塾多系缠童，本与北路不同”，但省府还是指令吐鲁番“遵照南路各厅通行章程一律办理”。㉚吐鲁番最后只得酌留老城义塾一堂，拟裁汉墩义塾一堂，改设蒙馆三堂，分设汉墩、鲁克沁、托克逊三处，综计义塾一堂、蒙馆三堂，共岁支银七百七十二两二钱。㉛又据一件年代不详，但大概在此前后的档案显示“吐鲁番厅义塾已裁并六堂”㉜。稍后，清朝甲午战败，新疆也需分赔四十万两，光绪三十年档案中便有“上年酌筹弥补赔款，由司详定章程内有减支义学经费解充公用一款”，虽然后来免其解缴，㉝但全省义学教育受其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昨已有旨停止岁科考试，专办学堂，所有各省学政均着专司考校学堂事务。”㉞次年，镇迪道转来巡抚吴引孙的谕令：“案奉宪台札开，省城创设高等学堂自十一月二十日开学以来，分班教育，粗具规模，惟蒙养学堂实为备齐之基础，非筹款徧设不足以开通民智。查新省义学建设多年，课程未归画一，尚鲜实效，所有省城附近及道属府厅州县原有之义学，从明年正月起应请悉改为蒙养学堂。”㉟即从光绪三十二年始，省城附近及镇迪道所属的义学将被裁改为蒙养学堂，此举预示着一场规模更大的近代学堂教育即将展开，在这一系列变动中，包括吐鲁番义塾在内的整个基础义学教育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至此，新疆义学教育终于走向了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