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5，即所谓的“建国十七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十七年中，我国教师队伍在整体上量的扩张要大于质的提高，精神上的付出远高于物质上的回报。在经济萧条、文化科学落后和价值观念单一的背景下，他们凭借着一腔爱国热忱，怀着“为共产主义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为后人留下了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不计个人得失的人民教师形象。
一、人民教师的历史境遇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团结一切爱国知识分子，改造旧教育，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使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并逐步走了上健全、稳定的发展道路。1949年全国共有普通中小学在校生2471.9万，到1960年在校生数量达到10405万人，虽然随后经历了饥荒与经济困难的波动，但在政府的及时调整、巩固下，人数再次上升，到1965年全国在校学生人数已达到12554.7万。短时间内大力发展教育的必然结果是教师数量的快速增长，1949年全国有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90.3万人，与学生人数变动相一致，教师数量在1960年达到一个高峰，总计311.9万人。1960年后略有减少，不过很快就恢复增长，到1965年达到431.4万人。①
教师队伍的快速扩张的确为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提供了保障，但却并不能自行消解掉新旧承接中的阶级与立场问题。如何对待为旧政权服务过的教师，尤其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缩小旧知识分子与新政权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合理界定旧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成为新旧交替之际摆在执政党面前的现实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秩序重构。按照毛泽东对中国的统治权的描述，在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这个同心圆上，小资产阶级永远处于外围，他们只能算是主要的追随者，踌躇于“人民”的边缘，永远存在着滑入“非人民”阵营、敌视革命的危险。②而中小学教师这样一群基层知识分子，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小资产阶级纠缠在一起，主流的意识形态认为他们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思想观念中总是隐约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底色。尽管如此，国家还是充分认识到教师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要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新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特别是1956年还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等口号，这些都离不开这一群体的参与。国家领导层决定，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教育工作者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对这个不稳定的阶级进行“人民化”改造，重塑教师的时代群像。
首先，适当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建国初出于政局稳定和恢复经济的考虑，在国计民生的安排上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主导，1953年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遵循这一思想，在国家财政上自然是“先经济后教育”，教育面临着师资匮乏的难题。为了节省经费，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的制度，不管是供给制还是工资制，所维持的生活标准，只能勉强达到温饱水平，虽然已经比解放前有所改善，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小学教师自然也不例外。1956年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明文规定：在这次工资改革中，对于重工业部门、重点建设地区、高级技术工人和高级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应该有较多的提高；对于现行工资待遇比较低的小学教职员、供销合作社工作人员和乡干部的工资，也应该有较多的提高。
此次货币工资制度改革后，教师工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全国小学教师的月平均工资比调整前提高32.88%，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收入偏低的局面。之前，小学教师的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为二十元九角，调整后这一标准提高到二十五元；中学教师调整后的最高工资标准与高校讲师的最高级相同。③根据临汾三中张昌伯老师回忆：
刚建国那会儿，一开始是发小米，后来到了53-54年，我记得工资最低是29.5元，试用期是26.5元，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到了1956年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时期，当时还办了《教师报》。社会上到处评价教师说：‘教师最光荣’等等，评价是相当高的，当然生活上也能得到保障。④
待遇提高以后，为师者尊的社会形象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教师不再是穷酸的职业，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变得令人羡慕。这种解放前后的对比也激发了教师的奋斗精神和爱国热情，使他们以更饱满的精神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
其次，赋予教师合法的政治地位。工资改革后稳定而有保障的生活让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大幅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充实和稳定教师队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关于教师的政治身份认定却一直存在不一致的声音，“两报一刊”⑤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中小学教师是否属于工人阶级、小学教师的前途问题等议题。所以要想从根本上稳定和发展教师队伍，只提高物质待遇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要给予他们合法的政治地位，这一点在阶级斗争主导的时期特别重要。194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谈谈教育工作者工会》一文，初步指出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0年中国教育工会的成立，标志着教师作为脑力劳动者，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皆属于工人阶级。1952年9月30日，教育部发出《关于人民教师应算为革命工作人员的通报》，其中指出：“人民教师应称为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赋予了教师群体明确的政治定位。
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具有了合法性，大部分教师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工农阶层团结的对象。这些变化，很多教师都有切身体会，1957年小学教师陶淑范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解放后，党和政府是重视小学教育的，首先是称呼我们为人民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把我们列为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教师的劳动也受到了国家的尊重，我说的这些，全国小学教师都是见证人。这种政治地位的确立，意味着教师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承认，也让教师在心理上有了认同与归属，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教师群体的革命热情。吉林省小学教师李长青的感慨就很有代表性，他说：“我深深感到国家对教师的关注，我今后一定要把学生教好，终身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⑥这种心态在当时的教师群体中是占主流的，每个教师都为国家的重视和信任而倍感欢欣鼓舞。
最后，提高教师的思想觉悟。持续的政治教化是提高教师觉悟的主要途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理论学习、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而所有这些政治教化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思想，接受工人阶级思想，确立教师坚定的革命精神和正确的劳动观念，帮助国家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解放后的中国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因此是否具有体力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念，被认为是体现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教师要成为红色革命者，除了思想的无产阶级化之外，还必须要对其身体进行政治化改造，即：通过从事体力劳动，获得无产阶级的生产性、实践性身体，这种体力劳动既是对于身体的重塑也是对于思想的重塑，同时也与马克思所构想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解放密切相关。通过这种身体的改造，一是可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可以更新劳动观念，实现工农阶层的平等，这样知识分子的身体其实也是一个“阶级化”、“政治化”的身体。⑦因而，教师的思想改造必然以身体改造为载体，人民教师政治身份的转变也不仅是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也是用新的身体代替旧的身体，以实现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例如，晒黑的皮肤，布满老茧的双手，粘上泥巴的衣服等细节，成为衡量一名教师是否实现了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场转变的主要标志。
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教化，教师的革命自觉性得到迅速提高。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调查显示，⑧六年来，在党的领导与教育下，教师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许多原来不相信苏联、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师转变了认识，并且有很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主动要求入团、入党。以四川省为例，⑨截止到1956年6月，南部县已经有11%的小学教师申请入党，34%的小学教师申请入团，有的甚至已经写了十多次申请书。南充县一千九百多名小学教师中，有一千八百多人买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来阅读。其他地区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教师群体政治觉悟的提高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变化，更深刻的反映在他们的内心体验。邵燕祥对建国初期知识界思想觉悟变化的回忆，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政治教化的良好效果：
我们都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种原罪，没有出身于无产阶级，被改造和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思想改造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所以大家从不避讳谈及。在知识分子身上很少看到被迫的、应景式的心态，而是心悦诚服地觉得旧的世界观一定要改造，当时认为改造自己身上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感情是真诚的，不是被迫的，加上解放前我们一边倒，更觉得进入新时代自己需要改造。⑩
二、人民教师的精神群像与解放前相比，建国初教师社会地位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诚然，这种提高有上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与教师群体的自觉改造是分不开的，有多少教师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在旧邦新命之际，用激情与奉献勾勒了一代师者的精神群像。“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种热忱与无私是人民教师的集体表征。对教育的坚持，对革命的投入，对学生的热爱，以劳动回馈国家和人民的纯粹态度，都是我们当下值得继续发扬的。
(一) 坚定的革命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国家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走向胜利。革命成功之后，对于国家而言，主要是选择什么信仰作为凝聚国人的信心与意志，能让整个民族真诚投入为之心动、为之牺牲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毛泽东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继续维持千百万人对革命的热情、对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不褪色。有了信仰便有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不竭的激情，一时间全社会都凝聚在“建设新中国”的口号下。
没有教师群体的共产主义信仰，绝不可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这一点无论何时都是不可否认的。红色的教育革命者，即忠心耿耿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服务的人民教师。他们位卑未敢忘国忧，具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怀着赤诚无比的革命信念，立志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就像优秀教师史瑞芬所说，我们要建设好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祖国，还要使我们的国家进步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你的工作，我的工作，所有同志的工作都是属于我们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请记着，如果，不能完成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我们多多少少便会影响到整体。我们工作的重要意义，便在这里。……我的工作，哪怕我对学生讲一句话，我将不只是面对着几个学生，而是面对着整个的国家和人民。想到这里我深感自己是光荣的，而我肩膀上的担子也是沉重的。⑪在当时，从事任何职业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能够为革命贡献力量便是无尚的光荣，因而要像战斗一样，以革命的态度去对待工作和学习是每个教师心中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
在这样的氛围中，教育所能做的只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服从，教师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也被规限于阶级的框架内。人民教师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任劳任怨，表现出对革命的绝对支持，甚至不惜为了追求革命理想，而与过去决裂，与家人决裂。徐桂生，吉林市第十八中学教师。1964年大学毕业时放弃了留在富庶的江南，主动申请去了穷乡僻壤的吉林远郊区。在受到父母、亲友及未婚妻阻挠时，他毅然割舍了亲情和恋情，在毕业志愿栏里写下这三句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边疆！”在与父母的通信中他写道：“人生短暂，不可碌碌无为而求享乐；道路漫长，不应昏昏度日以图安逸。把自己的知识献给人民，是我最大的追求和幸福。”⑫
(二) 忘我的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教师革命立场的具体展现，“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是这一时期每名教师心中的道德信奉：建设社会主义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做好本职教育工作是对国家与人民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在当时，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是中小学教师普遍的价值追求。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个人主义也成为万恶之源，耻于言私和利，追求个人名利被视为不够革命的表现。按照这一评判标准，生活愈艰苦，工作愈投入，愈能彰显出教师忠于革命、服务人民的高贵品质；为伟大的革命事业忘我的奉献，是广大人民教师的努力方向。
在为教育事业奋斗的过程中，当个人的利益与祖国的利益产生冲突，取舍之间首先想到的还是党、国家与人民。保尔·柯察金和雷锋等道德楷模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图腾，把一切献给国家的观念早已扎根于每个教师的灵魂深处，在任何条件下都遵循着克己奉公的道德标准。小学教师李采，1952年来到阳原县北部山区工作，刚工作时深感办学条件的简陋和学生素质的低劣，也萌生过回去的念头，但又不断地在内心勉励自己：党培养自己当了教师，又是青年团员，现在面对着文化落后的广大山区群众，就在困难面前低头退缩，怎么对得起党和国家？⑬很多教师因为工作的繁忙，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家人。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斯霞也曾回忆说，当接到她爱人的病危通知时，她还在进行学生家访，等赶赴医院的时候，她的爱人已经不能开口讲话了。⑭这些舍小家为大家的案例比比皆是，它们反映、记录了那一时期人民教师的精神面貌。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他们始终心系国家，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个人的奉献全都是为了集体的幸福。
为人民师的身份让他们不再属于自己，也无形中平添了服务人民、多作奉献的义务与责任。他们无条件地投身教育事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克己奉公。在那个年代，教师们的事业心很强，工作热情高涨，都抱着“把青春献给祖国教育事业”的决心参加工作，早起晚睡，深夜里灯火通明的办公楼是常见的画面。甚至有很多教师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直接在办公室趴在桌上或拼几把椅子过夜。他们像机器一样在夜灯下孜孜不倦的工作着，加班加点、放弃节假日的休息时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即使是在经济拮据的时期，教师们的工作热情依然没有减退。据一位20世纪60年代前后参加工作的教师回忆：
在国家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粮食定量很少，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学校的教学改革却搞得轰轰烈烈。大家为了进行教学改革，废寝忘食地工作，白天深入学生中去，在课堂上进行教学；晚上去备课，批改作业，查找资料，编写教材，研究改革方案，探索教学规律，整个教学楼灯火明亮，通宵达旦也是常有的事。⑮
另外，教师的忘我奉献是全身心的，不仅身体的劳动成果是国家的，而且身体本身也不是私有的。教师是人民的教师，身体也是国家的身体。当时大家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言下之意，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的基本前提。
(三) 积极的生活态度“知识分子劳动化”在当时是一个很流行的口号，这里的劳动主要是指以身体为载体的体力劳动，与教师所从事的脑力劳动相对应。建国初，在阶级分析方法的指导下，我们党对知识阶层的政治立场总是持怀疑态度，而教师作为知识的拥有者也就理所当然成为这一后果的主要承受者。问题在于，虽然质疑知识阶层的可靠性，但他们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又是任何朝代始终绕不开的事实。这种既排斥又依赖的态度，是决定对教师进行革命化改造的重要影响因素。要革命化，首先要劳动化。除了思想上的政治化要求，身体上的劳动化标准同样成为衡量教师够不够革命的重要条件。可以说，双重的改造标准是当时造成中小学教师的忙累现象的根本性原因，教师总是身兼数职，既要教文化知识，又要进行生产指导、作革命宣传工作，同时还要应对各企、事业单位随时委派的抽调工作。体力劳动要比脑力劳动更光荣，因为肢体劳动比内在的思想活动更具视觉冲击，并以最外显的方式承续、阐释着艰苦奋斗的革命遗风。
建国初学校在校舍和设备方面都是采取勤俭办学、因陋就简的原则，很多地区的师生都是以肩挑背扛的方式建起了学校，以自力更生的方式践行着革命理想，为的是少给国家添麻烦。没有校舍，就依靠群众，师生动手，劳动建校，或者暂时用废弃厂房、破庙上课。利用课余时间和劳动课整修，教师当泥匠，学生当小工，没土自己挑。自制扫帚、黑板擦等，能省就省，能少花就少花，能不花就不花。没有桌凳，就用土炕或者垒泥台来代替。没有粉笔，就用白土子来代替。没有柴烧，师生就上山打柴。在克服困难的同时，还始终注意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积极创收。
实行适当程度的生产自给也是当时很多学校的发展方式，即：教师的工资、办公用品和学生的伙食等费用都是主要通过师生的生产所得来支付。所以教师边教学，边带领学生生产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很多贫困地区的教师们，面对困顿的现实，为了维持教学只能自力更生，想办法组织学生进行各种副业生产来解决学生的学习费用，有时还要帮助部分特困学生家庭，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在刚解放的中国，特别是农村，这样的教师典型相当普遍，如河北唐山专区滦南县小学教师张耀然，为了增进学校收入，自己先学会纺织然后利用课余时间再教给学生，使全校学生在课余自由活动时间和劳作课上都搞编织，平均每人每天在不耽误课的情况下，能用所编织的成品赚二斤红粮。形成规模之后，学生回家又教会了家长，这样，在张老师的带动下全村群众都搞起了编织副业。⑯
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里，正是靠无数教师的满腔干劲，一刻不停地推动着学校中政治、教学和生产活动的同时开展，保证了整个教育工作的有条不紊，奠定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根基。
三、人民教师形塑的成效与反思回顾十七年的教育状况及当时广大的中小学教师，总会有一种让人为之动容的精神力量，他们的激情、奉献与奋斗是岁月沉淀给后人的时代印象，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一) 人民教师形塑的主要成效教育要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培养新社会的建设者，是新中国交给教育工作者的政治任务。在政治观念与文化的传播中，学校教育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它们是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推动力；教师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他们的言传身教无不体现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而这些最终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参与着未成年人价值观的形塑。
一方面，教师认真学习，并主动传播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巩固了新政权。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通过教师这一中介将共产主义信仰转化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政治观念。不论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它们的宣传、落实都和教师的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一群体的参与和拥护，就无法真正培养起一代人对政党的支持与认同。随着教师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宣传，学生的政治情感日趋浓厚和稳定，共产主义信仰也逐步确立，不仅为国家的发展储备了大量的建设人才，也为新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教师以身作则，通过培养人来提高整个民族的政治意识，促进了社会安定。在社会凝聚力高度集中的五、六十年代，在培育政治意识、稳定社会秩序、输送建设人才等方面，人民教师的确功不可没。他们的作用并不止于课上、课下政治文化知识的简单传递，还在于切实践行着共产主义信念，影响、培育着学生的政治意识，塑造着学生的政治观念。再进一步讲，教师对学生思想教育的过程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再生产。教师与学生都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封闭个体，教师的革命人生观与价值观直接作用于学生，却也间接从学校延展、渗透到家庭与社会，为整个国家的心态与秩序统整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起到有效的催化作用。
(二) 人民教师形塑的过程反思适当地突出教师的政治性是必要的，但过犹不及。十七年中人民教师形塑的主要教训在于其思维方法、评价标准以及践行方式上的政治化、非理性化倾向。
在考虑人民教师形塑的问题时，表现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主要从即时的政治与经济需要出发，对教育的发展规律和教师劳动的生产性特点没有足够认识。社会的现实需要的确是教育的发展动力和教师的服务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可以沦为政治与经济的附庸。教育相对社会发展具有独立性，促进个体的发展是教育的内在规定，其中教师主体作用的发挥是保证教育是其所是的关键力量，但国家在思考对人民教师进行形塑时，没有突出教育的发展规律和教师劳动的主体性特点，而是从当时政治与经济的需要中直接演绎出教育的工具价值和教师的服务属性，忽视了教育规律和教师主体地位。在这种静止、片面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看不到教育的长效性，也遮蔽了教师劳动的生产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教育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形塑人民教师的评价标准政治化，没有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问题，模糊了学术与政治的边界，虽然激发了足够的建设热情，却并未充分发挥教师作为知识阶级的专业优势。教师职业的社会功能是双重的，既有价值和精神功能，凭借道德与担当指引社会的发展方向；又有物质和技术功能，运用专业知识输出服务国家的建设人才。在教育实践中价值与工具、道德与知识两个维度是相互融合、共同起作用的，若在教师培养中简单用一元化的标准来要求、衡量教师，势必会造成教师的片面发展。如当时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化等诸多提法，本意是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在教育生活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所谓的“红”在执行过程中逐渐成为衡量一个教师是否忠于革命的唯一标准，专业标准被淡化，又红又专最后发展为以红代专。评价标准的政治化不仅导致教师的学术身份遭到政治身份的挤占，而且也使他们的性格革命化，缺乏批判精神，变得服从、盲目。
形塑人民教师的方式存在非理性化倾向，直接以政治运动的方式作用于教师群体的思想改造，方式简单、粗暴，急于求成。尽管中共中央多次在相关文件、指示中强调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中要避免出现简单粗暴的极端做法。但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把思想批评、学术论争上升为政治批判的过度斗争现象。由于对教师思想观念等方面认识不足、要求过高，加上急于求成的心态，没有始终采取、贯彻和风细雨的教化方式，导致思想改造和教育运动日趋激烈化，在改造过程中出现了打击力度过大、简单定罪和硬性达标等系列问题。这种单一、强制的改造方式，严重打击了人民教师为祖国教育事业奋斗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尊严遭到侵犯，情感受到伤害，给新中国整体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建国初人民教师形塑中所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与问题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教师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十七年中，人民教师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经过持续的政治教化，具备了艰苦奋斗、服务奉献、关心国家大事等优良品质，与之相比，当今的教师教育片面强调教师的技术价值，偏重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却相对忽视了精神维度的培育，致使教师队伍出现理想缺失、个人主义膨胀、社会责任淡漠等问题。通过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导来促进教育发展与国家稳定，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是鉴于历史的教训，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注意克服方式、方法上的强制性倾向，只有以教育规律和心理认同为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进而形塑教师良好的社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