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经历了家庭与人口的重要变迁、高等教育改革以及全球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等一系列变化，这使得今日的大学生逐渐向家庭靠拢，大学生的父母们也愈加紧密地参与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学校园里日益增多的父母的身影给美国大学生生活、高等教育管理以及学校与家庭的关系都带来了新的现实挑战。全面分析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日益普遍的家庭参与现象及其带给大学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明晰高等院校回应家长参与的实践策略，对于推进与完善现代高等教育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社会蜕变中家庭与院校关系文化的历史转换

近代早期美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同欧洲大陆或世界其他国家大体一样，用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约束子女。同时，这时期美国的社会制度强调学生直到21岁才会被认为是成人，更多的家长将他们业已就读大学的子女的教育责任委托给学校，形成了这个时期普遍的家庭与学校的“授权关系模式”。^①院校机构作为“代替父母”(in loco parentis)的角色，控制学生在课内外的行为，人们也以此作为教师对学生的职责，这成为大学学生事务工作的一种典范。^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反战运动”、“毒品文化”及民权运动等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推动下，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发展时期。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的流行成为美国这个阶段文化的主要特点。这部分进入美国高等院校的年轻人，开始抗议抑制他们个性自由舒张的规定与政策，使学生与院系之间的传统关系面临新的转变。同时，1971年美国第26项宪法修正案规定18岁大学生开始拥有投票的权利。^③1974年美国通过《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案》(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简称FERPA)，对父母与大学共同分享学生信息的权利进行限制。高等院校开始不再将大学生当孩子，而是当作成人来对待，更多的父母与家长开始改变与大学院校之间的分离关系，逐步介入到子女的高等教育中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力量影响下的高等教育外部生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大学校园里学生的肤色、民族与种族文化的多样性更为突出。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互动交流，往往同自己传统中的家庭规则、宗教信仰与制度文化相联系。带着与之相关的跨文化交际困境与日益凸显的校园安全等方面的担忧，家长们开始思考为孩子提供支持的必要性。对于这些出生于婴儿潮并接受民权运动时期高等教育的今日大学生的父母而言，他们仍然以当时社会注重自主与个人发展权利的价值观来认识现在的大学校园环境，不断强化自己作为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投资者与消费者的身份，^④开始大步伐地介入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世界。由此，美国高等院校、父母与大学生进入所谓的“后父母替代”(post in loco parentis)时代，使当今美国高等院校与家庭关系步入新的文化转型阶段。

二、影响当代美国家庭参与高等教育的社会因素

据2006年对全美127所院校学生事务开展的一份调查，在学生事务的专业管理人员中93%的受访者认为，过去5年大学生与家长的互动沟通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⑤美国大学生人口特质变化、家庭结构变迁、高等教育改革以及网络通信技术进展等多元社会因素相互交织，并各自发挥其独特作用，使家长参与到子女的大学生活的现象变得更为普遍。

(一) 美国“千禧代”大学生人口特质的变化

当下美国高等院校的生源主要为出生于1982-2000年所谓的美国“千禧代”(Millennial Generation)大学生，他们具有特别的(special)、受保护的(sheltered)、自信的(confident)、有团队精神的(team oriented)、富有追求的(achieving)、有压力的(pressured)以及有点传统的(conventional)等七个人口特质，^⑥其智力能力超越以往各代，并拥有丰富的网络信息技术，这一代人也是经历战争、社会暴力整体增加以及国家遭受恐怖袭击的一代人，被认为是未来促进美国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们比以往学生生活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多元文化的大学校园之中。在一个充满多元文化与新的高等教育生态的校园里，这群大学生需要来自父母的全方位支持与理解，表现出愿意亲近并接受与他们父母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在情感支持、经济财务、安全、健康以及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更愿意将父母视为自己的重要的建议者、帮助者与教育者。

(二) 美国家庭结构与关系的后现代变迁

20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家庭结构与关系变迁折射出来的美国后现代家庭(post modern family)概念范式日益影响到高等教育与家庭的关系。首先，美国家庭规模日趋核心化，父母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1969年美国家庭中父亲具有大学研究生学历的占8.8%，30年后该比例增加到了18.3%，同时期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母亲比例也从2.8%增加为13.6%。^⑧这些高学历的父母在参与孩子大学生活方面更有经验，表现出较高的民主参与教育管理的意愿。其次，美国家庭父母离婚率增高，单亲家庭和同性家庭大量出现。据1999年对大学新生的调查，有25.4%的学生报告自己的父母离婚或分居，^⑨有工作的妇女逐渐增多。第三，美国家庭出现一种与“空巢综合症”形成对比的“满巢症候群”(cluttered nest)现象，现今占美国人口四分之一的“千禧代”年轻人大多数跟父母住在一起。^⑩美国这种多元的后现代家庭开始从注重经济为主向追求情感联系与家庭生活的满意度转变，父母对于孩子的事务变得更愿意承担责任并乐于卷入其中，从而要求高等院校以积极的姿态回应家庭文化变迁带来的新需求。

(三) 西方社会高等教育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

20世纪80年代，以引入市场与准市场机制、服务质量以及“顾客的反应”为基本特征的西方新管理主义理论逐步风靡。重视绩效管理和顾客选择的高等教育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于美国院校，缴费上学和上涨学费成为高等教育财政的重要支持手段。一方面，大学生的父母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是高等教育财政体系中的主要合作者，尤其在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持日益萎缩的时期；另一方面，投资子女教育的父母感到了确保子女学业成功的压力。2007年的一份数据表明，美国在过去的10年间，私立高等教育成本每年呈2.9%的增长，在公立高等院校这一数据为4.4%。^⑪大学学费提高以及对子女辍学的担心都促使家长在子女的大学生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家庭父母全方位干预高等院校的管理事务，有任何不满便可以“直接叩门查问”，有如目前随时随地的网上购物，需要商家对自己的要求得到实时满足。^⑫

(四) 美国教育变革中家庭参与传统的作用

长期以来，美国教育具有通过社会资源的开放与合作以促进学校效能的改革传统。以往美国父母日益被卷入到如萨洛蒙(Salomone R. C., 2000)所言的k-12不同阶段的教育政治学中，随后的顺序应该是高等院校面临更多的父母参与。^⑬这种贯穿孩子学校教育各个阶段的家长参与传统，主要受到来自美国联邦、州与地方政府政策的积极鼓励。^⑭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法案提出将父母参与作为教育改革六大目标领域之一。同时，那些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简称ESEA)Title I计划提供财政资助的州与学区，必须将一部分资金投资到家长参与的相关项目中来，以发挥家长在支持与鼓励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些联邦立法者也认为需要扩充《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案》(FERPA)，允许本科生的家长参与到酒精滥用等社会问题管控中来，以减少这方面问题的形成。^⑮美国学校教育中长期存在的这种家庭参与的历史传统，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特质，助推着家长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的全程参与。

此外，美国大学校园中犯罪与安全问题的凸显，也让家长更为迫切地卷入到孩子的大学成长中。同时，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为家庭普遍参与到大学生学习与生活中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

三、当代美国高等院校中家庭参与的现实发展状况

自20世纪80年代，在前述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家长参与学生大学生活的现象呈现极大的增长态势。相关研究机构开展了有影响力的几项调查，客观反映了当代美国高等院校家庭参与的现实发展状况。

(一) 大学生与父母间的沟通交流

1997年盖洛普青年调查数据表明，90%的年轻人认为自己与父母的关系非常亲近。^⑯2006年的调查发现，大学一年级学生报告他们每周与父母的沟通交流次数平均为10.41次，这其中主要是父母主动发起的。^⑰到了2010年该比例增长为每周13次，且发起方更多的是大学生自己。^⑱来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大约80%的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过去与自己的父母都有过广泛的交谈。^⑲来自美国大学家长协会(College Parents of America, 简称CPA)2007年面向全美50州与哥伦比亚特区大约4, 1000名父母发出邀请开展的大型网上调查表明，总体来看全美父母与孩子间的沟通次数呈现增长趋势。超过三分之一的父母与子女之间至少每天多于一次的沟通交流。约72.5%的父母每周保持与子女至少2-3次的沟通，只有0.9%的父母保持一个月一次或更少的水平。其中，母亲交流的比例高于父亲。82%的受调查者采用移动电话，超过50%的父母采用电子邮件方式与孩子加强沟通。^⑳

(二) 大学校园中家庭参与的主要内容

尽管不同家庭的父母在孩子道德支持、经济财务建议、学术发展成就与职业规划等不同主题上的参与程度会有一些差异，但几乎都围绕着为孩子在大学获得可靠的学术支持、确保孩子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以及明确自己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享有的参与主体权利等方面展开。来自美国大学家长协会(CPA)的调查，美国父母参与大学生生活主要关心的内容包括学术成绩、经济财务、健康与安全、职业规划与个人人际关系等方面。其中，与经济财务有关的学生资助与学费等问题是双方最为关切的主题。调查还表明，母亲比父亲更为关注孩子的健康与安全问题。对于超过1万人的大学，孩子与父母寻求帮助的主要是职业规划问题。学校规模越小，该主题被提及的就越少。同时，随着美国大学校园犯罪事故的上升以及媒体关注的强化，父母对孩子在大学校园安全与管控问题的关注在逐步增强。^㉑

(三) 影响高等教育中家庭参与水平层次的因素

总体来看，美国家庭参与高等院校发展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但是，受制于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同大学生家庭父母参与的类型与水平层次呈现比较明显的差异，主要包括父母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民族与种族、父母健康状况、父母受教育经验等因素。^㉒此外，孩子就读院校的大小类型、院校相关入学与财务资助等制度政策，以及来自院校机构提供的加强父母与学校联系的举措，都会不同程度地成为影响家庭方面参与高等教育层次和水平的重要因素。

四、当代美国家庭参与对大学生成长及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美国家长参与大学校园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公众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密切关注。人们围绕父母参与对大学生认知与心理发展、高等教育学术成就等的影响，展开了广泛而丰富的社会讨论与学术研究。

(一) 美国社会对高等院校家庭过度参与现象的批评

美国媒体将日益增多的参与到大学对孩子进行干预的这类父母称之为“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这类父母犹如盘旋在大学生头上的直升机一样，关注内容甚至细小到大学生学校活动、家庭作业布置完成以及学生宿舍安排等微观层面。对于蜂拥而入校园并过度参与的“直升机父母”现象，美国社会不同领域对此开展了较为普遍的激烈批判。

来自美国广播公司(ABC)、《华尔街日报》以及其他更多的媒体与社会公众的批判集中指向过度的家庭参与将有损于孩子的独立能力、个人信心、自我保护与自我评价能力等。霍弗尔(Hofer, B. K.)等人在其著作《信息时代的父母》中，将频繁通过手机的无穷连接参与到大学中的父母命名为“The iConnected Parent”。他指出，日常的过度接触，在抗衡与阻碍年轻大学生的成长，剥夺了他们的决策能力以及从错误中学习的经历，有损于他们的大学自我经验，这不仅对学生不是非常有用，反而会增加家长的焦虑。^㉓在他看来，孩子与父母联系密切，意味着他们不够自主与独立，不能正常步入成年人的队伍。^㉔来自高等院校负责学生服务的专业管理人员称这些父母为“除草机家长”。他们认为家长为孩子清除成长中遇到的任何障碍，会给高等院校学生工作带来不可忽视的挑战，尤其对大学生的自主发展是一种威胁。^㉕

(二) 家庭参与对美国大学生发展影响的理论研究

在20世纪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科发展推动下，大学生发展理论开始关注父母与家庭的参与对于大学生成长的影响。其中，以1993年齐克林(Chichering，A.)为代表提出的大学生核心挑战能力的七个向量，^㉖与对大学生发展密切相关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一起，成为解释家庭参与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的重要分析框架与理论基础。相关研究都强调家长的参与是孩子大学生活取得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力量，对学生身体、认知、心理与社会性发展都将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其中，研究者塔布(Taub, D.)探讨了家长参与对大学生发展带来的影响。^㉗

首先，父母有选择地参与将提高大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研究由早期强调孩子与父母分离对自主发展的有利影响，转移到强调对父母的依附对于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的能力发展同样重要，积极的父母依附将有助于大学生社会性、个性与情感调试等的自主发展。^㉘其次，过于严格的、缺乏支持性的与独裁的家长教养行为方式将抑制大学生的自主权发展。塔布(1995)发现，家长提供的情感支持与大学女生自主性的发展呈负相关，即父母过度提供的情感支持会抑制她们的自主性发展。^㉙第三，在大学生自我人格与认同发展方面，对父母家庭的依恋对自我认同能力发展比个性形成的影响要大，因为它为孩子自我人格发展提供了安全的基础。家长在大学生的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大学生职业规划、学术成绩与专业选择等主题上提供的建议与帮助表现更为积极的意义。最后，在家庭参与对大学生同一性与整合能力发展的影响上，研究认为，父母是孩子进入大学携带相关信念与价值的主要来源，美国“千禧代”更亲近于自己的父母，因而更多可能与其父母具有共同的信念与价值，同时也更易于排斥与父母不一样的价值与信念体系。

(三) 家庭参与对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影响

日益普遍的家长参与到大学校园的行为，正在重塑家庭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从高等院校看来，家长更多地充当了消费者、参与伙伴以及有影响力的教育者等角色，^㉚具体表现在对大学生发展、院校哲学及教育管理政策、大学课程与服务计划以及高等教育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㉛

首先，家庭参与影响孩子大学及专业的选择。研究发现，72%的父母会帮助孩子完成各类入学表格，近一半的父母会帮助孩子挑选大学，^㉜这直接影响到最终大学的选择与大学的新生保有率(retention rates)。相关研究表明，高等院校通过建立与家庭更为协调一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项目，学生继续修读比例与保有率有明显的提高。^㉝其次，家长在大学财政支持方面扮演着支持者的伙伴角色。今日美国家长更多地表现出为孩子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意愿，几乎一半的家长承诺承担孩子所有或绝大部分的大学费用，42%的家长同意负责费用中的一部分。^㉞而这种支持的程度直接受制于家庭收入状况与父母受教育水平。最后，家庭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结果、质量评价与社会声望具有重要影响。院校治理理念与管理文化等方面必须做出偏向市场主导的必要改变与调整。有统计表明，自1967年以来，美国新生中申请三个或更多院校的比例增加了大约20%，发送出六个或更多的大学入学申请人数比例增加了四倍。^㉟院校机构必须在设置适应外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课程、公开交流共享高等教育信息、开展学生满意度调查，公布大学排名与发布教育质量报告等方面，积极与大学生的家长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提升高等教育改革的适切性以保持高校发展的活力。

五、当代美国高等院校家长领导力建设的策略

美国高等院校对待日益普遍的家长参与现象的反应不尽一致。一些院校提供的是字眼与含义比较暧昧的家长参与指南，这往往导致校园与校园之间，甚至同一个校园不同办公室与家长交流沟通不一致与不协调现象时有发生。^㊱一些院校管理者甚至扮演着一种所谓的“父母门卫”(parent bouncers)的角色，阻止父母陪伴孩子参与专业定向课程的选择登记事务，^㊲负责学生事务的高校专业人员在心理上表现出并不乐意。^㊳而更多的院校则是积极融入其中，重新界定父母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角色，形成与完善多种教育管理策略，主动强化家长参与的领导力建设。

(一) 重塑大学服务家长的院校精神特质与管理哲学

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学生工作事务的范式逐步转向“发展学生”，将大学生视为院校变革的重要源泉，^㊴以回应社会与公众对高等教育绩效的问责。在这种管理哲学指导下，密切大学与家长的关系，强化家长与子女的互动，与当代大学的使命是一致的。同时，以消费者驱动的美国高等教育市场，致使院系更加强调适合父母参与的教育哲学与大学校园精神特质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父母在传播扩散大学影响力等信息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市场意义。许多院校正在重新看待与评估现有的大学院系精神与传统教育管理哲学，努力通过正式途径告知大学生父母，他们在孩子的大学生活中具有重要角色价值。负责学生发展的高等教育管理者正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家长作为帮助者的角色，以此来加强院校、家庭与大学生三角关系之间的领导力建设。

(二) 提供家长参与大学生成长的专业支持

今天在大学校园学习成长的这些大学生的父母，正是20世纪40-6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群体，这一代人普遍接受了美国20世纪60-80年代的高等教育。一方面，受过教育的父母具有丰富的大学生活体验，能够为孩子的大学生活提供有益借鉴；另一方面，父母经历过的大学经历与环境今日已经不再存在。因此，当这些父母涌进今日美国大学校园，需要专业教导与支持，更新他们的知识技能，使他们不会指望通过孩子简单重温与复制他们的经验来获得大学的成功。正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家长服务执行总监罗德尼·约翰逊(Johnson，R)所言，“我们的工作是将汽油从直升机中放出来，这样当他们的孩子成为高年级学生时，直升机就可以落地，学生们就能自己照顾自己。”^㊵美国负责学生家庭服务的高等教育管理者，更多地是具有学生人事服务、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心理咨询、学生事务等专业的硕士学位或拥有高等教育或其他学科的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员，他们向家长传授有关的大学生发展理论及教育教学改革内容与管理政策，为父母更好发挥参与者的功能提供智力支持。

(三) 加强院校间父母参与管理的经验分享

由于多样化的院系发展特征，诸如公立与私立院校的不同，院校规模大小的差异，二年制与四年制的不同，传统大学生与非传统大学生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院校与家长合作的差异。同时，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下校园里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与不同种族大学生的家长合作方式也呈现多样性。美国院校尤其强调实施父母参与行动项目与计划政策的个性化合作策略，对不同文化家庭设置不一样的入学指导手册、网站、定向课程项目以及通讯杂志等。尽管存在多样的合作方式，但具有促进大学生学习成功的共同愿景。美国院校正在思考如何统整全美大学合力，共同提升父母参与行动，共享信息与经验。20世纪90年代在“提升父母参与管理人员”(APPI)组织的资助下召开过全国性的年会，主题包括如何实施定向辅导项目，创造有效的父母基金和组织成立家庭协会等。^㊶

(四) 优化与完善促进家庭参与的活动项目

美国大部分院校专门设立一些项目鼓励父母参与有关的校园活动，超过90%的高校都安排有针对新生家长的活动，^㊷(Parent Orientation)，举办家庭周末活动、提供父母使用的手册资料及信息网站、发行大学通讯期刊等。在组织机构方面，不同院校建立了涵盖学生工作、院系教职工与高等教育研究者等的专业委员会、家长和家庭计划办公室、大学家长领导力委员会(PLC)以及父母指导委员会(Parent Advisory Boards)等。美国许多院校合作成立为家长会员提供资源的非营利组织，如“美国大学注册与招生办公室协会”(AACRAO)、“美国大学人事协会”(ACPA)、“美国大学家长协会”(College Parents of America)、“全国学生助学金管理人员联合会”(NASFAA)等。此外，一些院校重视开展针对父母参与的具体质量指标测评项目，以此来改进院校机构与父母及家庭的合作水平。明尼苏达大学在“大学父母项目”(University Parent Program)中建立了评价家庭在大学生成功中的贡献的相关内容要点。^㊸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与Survey Monkey合作开发了衡量家长参与度的调查工具，包括家长的支持、孩子的行为、家长参与度、家长自我效能感、校园环境、学校课程适合度以及家长的角色与责任等七个方面的量度指标，^㊹以便让学校教育专业人员全面评估家长与院校机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