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 对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还受到全球性的弱势语言与文化濒危趋势以及自身特有的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 少数民族教育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目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教育议题多集中于教育转型、改革、公平、社会心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教师教育等领域, 强调社会转型时期学校教育应实现自身的转型, 即实现"转型式发展"。①对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的教育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少, 主要关注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教育应对, ②对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不足。
云南省丽江市辖一区四县, 其中古城区与玉龙县由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分设而来, 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自1997年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 旅游经济发展迅速, 生计方式改变, 外来人口涌入, 社会转型明显。在凭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旅游服务业的少数民族地区中, 丽江走在前列, 其本土化的教育实践也具有代表性。笔者自2008年开始, 多次进入丽江, 就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问题累计调研时间近一年。运用田野调查法, 以三所在地理位置、学生构成、办学特色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小学为主, 开展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 并访谈多位地方学者和教育官员。本文基于在丽江古城区和玉龙县的田野调查, 探讨以丽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社会的转型特点, 以及学校教育的应对策略, 以期丰富该领域研究成果。
一、丽江地区社会转型特点所谓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生存样态向另一种生存样态的过渡与转化, 是引发人们的价值体系、教育理念、心理结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明显更改甚或质变与升华的转变过程。③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由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转型、由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④
在国家整体背景下, 丽江纳西族地区的社会转型又具有自身特点:
首先是经济类型与生计方式改变。自1997年以来, 旅游业飞速发展, 交通极大改善, 城市化进程加快。纳西族聚居地区———古城区与玉龙县———由原来以农业为主的乡土社会向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商业社会转型。居民大量脱离农业, 从事旅游服务业, 卖田租地的情况较为普遍。虽然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但却出现了对社会风气趋于庸俗的普遍担忧。多位受访者表示, 家长和游客都倾向于休闲的生活方式, 人心浮躁, 对孩子的教育缺乏重视。近年来, 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 丽江高考录取率以0.3-0.5%的速度缓慢上升。但2014年, 全市普通高考录取率84.2%, 比上年下降7.74个百分点。⑤印证了受访教师"受社会风气影响, 教育质量有所下降, 尖子生减少"的主观感受。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 丽江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虽然教育需求依然强劲, 但通过教育改变身份或向发达地区流动的意愿有所降低。
其次, 人口构成有所改变,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纳西族比重下降以及外来人口增多。2001年,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纳西族人口为20.44万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58.6%。⑥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2010年丽江古城区与玉龙县共有纳西族人口206294人, 占总人口比重为55.6%, 有所下降。而这十年间, 丽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 高于全国0.57%及云南省0.70%的年平均增长率。且从2005年开始, 丽江的彝族人口就已超过纳西族人口。⑦更加说明纳西族人口比重下降, 且到目前为止, 仍呈下降趋势。据初步调查, 主要原因有, 受人口迁移流动等原因的影响, 流入丽江市人口中汉族人口比重较大, 而丽江市流出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偏多; 随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 生育意愿降低; 纳西族不享受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 由于纳西族不享受计划生育和高考加分等少数民族优惠政策, 一方家长为纳西族的跨民族家庭为孩子申报户口时, 往往倾向于选择另一方家长的民族成分。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 丽江常驻外来人口约为4.4万, ⑧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浙江、四川、湖南等地居多, 这直接导致学生构成的改变。2010年前, 古城区外来务工子弟学生以每年约600人的速度攀升, 到2010年总数达7199人, 后一直稳定在7000人左右。目前, 中小学校中平均约有36%-37%的外地户籍学生, 有些城郊小学的比例则在80%以上, 有一两所小学几乎全部是外来务工子女。同时, 丽江新设两所小学, 原有的学校格局有所改变。
上述因素以及全球化进程对纳西族传统文化传承构成冲击, 文化变迁速度加快。在纳西族原生宗教东巴教基础上形成发展而来的东巴文化体系, 与东巴象形文字和纳西语一同构成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也构成丽江的重要文化与旅游资源。纳西语和东巴文化呈濒危或失真趋势, 几乎成为众多本民族学者、教育界人士以及受访市民的共识。⑨语言方面, 原为丽江通用交际语言的纳西语正逐渐被汉语所替代。纳西语代际递减明显, 使用者数量降低且不再是纳西族第一语言。离古城越近, 会讲纳西语的越少; 年龄越小, 会讲纳西语的越少。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纳西族第一语言多数是纳西语, 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城区纳西族第一语言多数是汉语。2008年调查显示, 丽江古城区一所小学总共有960个学生, 其中纳西族学生570人, 占60%, 但其中只有110个会讲纳西语, 不到20%, 而认识东巴文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传统文化方面, 原生宗教东巴教不再是人们的主要宗教信仰, 更多以东巴文化的形式存在于民俗和旅游展演中。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东巴文化传承的场域消失, 原有的"面对面"的人际传承方式日趋解体, 东巴文化传承越来越依赖于学校教育。⑩而且, 随着语言和文化的流失, 以及前文提到的民族优惠政策力度不大等原因, 纳西族民族认同受到影响, 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和文化自觉减弱。⑪东巴经典中包含大量的有关环保、助人、礼貌、和谐等传统道德观, 有学者认为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也不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
对于以东巴文化为代表的纳西族传统文化, 本民族人士观点各异。有的认为是宝贵财富, 对其教育价值与功能表示肯定, 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 积极参与传承; 还有人认为讲纳西话、热衷传统民族文化是不够"先进"的表现, 东巴文化只是学业失败后谋生的现实选择, 考不上大学再学也来得及。学校教育在诸多矛盾与张力中艰难平衡, 面对社会转型做出了种种尝试。
二、当地教育的发展与应对措施丽江基础教育水平与质量在云南地区相对较好, 各项教育指标一直稳步提升。2006年, 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2010年, "普九"成果得到巩固, "两基"工程通过国家检查验收。在"两基"达标后, 应国家均衡发展的要求, 丽江义务教育也趋于均衡发展。2010年到2015年间, 硬件建设变化迅速, 通过危楼改造和增加多媒体设施等, 学校环境普遍得到较大提升。
总体来说, 丽江教育工作者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做出了积极应对; 当地教育局领导对基础教育具有危机意识, 对成绩和问题的认识比较客观。
由于外来学生的大量涌入, 班级规模扩大, 学生文化背景多样, 家长的素质参差不齐, 教学和管理难度加大。针对上述情况, 各校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与管理。校长和教师总体比较负责, 了解学生生源地、家长职业、学习特点以及生活中的困难等, 关心后进生和家庭困难学生。部分教师有意识地利用纳西文化中的礼仪及风俗习惯, 如不说大话、文明礼貌等约束孩子的行为规范, 开展德育, 为学校管理提供支持。部分外来学生学会了纳西语、东巴文, 充分融入当地学生群体。
2001年6月云南省九届人大22次会议通过《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 对东巴文化的传承、开发以及东巴文物的保护等都做出明确规定, 为东巴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了法律依据。⑫文化产业提供的诸多就业机会意味着学生更加需要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主管文化艺术的教育官员富有基层教育经验, 且精通纳西族语言文字和东巴文化, 具有较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自觉。因此, 丽江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起步较早。
课程设置方面, 古城区和玉龙县校区所有小学都开设了纳西母语课, 部分开设东巴文课, 3到4所学校开设东巴舞蹈课。早在1999年, 即由纳西学者郭大烈和黄琳娜夫妇率先在黄山完小开展东巴文化传承班, 且持续办学至今。其后, 多所学校基于社区与本校实际, 开设正式的民族文化类课程。以白沙完小为代表的部分学校以文化特色取胜, 办出品牌效应, 为学校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资源。
校本课程编写与实施方面, 陆续有学校开发编写校本课程, 内容涵盖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美术、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童谣等方面, 构成对国家统编教材的有益补充。有的学校依托项目, 与云南社科院等学术部门合作编写, 质量有保证, 如白沙完小。有的由本校教师合作完成, 如白龙潭小学和冬梅、和顺林两位教师自发利用课余时间搜集、整理、编写《纳西童谣》校本课程, 授课效果好且有助于纳西文化艺术研究。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 教师分工合作, 深化对课程和教材的认识, 同时补充学习地方知识与民族文化知识,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共同体的建构。
课外活动方面, 多校开展基于地方文化的第二课堂、兴趣小组等。由教育局组织举办的纳西娃娃合唱节、书画节、"世界母语日"语言类节目大赛等依托民族传统文化, 传承创新, 已办成市级品牌文化活动, 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本地师资主要依托本地师范教育和教师在职培训, 是上述教育措施的保障。2001年, 丽江民族师范学校与丽江教育学院合并, 云南师范大学与丽江教育学院签署了联合办学协议。丽江基础教育阶段教师中少数民族所占比重非常高, 大部分学校少数民族教师达80%以上。
丽江教师在职培训包括"国培计划"、省教育厅组织培训、丽江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和校本培训, 多层次互补。教师普遍对更贴近基层的培训反馈更好, 因为更加结合实际, 实践性更强。教师语言与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培训能够利用省、市、区县的资源, 由省级高校教师、丽江民委与文化部门以及教育部门共同开展。2003年以来, 每年开展60人左右的纳西母语三级培训, 也包括规模稍小的白族语培训。2008年, 丽江政府出资, 面向以小学教师为主的80名学员, 开展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东巴文化强化培训。培训教师由东巴文化学者、民间东巴等组成。大部分纳西母语课或民族文化课骨干教师都曾参加这次培训。
三、仍然存在的挑战上述针对新问题、新情况的自发尝试尚未获得足够的制度空间, 不具有可持续性, 不成体系。教师对社会转型期的教育工作仍有应对无力之感, 迫切需要多元文化教学与管理技能。
具体表现在, 教师倾向于将外来学生视作教学与管理上的问题与负担。部分外来学生依然存在融入问题, 低阶层外地务工家长的家校关系有待改善。
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传承的难度加大, 各校自发摸索, 缺少理论指导, 难以形成稳定模式。大部分学校无意也无力开展除纳西母语课外的民族文化类课程。地方性课程与校本课程开发不足且编写存在误区, 整合度不高; 排课量少, 一般一周只有一次, 经常被主干课侵占, 且小学六年级以后基本全部停止, 效果难以持续。学校的特色教学活动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 缺少财政拨款和制度保障, 主要依靠领导和校长的眼光与兴趣, 不具可持续性。由于学校教育提供的课程多样性不够, 对社会需求不敏感, 催生大量社会教育机构, 依托公司、社区或个人开展东巴文化知识教学。个别学生为了将来在旅游公司就业, 甚至辍学去学当东巴。
师资短缺, 从数量到质量都有待提升, 尤其精通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老师不足。教师职业吸引力下降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存在, 但是丽江商业发达, 教师对待遇不满, 教师流失或兼职经商情况更多。且民族文化方面的教学实践与培训主要靠教师个人的兴趣与责任感, 不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缺少激励机制, 青年教师意愿不足。师资培训理论化倾向过强, 对具体社会情境下的教育知识与技能介绍不够, 示范不够。
主要原因在于, 学校作为国家派出机构, 教学内容和管理方式对本地文化不够敏感; 受社会和制度条件的制约, 基层教育部门的反思与自觉不足, 行政做法依然有传统惯性。教育界尚未充分认识到学生构成多样性可以带来教育收益, 教师缺乏对文化多元的教育对象的教学与管理技能。教育工作依然以基于国家共同文化与考试制度的文化课为主, 个性化的教育实践缺少制度空间。各项教育工作依然以自上而下的贯彻方式为主, 对基层的需求和实践关注不够。
四、对策与建议学校教育有责任对社会转型作出积极回应和影响, 而不是被动适应。要解决上述问题, 要做到以下两点:
在教育理念和制度层面, 要实现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转型, 这是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 对于少数民族教育尤其重要。要由精英主义、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向多元文化主义、人本的教育模式转变, 重视情境、过程与多元性, 关注弱势, 尊重差异。办基于本地发展和需要的教育, 向基层教育部门适度放权, 鼓励在国家教育框架下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教学探索。将教师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工作正式纳入评价和考试体系。对具备民族语言能力和传统文化知识的老师和学生给予适度优惠政策。
在实践层面, 开展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教育(culturally-sensitive education)。这是经过多国少数民族教育验证的系统理论和实践, 内容包括肯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尊重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知识与技能的需要; 开展民族语言教学; 大学-社区-学校的合作; 文化相关的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料; 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教师教育等。⑬
五、结论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 特定背景下的本土少数民族教育实践可以为国际教育界提供经验与理论贡献, 有待于深入研究。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教育学学科危机更直接地表现为对于教育实践的功能性危机。⑭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自信与自觉, 重视本土知识与本土教育创新, 是对社会转型的最好回应。对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可以促进教育学学科发展, 创造新的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