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据全国妇联(2013)报告，我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已有6102. 55万，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广受关注。研究发现，留守处境容易导致儿童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如，周宗奎，孙晓军，刘亚，周东明，2005; 范方，桑标，2005; 范兴华，方晓义，刘勤学，刘杨，2009)。由于父母教养缺位，亲情缺失，留守儿童的依恋行为发展受到干扰，致使他们对世界的信任感降低，对人际交往及社会的态度趋于消极(赵景欣，刘霞，2010)，因而更容易出现攻击行为，陷入人格发展的困境(胡昆，丁海燕，孟红，2010)。国外学者也证实，在不利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儿童的身心发展普遍容易出现问题(Heflinger，Simpkins & Combs-Orme，2000; Henry，Sloane & Black-Pond，2007; Dunne & Kettler，2008)。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将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留守儿童的数量还将持续增多，如何减少留守经历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个性发展和社会适应等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由于长期亲子分离，广大留守儿童无法得到父母亲持续而稳定的教养和关爱，普遍缺乏安全感(Liao，Hu & Zhang，2014; 吴霓等，2004)。而拥有安全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前提和基础(Maslow，Hirsh, Stein, & Honigmann，1945)，安全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表现为对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和混乱折磨的需要，还表现为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表现为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拥有安全感意味着个体不受身体或情感伤害的威胁，意味着有保障，在混乱的世界里获得稳定，免于恐惧。依恋理论认为，个体安全感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成长经历、家庭背景和亲子关系等密切相关(Bowlby，1982; Mikulincer & Shaver，2007)。儿童在早年发展对世界的信任感的过程中，建立起最初的安全感(Erikson，1968)。早年的亲子分离，容易使儿童的认知、情绪和社交问题等有持续提高的风险(Amato，2005)，出现显著特征的焦虑和抑郁(Lennie，Minnis & Young，2011)，更多的品行障碍，受教育程度低，初婚年龄小，更高的离婚风险等(Chassin & Haller，2011; Torres，Maia，Veríssimo，Fernandes & Silva，2012)。关于安全感，Jacobson & Bar-Tal (1995)认为是个体评估现实刺激而获得的对环境中危险因素的认知反应; 安莉娟，丛中(2003)提出安全感是个体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表现为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无力感、确定感和控制感; 也有学者提出安全感是一种人格特质(Nowinski，2001; Cummings，George，McCoy & Davies，2011)。本研究将留守儿童安全感界定为:留守儿童个体在对来自外界的环境刺激进行主观预测和评估过程中产生的胜任感、确定感和控制感，是其关于生活、自我、家庭、人际交往和应激事件等的掌控感和效能感。

与普通儿童相比，独特的留守处境及生活应激常常成为人们探讨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重要线索。对留守儿童来讲，家庭的经济状况，亲子之间的交流次数，父母亲回家的次数，父母外出情况，父母亲文化程度等，都构成了他们各不相同的留守处境。人们很容易将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发生与留守处境联系起来，然而并非所有的不良处境都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廖传景等(2014)研究发现，贫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非贫困留守儿童，心理韧性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了重要的调节和中介作用。生活应激与个体健康的关联较为复杂，个体会通过某些中介因素，如认知评价、应付方式、社会支持等来调整应激事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过程(Friedlander，Reid，Shupak & Cribbie，2007)。

对广大留守儿童来讲，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和亲子依恋中断，给他们的安全感形成和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朱丹，2009)，在这种背景下，安全感在留守儿童的生活应激、留守处境影响其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安全感是否能有效调节并缓解应激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留守处境和心理健康之间，安全感是不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是否可以通过改善安全感来保护心理健康?本研究意在探讨安全感的效用，为有针对性地开展面向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证依据。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1)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堪忧; (2)不同安全感水平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差异; (3)生活事件、安全感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 (4)安全感是留守儿童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的重要调节与中介变量; (5)安全感在留守处境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选取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辽宁、黑龙江和浙江等省市部分农村中小学的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2400份，回收2306份，剔除敷衍作答和大部分缺失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219份，有效率为96. 2%。样本的年龄分布为12. 18 ± 1. 38岁，其他分布(不含缺失值) :男1125人(50. 7%)，女1081人(48. 7%); 独生子女610人(27. 5%)，非独生子女1561人(70. 3%); 汉族1769人(79. 3%)，少数民族413人(18. 6%); 父母均外出1333人(60. 1%)，仅父亲外出654人(29. 5%)，仅母亲外出172人(7. 8%); 五年级502人(22. 6%)，六年级544人(24. 5%)，七年级602人(27. 1%)，八年级529人(23. 8%); 贫困生782人(35. 2%)，非贫困生1268人(57. 1%); 家庭经济状况较好498人(22. 4%)，一般1122人(50. 6)，较差401人(18. 1%)。其他人口学变量见表 1。

(二) 工具 1. 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ental Health Inventory of Middle-School Students，MMHI-60)

MMHI-60由王极盛等(1997)编制，含60个题项，10个分量表(强迫、偏执、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感、适应不良、情绪不稳定和心理不平衡)。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记分法(1-5表示“从无”到“严重”)，得分越高表示心理问题越严重。对MMHI-6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χ² /df = 3. 600，RMSEA = 0. 048，SRMR = 0. 064，GFI = 0. 822，AGFI = 0. 804，NFI = 0. 774，CFI = 0. 825，TLI = 0. 814，IFI = 0. 826，整体拟合较好，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各分量表及整体α系数分别为0. 573、0. 762、0. 776、0. 736、0. 761、0. 814、0. 792、0. 684、0. 743、0. 703和0. 957。

2. 留守儿童安全感量表(Scale of Sense of Security of Children Left Behind，SSSCLB)

SSSCLB由廖传景等(2015)编制，共26个题项，包含五个因子(人际自信、安危感知、应激掌控、自我接纳和生人无畏)。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5表示“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安全感越高。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χ² /df = 3. 637，RMSEA = 0. 049，SRMR = 0. 073，GFI = 0. 928，AGFI = 0. 912，NFI = 0. 865，CFI = 0. 898，TLI = 0. 886，IFI = 0. 899，整体拟合较好，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各维度及整体α系数分别为0. 781、0. 777、0. 644、0. 725、0. 678和0. 886。

3. 青少年生活事件自评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

ASLEC由刘贤臣编制，共27个题项，包含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其他应激等6个因子，适用于青少年生活事件发生频度和应激强度的评定，得分越高表示该生活事件的影响越大(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本研究对ASLEC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χ² /df = 5. 688，RMSEA = 0. 065，SRMR = 0. 068，GFI = 0. 888，AGFI = 0. 858，NFI = 0. 871，CFI = 0. 891，TLI = 0. 872，IFI = 0. 891，除了χ² /df以外，其他各项指数均符合测量学要求(因为调查样本量较大，导致χ²较大，故而χ² / df指数较高)，整体上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各因子及整体α系数分别为0. 767、0. 762、0. 765、0. 672、0. 573、0. 556和0. 930。

(三)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0. 0和Amos 20. 0进行数据处理。

三、结果 (一)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不同安全感水平的比较

留守儿童MMHI-60的得分及与常模比较、检出率等分布详见表 2。从调查结果来看，除了适应不良和心理不平衡因子以外，其他因子及总均分均显著高于常模。因子得分≥3(中等严重程度)的检出率位列前五的(问题较为普遍)是强迫、情绪不稳定、学习压力感、焦虑和人际敏感，心理症状总体上约有8%的检出率。将SSSCLB得分从低到高分为前27% (低)、中间46% (中)和后27% (高)三组，比较MMHI-60的得分，结果发现所有维度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低安全感组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安全感组。图 1列出了三种安全感水平下MMHI-60均分的数量分布趋势，可以看出三组具有显著的分布差异，随着SSSCLB得分的升高，MMHI-60更多分布在低分段。

(二) 生活事件、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详见表 3)发现，留守儿童ASLEC总均分及各因子分与MMHI-60总分及各个因子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位于0. 271-0. 517之间，两个量表均分的相关系数为0. 566;而SSSCLB与MMHI-60呈显著负相关，两个量表总均分的相关为-0. 529。

(三) 安全感对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

留守儿童的生活事件、安全感与心理健康都有显著相关，但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是否受到安全感水平高低的影响(即安全感是否具有调节作用)，还需进一步检验。根据Baron & Kenny(1986)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对安全感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如图 2所示) : (1)对生活事件和安全感得分进行中心化处理; (2)生成“生活事件×安全感”作为交互项; (3)以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通过新增解释量(△R²)或者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判断安全感的调节效应是否显著。

检验结果发现，交互项“生活事件×安全感”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见表 4)，引入交互项后，△R²也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安全感在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影响上的调节效应显著，即研究数据支持安全感的调节效应假设。为了清晰显示安全感的调节效应，研究设置SSSCLB和ASLEC得分前27%和后27%，分别为低分和高分组，绘制在两种安全感水平下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趋势，结果见图 3。安全感的调节效用表现为:当安全感处于较高水平时，生活事件高低两组的心理健康差异不大，但当安全感下降时，两组的心理健康得分便产生了较大的差异，高生活事件组的得分上升较为明显。说明在不同安全感水平下，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预测出现了显著差异。

(四) 安全感对生活事件、留守处境与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

根据Baron & 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原理，本研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1)取样本的一半(n = 1109)建立初始模型(见图 4)。本研究将家庭经济状况、是否贫困生、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亲子间每月沟通次数、父母每年回家次数等6个变量组合成为留守处境变量。6个变量的赋值方式如表 5所示，留守处境变量得分越高表示其总体留守处境越好。(2)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根据模型拟合度接受标准，初始模型的部分拟合指标欠佳(见表 6)，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见图 5)，各项拟合指标均符合测量学要求(见表 6)。(3)对修正模型进行验证。为检验修正模型的拟合效果，取另一半样本(n = 1110)进行验证，拟合指数见表 6。

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来看，加入安全感变量以后，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应由0. 65减少到0. 38;生活事件对安全感的预测系数为-0. 44，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预测系数为-0. 54，都达到了显著水平。由此可见，安全感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 238，中介效应占总体的38. 51%。加入安全感变量后，留守处境对心理健康的预测系数从-0. 16变为-0. 02，由显著变为不显著; 留守处境对安全感、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预测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可见，安全感在留守处境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0. 065。

在验证模型中，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应为0. 39，生活事件对安全感的作用系数为-0. 48，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作用系数为-0. 50。安全感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效应值为0. 24，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38. 10%。留守处境对安全感的预测系数为0. 14，安全感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 07。比对修正模型与验证模型，二者的路径系数非常接近，这说明修正模型得到了另外一半样本的支持。因此，可接受修正模型为留守儿童安全感中介效应的最终解释模型。

四、讨论 (一)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分析

本研究中，留守儿童MMHI-60总均分显著高于常模; 近8%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已达中等严重程度; 强迫、学习压力感、焦虑、人际敏感等因子的“中等严重”检出率都超过15%，这与许多已有研究的结果相似(如，范方等，2005; 吴霓等，2004; 周宗奎，2005; 赵景欣等2010)。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有较多的强迫观念和行为，对现实和未来焦虑感强，无法调整好正确的学习心态，常常出现冲动、愤怒、报复等不稳定的负面情绪，对人际交往敏感且难以建立稳定的人际联系，对社会、学校和他人还存有较多的偏执观念和执拗情绪等。在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亲子沟通和亲情关爱，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脱节的背景下，儿童的成长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普遍出现了心理问题。

不同安全感水平下，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表现出了显著差异。安全感与心理健康有许多天然的关联，高安全感的人善于调整自我，建构自信和自尊，善于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积极发掘自身潜力，使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Cummings, et al., 2011; Nowinski，2001)。任何增加个人安全感、自信、效能、结构、自律和意义的干预措施，都可能加强自我的核心方面，这对于个体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Mikulincer & Shaver，2007)。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因安全感的差异各不相同，家长的关心、教师的指导、社会的关怀、自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都将使安全感得到提升，使心理健康得到改善。

(二) 生活事件、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留守儿童的生活事件应激与心理健康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这印证了Bifulco et al. (2000)和Ängarne-Lindberg & Wadsby(2009)等的研究结果。生活事件被认为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重要的外部因素，不仅容易导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Ängarne-Lindberg & Wadsby，2009)，而且在心理问题的发生与发展中起到了“催化”作用(Mclaughlin & Hatzenbuehler，2009)。本研究中，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学业压力、健康适应、丧失体验以及受到批评或惩罚等事件与其心理健康显著相关，生活事件应激成为影响他们身心健康直接且重要的因素。就留守儿童生活中发生的亲子互动、家庭教养缺失而言，这些生活事件对他们身心健康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累积效应上。小的生活事件如果经常出现，就可能不断累加而发展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慢性应激源。

Melanie(2011)认为安全感是一种精神资源，可提供给人们一种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和调节刺激反应能力的方法，帮助人们调动社会支持系统，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安全感表现为个体应对环境刺激的确定感和控制感(Liao, et al., 2014; Mikulincer & Shaver，2007; Nowinski，2001)，这种心理活动状态持续存在，最终形成一种人格特质，成为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Cummings, et al., 2011; 安莉娟，丛中，2003)。正是由于安全感的这种特性，使其成为影响和决定个体心理健康最重要的要素，甚至被看作是心理健康的同义词(安莉娟，丛中，2003; Moore，2010; Cummings, et al., 2011; Nowinski，2001)。在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过程中，良好的个性品质与社会支持系统成为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Friedlander, et al., 2007)。本研究印证了安全感越高则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这一假设。

(三) 安全感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安全感在生活事件影响心理健康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调节效用。即留守儿童的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关联，随着安全感水平不同而产生变化。高安全感的人能积极改善自我认知，使用积极的关系策略来应对现实应激，以避免自我受损。他们拥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控制感，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影响环境，在整体上感觉世界是安全的，并能与他人一起好奇、自信、投入地探索周围世界(Mikulincer & Shaver，2007; Moore，2010)。而低安全感的人常有一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倾向，对自我定位缺乏自信，不敢确定自身的基本价值。伴随着自信的丧失，他们会对人际关系和各种生活事件感到无端的焦躁和忧虑(Nowinski，2001; Moore，2010)。在留守儿童接受外部世界的刺激影响时，处于不同的安全感水平，使他们对环境的感知、体会和理解产生了差异，进而在调动内在资源应对外界刺激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安全感高者更能有效应对，而安全感低者的保护效能也随之而降低。

(四) 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的生活事件部分地作用于安全感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关于应激与健康，一般认为突发的或超出个体调整能力范围的或影响时间过长的应激性事件，是诱发个体的负性情绪和生理反应的主导原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在应激源与心理健康之间还有多种因素发挥中介作用，特别是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全感也是一种应对方式，或者说是应对方式的准备状态。安全感作为人类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需要，是人们关于环境及其刺激的基本观念(Jacobson et al., 1995)。个体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并非单纯的个体内心活动或环境因素的单独效应，而是个人主观世界与环境关联的结果，它随着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Lazarus & Folkman，1987)，为个体选择应对方式提供了心理基础。本研究中，留守儿童的应激事件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显著的，次数频繁、强度过大的生活事件容易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冲击，安全感是其中一个中介因素，应激事件影响了安全感从而对心理健康造成了累积效应。

除了动态的生活事件外，静态的留守处境也是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留守处境包含的内容较为复杂，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亲子沟通次数等，各种变量综合起来，构成独特的留守处境(Liao, et al., 2014)。本研究中，安全感在留守处境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说明留守处境通过影响安全感的形成和发展，进而触及其他心理与行为，并作用于心理健康。这也证实了本研究的基本假设:留守经历影响了儿童安全感的形成，进而影响其心理与行为。与家人分离的事件，诱发了人们的恐惧心理，成为缺乏安全感的病根，人们还会不断地强化这种恐惧，为不安全感提供了滋生的温床(Liao, et al., 2014; Moore，2010)。安全感促进人们对威胁情境进行认知、理解、判断和调整，在生活处境和心理健康之间起着协调和判断作用，从而能有效促进个体的适应和身心发展(Brumbaugh & Fraley，2006)，这说明特殊的留守经历会影响安全感并进而影响心理健康。

五、结论

(1)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堪忧，不同安全感水平的心理健康差异显著; (2)留守儿童的生活事件、安全感与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 (3)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在生活事件影响心理健康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4)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5)留守处境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安全感在留守处境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