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创新本国大学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大学理论的重要途径之一，译介与研究外国大学理论历来为中国教育学者所重视。现有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关注西方大学理论思想内涵的研究多，从历史视角对中国引进西方大学理论的活动进行反思的研究少; 二是不乏德国大学理念对中国影响的研究，而对英美国家大学理论在民国传播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三是从大学制度、实践方面阐述西方大学对中国影响的研究众多，从中国学者译介西方大学理论文本出发，探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大学理论的筛选过滤的研究少，深入某一大学理论内部分析其被中国学界接受与排斥之成分的研究则更少。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民国学者对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的导入为切入点，从源头上梳理与剖析中国学者导入外来大学理论的过程中发生的过滤及取舍。这不仅对认识英美大学理论在中国的命运与遭遇、深化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反思当今外来大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中的文化过滤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热情之关注:民国学者对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的导入1928年5月，弗莱克斯纳应邀在牛津就大学问题作了三次演讲，《现代大学论》 ①即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成。该书作为大学史上的经典著作，集中体现了其现代大学理念。一经推出，立刻引起中国学者的热切关注。学者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导入这一经典著作，主要有常道直、孟宪承的引用(1928，1931)，陶孟和的书评(1931)，林语堂的节译(1932)，谭允恩的节选(1934)，陈孝禅的翻译(1935-1937)。学者对弗氏《现代大学论》的热烈关注与对纽曼《大学的理念》的冷淡形成鲜明反差，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及时与滞后。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酝酿于1928年，出版于1930年。常道直1928年就介绍了该书中有关美国大学的部分内容。1931 －1937年其他学者以各种形式导入这一学说，体现了导入的及时性。纽曼《大学的理念》在19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相继出版，学界对其的导入却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界没有关注到纽曼及其著作。
2.多样与单一。民国学者对《现代大学论》采用了多种导入方式——书评、翻译、引用、节选等，既体现了导入者本人对弗氏现代大学理念的不同接受方式，又从不同侧面推进了民国学界对这一学说的了解。陶孟和的书评有助于对该书整体内容的把握; 林语堂的论文有助于了解弗氏笔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函授课程等情况; 孟宪承、谭允恩对弗莱克斯纳学说的选择与引用，体现了对弗氏观点的批判性采用; 陈孝禅系列译文使读者能深入研读弗氏现代大学学说。而学界对纽曼《大学的理念》之导入则局限于三千字片段翻译与只言片语的评论。
3.热烈与冷淡。常道直、陶孟和、孟宪承、陈孝禅等中国近代教育界、心理学界的知名人物与商务印书馆、《教育研究》 (广州)等强势媒体对弗氏及其著作的联合关注，掀起了一股研究弗氏的热潮。而纽曼大学理念的导入者主要为大学生，又无强势传播平台介入，显出学界对纽曼的冷淡。
4.全面与单一。《现代大学论》论述了现代大学理念和美、英、德等国的大学。陈孝禅的系列译文从篇幅上覆盖了本书至少三分之一的内容。而学界仅以千余字译介了纽曼关于大学教育目的的论述。
二、差异化选择: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的多样评价民国学者对弗氏《现代大学论》的热切关注，并非对其理念的认可和无条件接受，而是形成了多样化的选择。既凸显了导入者个人教育背景、学识素养对外来学说过滤与筛选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者在美国化大学教育的现状下的反映与取舍:吸收了弗莱克斯纳对美国大学的批评部分，而相对忽视了作为其精华的现代大学“理念”。产生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国学者对弗氏大学理论之引介，更多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之经世致用精神的影响，以“用”为目的译介、研究弗氏学说。
1.“最近评论三国大学最透辟详尽的著作”。常道直、陈孝禅、林语堂等高度称赞弗氏一书。常道直引弗氏之语判定美国大学: “不能挽回颓风，反而专力‘投合公众之好尚’。” ②常道直旨在证明中国大学不应当以美国为榜样，而应当取法以研究高深学问作为大学理想的欧洲大学。③陈孝禅更看重弗氏对美国大学的批评而忽视了其大学理念，自言弗氏关于美国大学的一篇“紧紧地抓住我的灵魂，这是一篇研究美国大学教育的杰作” ④。其译文发表次序，亦是先发表“美国的大学”章，最后发表“现代大学的理念”。陈孝禅如此看重“美国的大学”章，因其对美国化的中国大学的警醒作用和整顿学术的参考价值，此正是他导入弗氏学说的内在动因: “中国整个的教育制度，现在尚在美国化的进程中。教育的研究，中毒尤深。” ⑤林语堂认为弗氏之书是“最近评论三国大学最透辟详尽的著作”。⑥但林氏并没有介绍该书“现代大学的理念”章，而是译介了“美国的大学”章。他认为弗氏所说不仅都是“内行话”，而且还表达了公众共同的声音。林氏主要从四方面揭示美国大学的“惊人事实”。一是美国大学毕业生的知识零碎化; 二是博士论文没有学术水准; 三是博士论文写作程序化; 四是哥伦比亚函授学校招生广告化。⑦林氏所论意在揭示美国大学存在的问题，以此警醒中国当时的留美教育和仿美、学美的中国大学。
2.“极有刺激性的”著作。陶孟和是最早以书评对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进行介绍的中国学者，他认为“这本书实在是一本极有刺激性的” ⑧著作。他介绍此书的动机是为改进当时中国“破落”的大学教育提供参考。陶孟和将弗莱克斯纳提出的大学理想总结为教学与研究，明确肯定弗氏对大学研究职能的强调: “在现代只有讲授而无研究，不是理想的大学。” ⑨他进而指出，根据弗氏的大学理想，专门技术、专门职业、普及或通俗教育，都不是大学应该举办的，应该另设机关或学校办理。现代大学也不应该设置宗教、教育、商业、新闻、家政、图书馆等科目。弗氏认为: “大学所造就的并不是专门技术的或事务的人才，乃是有训练的思想、丰富的知识的判断能力。” ⑩而前种情况却大量存在于当时的美、英(尤其是美国)大学中。弗氏强烈批评这一状况，体现了其将大学定位于研究高深学问、注重培养理性的理想。陶将弗氏对美国大学的批评归纳为“大学”一词的滥用、学分制度的问题、学科的杂乱和大学的推广服务，而这总的体现为美国大学的商业化和职业化。⑪与其他学者的译介相比，陶孟和部分揭示了弗氏的大学“理念”，但还是最看重弗氏此书对中国当时大学制度的参考与警醒之用。
3.批判地引用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孟宪承等立足于自身学术立场，将弗莱克斯纳学说纳入自己的著作与论文中。他对弗氏言论的引用主要是服务于构建自己的“现代大学的理想和组织”的需要，故对弗氏之说肯定、否定兼具。他将弗氏“专业”的三个标准概括为: “要有深博的文化的基础”; “要有精敏的智慧的创获”; “要有高尚的利他的精神”。⑫孟反对弗氏将美国大学商业、教育、家事、新闻等列为低级职业，认为它们完全符合其高级专业的前两个标准——“文化的基础”与“智慧的创获”。至于利他与否，与社会结构有直接关系，不能作为划分专业和职业的标准。他引证弗氏对德国大学的论断来支撑自己的观点:现代大学的任务之一是教学。孟宪承以弗氏的学说服务于构建自身现代大学体系的需要，似乎是一种纯学术研究，而不关涉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的实践。但《大学教育》诞生的背景及章节安排清晰展现了学术与教育需求的互动，反映了孟对弗氏学说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其“用”之目的还是十分明显的。
4.无声的反抗。谭允恩对弗氏学说的介绍，源于《教育研究》 (广州) 1934年出版的“各国大学教育专号”。谭允恩分别选择了两位美国学者对美国大学教育的论述，以“作为学术机构之美国大学”为标题，对弗氏的大学学说进行了介绍。不过，这一部分只有两页(全文共25页)，占总篇幅不到十分之一。而以“美国的高等教育”为题，对克拉伦斯·谢德的介绍达23页之多，可见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介绍主要以后者为主。谭允恩介绍弗氏的观点主要有:大学根本上是一个学术机关; 教学和研究是大学的职能; 有些美国大学毫无学术标准; 对美国大学中的师范、商业、新闻、实用艺术、旅店管理等学科以及函授学校持批评态度; 所有的大学都设有等于中等学校的学院，等等。⑬谭允恩对弗氏与谢德学说分量悬殊的引用，似乎表达了对弗氏学说的无声反抗、对谢德观点的认可。他介绍弗莱克斯纳学说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由于弗莱克斯纳学说在中国学界的巨大热度。
三、文化过滤:弗莱克斯纳大学理论被接受与排拒的内容及深层原因文化涵化理论认为，在文化特质被传递的过程中，经历了文化接受一方的估价和转换，这些估价和转换总是与接受方的价值系统密切相关。文化传播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输入的外来文化被接受与否，主要由其对文化接受者的效用和适应性而决定。这里的适应性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⑭弗莱克斯纳学说中被接受与排斥的内容及原因，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从该学说对导入者个人的效用等方面去寻找。
当时的中国大学教育，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快速增长后，到30年代，大量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国家与民族的需求，使国人对中国大学的关注与讨论日益增加。孟宪承《大学教育》、《教育研究》 1934年“各国大学教育专号”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推出的。可以说，从个人到团体，从民间到政府都深感大学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的紧迫性。弗氏《现代大学论》是当时美国大学问题诊断与反思的产物，其精神与当时中国国内对大学批评与改造的路向完全一致、遥相呼应。此为该学说吸引中国学界的根本所在。就弗莱克斯纳学说本身而言，它有两个方面成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关注。
第一是它对美国大学的强力批评。当时中国大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美国化。所以弗氏《现代大学论》一出便迅速吸引了部分学者的眼球，上述学者对弗氏学说的采用即是明证。它发挥了警告和震惊的作用，刺激了国内大学教育的改革。林语堂和陈孝禅等就有意选择了弗莱克斯纳对美国大学的批评，抛弃了或忽视了其“现代大学的理念”。
第二是它对德国大学理念与模式的推崇。弗氏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强调专业与职业的区别，主张学与术的分离，认为大学与专门学校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这些观点与民国大学一部分学者坚守的德国大学理念和模式是相契合的。他认为宗教是有偏见的，所以不能立足于大学，这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是相通的，与当时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教会大学注册立案等社会背景是相适应的。就上述维度而言，弗莱克斯纳与蔡元培都是德国大学理念和模式的支持者。联系到常道直、傅斯年等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推崇，弗莱克斯纳的思想具备被他们认可的特质，他们弗氏一样都尊德而抑美。
弗氏《现代大学论》的“现代大学的理念”被中国学界忽视亦可从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的现实安排与政治民族需求中得到线索。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来看，他所反对的大学社会服务依然在开展，尤其是平民教育运动更是将这一理念推行至极致。他所批评的农业、商业、新闻、教育、经济等各种学科在各大学纷纷设立。许多大学成立了教育学院。尤其是进入20年代末期，由于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外加美国大学模式的影响，专门实用学科获得了官方的扶持。国民政府对实用型专门技能的重视，对大学服务国家民族需要的强调，与弗莱克斯纳强调的专业与职业之别、大学与社会保持距离是有很大差别的。及至30年代日本的入侵与国难的爆发，大学与民族、国家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至此，20年代大学服务社会与30年代大学挽救民族危亡在很大程度上结合起来了。可以说，弗氏反对的社会服务、实用科学等与中国的整个政治环境是抵触的，与当时的国家需要是冲突的，因而难以被政府层面采纳并从宏观上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实施产生影响。
四、反思:教育研究中的文化过滤问题民国学者对弗莱克斯纳大学理论的筛选与扬弃，是中国学界导入西方大学理论的一个典型缩影。它反映了中国学界在面临西方理论时的一种普遍倾向，即选择与中国社会、政治与教育相适应的、能够为我所用的成分。这一文化过滤现象广泛地存在于中外文化的借鉴与学习之中。法国汉学家巴斯蒂在谈及不同文化间的思想和形式的传播时，其所论可谓一语中的: “相对于每一种广阔无垠的外国文化整体而言，每个人实际上只不过掌握了其中某些碎片而已，……当他获得了遥远文化的碎片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说，他实际上是重新创造了这种文化，因为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背景来理解原有文化的。” ⑮
教育研究，尤其是涉及异质文化场域的教育研究，实际就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一种形式，所以中国学者只是选择性地向国内介绍了外国某些教育思想的某些部分。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外来资源的选择，这一巨大的问题，显然是本文难以回答的。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核心特质无疑是潜在的影响因素。“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往往‘把抽象性转化为具体性’，只注意对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例证，而将抽象的理论方框置之不顾或视同‘糟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直接体验、‘实证实修’而轻视逻辑理念的习惯有内在关联。” ⑯弗氏《现代大学论》之“理念”章的被忽视，而具有大量例证的“美国大学”章被重视，正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除了上述特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之精神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梁启超曾指出晚清“新学家”失败之根源即为“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为手段” ⑰。当今中外比较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者也直指这一问题: “中国一百年来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至今很少被人重视的先天性缺失，即缺乏真正冷静的、理性的客观精神。……而总是以实用主义或‘精神的享乐主义’的方式凭兴趣和时代需要任意拿来，为我所用。” ⑱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轻视逻辑理念的习惯”与固有的经世致用精神影响了民国学者对西方大学理论的选择与取舍，这也致使外来学说的核心“理念”往往被阉割或忽视。
从历史上看，中国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扭曲有一定的合理性。通过导入西方大学理论确实刺激了中国的大学教育，产生了一些丰硕的成果，如孟宪承提出的“现代大学的理想”就是融会欧美大学理论与实践而成。但其缺失也是至为明显的。民国学界对西方大学理论的筛选与过滤，使其理解仅仅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导致无法获取其内在精神与核心义理，这可能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难以真正实现突破或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中西文化比较“几乎已不再能从‘求同’中获得自己的动力和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而必须大力强调‘辨异’，特别是那些深层次的差异”。⑲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当注重西方大学学说中与中国异质的成分，而不仅仅是与中国社会相适应、能够为我所用的成分。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创建自身理论体系需要特别注意的。
总之，分析民国时期对西方大学理论的文化过滤，并进而反思当今的教育研究，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思考空间。当今对西方教育理论的研究，是否也有文化过滤的发生，对此研究者是否有所认识和反思，并采取了哪些对策?中国学者对外国教育思想的选择性研究、介绍，其吸收的部分是其精神核心还是外在形式?研究者能否无限接近外来制度、思想的内核?中外文化接触史告诉我们，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遵循着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轨迹演进，我们是因此认为对西方教育制度或外在形式的认知与理解能够基本准确?还是基于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性，认为没有对其精神文化的深刻理解，对其制度文化的准确认知也大打折扣?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当然，民国时期对西方大学理论理解肤浅，难以深入其精神内核，这是历史的局限。毕竟这一时期只是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加之，中西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念与哲学体系的巨大差异、中国大学短暂而不平稳的历史等，使得民国学者对西方理论核心的获取受到诸多制约。当我们将民国引进西方大学理论的历史，放在整个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谋求独立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参照下，放在以学术独立谋取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宏大的理论背景下，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形形色色的教育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评价民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引入历程我们当持同情的理解、温情的敬意。同时，我们也应当客观地审视这一时期大学理论引进活动的不足，以为我们今后的教育学研究和西方理论的引进与导入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