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波兹曼(Neil Postman)提出“童年消逝”的命题，他批判随着电视媒体的出现，成人世界过度曝光在儿童面前，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界限模糊，童年消逝。然而，童年真的会消逝吗？波兹曼的命题存在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童年被视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而非一种自然存在的实体，童年是被发现(更确切地说是被发明)的。准确来说，波兹曼所言的“童年消逝”是一种特定童年概念的消逝，这种童年概念建立在将生物与社会、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进行清楚区分的基础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逻辑，带有强烈的现代思维色彩。“童年的消逝”如果可行，只能是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被建构起来的“现代童年概念”的消逝。波兹曼自己也强调，“当我说到童年的消逝时，我指的是一个概念的消逝。如果我们还记得童年概念的诞生所面临的种种障碍，以及支持它成长的种种影响，那么我们也许会加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更不用说由于童年概念的消逝而感到的失落。”^①

“概念”一词是指能够“反映事物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们在理性认识阶段的产物，是理性思维的一种基本形式。”^②现代童年概念”的产生正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果，反映的是针对“童年”本质属性的一种现代思维方式。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大致来讲，‘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方式，它在欧洲出现于17世纪，随后其影响逐渐遍及世界各地。”^③现代性”一词，不仅代表特定的时空，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代表着一种与传统生活方式相区别的现代生活与组织形式。“现代童年概念”的出现也有特定的时间和地域，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是“指启蒙运动以来的具有现代性品质内涵要求的对儿童生活的态度”。^④这种态度一方面要求成人必须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珍惜儿童的童年时光；另一方面强调成人通过教育将文化知识有计划、有步骤地传递给儿童，从童年阶段开始培养起儿童自由、理性的意识，最终帮助儿童社会化为理想的成人。具体来看，“现代童年概念”的内涵包含着以下几个层面：

“现代童年概念”将儿童定义为有别于成人的特殊群体，将童年视为区别于成人复杂生活的纯真阶段。“现代童年概念”，将儿童视为“属于自然的、单纯的、非道德的、非社会的成长中的个体，成人则是文化的、复杂的、道德的、社会的、具有个人特质的完整存在”。^⑤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之间形成相互对立的壁垒，这种对立突出表现为“游戏的儿童”与“工作的成人”形象被建构起来。童年与游戏的紧密挂钩，使得儿童从成人的责任世界中被分离出去。在童年时期，儿童不需工作，更不需担负经济和道德上的责任。儿童成为“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个体。^⑥现代童年概念”肯定了儿童“脆弱的”、“纯真的”、“理智未成熟的”、“需要关怀的”形象，童年成为“无忧无虑”、“纯真美好”、“幸福快乐”的黄金时代。“新童年社会学”(New Sociology of Childhood)研究者埃里森·詹姆士(Allison James)与艾伦·普劳特(Alan Prout)在对以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化理论为代表的童年研究进行剖析时就指出，长期以来童年研究的思路都深受现代“二分法”的影响，使得对“童年概念”的分析建立在“支配框架”^⑦基础上。

儿童 → 成人 自然 → 文化 单纯 → 复杂 非道德 → 道德 非社会 → 社会 成长中的个人 → 具有个人特质 生成 存在

“现代童年概念”强调以“年龄阶段”作为衡量个体发展水平的指标。如皮亚杰(J.Piaget)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他以年龄为基准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划分为：感知运算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6、7岁)、具体运算阶段(6、7岁-11、12岁)、形式运算阶段(11、12岁之后)；弗洛伊德(S.Freud)的儿童情绪、情感发展阶段论，以年龄为基准，将儿童的人格发展划分为：口唇期(0-18个月)、肛门期(18-36个月)、性器期(3-6岁)、潜伏期(6-11岁)及生殖期(女孩11岁开始，男孩13岁开始)；还有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的人格发展理论、科尔伯格(L.Kohlberg)的儿童道德发展的六阶段论。这些研究将儿童的发展与生理上的成熟相对应，使得儿童在认知、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发展都需要遵循一条相对固定的线性发展模式。

“现代童年概念”通过对儿童及童年独特性质的刻画，将童年的“标准化”样态塑造出来，“童年”被理想化为一种单一的形式。“现代童年概念”将童年与无忧无虑、纯真、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等特征相连。随着现代学校教育的出现，童年与学校生活紧密关联，儿童从工厂和街道清除出去，公共场所中的儿童身影越来越少。童年从社会生活中抽离，进入到成人为他们准备的有组织的学校教育机构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儿童需要在很小的年龄就在教育机构中开始他们制度化的童年生活。学校教育不断强化和再生产着童年纯真、脆弱、依赖等特性，儿童和童年被隔离在学校的院墙内。

20纪60年代，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就通过对中世纪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进行细致梳理，发现在中世纪时现代的儿童观念并不存在。他指出，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并没有将儿童从成人的世界区分出去，儿童“一旦脱离母亲、奶妈和保姆一刻不停的照料，他就进入了成人社会，与成人就没有区别。”^⑧阿里耶斯的研究也从历史学的视角警醒童年研究者对“现代童年概念”产生背后的动因进行追问。

“现代童年概念”强调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存在。追问这种对立的产生，首先要从一种新思维方式的出现谈起。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现代性的基础工程应该是寻求社会的秩序和纯净。”他写道：“对混合的恐惧反映出人们对分离的痴迷……现代智识和实践的核心框架是对立的-更确切地说，是二元对立的。”^⑨二元对立的现代智识”可以追溯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的知识体系分类。当时“整个知识体系被划分为‘纯知识’和‘不纯知识’”。^⑩纯知识”是客观知识或实证知识，强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被视为绝对客观和科学；“不纯知识”则是指受个人意志影响的主观知识。至此，“知识二分法”的传统由此形成，研究“纯知识”的自然科学与研究“不纯知识”的社会科学之间日渐形成了壁垒。对知识体系的划分方式也严重影响了现代人的思维逻辑。

在二分法思维逻辑的控制下，童年的现代性定义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在这段时期内，一系列将儿童有系统地从成人世界分离出去的措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例如提高法定结婚年龄、国民义务教育的推行以及禁止工厂招用童工等。“童年逐渐从成人文化里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生命意识和独立精神哲学的概念。”^⑪ 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分属两端，一端是自然的、单纯的、非道德的、非社会的，另一端则是文化的、复杂的、道德的、社会的。在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彼此相互对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现代思维逻辑关于自然与社会文化的二元对立。现代社会为了建立其秩序性，将社会生活分割为许多相互分离的主题。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自然与文化的分离，“它不仅仅是现代主义思潮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主轴，在现代时期的童年研究发展轨迹中，意义更为显著。” ^⑫儿童代表着自然，被成人视为一种纯洁的、不复杂的有机体，容易被外界环境所改变，成人则代表着社会文化，是一种更为完整和优越的存在。从儿童到成人的发展过程，既可以视为是儿童被“文化化”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儿童脱离“自然化”的过程。^⑬ “现代童年概念”一方面凸显了儿童及童年的特殊性，一方面也将儿童固定在一个等待成人去定义、去改造的被动位置上。

“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看待儿童。”^⑭ 进入17世纪以后，由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要求了解儿童、尊重儿童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儿童及童年进行研究的热情也日益高涨。“人们常常宣称，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里可以找到现代童年研究的起源。”^⑮ 由于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达尔文在研究中经常将儿童和动物进行比较。达尔文的总体目标是凸显生物进程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达尔文的思想及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欧美等国进行的大规模“儿童研究运动”。这场“儿童研究运动”由心理学家主导，例如德国心理学家普莱尔(William Thierry.Preyer)、美国心理学家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等人，他们的研究中渗透着普遍的生物学概念范畴，强调通过科学和严格的观察与实验对儿童进行预测和检验，从而建立起童年发展的普遍模式。这场运动，“不仅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儿童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关注，也为现代教育中儿童观的确立和现代学校教育理论和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大量的科学数据。”^⑯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儿童研究运动”开启了把童年置于生物学框架下进行考察的现代童年研究视角。在这一研究视角下童年代表着“不文明”的蛮荒阶段，需要成人进行“社会化”的规训。然而，“社会化过程对儿童来说实质是一个痛苦的、野蛮的过程，它使儿童被规训为某一类社会成员，而不是有着自己特点、能够充分体现自我的个体。”^⑰20世纪60年代阿里耶斯开创了从社会历史建构视角进行童年研究，20世纪80年代“新童年社会学”出现，“在批判传统社会化理论的基础上，“新童年社会学”否认童年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主张把童年作为一种积极建构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⑱回顾童年研究历史的现代进程会发现：从达尔文主义对童年的研究到社会建构主义的崛起，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当前童年研究开始强调从社会文化视角对童年概念的内涵进行追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二分法”的思维逻辑-将童年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相互对立的思路一直操控着现代童年研究的基本思路。

阿里耶斯指出在中世纪时期“现代童年概念”并未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教育体系在中世纪并未出现。波兹曼也认为，“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的观念，没有羞耻的观念，这些都是中世纪童年不存在的原因所在。”^⑲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童年概念”随着制度化学校教育的开办而得到巩固。“从19世纪末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是社会借以将儿童分割在成人世界之外的主要手段之一；并且，它也是构成童年现代概念的主要先决条件之一。” 1837年德国教育家弗里德里希·福禄培尔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并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幼儿园教育体系。福禄培尔的幼儿教育思想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各地制度化学前教育的创办与发展，近代欧美和日本等国开始普遍实行幼儿园教育。在学校机构中开展的幼儿教育使得儿童制度化的童年生活开始得越来越早；义务教育的普及又使得制度化的童年生活结束得越来越晚。有组织的学校教育实际上延长了儿童不必承担成人世界要求和责任的时间，同时也将曾经在田野、街道、庙会游荡的儿童隔离进制度化的学校机构中。学校教育实则是一种社会体制，它有效地建构并界定了作为一个儿童-甚至是某个特定年龄的孩童-所具有的意义。在学校中，儿童的生物年龄是区分他们的重要标志，“师生关系所具有的高度规律化的性质、有关课程与课表的安排，以及评定等级的实行-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方式都用于强化和自然化关于儿童是什么以及儿童应该是什么这一特定的假设。”

此外，现代家庭生活的变化也影响着“现代童年概念”的生成。“从15世纪开始，学校教育的扩充在家庭概念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阿里耶斯指出，“家庭结构从扩展家庭(作为周遭更大社会一部分)向核心家庭(与社会相对独立的存在)转变”， “家庭变成了夫妻之间、家长与孩子之间情感交流的必要场所。” B24家庭成为一个更加私人化的空间领域，儿童成为父母的私有财产。“童年成为一种新的私有物”。家庭生活的私人化促成了童年的私有化，以及“家”对于儿童而言进行的新的隔离。社会要求儿童接受长期的正规教育，这导致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家庭对于儿童的情感不再停留在财产和荣誉层面，家长们开始对孩子的学习感兴趣，关切孩子的学习情况。社会学者Shorter的研究就表明，在十七、十八世纪儿童并不是母亲生活里的重心或是具有特殊性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儿童都不具有任何优先性。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核心家庭的出现，“家长的期望和责任变得越来越重大，而且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因为父母演变成了监护人、看管者、保护者、养育者、惩罚者、品德和品味的仲裁者。” 现代家庭生活的变化进一步固化了“现代童年概念”赋予儿童的形象。

科萨罗(William A.Corsaro)认为，“童年是这样一种社会建构，它明显地与儿童身体的成长成熟、关于年龄的文化信仰以及年龄的制度性划分有关，但并非决定性的关系。” “现代童年概念”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由特定意识形态和阶层建构起来的产物，一方面，“现代童年概念”将儿童界定为有别于成人的个体，儿童身心发展的独特性使得童年成为一段独特的生命阶段；另一方面，“现代童年概念”以儿童生理发展的不成熟将儿童隔离在成人世界之外，使得儿童的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定义童年的权力被成人操控，童年的多样形态被忽略，儿童自己的声音被埋没。

“现代童年概念”的形成是基于“二元对立”的逻辑思路，成人以儿童生理的不成熟将儿童等同于社会文化能力发展不完善的个体，儿童被隔离在成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例如，由“现代童年概念”所塑造的“游戏儿童”形象，使得现代童年生活与游戏之间密不可分，然而参考社会史学家的研究可以得知，直到晚近，儿童才无须工作，以游戏为主。在成人世界中，游戏一直被看作是闲暇之余的事情，仅仅被视为一种无需认真对待的娱乐活动。儿童在游戏世界中创造出的儿童文化也总是被成人称为“次文化”，“所谓‘次’，相对于‘正式’，意味附属、低等和非主流，这种不平等关系隐含儿童世界的次要和依赖性质。” 儿童被剥夺了在社会生活很多重要领域应该拥有的权力，甚至一些与他们密切相关的问题。成人以儿童生物年龄的不足来预测儿童社会能力的不足，将儿童的生活划定在特定的范围内。在“现代童年”的概念背后是成人世界对儿童自然天性的一种预设。当儿童被成人塑造成属于自然、单纯的、非道德的、非社会的成长中的个体时，儿童同时也陷入了柔弱、依赖、待发展的泥潭中。“儿童的不成熟性与待发展特征，使得童年期成为了一个不具重要意义的过渡阶段，重要的是通过成人的帮助，顺利进入成年期。” 成人垄断着定义童年的权力，通过在实验室中的实验器材测量和制定出用来比较和判断儿童成熟与否、智商高低的评价标准；通过设置种种制度化的社会生活，规定着童年阶段发展的重要任务。“现代童年概念”反应的是成人主控的话语权以及儿童与成人的不平等关系。成人权威最终建立起什么才算是“孩子般”(child-like)表现的规范性定义，而儿童则缺少获得在公共领域发表见解的机会，即便是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事情，儿童的声音也一直被忽视。“现代童年概念”在保护儿童、教化儿童的旗帜下实则剥夺了儿童的自由。

“现代童年概念”把童年从社会生活中抽离了出来，在表述童年的各种现代图像中，童年总是呈现出纯洁、无忧无虑、无须承担责任的特征，与成人世界的复杂生活远远相隔。事实上，“童年并不都是可爱的，阶级、性别、贫穷、种族和家庭生活问题等成人社会中显而易见的现象在童年中同样存在。” “现代童年概念”在时间上起源于19世纪，在地域上源于欧洲发达工业国家。“现代童年概念”对儿童及童年的解读陷入单一模式，并且这种解读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产阶级儿童童年生活的一种理想描述。在世界范围内，今天仍有很多儿童并未按照我们定义的“现代童年概念”在生活。正如儿童史学家熊秉真先生提出的疑问，“当今第三世界的织毡童工、街角流浪儿、卖身的雏妓，一个孩子若承担了成人般的责任，遭受着较成人更多的苦难，他是不是也就没有任何‘童年’可言？” 当然，这些在苦难中生活的孩童是不幸的，他们亟需成人社会制定严格的法律文献和可行的福利政策去保护他们。与此同时，这些第三世界孩童的生活经历也提醒研究者要不断反思和质疑“现代童年概念”本身的局限，当童年概念被桎梏在单一的形态下，不仅容易滋生“狭隘的种族优越感”，更可怕的是会隐没现实生活中真实童年形态的多样性。“现代童年概念”建构了童年的标准模式和理想模式，这种童年模式以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儿童形象为范本。随着人类学家和童年社会学家对世界各地多元文化背景下童年生活的研究，不断质疑和挑战着隐含着阶层、种族不平等的“现代童年概念”。

“现代童年概念”预设了童年阶段的过渡性，认为童年是为将来的成年做准备的。儿童处于变动的状态中，是一个能力不足的个体和未来的成人，而成人则是一个完备的成熟存在体。“现代童年概念”强调儿童是身心发展不成熟的个体，需要成人的照顾、保护、训练和教育，衍生出“需要”的论述。儿童“需要”得到父母师长包括身心的照顾和道德的规训，父母和师长被视为是最重要的“他者”决定着儿童童年生活的内容。因为“成人代表着理性、道德、独立、自主、文明和社会，儿童则具有非理性、非道德、依赖、附属、自然和非社会等特征。” 在成人主宰的世界里儿童总是处于附属的位置，儿童的声音总是可有可无的。“现代童年概念”造成了成人支配社会世界的正当性，儿童和儿童团体丧失应有的对等社会地位。儿童世界中独特的精神内涵及文化创造本可以对成人世界产生重要的反哺作用，然而当前儿童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只能使得儿童的声音可有可无，对儿童文化的关注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呼吁上。

波兹曼在为《童年的消逝》再版写序言时坦诚地把孩子写给他的信公之于众。一个名叫约瑟夫(Joseph)的孩子写道，“童年没有消逝，因为我们看电视，我认为一周五天上学才是荒废童年。我觉得那太过分了，童年非常宝贵，用超过半周的时间去上学，太浪费了。” 当波兹曼面对这些信件时，不禁感慨道，“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 的确，儿童从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儿童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是保卫童年最为根本和原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