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儿童心理弹性(resilience)的研究发端于研究者关于逆境及危机对儿童发展影响的探讨。受到传统医学以及精神病学的影响，早期心理学家认为，处境不利儿童在危险情境中(比如，贫困、药物滥用、家庭不和、疾病等)的发展遵循“处境不利-压力-适应不良”的直线模式(曾守锤，李其维，2003)。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批激进的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病学者大胆提出，处境不利的儿童或许会遵循“高危险-适应良好”的发展路径，他们的发展表现出成因多重性及发展结果多样性的特征。基于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以及近年来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开展，儿童心理弹性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在国外，经历过关注特质，找寻保护因素，转入系统的、动态的以及生态的视角，以关注过程为导向，一直走向应用领域的发展阶段，该领域在理论建构和实际干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我国，很早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这样的古训以及各种逆境观的描述，但直到2000年左右有关心理弹性的研究才开始起步。起初研究者主要是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及综述(李海垒，张文新，2006；席居哲，桑标，2002；许渭生，2000；于肖楠，张建新，2005；曾守锤，李其维，2003)，也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除了针对普通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外，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经历地震灾难儿童成为国内研究的主要对象。虽然研究周期不长，但仍呈现出一定的研究特色。鉴于此，本研究将回顾与梳理国内儿童心理弹性研究的新动态和新进展，结合国外研究成果，指出我国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未来走向提出建议。

二、心理弹性的界定及中文译法

目前学界对心理弹性的界定并不统一。简单说来，心理弹性主要指个体虽然历经挑战或危机情境(Brooks, 2006; Masten, 2001)，但仍能避免危机造成的消极发展路径，成功应对创伤经历(Cicchetti & Becker, 2000)。总体看来，国外学者主要从发展结果(结果性定义)、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品质特征(能力性定义)、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过程性定义)等三种不同角度来定义心理弹性(马伟娜，桑标，洪灵敏，2008)。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结果性定义、能力性定义还是过程性定义都反映了心理弹性的本质属性，都应归于心理弹性的概念范畴中(胡月琴，甘怡群，2008)。

国外对心理弹性的界定存在分歧，我国在引入这个概念时，同样存在翻译上的争议。最初以许渭生(2000)、席居哲、桑标(2002)以及曾守锤、李其维(2003)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resilience翻译为“心理弹性”，取其具有弹簧一样经受压力而能够反弹的特性；后来以于肖楠、张建新(2005)、李海垒、张文新(2006)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心理弹性”的译法存在局限性，倾向将其翻译为“心理韧性”，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韧性”更能突出形容那些在压力和威胁之下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人。除此之外，香港学者、国内的一批社会学者以及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倾向于将其翻译为抗逆力(杜立婕，2007；田国秀，2006；席小华，王韶坡，2006)，而台湾学者也将其称为“复原力”。不管如何界定与翻译，心理弹性是个体先天具有的潜质，不是一个“全”或“无”两分的概念。心理弹性包涵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当事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严重的压力或逆境；二是尽管如此，当事人发展状况或适应状况良好。笔者在此使用心理弹性的译法，以取其经受压力之后的反弹性。

三、国内心理弹性研究方法的特点

纵观国内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研究者最多采用的是定量研究，一般是通过引进并修订国外比较成熟的心理弹性量表或自己编制心理弹性量表直接进行测量。其中由Wagnild和Young编制、范方修订的韧性量表(RS)(范方，2008)，Connor和Davidson编制、于肖楠和张建新修订的康纳—戴维森韧性量表(CD-RISC)(Yu X N& Zhang J X, 2007)，Austin G与Duerr M编制、李海垒、张文新修订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HKRA)(李海垒，张文新，张金宝，2008)，Block与Kreman编制、李永鑫、骆鹏程、谭亚梅修订的心理弹性量表(Ego-Resiliency Scale)(2008)应用较为广泛。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关学者开发了许多具有本土化特点的测量工具，带动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开展。比如，胡月琴、甘怡群(2008)编制了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李宏翰、权方英(2011)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开发了心理弹性问卷，陈建文和黄希庭(2004)开发了中学生社会适应性量表，张敏、卢家楣编制了更为精细化的青少年情绪弹表 2010">性量表(2010)等。此外，席居哲等人使用实验法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结论。由于心理弹性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且其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因此，国内有学者也采用质性方法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许书萍，张梦竹，2009；许燕平，宋娟，2008)。

四、我国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现状

一般来说，韧性儿童具备社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批判精神、自主以及目标感五个特征(Bernard, 1995)。总体来看，我国儿童的心理弹性发展状况良好(蒋玉涵，李义安，2011；孙晨哲，武培博，2011)。但由于留守的生活状态，在同一条件作用下，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水平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差异(宋广文，何云凤，丁琳，吕良成，周凯，2013；徐礼平，田宗远，邝宏达，2013)。留守儿童在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家庭支持、人际协助、个人力及支持力等方面较非留守儿童差(徐礼平等，2013)。许松芽(2011)的研究则指出，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除在积极认知上有差异外，其余因素上均无差异，并将这一差异归于调查地区特征的不同。曾守锤(2011；2012)也就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也有研究指出，受到地震的影响，极重灾区学生心理弹性得分显著低于轻灾区学生(刘军，李雨辰，张希，何芙蓉，刘巧兰，2012)。孙晨哲、武培博(2011)认为，在心理弹性、社会道德、自我价值感上无特殊困境学生显著高于流动、聋哑学生。

五、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保护性因素

危险性因素阻碍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而保护性因素能够减轻不利处境中的儿童所受到的消极影响，促进心理弹性的发展。目前许多研究者倾向于将影响儿童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分为儿童变量与环境变量两大类。也有不少研究者倾向于三分法，即把保护性因素分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家庭以外的因素。在此我们借用三分法对我国实证研究中涉及的影响心理弹性发展的因素总结如下：

(一) 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是指个体内部有助于其克服逆境并能积极发展的特质性因素。国外研究者发现，儿童平均的智力水平、婴儿期气质良好、社会技能高、年龄(小)、性别(青少年期前为女，青少年期为男)、移情(feelings of empathy)、内控制点、有吸引力、计划能力、对弹性的自我界定、对经历的认知-情感加工是源自个体内部的影响儿童弹性发展的主要因素(曾守锤，李其维，2003)。我国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年龄、人格特征、自我认知、情绪情感等方面展开。

1. 性别因素

许多研究表明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存在性别差异(蒋玉涵，李义安，2011；李永鑫，骆鹏程，谭亚梅，2008；李志凯，2009；毛向军，王中会，2013；孙晨哲，武培博，2011；应湘，方佳燕，白景瑞，2011)，女童的心理弹性水平显著高于男童(李永鑫等，2008；李志凯，2009；孙晨哲，武培博，2011)，而具体到心理弹性的不同维度，男女生的差异方向也不同(蒋玉涵，李义安，2011；毛向军，王中会，2013；应湘等，2011)。

2. 人格特征

李永鑫等人(2009)使用CPQ探讨了人格与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关系，表明人格特征中的稳定性、轻松性、聪慧性、有恒性、自律性、世故性和乐群性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兴奋性、忧虑性和紧张性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Block(1996)认为儿童的心理弹性大多与积极的人格品质呈现正相关，与消极的人格品质呈现负相关。

3. 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是一个系统，目前我国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压力/逆境认知、社会能力自我觉知(包括自我效能感)、人际关系认知、心理揣测能力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心理弹性儿童与缺乏心理弹性儿童的社会能力自我觉知存在显著差异(席居哲，左志宏，桑标等人，2011)。许多研究表明，作为自我觉知能力组成部分的自我效能感是心理弹性的一个重要的保护因素，可以预测心理弹性的发展。留守初中生中高心理弹性组在自我效能的各个因素上的得分都要显著高于低心理弹性组(胡会丽，2009)。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存在正相关，与生活事件存在负相关；路径分析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生活事件特别是人际关系维度与心理弹性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楚艳平，王广海，卢宁，2013)。曾守锤(2011)的相关研究支持自尊水平高、积极的应对方式等个体因素是保护流动儿童免受压力的影响而不至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许书萍(2006)在对上海市吸毒人员子女的心理弹性进行质性分析时也发现，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发展心理弹性的一个重要特质，吸毒人员子女弹性组与非弹性组在自我效能的因子上差异显著。另外，席居哲等人的系列研究表明，无论是儿童对压力/逆境的认知(席居哲，桑标，左志宏，2011)、人际关系的认知(席居哲，桑标，左志宏, & Wu, W，2011)还是心理理论发展(桑标，席居哲，左志宏，2011)方面，心理弹性儿童与缺乏心理弹性儿童都存在显著差异。许书萍、李梦竹(2009)的研究也表明，吸毒人员子女主观上对父母吸毒所导致的困境的认知、对父母的认知以及对处于此环境下个人自身的认知，都对他们的发展趋势起到了很大的导向作用。

(二) 家庭因素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最主要的场所，也是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行为规范习得的基础环境，因此家庭对儿童心理弹性也有着重要意义。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同样表明，家庭结构变量、家庭功能变量、家庭成员的行为变量对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

1. 依恋关系

不同依恋风格的初中生心理弹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安全型初中生心理弹性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种不安全类型，特别是冷漠型和恐惧型(代辉、李义安，2011)。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与母亲依恋、朋友依恋存在显著正相关(王淑芳，2007)。流动儿童亲子依恋对其心理弹性有更强的预测性。安全型流动儿童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均显著高于其他三种依恋类型的流动儿童，恐惧型流动儿童在以上四方面均最低(毛向军、王中会，2013)。

2.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特别是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是影响他们心理弹性提高的重要保护性因素(李永鑫等，2009；李志凯，2009)。陈惠惠、刘巧兰、胡冰霜(2011) 指出，较好的家庭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对于特殊儿童来说，只有父母及家人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并使儿童充分、主动地利用资源，才能使其真正从中获益，提高自身的心理弹性，健康快乐地生活。

3. 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对孩子较多的关怀和较少的控制干涉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心理弹性，对震后PTSD症状具有保护作用(孙仕秀等人，2012)。父母多过问、父母婚姻关系良好、照顾人及母亲要求严格、照顾人与父母要求一致、较好的家庭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有正向预测作用(陈惠惠等，2011)。

4. 家庭环境

家庭经济收入不同的儿童其心理弹性存在显著差异(王中会，蔺秀云，2012；毛向军，王中会，2013)。父母外出情况不同、在外时间长短以及与父母团聚次数不同的留守儿童，其心理弹性均存在显著差异。照看人为母亲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好，照看人为爷爷、奶奶等亲戚的留守儿童次之，照看人为父亲的留守儿童最低(李永鑫等，2008)。而陈惠惠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与父母团聚时间和由谁照顾这两个因素对心理弹性无影响。完善的家庭功能有助于儿童形成高水平的心理弹性；心理弹性水平对家庭关怀和社会支持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弹性越高，家庭关怀缺失对社会支持的负向影响越小(崔丽娟，俞彬彬，黄敏红，2010)。

(三) 家庭外因素

积极的学校氛围、对学校的归属感、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等对于心理弹性的培养是非常有意义的(曾玲娟，2009)。许多研究表明，公办学校学生的心理弹性显著高于打工子弟学校(毛向军，王中会，2013；王中会，蔺秀云，2012)。不同班级同伴地位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存在差异，且皆为受欢迎组高于被忽视组、被拒绝组和普通组(陈惠惠等，2011)。就流浪儿童来说，群体生活，即有同伴或者有组织的流浪儿童心理弹性水平显著高于独自生活的流浪儿童(崔丽娟等，2010)。另外，初中生学校归属感、自我价值感、心理弹性之间有显著正相关，结构模型表明学校归属感影响自我价值感进而对心理弹性产生影响, 但学校归属感并不直接作用于心理弹性(孙晨哲，武培博，2011)。

六、我国儿童心理弹性的干预研究

近年来西方心理弹性的研究进入到以干预促进韧性发展的阶段，研究者主要致力于通过对各因素的作用过程进行干预来验证作用机制，以提高心理弹性水平。与旨在改善危险性因素的传统做法不同，许多干预工作对个体自身和个体所在环境中那些发展性、保护性的资源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研究者总结了来自个体自身、家庭以及社会环境三方面的干预工作的切入点及有助于心理弹性提升的因素，详见表 1(Staci &Lyndal, 2012)。而在国内，大多研究者致力于从理论层面探讨针对不同的群体该如何提升其心理弹性，已有的干预研究大多采用了团体干预法。其中，范方(2008)对留守儿童实施了心理弹性发展方案，表明该方案对缓解焦虑抑郁情绪有显著和持续的效果。董镕(2008)采用的团体音乐辅导有助于提升地震灾区初中生的心理弹性，且具有长效性。张春燕(2012)针对离异家庭初中生的团体辅导方案也具有可操作性和长期有效性，可以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作为参考。

七、研究评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儿童心理弹性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未来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干预都需要我们在以下方面不断努力：

(一) 概念界定由模糊多元走向清晰统一

国外研究者认为心理弹性界定的不统一阻碍该领域研究的进展(Fergus & Zimmerman, 2005)，我国心理弹性的界定同样面临多元性与中文译法的不统一等问题，因此如何在一个达成共识的概念域内进行对话是研究者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另外，虽然概念界定未达成统一，但大多研究者都强调界定中要包含处境不利或面临危机但适应良好等要素。而何为危机？何为适应良好？这同样存在定义操作上的困境，因此找寻心理弹性的本质是该领域研究的根本。

(二) 研究方法由单一向多样新颖的改进

目前我国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定量法，未来的研究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注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固然重要，但观察法、访谈法以及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更细致和深入的信息，二者结合可大大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其次，横向与纵向研究相结合。横断面的研究常常夸大或缩小一些关键因素的作用，用发展的、连续的纵向视角来探讨不同时期个体与危机情境的接触以及保护性因素的出现时间及作用机制，描绘出一条反映被试心理弹性发展的动态曲线，可为不同时期的儿童心理弹性干预提供进一步的实证依据。最后，加大对新技术手段的应用，PEI、fMRI、ERP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的应用，有助于从生态化的视角来审视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或许也会使得心理弹性的实验研究更具有科学意义。

(三) 研究内容由零散到系统精细的整合

目前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大有将国外业已发现的保护性因素拿来重复验证的趋势，缺乏大规模、精细化的研究。首先，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扩大并精细化。心理弹性的理论建构及作用过程因儿童处境不同而带有多样性。因此，来自不同地区、性别和处境不同的儿童(受虐儿童、艾滋病患者子女以及多动症儿童)都应成为未来研究的新主体。其次，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带有动态性及情境特殊性，因此，可以对心理弹性(比如，学业心理弹性、情绪心理弹性等)进行分类研究，不同弹性领域间的差异也可为我们后期心理弹性的干预提供内在依据。最后，目前研究者开始关注心理弹性与其他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但相关研究对诸因素间的作用机制的探究不够深入具体。

(四) 加强心理弹性理论的建构与系统化

国内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各弱势儿童群体进行的，这样的研究是“领域特殊性”的，这些经验性的研究对于本群体理论的建构固然重要，但与一般儿童的心理弹性的研究的关系如何，未来的领域性研究是否需要思考“儿童心理弹性”这个总领域的知识积累和/或理论建构，这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五) 呼吁与倡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

目前相关研究多以对西方理论和方法进行引进、阐释、验证和借鉴为主，真正本土化的研究较少。特别是研究工具方面，基本上都在采用国外的研究工具。因此，如何建构具有本土化的心理弹性理论并开发具有高信度和效度的研究工具是该领域研究的当务之急。另外未来研究要关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逆境观”、“祸福观”及“孝道观”等文化因素对心理弹性的影响，不仅仅将其作为一些单纯的文化因素来建构我国儿童的心理弹性，而且要试图去探寻这些文化因素对我国儿童的特殊意义，从而站在跨文化的视角上重新审视心理弹性的本质。

(六) 建构多学科、多视角、契合中国实际的干预模式

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最终要将理论的建构运用于实践，以提升儿童心理弹性水平。由于我国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起步时间不长，相关的干预研究要么固守传统的教育模式，要么“洋为中用”照搬国外的方法，干预方法单一，类别区分不明确，应用范围狭窄。心理弹性的发展受到个体自身、家庭、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的干预研究也要整合各个因素的作用系统进行，特别要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国家和相关社会机构以及社区资源积极介入的作用。另外，目前心理弹性的研究引发了诸如社会工作、教育学、犯罪学、社会学、精神医学、生理学等多学科的关注，未来的干预研究要从多学科的视角建构干预理论模式，这样才能有效实现干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