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教育，是孔孟以来的历代儒家代表人物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作为宋明心学开山祖师的陆九渊循沿这一传统，远绍孔孟，充分挖掘《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是《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教育智慧以推陈出新，从而使其心学教育思想别开生面，迥异于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其新，即在陆九渊把儒家伦理与心合二为一，并将心上升到宇宙本体的哲学高度，主张“发明本心”，强调“优游读书”和“六经注我”，创造出一套简易而有效的涵养方法与认知方法。陆九渊独放异彩的“易简”教学法拉开了宋明心学的帷幕，开创了一股清新的教育学术之风。诚如心学教育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所言：“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执事素能深信其学，此亦不可不察。”(王守仁，1992)王阳明高度肯定陆九渊的“易简”教学法，认为陆九渊是“孟子之后一人”，但遗憾的是，王阳明并没有进一步揭示陆九渊“易简”教学法的内涵及其表征，后世学者也多语焉不详。笔者认为，从学理层面上讲明陆九渊“易简”教学法的理论依据，并结合对“发明本心”、“优游读书”与“六经注我”诸命题的阐释，进而探讨其“易简”教学法的要义，可以丰富我们对儒家教育智慧的认识，也可以从中吸取有价值的资源养分，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

陆九渊的“易简”教学法与其心本论是紧紧相连的。要明乎陆九渊“易简”教学法的涵义，首先必须了解其“心即理”的本体论主张。否则，也无法深入理解陆九渊“易简”教学法的合理性思想。

从本体论层面来看，陆九渊的“易简”教学法是建立在“心即理”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本体论的差异，才致使陆九渊在道德教育的路径和方法上与朱熹分道扬镳。朱熹在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时，强调主体服从本体，认为主体(“心”)是由本体(“理”、“道”)产生的，“心”(主体)具有“理”，但“心”本身则有别于“理”，“理”是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绝对观念。陆九渊则强调主体与本体的合二为一，本体服从主体，把本体(“理”)安置在主体(“心”)之中，从而提出与朱熹以“理”为哲学最高范畴相对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主张(张立文，1992)。陆九渊基于“心即理”的本体论立场，极为重视“心”的作用，倡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年谱》)。在陆九渊那里，“心”的主要含义是指人的主观意识和认识能力，“理”的主要含义是指天地万物存在的法则及社会伦理道德的原则。“心即理”之“即”则表示“心”与“理”两者水乳交融，相互依存。陆九渊强调：

盖心，一心也; 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仁，即此心也，此理也。(《陆九渊集·与曾宅之》)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 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心”非别物，就是“理”，“理”无二样，故而“心”只有一个。而“心”又该怎样来把握呢？他这样说道：“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陆九渊集·语录下》)陆九渊认为学者要把握“心”就得做到内心的充盈和自信，消除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隔膜。在陆九渊看来，一切学习的根本就是为了理会“心”，把所学到的知识化为德性，使得学习者自己成就一个圣贤般的理想人格，挺立于天地之间。

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心”是至善完满的绝对存在，而且世间万理都在人“心”之中。在陆九渊看来，人们大可不必注重外在事物的穷理致知，只要从本有的至善之“心”开始下功夫，依照自己的“本心”而行动，那么所有的言行举止就会恰到好处。陆九渊整个心学教育思想就是建立在“心即理”这一本体基础之上的，因此形而上的“心”就成了其心学教育的本体论基础。

陆九渊“心即理”的本体论落实在教育层面上所凝结出的一个富有张力的思想命题，就是他著名的“发明本心”说。陆九渊用“易简”这一范畴贯穿其整个教育思想(顾春，2003)。

陆九渊认同孟子“尽心知性”、“善养吾心”的教育主张，认为道德培养并非单纯的知识问题，而更主要是一个化繁为简的道德教育问题。他认为一旦人体认出其内心所固有的道德本体，自可成为一个道德之人：

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烁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陆九渊集·与曾宅之》)

仁义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烁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陆九渊集·与赵监》)

“本心”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心。人的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根源于“失其本心”，因而一切为学工夫都应围绕着保持“本心”来展开。陆九渊反复强调：“先王之时，庠序之教，抑申斯义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尧舜之道不过如此。”(《陆九渊集·贵溪重修县学记》)“古之人自其身达之家国天下而无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陆九渊集·敬斋记》)所以，当有学生提问时，陆九渊径直把“四端”视作“本心”。

究竟怎样“发明本心”？陆九渊认为，可以向冠居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借智慧。《周易》认为宇宙运行存在着生的趋势，万物皆有生生之理，此生生之理所蕴含的最高之德便是“易简”。正因为平易而不繁杂，才容易被人了解; 正因为简略而不繁杂，才容易使人遵从。容易被人了解就能获得别人的亲近，容易使人遵从就能获得别人的支持。《周易·系辞》曾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根据其中的“易简”观念，陆九渊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易简”教学法。他说：

学无二事，无二道，根本苟立，保养不替，自然日新。所谓可久可大者，不出易简而已。(《陆九渊集·与高应朝》)

正理在人心，乃所谓固有。易而易知，简而易从，初非甚高难行之事。(《陆九渊集·与李宰二》)

陆九渊认为自己的“易简”之法与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法相比，要来得简易直截。总括而言，陆九渊倡导的“易简”教学法大致有两方面的含义：强调“先立乎其大”，从日常生活入手，着眼于当前事务的道理，随机启悟，教导受教育者自己向内心去体认“本心”，以端正做人的动机，从而认知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有所得; 侧重于“多就血脉上感动”，要求教育者主动宣讲教化，论事析理，以情动人，鞭策鼓励受教育者明辨义利，立定志向。

陆九渊十分重视“易简”这种教学法。他一生钟情教育，培养了不少学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发明本心”说以“甬上四学者”(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最得其真传。这里不妨以杨简为例，一窥陆九渊的“易简”教学之法。在《陆九渊集》的年谱里，载有一则陆九渊成功使用“易简”教学法来回答杨简如何“发明本心”问题的教学案例：

(杨简)问：“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恻隐，仁之端也; 羞恶，义之端也; 辞让，礼之端也; 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对曰：“简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凡数问，先生终不易其说。(《陆九渊集·年谱》)

这则对话发生在乾道八年(1172年)。这一年，34岁的陆九渊声名鹊起，经常应酬问答，大受欢迎。阳春三月，陆九渊路经浙江境内，时任富阳主簿的杨简当面向陆九渊请教“如何是本心”？陆九渊的答案简洁干脆：“恻隐，仁之端也; 羞恶，义之端也; 辞让，礼之端也; 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对于陆九渊所给出的点拨性回答，杨简感到难以释怀。儒家的仁义礼智究竟为什么是“本心”？按照常理来说，思想睿智的陆九渊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难，但他并未给出过多的解释，弄得杨简一时也搞不明白“如何是本心”？不久，杨简遇到一桩官司，就一下子觉悟出“如何是本心”：

先生曰：“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觉，始北面纳弟子礼。故敬仲每云：“简发本心之问，先生举是日扇讼是非答，简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先生尝语人曰：“敬仲可谓一日千里。” (《陆九渊集·年谱》)

仁义礼智即觉，觉即仁义礼智，人皆有此心，理为人心中之理。杨简经陆九渊借“断扇讼”一事当机启悟的点教，省悟到此心“无始末”、此心“无所不通”的境界，就是陆九渊所说的“易简”教学方法的一个具体运用。杨简在接受陆九渊的“本心”之说以后，有一个将对“本心”的体验与自己对宇宙本体的体悟相结合的过程(刘宗贤，1997)。杨简成名之后曾回忆说：“先生深知学者心术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如其心。”(《陆九渊集·象山先生行状》)从杨简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见陆九渊平日里当机启悟的“易简”的教学要略。

陆九渊的“易简”教学法倾向于教法的针对性、灵活性，强调当下启发学者，认为随机点拨可促发学者内心自悟。“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 (《陆九渊集·语录上》)“大者”，即“本心”。“先立乎其大者”，就是能识学者心术之微，当机启悟，让受教育者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所以，陆九渊认为“先立乎其大者”的方法，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相比较，实在是简易、直截、易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无粘牙嚼舌处，此所以易知易行。”(《陆九渊集·语录上》)不仅陆九渊自鸣得意，连他的学生也感佩不已。一个名叫毛刚伯的学生这样评价道：

先生之讲学也，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 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此心耳，其教人为学，端绪在此，故闻者感动。(《陆九渊集·年谱》)

陆九渊的“易简”教学之法不单单重视“先立乎其大者”，强调引导受教育者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而且主张多就血脉上教育感化学生。陆九渊不无自豪地说：“吾与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动他，故人之听之者易。”(《陆九渊集·年谱》)所谓“血脉”，主要是指入德和为学上的关键处。翻阅《陆九渊集》以及梳理朱熹与陆九渊的教育学术交往，可以看到不管是讲论入德之方还是为学之门，陆九渊总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兴奋之情。诚如教育史家陈青之所指出的那样, 陆九渊“这种教法，有精神，有血气，不是呆板形式地五段、三段可比; 所以每到一处，学生归心求教之多，如云腾雨集。这种讲说的魔力，与法国卢梭相等，但他庄重不苟的态度，又非卢氏之浪漫可比。”(陈青之, 2009)

陆九渊的确能言善讲，并能够把握教学的精神要害，进而打动学生的思想情感。《陆九渊集》有一则他的两位弟子傅子渊和陈正己的学习对话。陈正己问：“陆先生教人何先？”傅子渊答:“辨志”。陈正己再问：“何辨？”傅子渊毫不迟疑地应答：“义利之辨”。陆九渊听完弟子的对话，当机点教予以评价：“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陆九渊集·语录上》)

从教育学的范畴来看，“志”主要涉及意识的动机。基于心学教育的立场，陆九渊认为判断行为是否有道德价值，关键取决于行为赖以产生的动机，即意识所依据的原则。所谓“辨志”，就是要辨明意识活动的动机是由什么原则来决定的。其实，陆九渊常讲的“辨志”，即是辨义利之志。孔孟以来的儒家教育向来十分重视义利之辨，譬如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人必须以“义”来立志，即以“义”作为支配行为的原则。受孔孟教育思想的影响，陆九渊常说义利之辨乃入德为人之第一义。

与陆九渊一样，朱熹也把“义利之辨”视为儒门之教的要义。朱熹曾特意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专门为学生讲解《论语》关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一章。陆九渊论事析理，感情充沛，使听者深受感动，以致有的人流涕连连。此时适逢早春，竟然也使朱熹感动得汗出摇扇。讲授完毕之后，朱熹深有感触地说：“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其可不迷于入德之方矣。”(《陆九渊集·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朱熹恳请陆九渊书之于简，并将讲演内容编成《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显然，朱熹也认同将讲明“义利之辨”作为“入德之方”的“易简”教学法。

陆九渊随时随地用“易简”教学法去引导弟子“发明本心”，以免产生支离的弊病。陆九渊曾在鹅湖之会上赋诗曰：“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陆九渊集·鹅湖和教授兄韵》)他讥讽朱熹的“格物致知”教学法是“支离”事业，前途艰难，而坚称自己的“易简”教学法, 不仅可久可大，而且易知易行。在陆九渊的眼里，知识并非道德实践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只要能发现并彰明扩充善养之“本心”，即使大字不识一个，也能堂堂做一个人。他认为按照朱熹“格物致知”的教学法进行教学，学生获得的大多是关于圣贤言语的支离破碎的知识，在道德实践上无甚益处。也正是基于教学法层面的分野，“易简”和“支离”遂成为判别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教育学派差异的一大标识。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怎样读书和如何诠释儒家经典是两个相互有别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就承担主体来说，读者和释经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读者可以仅止步于阅读，而不必把读书心得表诸文字。但释经者总是把阅读经典的心得写成注疏、考证、义理阐释等不同形态的文本。无论是站在教育家的立场还是基于学者的立场，如何思考阅读与诠释儒家经典都是陆九渊无法回避的问题。

陆九渊说：“所谓读书，须当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且如读史，须看他所以成，所以败，所以是，所以非处。优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读得三五卷，胜看三万卷。”(《陆九渊集·语录下》)另据陆九渊的年谱记载：“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陆九渊集·年谱》)这基本上概括出了陆九渊和朱熹两人不同的读书法。朱熹主张泛观博览，吃紧用力，是沉潜的; 而陆九渊主张深思精读，优游厌饫，是易简的。恰如陆九渊自己所言：“读书不苟简，外视虽若闲暇，而实勤于考索。”(《陆九渊集·象山先生行状》)

具体说来，陆九渊所谓的“易简”读书法，含义有二：一是平淡; 二是简易。

在陆九渊的眼里，平淡是深奥的反面，圣贤之书千言万语莫非出入于百姓日常生活，通过平凡之事讲明朴素之理。读书人若能用平淡的心情，去阅读前辈先哲的书籍，并在日用生活上加以体察，仔细品味，切己致思，自然便胸有所得。陆九渊说：“读书之法，须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细玩味，不可草草。所谓优而柔之，厌而饫之，自然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底道理。”(《陆九渊集·语录下》)

陆九渊认为，读书除了要持一颗平淡之心，还要懂得先易后难这一简单的道理。他说：“易简之善，有亲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废放，固当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乐，无复艰屯之意。”(《陆九渊集·与杨敬仲二》)意思是讲，当事物刚刚萌生，出现《周易》里面的第三卦“屯卦”所讲的艰难状态时，一切尚未明了，学者就该找准立足点，打好基础，这样才能由浅入深不断趋近圣贤的为学之境。读书亦当如此。简易为繁难的对立面，《周易》的精妙之处即是“简易”二字：“圣人赞《易》，却只是个‘简易’字道了。”(《陆九渊集·语录上》)《周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的原理，落实到所有书籍阅读活动上都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不从简易上下功夫，而着意于繁难之处，则会背离前人著书立说的本意。愈艰愈难，晦涩莫名，这在陆九渊的眼中根本不是读书的良法。对陆九渊而言，读书得根据自己真实的学识水平，从“易晓”到“难晓”。即先从容易的入手，碰到艰难晦涩的问题，不要苦思冥想，权且放置一旁，先读别的容易之处，在“易晓”处认真玩味，沉涵熟复，而后融会贯通，学以致用，肯定能产生触类旁通的效果，这样之前的“难晓”处便会迎刃而解，释然于怀。“学者读书，先于易晓处沉涵熟复，切己致思，则他难晓者涣然冰释矣。若先看难晓处，终不能达。”(《陆九渊集·语录上》)

陆九渊的读书理论主张平淡简易、优游厌饫，强调不要看得太难太远，特别是不要用心太紧，这与朱子读书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实，陆九渊和朱熹的读书法各有其所见和所蔽。朱熹一生勤于读书，著作等身。朱熹将读书、义理和训诂冶于一炉，所撰写的《四书章句集注》标志着宋元明清“四书”主体教育形态的开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时期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陆九渊认为朱熹的读书法过于“支离”，与此相关，他也反对朱熹的为学观(尤其是在如何诠释儒家经典问题上)。

在陆九渊看来，相形于“发明本心”，治经和读书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他十分厌恶训诂考证、笺注义疏体式的治经风气:“或问先生为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集·语录上》)“尝闻或谓陆先生云：‘胡不注六经？’先生云：‘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陆九渊集·语录上》)按照陆九渊的理解，所谓“我注六经”就是要求学者尽量理解儒家六经文句的含义，并参照别的典籍所提供的知识来注解经书，力求追寻经书的初始意义; 而“六经注我”则是要求学者利用六经所蕴含的哲理来诠释自己的思想，哪怕是采用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诠释研究和著书立说。陆九渊极力主张学者应善于利用儒家经书里的思想智慧，以张扬自己的当下生命意义。所以陆九渊才强调说：“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陆九渊认为，一个学者是否著书立说，在教育本质和目的上是一个无涉于价值判断的问题。儒家经书只是“发明本心”的载体。不管人世间有没有出现一个朱熹或者陆九渊，还是多出一部书或者少写一部书，于儒家六经所载的道理都无任何加损。陆九渊的学生包敏道始终未明乃师的思想要义，所以陆九渊耳提面命，严肃地批评包敏道没有长进：

一夕步月，喟然而叹。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奈何？”包曰：“势既如此，莫若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之自择。”忽正色厉声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长进，乃作这般见解。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陆九渊集·语录上》)

由于陆九渊经常强调“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者”，这就使得一些理学学者和初入陆九渊门下的弟子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他不重视读书。对此，陆九渊加以反驳：“何尝不读书来？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陆九渊集·语录下》)

实际上，陆九渊还是比较强调读书的重要作用的，只是他的读书法与朱熹的有所不同。陆九渊认为读书固当明白文义，但更主要的是要得其精神要义：“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陆九渊集·语录下》)由此，陆九渊进而提出“减担”的教育主张，即不希望人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全耗于书本之上。陆九渊这种有所收、有所放的“优游涵泳”的读书法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陆九渊心学教育思想的本质上来讲，“六经注我”的治学主张和“优游涵泳”的读书观，充分折射出其心学教育的价值立场。

历史地看，陆九渊和朱熹是南宋两大教育流派的主要代表，他们的分歧与争鸣，一直牵引着其后理学和心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从教育哲学的视角而论，“发明本心”关涉的是德育论领域的问题，“优游读书”和“六经注我”关涉的则是知识论领域的问题。在陆九渊的心学教育思想里，“易简”教学法始终关联着这些命题。笔者以为，陆九渊在继承《周易》的“变易”、“不易”、“易简”以及先秦儒家教育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使用“易简”这一教学法，并赋予其两点新的意蕴：

(一)整体明了。陆九渊的“易简”工夫强调把教学过程视作一个直接把握事物整体的彻悟过程，反对支离片面地抓住个别环节去研究儒家典籍和读书讲学。他主张用整体思维的方式去激发学生的灵感，使学生产生大跨度的认识飞跃，让他们头脑中原有的零散想法立即变成对问题的总体认识。但这种顿悟式的思维方式，难以给学生提供精确的解释，也容易使学生形成一种非逻辑的思维倾向。

(二)减担。陆九渊有时把自己的“易简”教学法称做“减担”。他不赞成程朱理学的孜孜矻矻终日读经，也不赞成读那么多的经传注疏，认为读得愈多，精神负担越重，反而为“发明本心”增添了诸多障碍。因此，陆九渊要求学者得学会减负的方法。他说：

某读书只看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陆九渊集·语录下》)

今之论学者只务添人底，自家只是减他底，此所以不同。(《陆九渊集·语录上》)

而朱子为学在教学法上不是减，却只是“添”。“因说定夫旧习未易消，若一处消了，百处尽可消。予谓晦庵事为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将此相比，他是添。’”(《陆九渊集·语录上》)通过一番“减损”的工夫，将蒙蔽在人们心上有害于天理的东西除掉，充分展现内在的善性，这样便可达成学以做人的教育目的。所以，陆九渊主张教育的工夫不要一味地叠加甚至牵强附会，而应适当地减损、剥离那些桎梏人们心灵的东西。

总之，陆九渊所倡导的“易简”教学法其精义所在，就是主张把“整体明了”和“减担”结合起来。“整体明了”，就是着重于运用反省自思的形式去领悟某种道理; “减担”，就是用领悟到的道理为指导，以简驭繁去净化人生追求，达到崇高的为学和道德境界。应该说，陆九渊的“易简”教学法，注重激发和培养动机、情感以及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强调直觉思维在培养道德认知和提高道德判断能力过程中的作用，对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陆九渊所倡导的“易简”教学法并不是一种玄虚的工夫，它强调的是要从日常生活出发，这种方法，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所以堪称“简易”工夫。明代的吴与弼、陈献章、王阳明、湛若水等许多儒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易简”教学法。实事求是地说，陆九渊倡导的“易简”教学法意蕴丰富，别具一格，对中国教育史上宋明心学教育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